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初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纪德君教授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献疑》（以下简称《献疑》）一文，对先师徐朔方先生提出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进行质疑；笔者曾作《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释疑》（以下简称《释疑》）予以辩驳。纪教授又作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再思考》（以下简称《再思考》）的答辩文，对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仍然多有误解，并且继续认为徐先生的这一理论是贬低了明代“四大奇书”写定者的创造性劳动。因此，对于如何正确理解“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仍有再炒一遍冷饭的必要。

　　一

　　纪教授在《再思考》一文第一部分的开头说：“大凡读过徐先生论证明代四大奇书成书文章的人，都不难发现这些文章主要是在梳理和探讨四大奇书成书之前的民间创作以及它们成书之后的版本变化，而对罗贯中等人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成书过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则往往一语带过。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与它们之前的民间创作，徐先生也很少进行比较，未指出它们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究竟是量的积累呢，还是质的飞跃。这样就难免让读者感到这些名著乃是经过民间创作的世代累积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因为在他看来，书会才人、民间艺人的贡献对于这些小说名著之成书所起的作用更大。”

　　这开头的一段话在逻辑上就颇成问题，“在他看来”的“他”，据下文可知，是指徐先生，读者的感觉与“在他看来”之间构成因果关系吗？更重要的是，这段话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徐先生提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综合考察了宋（金）元明时期包括杂剧、南戏、话本在内的小说戏曲传世之作的结果，而不仅仅局限于考察明代的“四大奇书”。如果不是仅仅读过徐先生论述“四大奇书”成书过程的文章，而是认真读过收入《徐朔方集》（第一卷）中的《自序》《金元杂剧的再认识》《从早期传本论证南戏的创作和成书》《南戏的艺术特征和它的流行地区》和《小说考信编》中的《前言》《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等文章，相信就不会产生“这些名著乃是经过民间创作的世代累积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这样的感觉了。如果读过这些文章之后还会产生“水到渠成”之类的感觉，只能怪这读者读书太粗略或感悟力不足了。

　　从纪教授的《献疑》和《再思考》两篇文章的命题来看，针对的是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而不仅仅是有关明代“四大奇书”成书过程的文章。既然针对的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本身，那么上文笔者所列的这些较为系统地揭示和阐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这一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发展史上带有规律性现象的文章怎么可以忽略过去呢？据纪教授的两篇批评文章后面所列的参考书目，《徐朔方集》和《小说考信编》均赫然在目。诚然，纪教授的主攻方向是明清小说，可谓“术业有专攻”，但既然是对徐先生的综合考察了古代小说戏曲从而提出的理论进行批评质疑，那就不能只读徐先生小说研究方面的文章，更不能只读论证明代“四大奇书”成书过程的文章，便率尔操觚了。

　　徐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2003年夏不慎跌倒导致昏迷不醒的二十多年中，他的主要学术工作，无论是在明代“四大奇书”等小说研究方面，还是在金元杂剧、早期南戏等戏曲研究方面，主要围绕着提出和论证“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而进行。而要论证“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自然要对包括明代四大奇书在内的小说戏曲的传世之作的成书过程进行梳理、对这些传世之作的版本变化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这正是纪教授读了徐先生论证明代“四大奇书”成书的文章，感觉到它们“主要是在梳理和探讨四大奇书成书之前的民间创作以及它们成书之后的版本变化”的原因所在。罗贯中、施耐庵作为《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写定者，在这些传世之作中起着最后写定的作用，这是很清楚的基本事实，在徐先生看来，这是不需要再加以论证的常识性问题。纪教授看到的徐先生有关“四大奇书”成书的文章中，对他们“一语带过”，有什么好奇怪的？至于罗贯中等人在世代累积的基础上如何具体写成《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这些最后写成的作品与它们的前身相比在思想、艺术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是属于“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延伸和拓展的问题，确实也是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诚如纪教授所说，在徐先生的文章中确实出现得较少。

