（1.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2.早稻田大学 文学学术院，日本 东京 113-0033）
编者按：千野拓政（せんのたくまさ，1953—），现任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上海大学文学院兼职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校外委员会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现代中文学刊》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东亚青年亚文化研究，长期追踪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主要著作有《文学感到现代的瞬间：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诞生》《东亚城市的青年文化与全球化》等，译作有《妻妾成群》（苏童）、《我与地坛》（史铁生）、《黑夜温柔》（卫慧）等。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东亚城市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在东亚学界具有很高的学术影响力，为中国当代文学与青年文化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2019年1月10日，刘成才副教授利用在日本一桥大学访学的契机，在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对千野拓政教授进行了访谈。
刘成才：千野教授好！非常感谢您在繁忙之中接受我的访谈。早在2005年，我就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读到您的文章《我们走向何方？——关于现代文学的形成与终结的一些考察》，对理解当时中国学界关于1990年代文学的争论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从那时起便开始关注您的研究，盼望有机会当面向您请教，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您长期追踪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连续多年为日本《中国年鉴》和《中国百科》撰写“中国文化—文学”条目，翻译过苏童、史铁生、卫慧等著名作家的小说，特别是您对东亚青年亚文化的研究，更直接切入中国当代文学现状。我在日本访学的课题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翻译、传播与接受”，您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传播与研究最直接的见证者，因此冒昧打扰您，对您进行访谈，以更直观地了解您在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
千野拓政：非常感谢你关注我的研究，对研究者来说，研究中国文学的文章有中国学者阅读，是最幸福的事。我非常高兴有机会接受你的访谈，就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翻译与研究进行交流，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刘成才：我们今天的访谈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品格、青年亚文化与东亚现代的共通性、翻译传播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三个方面进行，如何？
千野拓政：好的，你太有心了，提前做了这么多准备！
一、文学感到现代的瞬间：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
刘成才：您在中国很多大学做讲座时，都会介绍自己“千就是千万别忘的千，野是野蛮的野，千野就是千万别忘记那个野蛮人”，为什么会这样介绍自己？千野拓政：哈哈！这样介绍自己一是为了引起听讲人注意，中国人可能对日本的姓没多少感知，这样介绍容易让他们对我的姓有特别感觉；第二，这样介绍又是我内在心迹的潜在流露，我从大学时开始学习中文，接触中国文化，至今已经40多年，越深入研究中国文化越感觉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也就越感觉日本与中国文化的距离，所以用“千野就是千万别忘记那个野蛮人”时时提醒自己不忘中国文化这一本源。
刘成才：那我们就回到您开始学习中国文化的那一刻。您1979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修，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学习中文？听说您是因为早年追求一个学习中文的女生开始学习中文的，这是真的吗？
千野拓政：哈哈！这是个小秘密。我学习中文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学时接触到竹内好等中国现代文学学者的著作，在他们的影响下慢慢喜欢上了中国文学，并在大学时决定选择中文专业。
刘成才：当时日本很多学习中国文学的学生大多选择中国古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您为何会选择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
