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奎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0）

　　郭沫若与唱和传统的现代嬗变

　　刘 奎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0）

　　抗战时期，郭沫若深度参与了陪都重庆文士间的旧体诗词唱和，尤其是与他密切相关的“寿郭”唱和、“屈原”唱和与“沁园春”唱和，见证了战时郭沫若的文化实践与政治的复杂关联。通过“寿郭”唱和，他在左翼政治文化之外维护了一个私人化的交际圈；“屈原”唱和则表达了他被国民党疏离后的不满，不无讽谏之意；较之前两次唱和中他与政治间的模棱关系，“沁园春”唱和时他主动选择了政治阵营，诗词酬答因而不再仅仅是文学问题，而成为文学与政治间的交互往来，这促成了抗战时期诗教传统的功能嬗变。

　　郭沫若 诗词唱和 寿郭活动 屈原 政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是以诗词唱和的方式开始他的抗战生涯的。1937年7月24日郭沫若从日本神户登船归国，也就在这天，预想着两日后回到上海的情景，他写下了“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一诗，该诗实际上是次韵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郭沫若的这首请缨之作，随后引起了士林的关注，张元济、沈尹默等人都有和作。战时旧体诗词创作成为一种文化风气，郭沫若在重庆期间，也广泛参与了文士政客间的酬唱，如著名的“寺字韵”、“鞭字韵”唱和他都有参与。如果说这些唱和他是亦步亦趋地回归唱和传统的话，那么，此后他参与的三次较为集中且影响较大的诗词唱和，既见证了他立场转变的过程，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诗词唱和的传统。这三次唱和分别是“寿郭”唱和、“屈原”唱和与“沁园春”唱和。前两次唱和都是以郭沫若为中心，在第三次唱和中，他也是主要参与者。这三次唱和的共同点，唱和都源于社会与文化事件，而且与政党政治密切相关。本文将历时梳理这三次唱和事件，考察诗词唱和在不同事件中的不同功用，以及这一文人传统在现代政党政治影响下的嬗变。同时，也借助诗词唱和的视角，考察郭沫若在三次唱和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以及他的立场与心态变化。

一、诗可以群：“寿郭”唱和

寿诗是文人传统，亦为士人交流雅事。1941年11月，郭沫若于五十初度之际，便收到来自各方友朋的数十首贺诗。这包括董必武、吴克坚等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人员，也有政府官员冯玉祥、陈布雷、梁寒操、潘公展等。但更多的则来自学者文人圈，如顾一樵、马衡、柳亚子、沈钧儒、卢前（冀野）、沈尹默、田汉等。除诗词外，尚有周恩来、老舍、茅盾、周扬、宗白华等数十篇纪念文章，文协刊物《抗战文艺》也为其出专刊，加上同时期各大报刊的报道，可谓重庆文化界一时之盛。

　　从新文学的传统来看，五十做寿非郭沫若始。知堂五十自寿诗不仅和者纷纷，而且引起京沪文坛骚动，一度受到左派的激烈批判。鼎堂五十寿辰，规模则远过之。二者相同之处，都由旧体诗词充当交流媒介。不同的是，寿郭活动一开始就发生于政治文化的空间之内。

　　寿郭的缘起，是中共文化政治运动方式的转变。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加大了国统区政治工作的力度，同时也转变了政治工作的方式，转而利用祝寿、丧吊等传统习俗，积极开展政治运动。正如中共南方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所总结的：“由于当局之种种压迫，过去文化活动的方式已不能用，被迫产生新的方式。借文化人的红白日，郭沫若氏之五十寿辰，冯玉祥之六十寿辰，张冲之追悼会等等，以此方式进行一些文化活动。”据吴奚如介绍，中共早在1938年夏便根据周恩来提议，决议以郭沫若为鲁迅的接班人，树为新的“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从周恩来1941年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我要说的话（代论）》来看，吴奚如此说不虚，1941年的祝寿活动正是这一决议在文化界的具体实践。

　　对该次活动，中共计划得较为周密，涉及范围也极广，不仅动员了重庆文化界，也动员了香港、桂林、延安等地的文化人。活动虽为中共发起，但一如既往，政党并不直接出面，而是借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苏文化友好协会、“抗敌剧协”、救国会等文化或社会组织出面，以使祝寿活动显得较为“自然”。在中共及各团体的广泛动员和周密筹备下，活动得到了较多文化人的响应。不过，各团体虽在同一个舞台唱戏，侧重点却各不相同。

　　周恩来将郭沫若确定为继鲁迅之后的“革命文化的班头”。在他看来，“鲁迅的时代，是一半满清，一半民国的时代”，而郭沫若“既没有在满清时代做过事，也没有去北洋政府下任过职，一出手他就已经在‘五四’前后”，因此，“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年，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二十五年”。基于郭沫若与鲁迅二人社会背景的历史差异，周恩来得出了他的历史性结论：

