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8 年，是明孝宗朱佑樘执政的第11 个年头。这个从万贵妃的魔掌里侥幸逃脱的人儿，是史家公认的宽厚仁慈、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他以一生只娶了一位后妃而冠绝二十四史。这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似乎只有宦官李广因受贿曝光而自杀让他有点尴尬。但他所不知道的是，在非洲沿海，也发生了一件与大明宦官有关的事儿。
一、他们是谁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1498 年的一天，达·伽马率领葡萄牙探险队绕过好望角，停靠在东非港口马林迪。他们此行的目标非常宏大，据说是要打通葡萄牙通往亚洲东方的商路，取得印度香料和中国丝绸的直接贸易权，从而打破穆斯林世界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因此，每到一个港口，他们在通过易货贸易取得给养的同时，绝不放过任何关于东方的信息，哪怕是蛛丝马迹甚至道听途说。
在马林迪，当达·伽马向当地村民拿出脸盆、铃铛、珊瑚项链、玻璃珠子等货物，急不可耐地提出贸易要求时，这些贫困、落后、闭塞的非洲人居然不屑一顾。接下来，身穿紫色长袍的村中长老向达·伽马展示了丝绸、瓷器和一顶镶着金边的乌纱帽，然后告诉目瞪口呆的葡萄牙人，很久很久以前，一伙东方人驾着许多大船到访过这片海岸，那些船很大，如果说你们的船看上去像座房子的话，那么东方人的船看上去超过整个村庄。
他们是谁？从哪个国家来？葡萄牙人询问了村中每一位老人，但没人能提供确切的答案。
二、被阉割的少年
我知道答案。马林迪长老所说的那伙东方人，来自遥远的大明。那支船队的首领，出身回族，来自四季如春的云南。
大明初年，鉴于盘踞云南的蒙古梁王和大理总管拒不归顺，明太祖朱元璋派出30 万精锐部队，兵分三路进入云南，在曲靖吃掉了梁王的十万精锐部队，逼迫梁王自杀。随后，明军转战大理，把大理总管段世变成了阶下囚。
按说，云南两大首领一死一俘，“首恶”已除，明军统帅傅友德该向皇帝交差了吧。但他没有，他还有一件事需要做，就是“斩草除根”。
傅友德下令：蒙古、色目男子，只要个头超过车轮的，全部处死；他们的妻子、女儿，押往中原充当营妓；剩下的男孩全部阉割，有的进入军中当秀童，有的进入皇宫当宦官。其中一个被俘的回族孩子，出生在昆明宝山乡和代村，叫马和，据说是大元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的六世孙，当时只有10 岁，放在今天小学还没毕业，也被阉割，我至今仿佛仍能听到这个孩子被阉割时凄厉的哭嚎。
这时候，如果有谁说这个倒霉透顶的孩子能震古烁今，一定会被所有的人当成一个天大的笑话。
但一位西方哲人说，把走运的男人抛进大海，他也可能会衔着条鱼浮上来。
马和14 岁时，被选入燕王府。燕王朱棣并不甘心做藩王，后来发起了名为清君侧实为争天下的“靖难之役”。马和随同主子出生入死，并在北平郊区的郑村坝（今北京市大兴区东郊）一战中，率领一百多名骑兵突袭了曹国公李景隆的帅营，搅乱了朝廷军队的指挥系统，为解除北平之围立下头功。夺取皇位后，朱棣论功封赏，因为大明有“马不能登金殿”的忌讳，加上马和在郑村坝立过功，所以他被赐姓郑，任内官监太监，地位仅次于司礼监，正四品，负责宫廷的采买与营建，那一年他33 岁。
1403 年，太师道衍和尚——姚广孝规劝郑和皈依了佛门，受了菩萨戒，取法号福善。由于佛法以佛、法、僧为“三宝”，所以郑和被尊称为“三宝太监”。
《明史》上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意思是，明成祖怀疑建文帝逃亡海外，想派人寻找他的踪迹；而且想向海外炫耀武力，宣示中国的富强。按说，第二个目的更靠谱，也更符合中国传统君王的治国理念。自古以来，招抚诸侯、教化蛮民，使周边国家向中央王朝称臣纳贡，是衡量一个君王治理水平的重要指标。
为此，朱棣着手组建远洋舰队。朱棣在研判远洋舰队领头人时发现，一则，郑和懂航海，据说可以根据身上的关节疼痛而预知暴风雨的临近；二则，他懂天文，据说可以像士大夫查阅朝代年表一样查阅天空这部大书；三则，他身为回回，又皈依了佛门，有利于和信奉伊斯兰教的西洋国家、信仰佛教的南洋国家沟通；四则他经历过大战的历练，有勇有谋；更重要的是，他对皇帝忠心不二。选来选去，“内侍中无出其右”，他成了航海舰队总指挥的最佳人选。
“郑和，正合朕意！”朱棣下诏，“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等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
