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勇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於可训教授是当代著名的批评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作家、诗人，当然更是当代中国极具忧患意识和使命感的人文学者和文学教育家。这种集多重身份、多种贡献于一身的当代知识分子“综合型人格”现象，似乎并不多见。

　　从作为批评家的於可训先生来讲，在他数百万字的批评文字里，我们看到一位始终伴随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且卓然前行的批评家的身影，也就是说，他的批评活动是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与中国当代文艺最为繁复、最具活力的40年的历史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在这40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化文学发展历程中，每一个时段都有着他的批评足迹和批评声音，正是这样，使他成为中国当代一位举足轻重的不可或缺的批评家。

　　综览於可训的文学批评，其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作为学者型批评家，这在当代学界和批评界并不多见。在当代，随着知识的分工和职业身份的越来越细化，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身份和批评家身份的专业特点也越来越明细，要么专事批评，追踪创作动向，感兴于文坛种种现象，却难以顾及或者缺少学院派的学术化积淀和理论修养；要么专事学术研究，多了一些学院派的“学究”气，又往往难以顾及甚至不屑于鲜活的文坛现状，而缺少“现场”批评的敏感和锐气。那么如何将学者的厚重与批评家的敏思兼于一身，也是当今学界和评论界一直争议的一个话题。而这一点，体现在於可训身上，他是将学者风范与批评家的气质融为一体，这在当代学人中实不多见。

　　这一身份的融合，得力于於可训对中国化“文艺批评学”理论的自觉建构意识及其实践。用他的话讲：“文学批评学在基本的质（即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科学性之外，不应该排斥各个学派的批评理论在不同的质的规定的意义上所达到的科学性。”正是由于满怀热情的对“文艺批评学”的自觉建构意识，使得於可训的学术研究和批评实践融合的视野相当深广、开放，他的批评文字绝不仅是限于他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范围，而是涉及古今中外文艺理论及文学活动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重要文学现象、重要作家作品等，他的批评文字与当今大多数专事批评活动的批评家有所不同，即在鲜活的、敏感的、动态的、创建性的富有学术性的理论思考中，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当代意识，以及在对当代文学趋势的总体把握中，对当代文坛诸种文学思潮、现象、作家创作等，精准地做出自己的回应和判断，如《於可训文集·卷一》中《小说的传统精神和实证分析》《小说的现实意识和实证分析》中的各篇章，对小说的兴起、小说的传统精神、小说的现代转换及现实价值和意义都有精彩的阐释；《於可训文集·卷二》中《新诗史论 白话诗论稿》中的诸篇章，从近代到当下新诗的兴起、发展、蜕变以及诗体的演变、流派等诸种现象都有自己的深度研究，其中，对中国诗歌从古典到现代转型的精准梳理，特别是新诗是怎样从晚清到五四时期的兴起、流变等文学史上多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富有学术性的科学论证，并在前辈学者（如梁启超、龚自珍、魏源、陈子展、胡适、鲁迅、钱基博、周作人、朱自清、梁实秋等人）论述以及对多种文学史辨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新诗的兴起及其流变过程。这种批评特点，将学者的学术发现和创见与批评家的眼界兼于一体，体现着於可训诗学批评的厚重与深广。即如缪俊杰所言，於可训是“在更为深广的历史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背景上，在各种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互相影响上，在一个社会思潮和作家的艺术创作之间，进行较为深层的考察，找到一种内在的精神联系。……这种研究就显得更有深度。”

　　二是作为批评家，於可训始终站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前沿，对近40年来当代文学中的许多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文艺现象、文学论争、创作潮流及发展趋势、作家创作（作品）作出及时的回应、判断、评价和引导，体现出他鲜明的个性化的当代批评意识和价值取向。他是最早参与当代文学理论建构和阐释的批评家之一，对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当代文学的“历史整合”问题，当代文学的“逻辑建构”问题，当代文学的“时空观念”，当代文学的地域特点，当代文学与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让我感兴趣的是他对当代文学“历史整合”意义的新颖认识，意味着他对当代文学性质及其内涵的再思考，如他所言：“对当代文学的历史整合，亟待确立一个文学史的整合机制，这种整合机制在功能上要足以贯通不同时段的当代文学，使之在一种总体趋势和内在规律方面使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呈现出一种既合乎目的性又合乎规律性的整一形态。”在这一方面，也如他自己所力行的，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集中精力对“当代文学的批评学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同时，对长期以来在当代中国学界和批评界被忽视的“通俗文学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是“我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另一个工作重点”，凡此种种，不仅使他取得了多方面突破性的成果，而且也使他的批评文字显得广博和厚重。