　　鲁迅自称是革命军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鲁迅先生已经不在世了，他的遗范尚存，我们会愈感觉到在新文化战线上，郭先生带着我们一道奋斗的亲切，而且我们也永远祝福他带着我们奋斗到底的。

　　周恩来的这篇文章，不仅巩固了郭沫若文坛祭酒的地位，对日后文学史的叙述也不无影响。国民政府官员的态度亦与之相应，时任国民党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张道藩，在“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茶会”上表示，“郭先生除了文学上的成功，还有他事业上的成绩，他革命，他北伐，他抗战，他建国”；而潘公展与郭沫若早有诗酒之交，此时也朗诵了“一首古体的贺诗”，“并且说起郭先生弃家回国那段凄绝悲壮的故事，说是回国以后郭先生的诗，他读来也流泪”；时任政治部副部长的梁寒操不仅出席讲话，也有诗赠予郭沫若。张道藩、梁寒操及潘公展等国民党文化大员均出席、讲话、赋诗，《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官方媒体亦大篇幅报道，这表明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为郭沫若做寿不仅毫无不当之处，郭沫若抗敌的决心、建国的热情同样也是值得宣传的主流价值。据郭沫若秘书翁植耘回忆，连何应钦都曾亲自送去寿联。历史现场的这种复杂情形，难免让日后左翼单方面叙述的政治寓意大打折扣。作为文协主席的老舍也发表了讲话，他则重点强调了郭沫若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并且提倡“拿工作来纪念郭沫若先生，成立研究会，设立奖学金，刊行郭沫若全集与选集”。从老舍对郭沫若文化成就的强调也可看出，郭沫若的文化人身份是各个派别所能接受的共同身份。

　　郭沫若在此过程中处于什么地位呢？据时任主任秘书的阳翰笙回忆，当周恩来提及要给郭沫若做寿时，郭沫若当即谦辞。而郭沫若在致别人的信中也曾表露他的心迹：“祝寿之举甚不敢当，能免掉最好。照旧时的规矩来讲，先君于前年五月逝世，今岁尚未满服，更不敢说上自己的年岁来也。”在纪念会的答词中他也是极为谦诚，将众人的褒奖喻为催人奋进的鞭子，同时以燕昭王求士的故事，说明“今日之会，在鼓励更优秀之作家”。这种谦逊固然不乏交际辞令的意味，但他选择性地回赠诗作，也可部分表明他此时尚无完全倒向中共的意思。

　　据目前的资料，他诗词酬答的对象主要是陈布雷、柳亚子、沈尹默、马衡（叔平）等人。陈布雷是“寿郭”活动的发起者之一，但他参与此事的过程却较为特殊，他的外甥翁植耘，此时恰为郭沫若的秘书，翁植耘其实是以私人关系要求陈布雷参与发起。但陈布雷不仅具名发起，还写了四首寿诗给郭沫若：

　　郭沫若君五十初度，朋辈为举行二十五周年创作纪念，诗以贺之。

　　滟滪奔流一派开，少年挥笔动风雷，低徊海澨高吟日，犹似秋潮万马来。

　　（先生以文艺创作公于世，似在民国十年前，时余同客海上。）

　　搜奇甲骨著高文，籀史重徵起一军，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

　　（君客居东邦，以甲骨金文理董古史，著作斐然。）

　　刻骨酸辛断藕丝，国门归棹恰当时，九州无限抛雏恨，唱彻千秋堕泪词。

　　（七七变起，君自东瀛别妻孥归国，当时有“别妇抛雏断藕丝”“登舟三宿见旌旗”句，时为传诵。）

　　长空雁侣振秋风，相惜文心脉脉通，巫岫云开新国运，祝君彩笔老犹龙。

　　第一二首诗写郭沫若创作与研究的成绩；第三首写其慷慨赴国难，需留意的是，这首诗是步郭沫若《黄海舟中》（又当投笔请缨时）诗韵，是唱和之作；第四首提及了二人共同的文人身份。陈布雷与郭沫若早有交往，据李一氓回忆，北伐时期，郭沫若曾为蒋介石引荐陈布雷，抗战时期郭任第三厅厅长期间，与陈布雷也多有过往。但陈布雷的诗并未涉及太多私人情谊，而是着眼于他的著述事业，相对忽略了郭沫若自己最重视的北伐经历和抗战期间第三厅的政治活动，可见陈布雷对郭沫若的肯定主要是从文学和学术上着眼，对其政治经历则觉得不足道，这在他致郭沫若的私信中写得更明确，信的原文是：

　　沫若先生大鉴：三叶集出版时之先生，创造社时代之先生，在弟之心中永远活泼而新鲜。至今先生在学术文化上已卓尔有成。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先生之高洁，先生之热烈与精诚，弟时时赞叹仰佩。弟虽一事无成，然自信文士生涯、书生心境，无不息息相通。国家日趋光明，学人必然长寿。此非寻常祝颂之词也。唯鉴不尽。