　　为什么这些问题在徐先生的文章中较少出现呢？我们来看看徐先生是如何说的：

　　继中国戏曲史开创者王国维之后，胡适、鲁迅、郑振铎及其他早期学者在六七十年前，《三国志演义》《水浒》《西游记》以及《西厢记》等个别作品研究中早已提出这样的论点（指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引者注），可以说今天已经成为文学史常识了。由于当时所能提供的论据不够充分，以致他们的论断有时同臆测难以截然区分，或者夸张失度，以为施耐庵、罗贯中只是箭垛式的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人物，而关汉卿、王实甫各有同姓名的曲家不止一个人。如同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同它们的应用推广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时差，这些文学史“常识”在具体研究中却影响甚微。也就是说，许多研究者一面承认这些作品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另一面在实际上却又在无形中把它们作为个人创作看待。

　　承认《三国志演义》《水浒》《西游记》等个别的具体作品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一回事，进而揭示这类创作是中国小说戏曲史上体现某种规律性的重要现象则是另一回事……只有立足于更多的事实依据之上，这种现象才可能受到充分的重视。

　　只有心口如一地承认《水浒》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才能对小说的许多不合理描写和叙述作出合理的解释。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它的编著写定者，无论是施耐庵、罗贯中或别的书会才人的劳绩，才能给以恰如其份的评价。

　　这就清楚地表明：徐先生所做的工作，一是要在胡适、鲁迅、郑振铎等早期研究者的基础上，提出更充分的论据，更深入地论证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在内的小说戏曲方面的传世之作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二是将这些具体的个别的文学史现象加以系统化，上升到抽象的理论的高度，从而揭示出中国小说戏曲发展史上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学术界真正将《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戏曲方面的传世之作作为世代累积型作品来加以研究。这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所作的小说戏曲方面的研究工作几乎都是围绕着提出和论证“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进行的原因所在。

　　在徐先生看来，也只有在学术界实实在在地承认小说戏曲方面的这些传世之作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并且真正地将它们作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而不是作为个人创作加以研究的前提下，才谈得上对它们的编著写定者的劳绩，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也由此可见徐先生对于比如罗贯中等人如何在世代累积的基础上具体写成《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最后写成的作品与它们的前身相比在思想、艺术方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之类的更加深入的问题很少涉及的原因。他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更不是不想去着手进行研究，而是因为在前提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这些延伸性的相关问题的讨论为时尚早。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有自己的研究重点，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集中精力于某个问题或某些问题的研究，以求得较为圆满的解决，这本来就是学术界非常正常的现象。更何况徐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已经盛年不再，是个年近花甲之人了。从年近六十岁到八十多岁，这样二十多年的时间，对于一位老人来说，本来应当是可以好好地安享晚年的，但徐先生却将它用在学术研究上了，直至不幸跌倒而导致昏迷。对于这样的一位老人，因为集中于某个问题的解决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对相关的延伸问题进行探讨，有什么好苛责的呢？更何况，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正式写定之前，都经历了漫长的世代累积过程，但这些作品具体是如何累积的，罗贯中、施耐庵等人在正式写定之时，所依据的本子究竟是怎样的等等一类问题，由于许多具体材料在历史长河中湮灭了，导致中间环节多有缺失，现在很难说得清楚了。徐先生所做的工作，只是尽量充分地利用现有的材料，最大限度地将成书过程予以复原而已。所以纪教授所提出的这些延伸性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不要说徐先生难以解决，恐怕谁也解决不了，因为“文献不足征也”。