　　与此同时，他对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及文学现象如十七年“干预生活”文学思潮的反思与再评价，对“新写实”文学潮流、“先锋派”小说现象的准确把脉及创作走向的预测，对八九十年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及历史观问题的敏锐觉察以及适时的引导，对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以及其时的“文化散文”、消费时代文学的通俗化与时尚化等现象都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文学的宏观性的、动态的发展趋势的整体把捉及其历史经验的深刻发现，诸如文学危机与边缘化过程中作家的写作伦理问题，作家的精神困境、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问题，文学本体的变异与文学文体的多向化趋势，都有独到的发现和见地。特别是他对现当代文学研究中“过度诠释”现象的适时指出和反思，是相当有眼力的，指出这种过度阐释不仅使现当代文学研究“失去了它的艺术生命”，而且使得现当代文学研究“造成了诠释的遮蔽”，“窒息了作品的‘意图’”，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审美感觉的流失”，也“导致了文学思想能力的匮乏”。於可训自谦“我的全部文学批评活动都是属于20世纪80年代，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属于未来的批评年代”，岂止如此，他的文学批评实践已经远远超出了他所属的时代，他的批评观念、思想、方法、建树已经汇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中。

　　三是对当代作家及作品的及时发现、评价、引导，对文学新人的发现和扶持，使他的文学批评满蕴着现实的温度，体现着强烈的现实关怀，这一点构成了於可训文学批评活动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据粗略统计，经於可训批评引导的当代作家大约有百人之多，其中有已经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有崭露头角的文坛新秀，还有很多初现文坛的青年小说家、诗人等。他的文学评论涉及的面相当广泛，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杂文、影视剧、诗论、书评等等。如方方、池莉是他持续关注并给予及时评论的作家，方方的名作《风景》刚一问世，他就指出：“方方与她的同龄女作家相比，在艺术上是不那么安于本分的。她的笔端常有变化。……《风景》是方方从人的生存环境探讨人性和人的命运的一篇有深度的作品，也是方方在艺术上锐意创新的一个重要收获。”方方的作品“活脱脱画出了城市下层社会一幅光怪陆离的众生相”。这是最早评论方方的文字，也是极切合方方创作实际的评价，无疑对方方的创作有重要的导向和认识价值。他的《池莉论》无疑也是池莉研究和评价中不可多得的篇章，认为“在池莉对于生存的意义的价值判断中，最值得讨论和引起重视的是另一种类型的价值取向，即在池莉的许多作品中，生命的价值或生存的价值是高出于其他方面的人生价值包括道德价值之上的。这可以从池莉的许多作品无一例外地对新生命的诞生和萌芽、生长充满赞美之情得到正面的证明”。可见，其对池莉创作中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深度分析，对其作品所开掘的现实生活中人性复杂性的价值判断，都是相当敏锐且十分到位的。同样，贾平凹的《废都》刚一问世，於可训就指出，“现实的诱惑和冲击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四大名人的文化积淀深厚，他们的悲剧性命运和结局，可说是古老文化衰败的一个集中象征”，这对于其时正在争议中的《废都》是相当有启发性的。於可训对作家心灵与创作精神的感悟，以及由他的诗意文字所表达的批评文字的魅力，不乏中国现代诸多批评家所一直实践着的且已经形成的中国式批评特色的一脉，不由得使人回想起茅盾的众多“作家论”以及沈从文、李健吾式的批评气象。

　　在对当代作家的广泛关注中，於可训的相当一部分精力是倾心于对自己所处地域的湖北作家群、武汉作家群甚至包括武大作家班的“跟踪式”评论中，同时，《小说评论》上由於可训主持的持续十余年的《小说家档案》专栏的开设，都有力及时地对众多当代中国小说作家及作品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推介、评价和引导，由此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中国当代小说的整体发展格局及作家创作路向。

　　其四，我始终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看，批评家的角色定位某种程度上甚至比他的批评文字更为重要，这是因为批评家也是一个公众人物，批评家的批评活动既是属于他个人的，又是属于社会文化格局中极为显眼的公共场域中的，批评家不仅总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还在于这种声音所产生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影响。这使得批评家的形象塑造显得极为重要。众所周知，在俄国，有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引领了一代文学风潮，塑就了一代批评家的“高原”形象，创造了俄国文学批评的巅峰。在中国当代评坛，於可训是一位和时代紧紧融为一体的批评家，他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不仅是一位批评家，也是一位与中国社会和广大民众在精神上融为一体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不仅表现在他始终如一地富有激情的“在场”批评，更在于他的文学批评总是体现在那样真诚地关怀现实，特别是体现在那种深情地关怀民众的批评观念和批评伦理中，更表现在他是一位极具正义感和使命感的富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的批评家，他的批评文字充满着关怀现实的情怀，蕴含着历史的、美学的、诗性的、道义的诸种人文精神的综合质素，这些，都是一个批评家在追求和建构中国“文学批评学”的路途上所必须具有的胸怀和气度。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批评家的精神气质，他的批评文字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坛充斥的大量虚浮、矫情、缺乏人道关怀、无病呻吟、自言自语式的批评病象的有力反拨。从这个意义上讲，於可训的文学批评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提供了独具个人风格的范例。