　　弟陈布雷 谨上

　　“政治生活实渺乎不足道”，这既是陈布雷的个人感悟，也是他对郭沫若的劝诫。或许是陈布雷言辞的恳切，郭沫若及时写了和诗，并将陈布雷的诗与自己的唱和之作，一并在《大公报》上刊载，郭沫若的和诗为：

　　第寒深深未易开，何从渊默听惊雷，知非知名浑无似，幸有春风天际来。

　　欲求无愧怕临文，学卫难能过右军，樗栎散材绳墨外，只堪酒战策功勋。

　　自幸黔头尚未丝，期能寡过趁良时，饭蔬饮水遗规在，三绝韦编爻象词。

　　高山长水仰清风，翊赞精诚天地通，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

　　郭沫若以自嘲的方式，说自己文章书法均不见佳，并表示假以时日，或可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创获，由此，郭沫若对于陈布雷的看法——名山之业重于政治，至少从表面上也是认可的吧。这点在他与柳亚子等人的唱和中也有所体现。柳亚子时在香港，是香港文艺界寿郭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在宾朋欢聚之余，雅爱赋诗的他“先赋一律，兼柬渝都索和”，诗为：

　　温馨遥隔市声哗，小小沙龙淡淡花。北伐记擐金锁甲，东游曾喫玉川茶。归来蜀道悲行路，倘出潼关是旧家。上寿百年才得半，祝君玄发且休华。

　　颔联写郭沫若北伐与东渡事，颈联“倘出潼关”是今典，因郭沫若有诗句“驱车我欲出潼关”。潼关位于西安以东，为三秦门户，历代兵家所争之地。郭沫若此句向被解释为对延安的向往，虽不无道理，但也可理解为发抒抗战豪情（延安实际上在西安以北）。如老舍《潼关炮声》一诗，便有“瓦砾纵横十万家，潼关依旧障京华”句，将潼关作为与日寇对峙的凭借。从柳亚子诗无法看出究为何指，但郭沫若的和诗却绕开这些话题，别有怀抱。诗有小序：“五十初度，蒙陪都延安桂林香港星岛各地文化界友人召开茶会纪念，亚子先生寓港并为诗以张其事，敬步原韵奉和，兼谢各方诸友好。”表明该诗除了酬答柳亚子，也是对公众的回应，诗为：

　　千百宾朋笑语哗，柳州为我笔生花。诗魂诗骨皆如玉，天北天南共饮茶。金石何缘能寿世，文章自愧未成家。只余耿耿精诚在，一瓣心香敬国华。

　　和诗重在和意，郭沫若该诗却未涉及柳亚子或自己的革命生涯，而是落脚于文章事业。该诗可与此前他与金静庵、汪辟疆等人“鞭字韵”唱和对读，郭沫若在《题富贵砖》便有句“贞寿逾金石，清风拂徽絃”，金汪二人都有和句。对于该句，有解为郭沫若政治上自明心志者，这或有不妥，此典出《古诗十九首》。《回车驾言迈》有“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句，慨叹人生苦短，郭沫若《题富贵砖》反用此典，释之以旷达，而和亚子诗则正用此典，以鞭策自我。此外，对于马衡和沈尹默等人的和诗，郭沫若在酬答中也多侧重名山事业，尤其是学术研究上的志向，延续了此前他热衷考古的姿态。

　　因此，虽然此次寿郭活动为中共发起，各方的积极介入却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政治色彩。郭沫若在此事件中虽较为被动，但他选择性的酬答，通过与士林耆老、学界宿将之间的诗词往来，反而树立了一个中间派的形象。由此也可看出他此时的立场和心态，即便是与陈布雷，二人的唱和也以文运升降相互期许。从唱和的角度来看，他与学界士林间以诗词互为酬答，并开启了他与柳亚子之间的唱和生涯，延续的是借助诗词唱和论交、“诗可以群”的文人传统。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诗可以群”也是有限度的，当时柳亚子还有两首寿诗给郭沫若，同时他也将诗呈给曾琦（慕韩）。其二为：“两贤相厄更相匡，各抱千秋铁石肠。……同游峨嵋灵气在，齐年五十鬓休霜！”曾琦为青年党党魁，二十年代中期郭沫若曾与青年党的国家主义展开论争，抗战时期青年党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而郭沫若也步入政界。显然，柳亚子是想以唱和的方式，让郭沫若与曾琦修好，但未见郭沫若和诗。这表明郭沫若与曾琦之间的立场分野，诗词无法使之愈合，此时的中间势力，是有特殊立场的一群人，但他们各怀平戎之策和建国方略，彼此之间也存在分歧。

