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学”中文系，台湾 桃园 32001）
一、引言
中国古代的皇家园林，源起于商周，兴盛于秦汉。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春秋以来的大一统观念，在周文王的灵囿得以颇为充分的呈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廱。于论鼓钟，于乐辟廱。鼍鼓逢逢，蒙瞍奏公。（《诗经·大雅·灵台》）
其鼎盛之景，至汉武帝上林苑更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
其极尽张扬“巨丽”（同前）的美学风貌，立足于“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的认知，即以“壮丽”（“巨丽”）张扬帝国的声威气势。
从周文王的灵囿到汉武帝的上林苑，二者的一脉相承是显而易见的：其构成涵括了广袤的自然原生态山川景观，即班固《东都赋》所谓“因原野以作苑”；其功能统括游猎、通神、娱乐，乃至朝政、军事、外交。二者的发展变化亦是显而易见的：前者浓郁的神话色彩来自于巫史文化的浸淫；后者张扬的帝国意志彰显了宗法文化的氛围。后者杂糅了先秦神仙思想与汉代祯祥观念而形成的“一池（水）三山”模式，更对后世皇家园林建设起到深远的影响。
长久以来，学界对中国皇家园林的讨论基本集中在秦汉或明清的皇家园林，甚少关注到其他时期的皇家园林，更鲜有对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进行专题研究；因此，本文通过相关的文史资料，梳理、探析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的历史演变，及其与社会生活与王朝政治发展的关系，从政治因素，地域因素，人文因素三方面，对该时期皇家园林的文化生态，进行更为系统而深入的诠释。
二、政治因素：帝国象征的趋落
汉末以降，大一统的基础大为削弱，无论是帝王意志、经济实力，都不足以支撑、维系豪奢无度的皇家园林。秦汉帝国皇家园林极尽奢华夸饰的模式，在魏晋南北朝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与收敛。纵观魏晋南北朝，虽然不乏如陈后主叔宝那样罔顾危世当前仍将皇家园林的建构推向病态奢华享受的极致，历代一般的统治者，尽管心存拥有奢华皇家园林的念头，但面对艰窘的现实与贤臣的劝谏，亦不得不收敛而为之。如魏明帝曹叡虽然有追慕“汉西京之制”的心志，但修筑芳林苑，也只能“使公卿皆负土，捕禽兽置其中；群臣穿方举土，面目垢黑，沾体涂足，衣冠了鸟”，最终，惟能有“以崇无益，其所以不能兴国”（俱见《金楼子》卷二）的慨叹。针对东晋穆帝司马聃欲大兴土木，“修后池，起阁道”，吏部郎江逌上疏，先顺应穆帝的心态，以“臣闻王者处万乘之极，享富有之大，必显明制度以表崇高，盛其文物以殊贵贱；建灵台，浚辟雍，立宫馆，设苑囿，所以弘于皇之尊，彰临下之义”，将昔日辉煌铺叙一番，再以“今者二虏未殄，神州荒芜，举江左之众，经略艰难，漕扬越之粟，北馈河洛，兵不获戢，运戍悠远，仓库内罄，百姓力竭”的衰败现实现象给予警戒，终于导致“帝嘉其言而止”（俱见《晋书·江逌传》）。于是，魏晋南北朝的皇家园林由帝国象征趋落于现实生活，转向相对适度，乃至收敛平实的表现，自然原生态真山真水的宏大格局，逐渐为迭山、聚石、引水的人为经营所取代。且看魏都邺城皇家园林的建造：
晋室南渡后，南北对峙，各自朝廷内部杀戮惨烈，但南北政权（及社会）各自亦获得相对稳定发展的时间与空间。
东晋以降，南朝的宋、齐、梁的政权更替，均以禅代的方式进行，这使作为王朝象征的皇家园林（如华林园）得以历代相续，前叙“抑制与收敛”的观念与表现，也得以持续相传。如宋文帝刘义隆欲造玄武湖，并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以再现秦汉皇家园林的一水三山盛景，但经“（何）尚之固谏乃止”（《宋书·何尚之传》）。齐明帝萧鸾甚至有“罢世祖所起新林苑，以地还百姓”（《南齐书·明帝本纪》）的“义举”。至梁末侯景之乱，皇家园林受到严重摧毁，陈朝再造皇家园林，奢华风气复炽：
至德二年，乃于光照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阁高数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并以沉檀香木为之，又饰以金玉，间以珠翠，外施珠帘，内有宝祷、宝帐，其服玩之属，瑰奇珍丽，近古所未有。每微风暂至，香闻数里，朝日初照，光谟后庭。其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陈书·张贵妃传》）