千野拓政：日本的中国古典文化与文学研究有着悠久传统，成就也非常高，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与文学的学生毕业后更容易找到较好的工作，所以选择古典文化与文学作为专业的学生较多。但正因如此，日本把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研究当做内化于日本文化的“纯文学”研究，不与现实中国发生关系。而我当时受竹内好那一代学者的影响较大，认为日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重要，而要了解真实的中国，就必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唯有如此，才能通过现代文学与现实的中国发生联系，文学研究才更有现实意义，所以选择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研究对象。
刘成才：您在修士阶段和博士阶段都是就读于东京都立大学，1988年博士毕业于东京都立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中国文学专业，在求学过程中您受到哪些前辈学者和老师的影响？
千野拓政：我修士和博士阶段的导师是松井博光教授，松井老师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他的鲁迅和茅盾研究成就非常高，是日本第二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主要研究对象有鲁迅、茅盾、冰心、陆文夫、茹志鹃等众多现当代作家，翻译有《而已集·三闲集》《子夜》《红旗谱》《百合花》《美食家》等多部作品。日本学者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对文献的考据，为研究一个作家，通常会列作家的生平活动年表，尽可能收集和这个作家相关的资料，松井老师的研究当然也有这一特点，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化与现状——日本有关中国文学（现代/当代）研究文献目录1977—1986》这本书，和你的研究密切相关，应该对你很有帮助。
刘成才：您在修士和博士阶段以胡风研究为中心，当时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千野拓政：受松井老师影响，我的研究也以资料考证为主，主要结合《胡风回忆录》中的材料，加上我收集到的胡风留日期间在《指南针》期刊上发表的文章，研究胡风在“左联”时的内部情况，特别是他和“四条汉子”的矛盾。同时，根据胡风在日期间的文章，考证他独特行文风格所受到日本的影响。如胡风在日留学就读的是庆应大学预科学校，没有正式入读庆应大学，这和很多回忆录与传记的记载是有出入的。我在《关于胡风生平考证二题》中详细考证了胡风留日期间因加入共产党被捕被驱逐回国的具体时间、日程、人数以及具体情形等，纠正了很多胡风传记包括胡风自己回忆的错误。《胡风与〈时事类编〉》详细考证了胡风回国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发行的由国民党资助的杂志《时事类编》工作的具体情形，以及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等，并探讨造成胡风悲剧的根源。胡风研究在当时的中国还有很多不能深入的地方，我的研究对促进胡风研究的深入是有帮助的，也得到胡风研究学者的认可，《关于胡风生平考证二题》在1991年被马蹄疾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胡风与〈时事类编〉》在1992年被朱晓进翻译成中文发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
刘成才：您后来的研究慢慢从胡风转到鲁迅、张爱玲、萧军、萧红等现代作家，您的现代文学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什么？
千野拓政：我以胡风为中心，慢慢关注他与其他作家的关系，范围慢慢变大，便开始思考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是如何诞生的，它与古典文学的根本区别在什么地方。我借助福柯的“19世纪的切断”理论，从“说话场”到“真实感”的转变、叙事结构真实性、叙事模式强化真实感、语言上创新人称代词与标点符号、突出心理描写等几个方面，理解中国现代文学诞生时的关键性变化，我在《文学感到现代的瞬间：现代文学在中国的诞生》《通过〈故乡〉的解读看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现代文学的诞生：以日本和中国为例》等文章中有具体论述，你可以阅读一下。以此为中心，我对文学现代的思考也从中国延伸到日本，并尝试比较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在诞生时的类似与不同，“现代文学的起源——以日本与中国为例”“现代文学的形成——以日本与中国为中心”课题，是我在整个1990年代以及2000年前后几年思考的重点。
二、城市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东亚现代的共通性