　　正是由于上述於可训作为批评家所兼具学者、小说家、诗人的“综合型”人格气质，使得他的知识结构在同代人中方显“大家”底蕴，这一点，又充分体现在他作为学者特别是作为文学史家的治学眼界和方法显得格外突出。而作为文学史家的於可训，由于其丰富的批评实践和理论创建，以及所具有的广博的古今中外的文化文学的“通识”储备，使他的“治史”具有鲜明的个人化特点。

　　我们知道，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写文学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极为显眼的文学史重构思潮，其中，众所周知的如80年代中期钱理群等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及其后来所形成的文学史“重写”的代表性著作，诸如钱理群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该著对现代文学“性质”的重新认识和界定，认为现代文学是“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突出中国现代文学史生成与发展的文化思想启蒙特点及其在撰史中强烈的文化批评意识与当代理论视野的投射，且首次在现代文学史中给予“通俗文学”以重要篇章的结构意图的实现，都是对此前文学史的重要突破。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其本人所主张的“回归历史现场”的“史学”意识及其所强调的“问题与方法”治史观念实践的代表作，特点是资料的编年史体例，对当代文学史学化、学术化的重视。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体现在鲜明的个性化撰史观念的实践，以及对以往文学史择取作家作品“常规化”现象的突破，具体体现在对文学经典作品选择的着眼点的新颖和诠释视角的不拘一格；对文学创作整体现象的重视；对文学作品“多义性”的发掘，并在具体的文学史叙事中对那些充分体现却又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潜在写作”“民间文化形态”“民间隐形结构”等的作品的重视和重新评价。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上、下），是丁帆文学史观念的一次有力实践，其整合多年文学史写作经验，对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细致的颇具历史细节的呈现。它将民国元年作为中国新文学的起点，体现了新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分期理念，对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具有突破性进展。民国文学史、共和国文学史是该书营构百年文学的两大历史要素，它以历史的、人性的、审美的文化价值立场架构起文学史描述的主线，贯穿起一部发现并体认“人”的文学历史。它重视那些被以往文学史遗漏或忽略的作家作品，重新审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以求史料详尽、理论扎实、思路明晰地展开中国百年文学的历史版图。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三卷本），体现着显明的“守正创新”的治史理念，以及在这种理念支配下的文学史的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高度融合特点，它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发生、发展的整体的综合性动态呈现，也是其“守正创新”的治史理念的充分实践。

　　这些文学史著作，属于完全个人著史的并不多，於可训是其中的少有者，以他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论》为例，可见其著史的视界、观念与方法。

　　从“视界”方面来看，他是把当代文学置于整体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来考察，将诸种文学现象、作家创作置于复杂的中国现当代的时代背景上来考量，这样就使得诸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文学的创作方法问题”“文学的形式问题”等当代文学发展中最重要的理论命题及实践中所积累的“历史经验”的“当下”意义凸显出来，并将对这些问题的考察渗透于每个时段的文学现象及作家作品的分析之中，从而获得一种对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描述与科学的认识。他指出：“无论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学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都是整体的中国新文学主流即革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同发展阶段。正如中国革命的这‘两个步骤’具有一种先后承接和转换递进的关系一样，当代文学无疑也是前此阶段的中国新文学主流的一种历史的发展和延续。”这样一种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性质及发展内涵的认知，极符合当代文学的历史面貌。

　　从“观念”方面来看，他力求“史”的传承与发展，即使是当代文学史，也贯穿着传统的延伸与西方思潮的影响，重视当代文学渊源的流变——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以及现代左翼文学传统对当代文学的深远影响。同时，更不乏“现代性”视野中的检视，“现代性”目光是他“构史”的重要价值坐标，这是因为“中国文学自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完成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之后，从内容到形式的现代化一直是新文学追求的主要目标。……由于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又总是与它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要求相伴相生的”。他是在民族的现代化历程中将当代文学看成是“中国新文学这个统一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当代文学也正是在实现“中国新文学所确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化的历史目标”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提高自身，这种著史观念有力地贯穿在於可训的文学史著作中，支持着他文学史的整体价值判断。

　　从“方法”方面来看，他极为重视文学文体在各个时段的演变及其特点，选取文学史发展过程中最富有典型意义的作家和作品，给予突出的位置，特别是对于能够代表每一时段文学水准的长篇小说以醒目的位置，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这样，就使得他的文学史有了丰满而扎实的内容支撑。以他择取作品的评价尺度来看，是要让“读者不但可以窥见现代中国饱经忧患的诸多历史场景，以及国人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极为复杂的心灵嬗变”，同时，也多“具有较高的美学追求和较强的形式感，因而也集中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学在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方面的历史嬗变”。（对此，只要比较一下同是个人撰史的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就可看出其各自“治史”方法的不同。）也正是这样的治史理念，实现了他自己认为的“以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性质、特征、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及重要作家、作品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史’的描述和分析，力求做到‘史’‘论’结合”的著史目的。

　　上述仅从於可训作为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的角度来观察他对当代文化建设的贡献，由于他的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的广博深厚，很难在这样短的篇幅内顾及全人全貌，故上述考察也仅是顾其一端，未必准确，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