　　二

　　纪教授在《献疑》中认为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过分强调了民间说书艺人世代累积的创作业绩对名著成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贬低了作家个体独特的创造性劳动，并进而没收了罗贯中等人的著作权。”笔者在《释疑》中已经列举了徐先生的相关论述后予以辩驳。这里再补充两条：“有一种论调，仿佛一经文人改编或加工，戏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必然下降，不宜于舞台演出，这是一种偏见。”“《琵琶记》不是高明的个人创作，但他对民间戏文《蔡伯喈》已经作了脱胎换骨的再创作，从形式到内容，从文辞到结构，自始至终，都鲜明地带有他的个人烙印，这在现存戏文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再思考》一文中，纪教授虽然承认了他所说的徐先生“没收了罗贯中等人的著作权”这样的表述不够审慎，但仍坚持认为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贬低了写定者的创造性劳动。

　　他认为笔者“对徐先生观点的理解也未必就完全正确”，在引了景行之《徐朔方先生的学术道路》一文中的“徐先生指出，上述这些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作品在最后写定前早已基本定型，它包含了历代许多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艺术家的思想观念，最后写定者的作用相当有限”之后，接着说：“该文中既然明确地说‘徐先生指出’，我想必有依据；即使是景行之自己的理解，也与周氏理解的不一样。任何人读到这几句话，恐怕都不难得出徐先生贬低了罗贯中等写定者的创造性贡献的结论。”其实，在第一篇《献疑》中，纪教授已经用过景行之的这段文字来作为徐先生“进而没收了罗贯中等人的著作权”的证据了，这里又用来作为徐先生贬低写定者的创造性劳动的证据，这说明纪教授在徐先生本人的文章中实在找不出过硬的可以指控徐先生的直接证据，只好退而求其次用徐先生的弟子阐述徐先生学术思想的文字了。可惜的是，纪教授误读了景行之的话。景行之的“最后写定者的作用相当有限”的原意是说：因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作品在写定前已经基本定型，写定者没法改变这些作品的已有的思想观念，因为这些思想观念是历代的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民间无名艺术家累积起来的。退一步说，即使诚如纪教授所理解的那样，那也只是景行之个人的解读和发挥而已，并不是徐先生的原意，也就不足以作为指控徐先生的依据。

　　纪教授在《再思考》一文中，在列举了徐先生强调书会才人、民间艺人等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作用后，总结道：“由此可见，徐先生的确更强调‘民间艺人’或‘说书艺人’乃至‘出版商’的集体智慧，所以自然也就会认为：四大奇书的加工、写定者‘不会是一二名“天才”作家’；它们‘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中国古代长篇小说都由无名的说唱艺人世代累积而成，往往由文化水平不高的文人将它们写定成书’；《金瓶梅》的‘写定者无论对此书的成就和缺陷都不起什么作用’。因此，景行之说，‘徐先生指出’的这些‘最后写定者的作用相当有限’，这恐怕比周明初的理解更符合徐先生的原意。而笔者认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贬低了写定者的创造性劳动，恐怕也不是对徐先生观点的曲解。”

　　笔者在《释疑》中曾经指出纪教授的《献疑》一文中，将徐先生文章中分属三个不同小节的文字掐头去尾，巧妙地拼接在一起，“故意将徐先生文章的完整意思割裂开来，并且歪曲了徐先生的原意，从而达到批判徐先生的目的”。在这篇《再思考》中，纪教授又多次故伎重演。在笔者上引这段总结性文字的前面，纪教授在引述徐先生强调书会才人、民间艺人等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作用的文字时就是这样做的。因为这段文字较长，这里略去不述。这里请看这段总结性文字中的引文：

　　“不会是一二名‘天才’作家”，见《论〈三国演义〉的成书》，原文为：

　　据嘉靖本的署名，罗贯中可能是在不止一次的写定和增订中的关键人物。但是集腋成裘，为这部长篇小说加工增订作出贡献的不会是一二名‘天才’作家。蒋大器和张尚德都可能在传抄和出版时或多或少地对它的提高作出自己的贡献。他们是不少加工整理者中侥幸地有姓名留传的两位，更多的人都默默无闻地难以查考。