刘成才：2005年以后，您研究的重点慢慢地转向城市文化与青年亚文化，如电影、动漫、漫画、轻小说、二次元、网络文化等，您在中国学界更知名的是城市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研究专家，这种研究转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千野拓政：这种研究转向可能更多的和我个人的性格有关吧，虽然我之前的研究以资料考证为主，但我不喜欢单纯的考证研究，更喜欢活生生的和我们的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文学。再加上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漫画，特别是1950年代《周刊少年Sunday》和《周刊少年Jump》两种最重要的动漫周刊创刊把动漫提升为艺术品，对我这一代人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我读小学时几乎每天都要阅读动漫，那时候一个人没有较多的钱购买动漫周刊，就和同学同伴凑钱买，然后彼此分享阅读，直到现在我也时常阅读动漫，并收藏了很多动漫作品。你看，我的研究室里就放着很多动漫杂志，很多人认为我是为了研究才收藏的，其实我是因为发自内心喜爱而收藏的，这种爱好持续了50余年。
刘成才：您的这种研究转向，在当时还出于什么样的学术考虑？
千野拓政：刚才提到我受竹内好那一代学者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比较大，后来读到竹内好的《给年轻朋友的信——对历史学家的要求》一文时受到很大触动。竹内好提到日本学术机关把中国研究著作寄给中国学者，中国学者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书，竹内好认为“与生活不相联系的学问根本不存在，任何学问都是从我们应该怎样生存这一追问出发”。随着和中国学者交流机会增多，我开始思考当中国学者接触资料的机会越来越多，日本学者中国研究的意义何在？1990年代以后，我的研究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经济的发达带来的文化与文学的新变化，特别是在北京、上海，以及香港、台湾等这些发达城市和地区所出现的青年文化，以及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青年对未来的迷惘与痛苦等，与日本越来越相似，关注中国的城市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也是对日本现代化的反思，对解决日本社会问题具有借鉴意义，所以我慢慢地转到重点关注东亚城市文化与青年亚文化。2000年左右，我有意识地集中阅读城市文化与青年文化的理论著作，几年都没发表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很多朋友私下都很担心，认为“千野完了，研究上不可能有前途了”。当时还有个很偶然的契机，我在明星大学任教时，和几位朋友一起创办了名叫《接续》的刊物，以文化现象为主，这间接促进了我研究的转向，这个刊物还在出版，我把最新一期给你，你慢慢阅读。
刘成才：您对城市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研究，不仅局限于中国与日本，更扩大到韩国、新加坡、印度等东亚国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千野拓政：我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经常思考的是，中国的“现代”是不是独特的，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和中国有没有共同性？但因为语言原因很难有深入的研究，而动漫、电影、网络游戏、二次元等就可以突破这一障碍。比如，你看我最近几年在北京、上海、新加坡、东京、首尔这几个东亚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拍摄的照片，如果不看广告牌上的文字，单看青年人的穿着，你能分辨出他们是哪个国家的人吗？有点难度。这就是全球化给东亚国家带来的共通性，文化与文学也一样。例如，《名侦探柯南》《灌篮高手》《流氓兔》《机器猫》《樱桃小丸子》《蜡笔小新》这些动漫已经跨越民族与语言的障碍，成为整个东亚共同的文化符号，也涌现了宫崎骏、安彦良和等众多知名漫画家。还有就是以校园文学、手机文学为代表的轻小说，如《小时代》《凉宫春日》等，更改变了东亚青年的文学阅读，而以COSPLAY为标志的动漫展，则成为整个东亚青年的时尚符号。文学研究只有直面东亚这些现代文化与符号，才能让研究融入真实生活中，使研究具有现场感，不然，研究就有可能变成自娱自乐的游戏。
刘成才：动漫、轻小说、网络游戏、二次元等亚文化的流行，对青年的文学阅读带来哪些改变？
千野拓政：最直接的改变是青年的阅读兴趣不再是纯文学，这对传统文学是致命的。单从销量上比较，纯文学的溃败就显而易见，如谷川流的轻小说《凉宫春日》销售2000多万册，郭敬明的《小时代》将近500万册，而纯文学在日本销量不会超过1万册，在中国的销量也不会太乐观。更重要的是改变了青年的阅读习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特征是注重故事性，读者在虚构的故事中获得阅读享受，而动漫等亚文化最重要的特征是注重人物，年轻人会离开作品单独喜欢其中的人物，并参与到角色创造的同人活动中去，获得某种现实感。我坚信，青年人的阅读从“故事”到“人物”的变化，已经并且必然对文学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我们今天正处在文学大转折时期。