二、诗可以怨：“屈原”唱和

《屈原》唱和，是《新华日报》的一个专栏。1942年4月13日，新华日报刊载了黄炎培、董必武与郭沫若三人的唱和诗词，虽然以《〈屈原〉唱和》为总题，但无其他按语，显然一开始并无设置专栏之意，后来和者纷纷，《〈屈原〉唱和》便成为发表平台。因此，学界往往将其视为寿郭事件的延续，尤其是放在中共“剧运”的框架内考察，相对忽略了唱和的独立性。唱和的参与者，其实很多都未观看话剧，仅仅是以屈原为话题而已，因此“《屈原》唱和”实难涵盖所有的诗作。同时，唱和诗词也不仅发表于《新华日报》，如黄炎培、郭沫若之间的唱和一开始便发表于《新民晚报》，《新华日报》只是转载，并附载了董必武的和诗。因此以“‘屈原’唱和”为题或更为贴切，这意味着大家所关注的，更多是屈原与当代知识分子命运间的关联性，而不仅仅是话剧《屈原》所带来的社会效应。

　　如果说郭沫若是被动地参与了“寿郭”活动，唱和诗词也多是回赠的话，“屈原”唱和则略有不同，在整个唱和过程中，郭沫若都表现得相当主动。据黄炎培日记载，1942年4月7日中午，他与郭沫若同饮于朱氏熙园，同席有沈衡山、张仲仁、于右任、江庸等，多人即席赋诗。翌日所记为：

　　夜，郭沫若赠票，邀观所著《屈原》剧上演，邻座张蓉贞之妹。

　　既读郭沫若所为《屈原》剧本，复观上演，成二绝句：

　　不知皮里几阳秋，偶起湘累问国仇；一例伤心千古事，荃茅那许辨薰莸。

　　阳春自昔寡知音，降格羞向下里吟；别有精神难写处，今人面目古人心。

　　4月9日，他“讯谢郭沫若”，并附赠自己的《苞桑集》；11日“得郭沫若和诗二绝”。其间，黄炎培还曾将《屈原》二绝抄示他的女友姚维钧，及诗友江庸。12日该诗便在《新民晚报》刊出，旋即为《新华日报》转载，受到诗词爱好者的关注，并迭有和作。而黄炎培因要南下，实际上在这次唱和中是缺席的。可见，现代媒体对诗词唱和这一传统的改变。周作人的自寿诗，虽然也经林语堂的发表而广泛传播，但和者刘半农、钱玄同、胡适、蔡元培等多为圈内人；“屈原”唱和则不同，不仅超出了圈子的限制，而且也超出了党派的限制，使诗词唱和从私人交谊走向了公众。郭沫若在这次唱和中的积极姿态也颇值得关注。

　　黄炎培诗前原有小序：“既读郭沫若所为《屈原》剧本，复观表演，率成二绝句奉赠，沫若其为道者乎？”对自己所领会的《屈原》主旨颇为自信，无论是“皮里阳秋”，还是“今人面目古人心”，都道出了郭沫若“失事求似”的史剧观，可谓知音。郭沫若的和诗为：

　　两千年矣洞庭秋，嫉恶由来贵若仇。无那春风无识别，室盈薋菉器盈莸。

　　寂寞谁知弦外音，沧浪泽畔有行吟。千秋清议难凭借，瞑目悠悠天地心。

　　郭诗延续了黄炎培两首诗的主题，第一首写屈原精神，郭沫若将其具体化为“嫉恶如仇”的道德观；第二首写《屈原》的弦外之音，郭诗也进一步点出《屈原》确有“弦外之音”。他还将屈原与士林的“清议”传统连接起来，“千秋清议难凭借”是对清议社会效应的怀疑，而“瞑目悠悠天地心”一句，却又转向对清议维系价值体系的肯定，同时也将自己纳入了清议的历史脉络，有自我指涉的意味。如果将《屈原》话剧及其后的唱和置于“清议”这一传统来考察，郭沫若等人的诗词唱和便不能简单地以“政治斗争”来概括，尤其难以窄化为政党运动，而应该是士大夫议政干政的讽谏传统，是文人的牢骚语，也是独特的美芹之献；这一点联系到前文所述他与汪辟疆、金静庵之间的唱和，体现得便更为明显。

　　而《新华日报》为何转载郭黄的唱和，且将之置于第三版，而非第四版的副刊，也有缘故。原来，在一个月之前，中共南方局接到毛泽东的电文，毛泽东转告了张申府的建议——“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毛表示同意，并要求“《新华日报》也宜有所改进”。南方局在3月18日致毛泽东的电文中报告了《新华日报》的改进情况：副刊开始吸收外稿，“第三版设了‘友声’，专门发表党外人士的意见。”无论是黄炎培、郭沫若，还是紧随其后赋诗唱和的沈钧儒、张西曼、吴藻溪（西南大学教务长，九三学社发起者之一）等都是“友声”，而陈禅心、邓吉云等更是政府军人。“《屈原》唱和”的栏目也始终位于第三版，偶或挪至第二版。