　　联系上下文可见，徐先生的意思是说为《三国演义》加工增订作出贡献的除了罗贯中这样的一二名“天才”作家外，还有其他人。显而易见，在这里“不会是”是“不会只是”的意思，而纪教授显然将“不会是”解读成了“并不是”。他将“不会是一二名‘天才’作家”接在“四大奇书的加工、写定者”之前，不仅将原来的特指《三国演义》变成了四大奇书，而且将徐先生原来的意思完全搞反了。

　　“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见《小说考信编》的《前言》，原文为：

　　所谓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它们都是在世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

　　可见“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这里的“个人作家”指的是个人独创作品的作者，这句话是说这些小说并不是文人个人独创的作品。这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也许不完全正确，因为《金瓶梅》是否如此还有争议），并无贬低这些小说写定者的意思。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写定者不同于个人作家，这一点本来是很清楚的。但纪教授将“四大奇书的加工、写定者‘不会是一二名“天才”作家’”和“它们‘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连在一起，有意将世代累积型作品的写定者和个人独创作品的作家混淆起来。

　　“中国古代长篇小说都由无名的说唱艺人世代累积而成，往往由文化水平不高的文人将它们写定成书”，见《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原文作“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纪教授的引文少了限定性的“早期”两字，歪曲了徐先生的原意。徐先生在同一篇文章里指出：在《金瓶梅》之后，中国出现了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

　　“写定者无论对此书的成就和缺陷都不起什么作用”，也见《中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综合考察》，全文为：

　　鉴于这些以及不胜列举的许多破绽，因此将原来结论李开先（1501—1568）是《金瓶梅》的写定者改为他或他的崇信者，并作如下解释：如果改编写定者是李开先的崇信者，他的文化修养不会很高，算不上《野获编》所说的“大名士”；如果是李开先本人，那他并未自始至终进行认真的校订。写定者无论对此书的成就和缺陷都不起什么作用。

　　可见，说《金瓶梅》的“写定者无论对此书的成就和缺陷都不起什么作用”，是针对特定的情况而言的，并无贬低《金瓶梅》写定者的意思。

　　这样，在纪教授的笔下，这些分属三篇文章、四个不同段落的文字，经过误读甚至曲解、抽去特定所指后，巧妙地拼接在一起，而且只在最后一处引文后注上出处，有意地在误导读者，从而造成一个徐先生确实在贬低“四大奇书”的写定者的错觉。

　　三

　　确实，徐先生比以往的研究者们更重视书会才人、民间艺人和无名作家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成书过程中的作用，这一点诚如纪教授所说。但强调这些人在世代累积型作品成书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等于贬低了这些作品最后写定者的创造性劳动。因为徐先生认为只有在承认《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前提下，“对它的编著写定者，无论是施耐庵、罗贯中或别的书会才人的劳绩，才能给以恰如其份的评价”。要求给施耐庵、罗贯中等人以恰如其分的评价，怎么说得上是贬低呢？贬低是一种不实事求是的主观故意的损害行为，徐先生可有这种主观故意？

　　为什么纪教授一再认为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贬低了“四大奇书”写定者的创造性劳动呢？这当与纪教授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有关。据纪教授的《献疑》和《再思考》可知，纪教授主张四大奇书是“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而以文人创作为主”。如他在《再思考》中说：“笔者也从没有说过《三国》《水浒》等属于个人独创，毕竟民间说唱、野史、杂记以及史传等为它们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我只是认为没有某些写定者的创造性劳动，它们恐怕是不会成为传世名著的，因此我提出《三国》《水浒》等‘是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而以文人创作为主的作品’。这样看来，笔者与徐先生观点的主要分歧在于：对罗贯中等人的编创及其贡献，究竟应该怎么看？”

　　与徐先生在“四大奇书”成书性质的认定上存在分歧，这本是非常正常的学术现象。但倘若像纪教授那样，因为观点存在着不一致，便将对方的观点视作截然对立的，以为“汉贼不两立”，采用大批判的方式，甚至不顾事实、不惜曲解对方的观点并强加给对方，以达到推倒对方的目的，就不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风了。