刘成才：以动漫、轻小说、网络游戏、二次元为代表的东亚城市文化与青年亚文化有什么共同点？背后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千野拓政：最重要的是青年对生命的困惑与无助，以及随之产生的理想破灭与虚无。随着东亚现代化的发展，社会阶层越来越稳固，年轻人要打破这种稳固性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挫败感会强化青年内心的孤独与无奈。例如，在日本，以前穷人的孩子也能考上东京大学进而改变人生，但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父母不是律师、医生这种富裕阶层的话，从小就不可能负担起上补习班的经济支出，当然也不可能考上东京大学。所以，我把日本社会这种现象称为“幸福国度里的绝望青年”，上课时我最喜欢问学生：“你们感到希望多还是绝望多？”那怎么办？被这种绝望与无奈情绪包围的青年恰好与亚文化相遇，亚文化为他们提供了精神上的抚慰，村上春树在东亚的流行正因为这点，村上春树本身就是一个有点“自闭倾向”的作家，青年们从村上春树文学中感到共鸣，然后在阅读中获得治愈，这与阅读现代文学反思现实、进而产生行动的勇气完全不同。当然这其中有逃避现实的成分，但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社会让青年人看不到希望。
刘成才：东亚城市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这些特点，以及对青年的巨大影响，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千野拓政：最近两年我在韩国、新加坡、印度新德里、香港、台湾等地调查发现，年轻人普遍都有这种无力感，甚至欧美大城市里也一样存在。表面上看，很多人认为这是现代化与全球化必然的弊端，但我认为这会导致近代文化的终结，虽然很多人认为我有点危言耸听。根据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和贡德·佛兰克《白银资本》中的理论，现在的社会是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体系扩展形成的，东亚面临“世界中心”的侵袭，随着世界体系重心迁移，世界文化体系也在发生变化，现代文学就是受欧美影响而形成的，如“说话场”的消失使阅读文学成为“密室”行为，诗歌从唱到默读，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形成带来对文学教育的重视等，这些都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但青年亚文化的特征却是强调现场感，读者更关注角色，认为好的角色是整部作品的灵魂，人物形象可以脱离故事独立存在，甚至可以进行二次创作。这些人与文学关系的变化已经和必将瓦解现代文学的根基，进而导致现代文学的终结。
刘成才：在您看来，城市文化和青年亚文化的这些特点，对我们的社会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千野拓政：我多次强调年青一代的兴趣不在纯文学了，文学已经对年轻人丧失了启发作用，社会动员的方式也自然要发生转变。现代文学参与社会动员是一种“总体战体制”，一旦发生战争，所有国民都必然被卷入其中，文学也不例外，最典型的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民族形式论争、延安文艺座谈会等，都是为了动员所有资源抗战。但在青年亚文化的影响下，青年已不处于被发动的状态，而随时能成为发动者，特别是借助于网络、社交媒体，青年之间形成跨国的共通心理与共通文化圈，必将给社会动员带来新的挑战。
三、翻译与传播：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
刘成才：研究之外，您还一直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从事“中国同时代文学的介绍与批评”和“中国同时代文学潮流概括”的课题研究，能否介绍一下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工作？千野拓政：受竹内好那一代学者的影响，我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同时代文学的重要性，只有了解中国同时代文学的现状与发展情况，才能更真切地认识现实中国，所以竹内好那一代学者会在1950年代致力于中国同时代文学的翻译与介绍。我自2000年以来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进行中国同时代文学的介绍与批评，参加者有中央大学的饭塚容教授、日本大学的近藤直子教授、庆应义塾大学的关根谦教授等人。他们都是日本知名的翻译家，申请到918万日元的研究经费，对新时期50名活跃的中国作家进行译介，掌握新时期文学潮流。这项研究取得的成果很多，共发表164篇论文与译作。从1987年起，我还参加由著名学者市川宏、井口晃、近藤直子等人组织的《中国现代小说》刊行会，编辑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季刊，刊登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新时期以来作家的小说，我发表的译作有残雪的《突围表演》、卫慧的《黑夜温柔》、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苏童的《妻妾成群》等多篇小说。《中国现代小说》季刊分为第I和II期，每期36卷，共出版72卷，可惜2005年停刊了，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小说在日本翻译最重要的研究资料。另外，从1995年起为日本中国研究所的《中国年鉴》编写每年的“中国文化—文学”条目，还为日中友好协会的《中国百科》撰写“现代文学”条目。同时，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对中国当代小说进行评论的文章，关注的作家有张贤亮、韩少功、残雪、卫慧、史铁生、苏童、韩寒、笛安、刘慈欣、安妮宝贝等人。