　　对于此次唱和，学界往往只提及黄炎培、郭沫若等知名人物，而相对忽略了其它参与者。实际上这次唱和还形成了一个次级的唱和圈，这便是以陈禅心为中心，包括陈树棠、陈建业父子、柯璜等人的唱和往来。陈禅心，福建人，战时参加空军，精于集句，与南社诗人柳亚子、林庚白（福建人）、叶楚怆等人有交往，曾得郭沫若赏识，二人早有诗词往还，其集句诗《抗倭集》有郭沫若和柳亚子序。郭在1939年所作的序言中称其为“爱国诗人而兼集句圣手”。陈禅心观剧也是出于郭沫若之邀，这从他的集句诗《郭沫若先生邀余观看话剧〈屈原〉》可以看出，当他看到报上黄、郭等人的唱和之后，很快便和了一首，虽然他与郭沫若有文字来往，但他对《屈原》一剧还是有自己的看法，似乎对郭沫若等人的牢骚语略有不满。其诗为：“灵均辞赋已千秋，此日应须写国仇。欲为两间撑正气，唇枪舌剑论薰莸。”委婉指出大敌当前“应须写国仇”，因而对“唇枪舌剑”辩论忠奸问题略有讥刺。柯璜首次唱和时并未观剧，而是因“陈禅心兄以步黄郭董三先生屈原唱和见示，因步原韵，就正大雅”，故他的和诗与陈禅心意近：“汨罗遗恨蔑经秋，今古伤心是国仇。偏反婀娜争代谢，苍莽何处认兰莸？”但他观剧之后，观点有较大转变，因该剧“古调哀音至为感动”，“归叠原韵质之禅心”。诗为：“彰弹大义著春秋，岂独沉冤一楚仇？三代人心存直道，神奸无设掩薰莸。”从春秋大义的角度，认为郭沫若的史剧超出了陈禅心所指摘的个人冤屈问题。不过，陈禅心似未改初衷，他在第二次和诗中甚至有所劝勉：“湘水宁为嫉俗音，劫冤更莫作哀吟！若非靳尚工馋口，谁识孤臣独醒心？”靳尚的谗言，似乎反而为验明屈原的忠贞提供了机会，开脱多于责难。联系不久前的皖南事变，陈禅心居然在中共党报上发表这样的诗作，其寓意不言自明。

　　陈树棠、陈建业父子参与唱和，都是因“禅心示以步任之沫若必武诸先生屈原唱和之什”。陈树棠，字朴园，与郭沫若本有诗词来往，故不取陈禅心意，是和韵不和意之作；陈建业诗却委婉提及“不重私仇重国仇”。就在二陈发表诗作之时，郭沫若发表了答诗，其一重申薰莸之辨，其二有身世之慨：“晨郊盈耳溢清音，经雨乾坤万籁吟。始识孤臣何所藉，卅年慰得寂寥心。”郭沫若的感慨来自他的自身经历。该诗有小序：“二十六日晨兴，乘肩舆由赖家桥赴壁山途中，大雨初霁，万象如新浴。微风熠熠，鸟声清脆，恬适之情，得未曾有。爰再踵任老韵，奉答赐和诸君子。”由自身的经历——借风景慰藉寂寥之心，得悟屈原遭际，可见郭沫若此时的寂寞，也可见屈原之于郭沫若的象征性。

　　但以陈禅心为中心的次级唱和，其对郭沫若这种哀叹个人际遇的微词，不仅与郭沫若的初衷不同，与《新华日报》开辟专栏的目的也相悖。因此，在刊载郭沫若答诗的同时，编者加了一段按语，在一月之内，便匆匆结束了此次唱和。此后黄炎培与郭沫若还有第三次唱和，但刊载时已不用“屈原唱和”之题，而以“黄郭唱和”为题，黄炎培在序中也称：“平生不善步韵为诗，亦不敢重劳诸君子赐和也。”从而婉言退出了唱和，一向谨慎的黄炎培或许也是不愿卷入《新华日报》太深。郭沫若倒是意犹未尽，其酬答之作有序：“任老自湄潭来归，赠以新作。次韵再吊三闾，却寄呈教。步步趋趋，瞻前顾后，殊得暂时忘机之乐，敢云劳乎哉？”以诗忘忧，可见郭沫若心中的不满情绪。但郭沫若兴致再好，此后《新华日报》也未见和诗。因此，由《新华日报》发起的唱和其实只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学界有称“半年之久”者，可能要旁及其它刊物，以及私人唱和领域。

　　就郭沫若两次答诗的小序来看，他所抒发的多是个人的寂寞之情，联系此时郭沫若的遭遇更是如此。1940年年底，他转任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文工委是一个以学术研究为主的机构，对于郭沫若个人来说，这要求他从政治工作转向学术研究；而从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来看，其实是蒋介石政府对他的疏远。这对于满腹救国热情、积极用世的郭沫若，不啻一个绝大的打击，如此，他才会对屈原被逐如此同情。联系到此时前后郭沫若对汉砖拓片的兴趣、与田汉骑马郊游等活动，郭沫若这里所说的，将诗词唱和作为打发闲暇的方式，不乏针砭时弊之意。这一点也体现于田汉写给郭沫若的祝寿之作中：