　　其实，在对“四大奇书”成书性质的认定上，徐先生与纪教授之间虽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什么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按照徐先生的解释：

　　宋（金）元时代，杂剧、南戏和话本的传世之作几乎都是在书会才人、说唱艺人和无名作家在世代流传以后才加以编著写定。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人的编写有时在重新回到民间、更为丰富提高之后才最终写成。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罗贯中等光辉灿烂的姓名包含着远非个人所能完成的劳绩。他们个人的创作水平只能部分地决定（或用来解释）归属于他们名下的作品的长短优劣。为了尽可能真实地描述这一类作品的属性，本书把它们命名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

　　所谓集体创作，并不是指同一时间的集体参与（在不同时代的参与者之间当然不可能有彼此间的讨论和质疑），而是指不同世代的民间艺人就历来传承的小说戏曲加以删润和写定。

　　所谓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三国》《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它们都是在世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我把这种型式的非个人创作称之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

　　可见，徐先生所说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指相对于个人创作而言的非个人创作。因为这种非个人创作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同一时间里集体参与的创作，而是在世代流传过程中由书会才人、说唱艺人、无名作家逐渐成熟，最后由文人最终写定的，就参与者之众来说，是集体性的，就成书过程来说，是世代累积而成的，故称之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以区别于通常所说的集体创作。

　　纪教授既然也不认为《三国》《水浒》等为个人独创，而认为它们是“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而以文人创作为主”的作品，实际上也就等于承认了它们是集体创作。尽管它们“以文人创作为主”，但既然是“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也就没法否认这些作品的集体创作的性质。需要厘清的只不过是在集体创作的前提下，一般群众与文人个体的劳绩孰多孰少的问题。更何况，在《再思考》中，纪教授也认为，“‘世代累积’通常是指某类题材的故事在被加工、改造成某部小说之前，曾以各种体裁的民间文艺形式在不同时代流传过，有一个不断累积的过程”、“假如我们说《三国》《水浒》《西游》等所写的人物故事都经历了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这是很容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的”。如此，《三国》《水浒》之类，既是“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的作品，又有一个“世代累积”的过程，它们不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是什么？

　　正如纪教授所说，他与徐先生的主要分歧，是“对罗贯中等人的编创及其贡献，究竟应该怎么看”的问题。徐先生主张只有在承认《三国》《水浒》等作品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情况下，才能对罗贯中等人的编创功绩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而纪教授则主张主要应当肯定罗贯中等写定者的创造性贡献。如此看来，这实际上是在承认或实际承认这些作品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前提下，如何具体评价它们的写定者的问题，只不过徐先生更侧重于考察这个漫长的动态的累积过程本身，而纪教授则更关注于这个动态过程的最后定点。其实，这两者结合起来，“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可以得到一个更全面更科学的认识。如此看来，徐先生与纪教授之间的分歧，其实也不是一个根本性的分歧，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本来应当求同存异，而像现在这样采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而造成意气之争，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

　　四

　　针对纪教授的《献疑》一文，笔者在《释疑》的结尾处曾经指出：“纪文对徐先生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批评，从立论上看，恰恰犯了观念先行的大忌，而不是从徐先生的具体论证出发；从逻辑上看，纪文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采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将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与作家个人创作完全对立起来，并将这种观点强加到徐先生头上。”在《再思考》一文中，纪教授仍然如此，这从上文笔者的辨析中读者自可看出。不仅如此，在《再思考》中，纪教授更加不顾事实，一味地强词夺理。这里试举几例：