如此奢华侈靡风气，被解读为导致亡国的“华孽”：“华者，犹荣华容色之象也；以色乱国，故谓‘华孽’。”（《隋书·五行志下》引《洪范·五行传》语）
北朝的皇家园林也有类似的表现。有的帝王违逆天意（民意）大费周章建皇家园林，不仅规模远逊于秦汉，且最终遭受恶果。如后赵石季龙罔顾群臣有关“天文错乱，苍生凋弊”的上疏劝谏，执意“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数十里……凿北城，引水于华林园”，最终导致“城崩，压死者百余人”（俱见《晋书·石季龙载记》）。后燕慕容熙亦“大筑龙腾苑，广袤十余里，役徒二万人；起景云山于苑内，基广五百步，峰高十七丈；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其昭仪苻氏凿曲光海、清凉池”，却也造成“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俱见《晋书·慕容熙载记》）的后果。最具典范意义的北齐后主高纬，屡屡在皇家园林建筑中，试图踵武秦汉，维系一水三山的规模。比如在天统年间，高纬“于游豫园穿池，周以列馆，中起三山，构台，以象沧海，并大修佛寺，劳役巨万计”；与此同时，却是“财用不给，乃减朝士之禄，断诸曹粮膳……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军国之用不豫焉”（俱见《隋书·食货志》）；及至武平年间，更不顾民间饥馑疾苦，“大兴土木之功于仙都苑；又起宫于邯郸，穷侈极丽”；“于仙都苑穿池筑山，楼殿间起，穷华极丽”；最终导致“逆中气之咎也”，“功始就而亡国”（俱见《隋书·五行志》）。
隋朝一统天下后，更是大兴土木，重现秦汉皇家园林般的辉煌：
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又于皂涧营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又命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隋书·食货志》）
隋朝统治者“何雕丽之若此”的宫苑建造，导致“隋之侈，民不堪命”（俱见《旧唐书·苏世长传》）的结果，被唐开国功臣苏世长作为告诫高祖李渊的历史教训。
可见，体现帝王意识，展现王朝象征的皇家园林，其命运的兴衰，与不同时期的王朝政治因素密切相关，亦颇为直接导引王朝政治的发展。在影响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的诸多因素中，政治因素无疑是主导因素，主导着各历史阶段皇家园林的演变发展，同时也渗透其他影响因素——如下文所要讨论的地域因素与人文因素之中。
三、地域因素：诸中心的南移
秦汉帝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无疑是北方地区，然而，自汉末以来，连年不断的战争、疫灾，及至军阀割据、五胡乱华、逐鹿中原。北方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迅速消解；与此同时，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水陆交通便利的江南地区则在相对安定的环境条件下得以稳步发展。据统计，东汉时期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长及经济发展的速度己呈现超越中原的态势。永嘉之变，晋室南迁，包括世族在内的大量中原人口为避战乱迁往江南，此即史称“衣冠南渡”。大量的侨州侨郡设立，致使江南得以迅速开发，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由是，不仅是政治中心南移，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亦已南移。至齐梁年间，已呈现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
江南之为国，盛矣。虽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于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既扬部分析，境极江南，考之汉域，惟丹阳会稽而已。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宋书·沈昙庆传》）
优美富饶的自然环境，繁荣富庶的社会经济，为皇家园林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水网遍布山陵起伏的江南地域特色，也导引了皇家园林新的发展势态。且看湘东苑的表现：