　　壮士的手

　　不摩挲宝剑，

　　而摩挲“延光四年”的砖纹。

　　对着

　　洞庭的霜叶，

　　又想起楚的湘累，

　　汉的逐臣

　　抗战初期，郭沫若去长沙找田汉时，曾写过一首诗：“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苟与吕伊同际遇，何缘憔悴作诗人。”在田汉看来，“一个以‘吕伊’自况的人不能不在故纸堆中过着憔悴的生活也绝不是国家之福！”可见郭氏也是被“放逐”之人，这是他“怨”的由来。而从他们的唱和诗词来看，所强调的也多是传统士大夫式的忠奸之辨，如多借助楚辞中的香草美人意象，作为批判奸邪褒扬忠臣的象征手法，不仅是代屈原鸣冤，也是被黜者的“怨刺”，“怨刺上政”，是文人清议的方式。因而，屈原唱和延续的是“诗可以怨”的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屈原”唱和的政治批判性有限，且不说陈禅心等人的唱和本就貌合神离，即便是黄炎培等人的“道者”之作，其作用或也只如郭沫若所言，使他暂得“忘机之乐”。

三、诗可以党：“沁园春”唱和

郭沫若第三次因社会文化事件而参与诗词唱和是1945年末，和的是毛泽东那首有名的词——《沁园春·雪》。此次唱和，与传统文士间的诗词酬答不同，不仅在形式上不同于普通的唱和，唱和的原因及心理也更为复杂。

　　郭沫若之所以参与“沁园春唱和”，与毛泽东该词在重庆发表后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有关。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柳亚子为完善《民国诗选》，请毛泽东誊录《长征》组诗，盖该诗因斯诺《西行漫记》中有记录而广为人知。但毛泽东录给柳亚子的诗，除了《长征》外，还有《沁园春·雪》，这便是后来所谓的“信笺”本，为现存《沁园春·雪》的最古本。柳亚子本为南社狂人，对一切流派词家向不放在眼里，即便是于右任，他也认为“是名家而不是大家”，但对毛泽东的诗词则极为佩服：“毛润之一枝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因而在收到该词后，他便和了一首，一并送给《新华日报》要求发表。《新华日报》以需要请示为由，只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而未发表毛泽东的原词。但该词已不胫而走，逐渐在文士间传播开来。

　　时任《新民报晚刊》副刊“西方夜谭”编辑的吴祖光，也得到了一份抄件，虽然友人以《新华日报》不发表的情况规劝他不要发表，但编辑的职业敏感告诉他，“这样的稿件是可遇难求的最精彩的稿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稿件”，从而执意将毛泽东的原词登载于1945年11月14日《新民报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上。但他还是谨慎地加了按语：“毛润之氏能诗词似尠为人知。客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此词一发表，便激起了千层浪。

　　首先是重庆《大公报》转载了该词，随后，《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原《扫荡报》）《益世报》三大报在12月4日，同时刊载了4篇和词与两篇批判文章。“三湘词人”易君左的和词是写作较早的，其词有序：“乡居寂寞，近始得读《大公报》转载毛泽东柳亚子二词，毛词粗犷而气雄，柳词幽怨而心苦，因次韵成一阕，表全民心声，非一人私见，并望天下词家，闻风兴起！”词为：

　　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篷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愈高。神明胄，忍支离破碎，葬送妖娆。黄金难贮阿娇，任冶态妖容学细腰。看大汉孤烟，生擒颉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

　　三大报同时刊载和诗，且多为批判之作，显然有政治力量的介入。但如果先撇开政党斗争，该词也透露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隐忧。易君左词中所谓“天才亮”，既指抗战的胜利，也指这一年国共谈判所形成的共识，尤其是刚签署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使知识分子看到了和平建国的可能。因此，他们才会对毛泽东的“气雄”如此敏锐，似乎感到“漫漫长夜”再临的威胁，以至反应如此激烈。对此，《中央日报》同日刊载的署名“耘实”的和作说得更为明白：“君休矣，把霸图收拾，应在今朝。”一月之内，仅这三大报刊所载和诗即近三十首，其出发点与易君左并无二致。只是易君左词多讥刺，而其它词作多是劝诫。对内战的隐忧，使当时唱和的着眼点，并未停留于所谓的帝王思想，而是更为具体的现实问题，也就是说，和者所担忧的与其说是毛泽东有帝王思想，倒不如说是霸图所可能带来的内战。

　　正是在这种挞伐之声的情形下，郭沫若写作了他的和词，其词为：

　　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念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泪天滔。遍野哀鸿，排空鸣鹏，海样仇深日样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解苛娆。西方彼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雕。堪笑甚，学狙公芧赋，四暮三朝。