　　1.纪教授说：“自鲁迅以来，多数学者都不把《三国》《水浒》《西游记》笼统地说成是‘集体创作’，而是说罗贯中等人在世代累积的民间创作的基础上，通过杰出的创造性劳动而最终创作出小说名著。”为了加强自己的观点，在“请看现今流行的几部权威性的文学史教材是怎么说的”之后，纪教授列举了分别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写、游国恩等主编、袁行霈主编的三部《中国文学史》中有关《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论述，最后说：“这几部《文学史》都认为《三国》《水浒》是罗贯中、施耐庵在民间说唱、戏曲以及史传和个人丰富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没有罗、施创造性的劳动，就不会有《三国》《水浒》《西游记》的产生。这样的观点，才是目前最有代表性的。”

　　纪教授的意思无非是在说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在古代文学界缺乏影响力，为权威性的文学史教材所不取。这里提请纪教授注意的是：上举三部文学史教材中的前两部均编成和出版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而徐先生提出和论证“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整整相差了二十年。用二十年前出版的文学史教材的观点来证明徐先生在二十年后才提出的观点不为文学史界流行观点所接受，并没有多少说服力。而且，这三部文学史所持的观点，正是徐先生所批评的“许多研究者一面承认这些作品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另一面在实际上却又在无形中把它们作为个人创作看待”的现象，而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所要努力改变的正是这种状况。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编成和出版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的观点，并不全如纪教授所说，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徐先生的观点相接近：“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四大奇书’为主要标志，清晰地展示了长篇小说艺术发展的历程。这主要表现在：成书过程从历代集体编著过渡到个人独创；创作意识从借史演义，寓言寄托，到面对现实，关注人生……”、“《西游记》的成书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相类似，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积累与演化的过程”、“《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可见该文学史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是“历代集体编著”，而《金瓶梅》为“个人独创”。“历代集体编著”也即徐先生所说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也与笔者在《释疑》中所举的李时人先生在《水浒传源流考论》的序言中所说的“集体累积”是同一个意思。不同之处是：这部文学史认为《金瓶梅》为个人独创，徐先生则认为《金瓶梅》与其他三部一样也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

　　2.纪教授说：“关于《金瓶梅》是否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作品，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目前持否定意见的学者似乎更多。笔者在《献疑》中已对这些否定性意见作过概述，纵然不完全准确，当亦大体不谬。周明初先生曾说：‘既然它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那么它是成于众人之手的作品，而以宋朝为背景的作品中出现了明朝嘉靖以后的人和事，这说明到明朝嘉靖以后该作品还处于累积过程中或接近于写定。这不正是提供了《金瓶梅》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证据吗？’笔者觉得，这种貌似合理的论断，其实不切实际。”然后是一通发挥，文烦，这里不具引。

　　不错，笔者确实在《释疑》一文中说过那样一段话，不过这是在特定的语境下说的。现在纪教授也不管笔者前面说了些什么，针对的是什么，孤零零地抽出这几行文字来，究竟是谁“不切实际”呢？为了使读者能够明辨是非，笔者现在不嫌其烦，作一回文抄公，将这段话的完整意思抄录于下：

　　关于《金瓶梅》，必须指出，徐先生认为《金瓶梅》也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确实有很不完善甚至无法自圆其说之处，如按徐先生的说法，《金瓶梅》不是由《水浒传》“武松杀嫂”衍化而来，而是与《水浒》中这一情节同出一源即有关潘金莲和西门庆的传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它的成书过程是如何“世代累积”的，徐先生没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也是他的《金瓶梅》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遭到较多学者质难之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徐先生及韩南、浦安迪、梅节、陈益源等许多中外学者所揭示的《金瓶梅》中存在的众多的问题，使人难以相信这是一部文人独创的小说会有的问题。因此，《金瓶梅》究竟是文人独创的作品还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