湘东王于子城中造湘东苑，穿地构山，长数百丈，植莲蒲缘岸，杂以奇木。其上有通波阁，跨水为之。南有芙蓉堂，东有禊饮堂，堂后有隐士亭，北有正武堂，堂前有射堋、马埒。其西有乡射堂，堂安行堋，可得移动。东南有连理……北有映月亭、修竹堂、临水斋，前有高山，山有石洞，潜行宛委二百余步。山上有阳云楼，极高峻，远近皆见。北有临风亭、明月楼。（《太平御览·居处部·苑囿》）
由“长数百丈”可知，湘东苑规模并不大，景区却繁富多彩而错落有致，颇见“江左地促，不如中国；若使阡陌条畅，则一览而尽；故纡余委曲，若不可测”（《世说新语·言语》）的江南地域特色。在湘东苑山水草木亭台楼阁的诸多景观中，水景的因素尤为突出。“植莲蒲缘岸，杂以奇木”，以“岸”带出了水，顺理成章便有了“其上有通波阁，跨水为之”。“通波阁”的名称本身就很形象表明“跨水为之”的状态，其周边诸多亭台楼阁景观，从名称如“芙蓉堂”、“禊饮堂”、“映月亭”、“修竹堂”、“临水斋”等看，大多均为依水而建。前者得后者烘托映照而生色，后者有前者围拥点缀而生辉。
可以说，像这样充分且灵活利用水景因素的现象，在东晋与南朝的皇家园林颇为普遍。有的就是以某一水系为主体，将不同空间甚至时间的景区联结起来。如玄武湖，东吴时已辟为皇家园林，晋元帝司马睿于大兴三年，更“筑长堤以壅北山之水，东自覆舟山西，西至宣武城，六里余”（《建康实录》卷五）；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三年加筑北堤，“立玄武湖于乐游苑之北，湖中亭、台四所”（《南史·宋文帝本纪》）；至齐武帝萧赜，则“号曰昆明池，又于湖侧作大窦，通水入华林园天渊池，引殿内诸沟经太极殿，由东、西掖门下注城南堑，故台中诸沟水常萦流回转，不舍昼夜”（《六朝事迹编类》卷二引《舆地志》）。于是，玄武湖成为东吴、东晋、宋、齐历代诸多皇家园林的关键性元素。又如陈朝江总《秋日侍宴娄湖苑应诏诗》全诗八联，写景六联均笼罩于波光水影之中：
翠渚还銮辂，瑶池命羽觞；千门响云跸，四泽动荣光。玉轴昆池浪，金舟太液张；虹旗照岛屿，凤盖绕林塘。野静重阴阔，淮秋水气凉；雾开楼阙近，日迥烟波长。
娄湖水景，俨然娄湖苑的灵魂；娄湖之苑，可谓名副其实。
北朝皇家园林对水景的利用并不亚于南朝，据《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北魏世宗宣武帝在曹魏遗留下来的华林园，以天渊池为中心，大肆建构各种亭台楼阁：在天渊池内筑蓬莱山，山上设仙人馆、钓台殿，并作虹蜺阁，乘虚来往；天渊池西有藏冰室，西南有景阳殿。东面羲和岭设温风室，西面姮娥峰设露寒馆，并飞阁相通，凌山跨谷；北面有玄武池，南面有清暑殿，殿东有临涧亭，殿西有临危台；柰（果）林西有都堂，有流觞池，堂东有扶桑海。这些水体的设计与建构，颇具工巧：
凡此诸海，皆有石窦流于地下，西通谷水，东连阳渠，亦与翟泉相连。若旱魃为害，谷水注之不竭；离毕滂润，阳谷（渠）泄之不盈。至于鳞甲异品，羽毛殊类，濯波浮浪，如似自然也。（《洛阳伽蓝记》卷一）
类似的记载尚有：“凿渠引武川水注之（鹿）苑中，疏为三沟，分流宫城内外，又穿鸿雁池”（《魏书·太祖本纪》）；“穿鱼池于北苑”（《魏书·太宗本纪》）；“起永乐游观殿于北苑，穿神渊池”（《魏书·高祖本纪》）；等等。
如前所述，晋室南迁后，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亦南移。占据中原的北朝政权，在政治、文化（乃至文学）上，除了继承发扬原有的中原传统外，不可避免通过不同方式受到同时期的南方影响，皇家园林建设及其风格表现亦概莫能外。上述北朝皇家园林的水体设置与水景表现，当可为例。或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原因——南方造园工艺的实施与影响。
前述热衷于皇家园林建设的北魏世宗宣武帝，至少就曾受过两位来自南方的造园家的影响。一位是冯亮，萧衍平北将军蔡道恭之甥，因北魏中山王元英平义阳被俘入洛，先后受中山王与世宗以礼相待；并得世宗襄助，“造闲居佛寺，林泉既奇，营制又美，曲尽山居之妙”（《魏书·逸士传》）。冯亮虽然没有直接造皇家园林，却无疑是由于因造园技艺高超而受到礼遇；其在寺庙园林建设上的出色表现，亦无疑给世宗留下深刻印象。另一位是茹浩，旧吴人，父随宋巴陵王刘休若为将。茹浩年少时，则得北魏南徐州刺史沈陵赏识而随之入洛。后在骠骑将军任上，统领华林园修建工程，“性微工巧，多所兴立；为山于天渊池西，采掘北邙及南山佳石；徙竹汝颍，罗莳其间；经构楼馆，列于上下；树草栽木，颇有野致；世宗心悦之，以时临幸”（《魏书·恩幸传》）。在这些南方造园家的主导下，南方造园工艺及南方园林风格对北方皇家园林的影响可想而知。
四、人文因素：帝王皇族文士化