　　这首和词并未正面为毛辩护，而是荡开一笔，写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战略援助，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虽次毛泽东原韵，但对毛氏之词意，并无反应，而借题发挥其‘反美’之思”。但此人所忽略的，是郭沫若与易君左等人分享着同样的内战焦虑，只是易君左看到的是延安的威胁，而郭沫若的担忧则是美国的武器援助，也可能引发内战。当时，像郭沫若这类声援的和词并不多见，连《新华日报》都未作任何回应；而媒体对毛词的批判，也超出了官媒，如中间派的《平论》也有文章称：“毛先生的词，确实是气概非凡，从秦皇汉武一直到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大有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的意思。以毛先生今日的地位言，亦不能说他自负过甚。但一再讽诵，总觉得字里行间流露的英雄主义色彩过于浓厚，出于共产主义领袖之口，好像有点令人惊奇。”该文最终落在对民主的期待上，“希望一切俱以民生为前提，使中国走上民主统一的大路，那就是我们老百姓之福。”这样的说法虽不温不火，但其批判的锋芒是不难感觉到的。正是在类似批判愈来愈多的情况下，郭沫若写了第二首和词：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萍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说红船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叹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材未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该词上阕是对毛词的评价，下阕批驳其他人的和作。“无器民滔”是对毛泽东个人的评价，典出《庄子·田子方》“无器而民滔乎前”，此处指如具备“恭宽信敏”的品行，没有帝王之器，百姓也会服从；而“气度雍容”“堂堂大雅”等句，则从美学的角度肯定了毛词的崇高美。下阕有较多的“今典”，如“扬州闲话”便是指易君左的作品《扬州闲话》，此书对扬州人的描写颇有不当处，曾一度引起扬州人公愤，甚至被诉诸公堂；“红船满载”“黄金再起”等，则是针对其他文章和词对延安政治的批判，如某女士的和词就是：“十载延安，虎视眈眈，赤旗飘飘”；吴诚的和词写得更具体：“延寿家风，百世流芳，万年香飘，看长城内外，白骨累累，大河上下，赤血滔滔，遍地黄巾。满地红幘，欲与巢闯共比高，待功成，看白镪煌耀，红粉妖娆。”

　　郭沫若的和词，建国后向被主流学界所称道，但究其实际，郭虽有为毛词辩护的勇气，显然并无说服力。其原因在于，郭沫若与他的论敌之间，分享着同样的时代问题。这既包括反封建议题，如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头》便从这个角度来批判毛词，而“封建”一词的现代意义本来就是郭沫若赋予的；另外就是上文所述的反内战思想；更关键的，他们都是从政治的角度解读毛词的。从这些角度来看，“沁园春”的唱和事件，其实对左翼知识分子的政治理论本身构成了考验，他们此时是批判蒋介石“新独裁主义”最力、呼吁民主声音最高者，但当内部出现《沁园春·雪》这样的词作时，确实让他们陷入了历史困境。郭沫若虽然选择了应战，但他也只能避开词意，强调其美学价值；或者是空疏地呵斥批判者，而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辩护帝王思想的合理性。

　　郭沫若也曾试图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即从正面阐释该词的“底子”。在回应《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的责难时，郭沫若写了《摩登唐吉珂德的一种手法》，对《沁园春·雪》的意义作了正面的解释：“我的揣测是这样：那是说北国被白色的力量所封锁着了，其势汹汹，‘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那些银蛇蜡象，遍山遍野都是；那些是冰雪，但同时也就是象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甚至外来的成吉思汗的那样一大批‘英雄’。那些有帝王思想的‘英雄’们依然在争夺江山，单凭武力，一味蛮干。但他们迟早是会和冰雪一样完全消灭的。这，似乎就是这首词的底子。”将风景（雪）之白，解释为政治之白，词的意旨便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陕北的雪景成了法西斯的象征，秦皇汉武等帝王也就转化为了敌对势力。这种解释自然难以自洽，正如木山英雄的质疑，“果真如此，‘素衣红裹’该是指反革命的假惺惺的革命姿态了？”如果联系到郭沫若前面两度和诗，这种解释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即便如此，他也要写和词，表明这其实是一个立场的问题，可见诗词唱和这一传统在现代的新变，它不再是文人或文士间交流的方式，而是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带上了浓厚的政党文化色彩，甚至成为政党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

四、文学与政治的“唱和”

虽说郭沫若主动参与《沁园春·雪》的唱和，并为之辩护，是一个由立场决定的问题，但既然中共南方局都未表态，他又为何要主动承担这一责任呢？这一问题关系到的，不仅是他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还在于，在国共对抗之际他究竟是以什么姿态作出回应的，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其时知识分子的历史姿态和心态。

　　《新华日报》为何拒绝发表毛泽东的词，而只发表柳亚子的和词，柳亚子对此心知肚明。他在将毛泽东手迹转赠尹廋石时，撰有跋语：

　　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固哉高叟，暇当与润之详论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欺，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郐以下之讥欤？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廋石既为润之绘像，以志崇拜英雄之慨；更爱此词，欲乞其无路以去，余忍痛诺之，并写和作，庶几词坛双壁欤？廋石其永宝之。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亚子记于渝州津南村寓庐。