刘成才：您在翻译中重点考虑的是什么，是忠实于原文还是以传达原文意思为主？您认为对翻译家来说，重要的是母语运用能力还是外语理解能力？
千野拓政：在我看来，翻译就是把原文中的词语、段落、整篇文章尽量准确地转换成日文，关键的是译者如何理解原作，最理想的理解只能有一个答案。因为我研究过村上春树文学，所以有很多人问我村上春树文学在中国的译者如林少华、赖明珠、叶蕙、施小炜的翻译到底谁更准确，我感觉他们对村上春树的翻译都比较成功，但也都没有准确理解村上春树文学的某种实验和意图。对译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外语理解能力，只有准确地理解原作，才能传达原作的意义，当然，译者的母语运用能力也重要，毕竟翻译是为了让本国读者阅读，译者母语能力不好的话，很难让读者感受到原作的魅力。
刘成才：您关注的青年作家有哪些，比较看重他们文学中的什么因素？
千野拓政：我阅读过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如卫慧、郭敬明、韩寒、笛安、落落等人的作品，以及韩寒的《独唱团》、郭敬明的《最小说》等，还有《萌芽》杂志。我在早稻田大学上课时，也会使用青年小说作为教材，我在NHK的中国语讲座中使用的是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科入学考试也曾考过韩寒作品，另外还有刘慈欣的《三体》。我比较欣赏笛安的龙城三部曲，这种少女小说在中国很少见，在日本及其它国家则有少女小说的传统。落落的小说我也比较喜欢，她对日本特别是日本动漫的理解比较深刻。
刘成才：在您研究的中国城市文化与青年亚文化中，有哪些被翻译成日文的，在日本的评价如何？
千野拓政：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翻译成日文的挺多，如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郭敬明的《悲伤逆流成河》、韩寒的《三重门》、棉棉的《糖》、九丹的《乌鸦》、卫慧的《上海宝贝》等，卫慧的《上海宝贝》销量最好，共销售27万册，是中国当代文学日译在日本销售最好的，这可能因为卫慧的小说写的是上海大都市时尚女孩的生活，对日本年轻女孩非常有吸引力，再加上日本女性文学非常发达，读者比较喜欢这类文学。其余的小说在日本销量都不太乐观，也没有多少影响，受学者关注很少，这主要和这些青年文学的文学性不高有关，例如郭敬明的小说在中国销量很高，读者很多，但在日本读者很少，主要和他受日本影响比较深有关，有浓重的模仿日本小说的痕迹，原创性不足。当然，更主要的是这些青年作家对中国现实的表现比较浅显，没能充分表现中国年轻人生活的独特性。
刘成才：中国最近十年间网络文学发展非常迅速，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网络文学已经处于世界领先位置，您也曾关注过中国网络文学，在北大和学生交流过网络文学，您如何评价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日本的网络文学如何？
千野拓政：很惭愧，我对中国网络文学的关注还很少，对很多网络文学作品都没有阅读，主要是没有时间，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太长了，动辄几百万字，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阅读。但中国网络文学的发达是毋庸置疑的，我也了解一些中国学者的网络文学研究，例如北京大学的邵燕君教授，她一直从事网络文学的研究与资料整理工作，曾把她的《网络文学经典解读》《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两本专著送给我，我也认真拜读过。但我对网络文学的理解和邵燕君教授不同，邵燕君教授（当然，也包括其他研究网络文学的学者）比较喜欢用后现代理论来解读网络文学，我读过她们在《花城》杂志发表的《中国的“二次元宅”如何解读东浩纪》《唯有“羁绊”让你我拥有“共享时间”》两篇文章后，发现东浩纪是他们重要的理论资源，便和《花城》主编朱燕玲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在朱燕玲的联系下，我在北京时邵燕君邀请我参加她主办的北大网络文学论坛，我重点谈了对东浩纪的理解。他们更喜欢从抽象角度去理解东浩纪，喜欢用“宏大叙事”“现实感”“数据库”这些概念，我感觉应该把理论落实在具体作品和情境中，不能笼统用“后现代”理论讨论网络文学，要关注如何把“后现代”的具体面貌展现出来。当然，这也是中日学者研究的一个区别，中国学者似乎更喜欢理论，日本学者则相对偏重于具体作品。
刘成才：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影响比较大，现代文学特别是鲁迅文学在日本影响也比较大，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的影响如何？日本读者喜欢的中国当代作家有哪些？
千野拓政：总体上看，当然还是中国古典文学在日本影响更深远些，因为日本中小学教材经常选中国古典诗文，所以几乎每个日本人都会受到影响；鲁迅的《故乡》几十年来一直被选入日本中学语文教材，几乎每个日本人都知道鲁迅。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在日本的影响相对小很多，还局限于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的学者和翻译家，以及学习中国文学的学生。具体到作家，残雪、莫言、阎连科、余华的影响比较大，他们的作品销售比较多，读者和研究者也比较多，对他们的评价比较高，其他作家影响相对小一些。受中国文学的影响，最近几年日本也有一些青年作家用中文写作，在报纸杂志上发表对中国文学的评论文章，他们在日本比较受欢迎，如加藤嘉一、吉井忍、青山七惠、茅野裕城子、平野启一郎、岛田雅彦、中岛金子等人。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和作家被翻译成日文，对日本读者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的。