这里所说的“人文因素”，可包括帝王皇族的文士化、文士园林观、文士生活方式。这些因素，对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演变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即如论者所指出：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宋孝武帝刘骏、宋明帝刘或、齐竞陵王萧子良、梁武帝萧衍、梁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等，皆以具有高度士大夫文化修养而著称（参见相关本纪载述）。这样的社会文化潮流和帝王的文人化趋势，大大促进了皇家园林中文人气质的增长，帝王对士人文化和士人园林的倾心和追慕常常溢于言表。
就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而言，帝王皇族的文士化肇始于建安曹魏集团。曹操、曹丕、曹植、曹叡等，既俱帝王皇族身份，又同时是文坛领袖。这样一种双重身份对皇家园林建设的影响，最显著的就是促使皇家园林的功能，由彰显帝王意识张扬王朝气象转向君臣禊宴畅逸游娱。换言之，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建安文士集团活动，多为以皇家园林为场合的宴游（详见后文）。
帝王皇族文士化的现象，虽然在两晋一度不甚明显，但随着刘裕藉助京口北府军事集团夺取政权，也就开启了宋、齐、梁三朝“以北人中武装善战的豪族为君主，而北人中不善战的文化高门为公卿，相互利用，以成统治之局的历史”，由此也加速了帝王皇族文士化的进程。同是出自南兰陵萧氏豪家将种的齐梁王室成员，更以政坛及文坛领袖的双重身份，促进并完成了北府将领文士化的转型，也将帝王皇族文士化推至极境。
魏晋南北朝之所以有帝王皇族文士化的现象，在于当时崇文的士族社会氛围。文化高门的光环，对崛起于寒门的帝王皇族具有致命的吸引力与号召力。所谓的“致命”，意味着崛起于寒门的皇室在这样一个转型过程中，文化及文学素养的不断增强而成为优势，却是以强宗武力传统的日渐羼弱而成劣势为代价的。而事实上，齐梁正是世家大族赖以安身立命的门阀制度从鼎盛向衰落演进的关键时期，南兰陵萧氏家族的转型也正好伴随了这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过程。尽管如此，帝王皇族文士化依然持续自觉进行；而帝王皇族文士化对文学的发展，更无疑是起到正面积极的促进作用。
王融的例子，尤显文化高门的号召力。王融出身琅邪王氏，其后人王筠自称：“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梁书·王筠传》）沈约亦语人云：“自开辟已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也。”（《梁书·王筠传》）王融与萧衍同属“竟陵八友”，素以文章才学自负，“自谓无对当时”（《南史·任昉传》），《南齐书·王融传》所谓“文藻富丽，当世称之”，足见其自负非妄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傲世风范便是在“上幸芳林园禊宴朝臣，使融为曲水诗序”（《南齐书·王融传》）的萧齐皇家园林文化活动中得以呈现的。原属“竟陵八友”之一的萧衍登基后，更是挟开国帝王的声威与光环，积极“引后进文学之士”（《梁书·刘苞传》）、“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梁书·文学传序》）。崇尚文化，奖励文学，俨然成为齐梁皇室的既定方针。该方针的制定与实施，便是庶族皇室对士族文化的认同和重视，也从而促进了帝王皇族文士化的转型。
帝王皇族文士化反映到皇家园林文化中，最明显的就是其园林观念与园林生活的变化。前者的典型例子就是：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
晋简文帝司马昱是“清虚寡欲，尤善玄言”、“留心典籍，不以居处为意”（俱见《晋书·简文帝本纪》）的文士化帝王，他入华林园有“有濠濮间想”，与时下文士藉助园林以寄寓隐逸之思的风气如出一辙。此现象在魏晋南北朝颇为普遍，齐名臣王俭《侍太子九日宴玄圃诗》所述“眷言淄苑，尚想濠梁”，以及历仕齐梁两朝的裴子野所作《游华林园赋》，对皇家园林建康华林园的描述均可透见这一现象：
谅无庸于殿省，且栖迟而不事。譬笼鸟与池鱼，本山种而有思。伊暇日而容与，时遨游以荡志。
由此可知，虽然此时帝王“处万乘之极，享富有之大”（《晋书·江逌传》）的念头尚未泯灭，文士化的园林观念确实已浸淫了皇家园林的文化。与此相应，皇家园林的生活方式，虽然也不免仍有奢华享乐的情形，但文士化的表现更见普遍——即承袭自建安文士的宴游风气，已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生活。而宴游风气，正是催生了皇家园林文学的最大动因（详后），正如萧绎在《太常卿陆倕墓志铭》所自诩的：“南皮朝宴，西园夜游；词峰飙竖，逸气云浮。”