　　早在词作发表之前，日后为对方所攻讦的帝王一类说法，柳亚子及中共诸人早就意会，但有意思的是，柳亚子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主要原因在于，柳亚子是将其置于诗人的狂态来理解的；因此，对于周恩来等政治家的顾虑，在他看来是不通风雅，不懂高人间的玄机，所谓“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柳亚子对毛泽东的这种观感，很大程度上是经由诗的审美眼光形成的，而从崇高美学的角度，“帝王口吻”不仅是“小节”，反是毛词的优势，正如论者所指出的，体现的是“在与历代帝王的霸业类比中叙述了自己对革命权力的意志”。如此，柳亚子的和词才可能出现“上天下地”一类的句子，而他直呼毛泽东的字“润之”，也是经由诗词这根纽带才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诗人毛泽东”是我们理解此时中共领袖形象的一个关键。

　　简单来说，《沁园春·雪》的发表，对毛泽东并非全无益处。它使毛泽东从国民政府宣传中的“匪目”转变为一个风雅之士，正如当时媒体文章所说：“过去人们以为是青面獠牙的毛泽东，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其书生本色”，“他有一副温文沉静的书生态度，还有一套士大夫吟风弄月的才华”。诗词转变了士大夫乃至公众对毛泽东的观感和想象，这是诗词之于政治的魅力，也是一种独特的诗人逻辑。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交往，遵循的也是诗人逻辑。早在1926年，郭沫若便在广州见过毛泽东，但彼时郭沫若风头正健，对毛泽东印象不深。再度交往则是抗战时期，1944年8月，郭沫若收到周恩来托人从延安带去的《屈原》与《甲申三百年祭》的延安单行本，并及时给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去信致谢。不久，郭收到毛的回信，毛在信中首先提及的便是二人北伐时期的经历：“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而且称“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仅如老友叙话，而且俨然书生本色；同时，毛还告诉郭沫若，延安将《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而且委婉提议：“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关怀之情溢于言表。在毛泽东赴渝谈判期间，还曾打算专门去拜访郭沫若，后因故取消，但在会面时，郭沫若将他的手表赠予毛泽东，这成为日后郭常提及的话题。

　　毛泽东与柳亚子、郭沫若等知识分子的交往，遵循的是传统“礼贤下士”的规则，不仅毛泽东，周恩来也同样如此。而一直推崇儒家思想的郭沫若，“帝王师”也正是他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因此，毛郭之间的契合并非偶然。但这种关系的建立，正如诗词唱和这种形式本身一样，是互为依托，需要遵循交流的对等伦理。即是说，政治家以诗化的逻辑对待士大夫，士大夫在关键时刻也要承担政治责任，正是这种诗与政治的双向规约，使我们在探讨毛郭、毛柳之间的唱和时，要与其个人化的述怀之作区别对待，要尤其注意诗人毛泽东背后的政治诉求。因此，当木山英雄沿着竹内实“作为诗人的毛泽东”的脉络，认为郭沫若的解释是“帮倒忙”的时候，便相对忽略了郭沫若这种解释背后的伦理承担，郭此时正是要以政治化的解释来回应毛泽东的诗化，只有这样，才能完成这次政治与诗的唱和。

　　如此，柳亚子与他之间的微妙差异便显现出来了。柳亚子从诗的角度出发，执意将自己的和作披露出来，其结果正如周恩来等人所料，不仅毛受到众人责难，他自己也未能幸免，被人称为讥为“癫狂柳絮，随风乱舞”，更被人指斥为“簧言舌乱”、“巴结妖娆”，“南社声威，何甘堕落，朽木岂真不可雕”。这种政治与诗之间的理解错位，虽然可能在预料之内，但他后来未作公开回应，虽再度和沁园春词，也都止于私人之间，可见他坚持的是诗的立场。而作为局外人的郭沫若，却奋起辩驳，或是为维护自己的左派理想，同时也不无“投桃报李”之思，而后者，才是唱和的价值交换原则。

　　责任编辑：方长安

　　Guo Moruo and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Exchanging Tradition of Poetry

　　Liu Kui
（Taiwan Research Institu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0,Fujiang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Guo Moruo participated deeply in poetry exchanging among the intellectuals of Chongqing.Guo joined in exchanging activities such as“Celebrating Guo’s Birthday”,“Quan Yuan”and“Qinyuanchun”,andhisclassicpoemswitnessedthecomplexrelationship betweenGuo’sculturalpracticeandparty politics.Firstly,Guo created a personal circle by Celebrating Guo’s birthday and then through QuYuan theme,he showed his dissatisfaction and suggestions after being alienated by KMT.However,when concerning the topic of“Qinyuanchun”,Guo standed with one party positively,and it showed that exchanging peoms had become the exchanges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giving ris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literary exchanges to political exchanges.

　　Guo Moruo;Exchanging Poems Among Friends;Celebrate Guo’s Birthday;Qu Yuan;Party Politics

　　刘奎（1985—），男，湖北神农架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文学所助理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