　　但纪文中下面所提出的针对徐先生的批评显然是颇成问题的：

　　（一）“主张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人也承认‘《金瓶梅》是一部假托宋朝，实写明事’之作，‘无论典章制度，人物事件，还是史实风俗，方言服饰，无一不打上明代生活的鲜明印记’，而且其中有的史实（如皇庄、马价银）和人物（如狄斯彬、凌云翼）到了明嘉靖以后才出现，那么又怎能说它是世代累积的呢？难道明人明事在宋元时就开始‘累积’了吗？”纪文这段话中的两处引文没有交代出处，我在徐先生的文章中也没有找到。这两处引文出自何人之文章，我也没有时间去一一找出来。退一步说，即使这两处引文为徐先生所说，也无妨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因为既然它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那么它是成于众人之手的作品，而以宋朝为背景的作品中出现了明朝嘉靖以后的人和事，这说明到明朝嘉靖以后该作品还处于累积过程中或接近于写定。这不正是提供了《金瓶梅》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证据吗？

　　笔者在该文中明确说了徐先生的《金瓶梅》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确实有很不完善甚至无法自圆其说之处”、“《金瓶梅》究竟是文人独创的作品还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还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完全否定纪教授的概述，只是认为纪教授针对徐先生的有些批评颇成问题。但在纪教授的笔下，笔者不仅是《金瓶梅》属“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坚定拥护者，而且对纪教授的概述全盘否定。更成问题的是：他将不知是谁的论述当成徐先生的观点加以批判，在笔者指出来之后，不仅不有所检点，反而还将笔者的文字断章取义，大做文章，以此来文过饰非。

　　3.纪教授在《献疑》一文的提要中认为，导致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偏颇和失当的主要原因，当与徐朔方对‘进化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理论观点的片面认识有关”，而在该文正文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由来”一节中又说：“徐朔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不是受了‘进化论’理论观念的影响？笔者不好断定。不过，徐朔方受胡适等早期小说研究专家研究思路的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笔者在《释疑》中批评说：“既然‘不好断定’徐先生‘是不是受了“进化论”理论观念的影响，那又是如何得出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与他对‘进化论’等理论观点的‘片面认识’有关呢？”这主要是批评纪教授将可能性当作必然性，并希望他能够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徐先生确实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能使人心服口服。

　　纪教授在《再思考》中却又是如何为自己辩解的呢？不妨照抄如下：

　　最后，我想对另外一个问题略作说明。在《献疑》一文中，我曾推测：“徐朔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不是受了‘进化论’理论观念的影响？笔者不好断定。不过，徐朔方受胡适等早期小说研究专家研究思路的影响，则是可以肯定的。”周先生认为我的推测不成立。其实，徐先生自己曾明确地说：“胡适、鲁迅、郑振铎等学者早就在小说、戏曲作家的作品的单一研究中提出了类似的论点，我只是提供了更充分的论证并将它们系统化，认为唯有采用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理论才能揭示元明清小说戏曲发展史的真实面貌。”众所周知，胡适、鲁迅、郑振铎对古代小说名著成书的研究，是受进化论影响的，既然徐先生承认自己是踵武胡适、鲁迅、郑振铎，那么我的推测也不为无据吧？

　　笔者只是要纪教授拿出确凿的证据来，不知在纪教授的笔下怎么成了“周先生认为我的推测不成立”，而且他的辩解也是缺乏说服力的。他所举的徐先生的言论，只能说明徐先生受胡适等人的启发和影响，但不能说明徐先生是否受了“进化论”的影响。胡适等人确实深受“进化论”思想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但胡适等人对古代小说名著成书的研究，是不是受“进化论”的影响，则是有待论证的问题。即使胡适等人对古代小说名著成书的研究确实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而胡适等人关于古代小说成书的观点启发了徐先生，我们可以说徐先生深受胡适等人的影响，但也不能直接说徐先生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毕竟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这就好比粮食是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而人类是靠粮食来维持生命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吃的是粮食，但决不会说我们吃的是泥土。

　　在《献疑》中，纪教授还认为导致“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偏颇和失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理论观点的片面认识有关。他所用的例证是徐先生写于1963年5月、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的《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中的一段话。笔者在《释疑》中指出这篇文章是篇旧作，“文章中带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说了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过头的话，本不足为奇”。而且笔者还指出，徐先生正式提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的作于这时期及以后的论证这一理论的文章中再也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之类的文字。