刘成才：最近几年有很多人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不高，其中不仅有中国的学者，也有国外的翻译家与学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与翻译家，您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
千野拓政：我了解一些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有一些是善意的，当然也有一些非善意的批评。在我看来，要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我们应该思考以下三个问题：一、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就像我刚才提到过的，现在评价文学的标准是19世纪以来形成的，如果我们转换标准的话，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评价；二、对现代文学多以文学的社会功能来评价，视角比较狭窄，我认为还应该从娱乐功能、疗救功能、慰藉功能等多个方面来评价；三、不能只以“文学”的标准来评价，还应该更宽泛地理解文学，包括动漫、电影、二次元、轻小说、网络游戏等多种样式，这样，我们所评价的文学不仅是开放的，而且是动态发展的。
刘成才：您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与研究长达40年，您感觉这几十年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或者，您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
千野拓政：2009年，受中国学者的邀请，我和韩国木浦大学的林春城教授在上海和张旭东、蔡翔、罗岗、陈晓明、刘复生、季红真、王鸿生等学者一起参加过一个对话，主题是“当代性·先锋性·世界性——关于当代文学六十年的对话”，我感觉这个对话主题非常好，能够概括这几十年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成就，你可以找来读一下。当然，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中国作家关心较多的是社会和国家的大问题，不太关心身边的小问题，所以，写小问题的作家很少，有的作家则很难从小问题上升到对社会与人类这些大问题的关心，这和日本与西方的文学有很大的不同，很大程度上也是今天的中国当代文学丧失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我在翻译的时候发现，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能力还不够，还需要多向文学大家学习如何更好地运用语言，特别是要向欧美的一些大作家学习。
刘成才：对您来说，中国是否仅仅是您的研究对象，您对中国的情感如何？
千野拓政：我曾说过，我对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感兴趣，中国的一切都吸引着我。我是因为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好奇才选择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学的，也正因如此，1980年，我和新婚妻子一起选择去中国度蜜月。这几十年，我因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结识了很多中国著名的学者，我在学术界最好的朋友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我每年都去中国参加学术会议，与中国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现在还在上海大学和南京大学担任兼职博士生导师，给中国的博士生上课。每次到中国，我都会去农村住几天，例如安徽的绩溪我就住过很长时间，在农村可以更好地了解当下中国人真实的生活与想法。我可以骄傲地说，中国早就不是我的研究对象，中国的文化与文学已经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血脉之中。
刘成才：您目前有没有正在翻译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
千野拓政：我正在翻译韩寒的《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是受出版社委托翻译的，就快完成了，今年内出版。
刘成才：希望能早日读到您的翻译著作。多谢您接受访谈，非常感谢您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更感谢您对中国的热爱！
千野拓政：非常惭愧！我应该感谢中国和中国文化，我从中受益太多，作为研究者和翻译家，我有义务和责任让更多中国文学走进日本读者的阅读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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