皇家园林的建造，亦在相当程度受到文士文化的影响。如宋“隐遁有高名”的戴颙所居黄鹄山“有竹林精舍，林涧甚美”。待华林园景阳山筑成，戴颙已亡，宋文帝叹曰：“恨不得使戴颙观之！”（《宋书·戴颙传》）显示皇家园林的审美品位有向文士文化比美的意图。而统监建造华林园的造园家，恰也正是“涉猎书史，能为文章，善隶书，晓音律，骑射杂艺，触类兼善，又有巧思”（《宋书·张永传》）的张永。这显示了华林园本身就是文士园林美学的产物。又如前文所引述，北魏世宗宣武帝欣赏、重用的造园家冯亮的“曲尽山居之妙”（《魏书·逸士传》）与茹浩的“颇有野致”（《魏书·恩幸传》），显然为文士追求自然雅致的园林观，有别于传统以宏大富丽为标识的皇家园林观，“世宗心悦之”（《魏书·恩幸传》），则表明文士园林观得到帝王的认可，亦应可贯彻到皇家园林的建造之中。
帝王皇族文士化的转型是整体性的历史社会现象，倘若落实到个人身上，文士化的征象更为鲜明，反映到私人化的皇家园林表现也更具文士化的特征。这类皇家园林，除了宴游功能得到强化外，在园林景区的设置、景区名称的标示，也都体现出深受文士文化的影响。如前述梁湘东王萧绎所造湘东苑，无论是沿岸种植的水草奇木，还是跨水搭建的通波阁，皆颇见当时文士园林的清简风貌，一反传统皇家园林“大者罩天地之表，细者入毫纤之内”（皇甫谧《三都赋序》）的宏侈风格。其中芙蓉堂、禊饮堂、隐士亭、乡射堂、映月亭、修竹堂、临水斋、阳云楼、临风亭、明月楼（《太平御览·居处部·苑囿》）等亭台楼阁的命名，更为体现雅致的文士生活情趣。如此现象，诚如论者所言：
东晋南朝的皇家园林具有更强的文人化特征，帝王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文化修养，追求文人的气质和生活方式，而园林是他们寄托文人情结的主要场所；文人化的园居生活方式、极具儒雅风流的御苑文会、以及反映文人审美理想的曲水流觞等园林景观，无不彰显着帝王的重文倾向。
相比较而言，北朝的皇家园林更多执着于彰显以“一水三山”为标识的帝王气象，文士化的表现较为淡薄，如前引《洛阳伽蓝记》卷一所载，北魏世宗的承袭前朝的华林园，虽然有临涧亭、流觞池等较具文士气的景区，但更多还是如天渊池、蓬莱山、仙人馆、钓台殿、虹蜺阁、景阳殿、露寒馆、玄武池、清暑殿等，刻意标榜帝王意识帝国气象的景区命名，显见秦汉皇家园林遗风影响至深。
五、结语
本文在三个方面，对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的演变及其特征进行了探讨论析。在政治因素方面，探析了大一统基础的削弱，导致皇家园林奢华夸饰的模式，收到较大程度的抑制与收敛；皇家园林由帝国象征趋落于现实生活，转向相对适度，乃至收敛平实的表现，自然原生态真山真水的宏大格局，逐渐为迭山、聚石、引水的人为经营所取代。在地域因素方面，探析了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虽然北方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消解，但自然条件优越，土地肥沃，水陆交通便利的环境条件，却使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得以稳步发展，并一度呈现繁荣富庶的景象。而优美富饶的自然环境，繁荣富庶的社会经济，为皇家园林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水网遍布山陵起伏的江南地域特色，也导引了皇家园林新的发展势态。南方造园工艺及南方园林风格，亦对北方皇家园林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在人文因素方面，则探讨了崇尚文化，奖励文学，显示庶族皇室对士族文化的认同和重视，促进了帝王皇族文士化的转型，而帝王皇族的文士化则促使皇家园林的功能，由彰显帝王意识张扬王朝气象转向君臣禊宴畅逸游娱；皇家园林的生活方式，也显示出由奢华享乐向游娱赋诗的转化。概言之，惟有如此通过从历史的动态演变角度以及相应的因素影响，进行梳爬及掌握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的概貌，方可对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的文化生态，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诠释，亦方可在此基础上，对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的其他问题（如与文学的关系）进一步展开更为深入而广泛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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