　　对此，纪教授在《再思考》一文中反驳道：“周先生亦承认其导师说了‘过头的话’，不过徐先生本人是否承认这是‘过头的话’呢？我看未必。否则，徐先生于八十年代发表他在六十年代所写的文章时为何不对这‘过头的话’进行修改呢？为什么在1997年出版《小说考信编》收录这篇文章时又不对这‘过头的话’进行必要的说明或修正呢？要知道徐先生在把不少旧文收入《小说考信编》时曾在‘后记’中对文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过说明。如《论〈金瓶梅〉》是他1964年写的，1981年发表的，收入〈小说考信编〉时，他在‘后记’中就说：‘关于〈金瓶梅〉的自然主义问题，本书所收〈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一文另有修正和补充。’”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徐先生这篇文章发表于1982年，按照大陆上从文章投稿到发表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这样的情况来推断，这篇文章应当是1981年或更早的时候投稿的，这一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徐先生的这篇文章中留有旧的时代印记，说明他的思想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还未来得及从旧有的思想观念中完全脱离出来。至于收录在后来的《小说考信编》中为何没有进行修改或说明，因徐先生已仙逝，没法请教他了。照笔者的猜测，纪教授所举的徐先生文章中这几行文字，本来就不足区区一百字，可说毫不起眼，而且在文章中并不是主要观点，改不改无伤大雅，所以为保持文章原貌起见，也就没有加以修改。确实，徐先生常常修改旧作，如纪教授上文所举的关于《金瓶梅》中的自然主义问题，又如关于《金瓶梅》的写定者问题。但这些所修改和所补充的，往往是一些事关大局的问题，如《金瓶梅》中的自然主义问题，涉及到对这一作品创作风格的认定问题；而《金瓶梅》写定者问题，则关系到这一作品是否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一性质的认定问题。兹事体大，当然非修改不可。与这些大问题比起来，《从宋江起义到〈水浒传〉成书》一文中有关“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之类的话语实在是无关文章宏旨的枝节问题，若要对这一类细节问题也一一进行修改，对于旧作来说简直可以说是改不胜改。

　　在《释疑》中，笔者引了徐先生在《小说考信编·前言》中自述其提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知识背景的一段话，来说明徐先生能够提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并非如纪教授所说的是由于对“进化论”和“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理论观点的片面认识所致，而是因为徐先生大学毕业于浙大英文系，对西方文学尤其是英国文学非常熟悉，“这使得他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时，不仅善于借鉴西方文学的研究方法，而且能以西方文学为参照，注重中外文学的比较，从而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学的特性。”

　　其实，徐先生自述其提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知识背景的一大段文字，与纪教授在《献疑》一文中一开始就引用来作为批评对象的徐先生表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的那段文字，在《小说考信编·前言》中相隔不过两页，而且徐先生文中又有“以上是我对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一个宏观理解”这样的表述，纪教授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但他对此视而不见，反而要在徐先生的一篇旧作中找出几行毫不起眼、无关宏旨的文字来证明徐先生的“片面认识”，可谓是“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因此笔者在《释疑》中对他的动机进行了猜测，这使得纪教授“啼笑皆非”。

　　在《再思考》中，纪教授回敬道：“我还得感谢周先生，因为是他使我更深入地认识到，徐先生的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与他熟悉中外文学，能以西方文学为参照，注重中外文学的比较有关’。看来，要正确认识、评价‘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不精通中外文学的历史是不容易做到的。”这一下把笔者彻底雷到了，“啼笑皆非”的该是笔者了。笔者只是说徐先生能够提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与他早年的求学经历和知识背景有关，可有不精通中外文学史就不能正确评价这一理论的意思在？不知纪教授何以误读至此。这也难怪纪教授能够从徐先生的文章中读出徐先生贬低“四大奇书”写定者的创造性劳动之类的意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