郑和的职务是正使太监、钦差总兵太监，总揽船队的一切公务。另一位正使太监王景弘，主要负责航海探路和船队管理。
接下来，郑和全身心地筹备远航事宜，并把起锚地选在江南的太仓。
三、六国码头
江南，字面意义是长江以南。但在历史上，通常是指江东，也就是以太湖为中心的吴越平原。这里湖泊纵横，河网密布，拱桥处处，吴侬软语，风轻水柔，是一个水乡泽国、温柔之乡、人间天堂。如今的太仓市，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处于长江入海口南岸，太湖的水就是从太仓流入大海的。它西靠苏州的常熟，南邻苏州的昆山，东接上海嘉定区，北与上海崇明岛隔江相望，距离上海外高桥港区仅有30 海里，拥有38.8 公里的黄金海岸线，素有“海洋之襟喉，江湖之门户”之称，航道水深12.5 米，可供万斛之舟停泊。太仓的历史，就是一部海运与海防史。
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在此建设了巨大的粮库，用来储存军粮，“太仓”之名由此而来。
隋唐大运河开通后，太仓成了通海的门户。尤其是唐朝中后期，日本遣唐使常常从长江太仓口登陆，经苏州转入大运河，然后进入洛阳和长安。
南宋初年，抗金名将韩世忠驻防太仓娄江口，娄江两岸成为水师营寨和军用码头，聚集了众多南迁的民众和军人。后来，南宋在太仓设立了市舶分司，负责管理过往商船，收取关税。
元代的太仓，应该感谢两个汉人出身的将军。这两个人，一个叫朱清，崇明人；一个叫张瑄，嘉定人。他们本是海盗头目，后来审时度势，投降了忽必烈，被封为行军千户。元朝统一中国后，大都的规模急剧扩大，粮食出现巨大缺口，每年需要从南方调运粮食200 万石。最初，利用大运河运粮，每年只能运粮30 万石。朱清与张瑄向宰相伯颜提议，能否像宋代一样发展海上漕运。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并任命朱清、张瑄为海道漕运千户。1282 年，忽必烈下令上海总管罗璧会同朱清、张瑄，制造平底海船60 艘，装载着4.6 万石漕粮，从太仓沿海岸线北上，经淮安、盐城、山东半岛，进入渤海湾，2 个月后抵达今海河口。
尽管首次海上漕运经验不足，运输损耗接近百分之十，但依旧远远低于运河漕运损耗百分之二十五的水平。忽必烈大喜，下令停用河道漕运，正式开通以太仓为起点的海道漕运，任命朱清为中万户，赐虎符；张瑄为千户，主持海道漕运事务。
1286 年，朱清也被任命为万户将军。下一年，忽必烈宣布在太仓设立行泉府司，专管海运并增设两个万户府。于是，朱清、张瑄从崇明岛迁居太仓，披荆斩棘，修筑道路，建设府第，招徕商船，囤积粮食。然后，引娄江入海，使得刘家港一跃成为著名的海港。
1292 年，张瑄、朱清把只能沿着海岸线行进的平底海船，改造为吃水较深的尖底海船。改造后的漕运海船，出长江口便可以进入深海，然后利用季风和黑潮暖流，绕过成山头直接进入渤海。这样一条深海漕运通道，把40 天的航程压缩到10 天，把百分之十的损耗压缩到百分之一，变一岁一运为一岁二运。为此，张瑄、朱清屡屡得到晋升，成为小海盗变大将军的一大传奇。
1329 年，漕粮运输量达到创纪录的352 万石。考虑到太仓的漕运枢纽地位，大元下令把昆山县治迁到太仓。巨大的经济利益，吸引着东南沿海大量的海商和富贾迁居太仓。这座港口城市以水军都万户府为中心，周边分别建造了海宁寺、隆福寺、东岳庙、城隍庙、市舶分司、县衙。此前人烟稀少的太仓，一跃成为人声鼎沸的“万家之邑”。
当时的太仓港区，从娄江入海口一直延伸到太仓城南码头，是与日本、高丽、琉球、安南、占城、暹罗等国贸易的黄金口岸，太仓南码头一度被称为“六国码头”。
即便如此，太仓也不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为什么郑和偏偏看中了它呢？
四、起锚地
从地理位置看，处于长江沿岸的太仓，与同处于长江沿岸的南京，只有一天的水程，水上距离360 公里，是距离南京最近的良港，选择太仓作为起航地，便于朝廷与船队联系。太仓位于娄江入江口，是太湖的重要泄水干道，也是苏州理想的外延港，外可通海，内可与太湖水系及大运河相连。另外，负责为大明远洋船队造船的是福建造船厂和南京龙江宝船厂，太仓恰好处在两大船厂之间，易于造好的宝船集结。从气候条件看，这里四季分明，春秋季是季风交替时期，而季风对当时的航海而言至关重要。宋代诗人王十朋在诗中描述太仓说：“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
从物资储备看，它既是朝廷的仓储重地，又是著名的粮食产地。俗话说，苏州熟，天下足。元代，朝廷从苏州征调的粮食，占到了全国的十分之一。大明建立后，朝廷在太仓南码头扩建了海运仓，建成仓房919 间，储存粮食几百万石，俗称“百万仓”。太仓富甲天下的财力和物力，可以为郑和下西洋提供雄厚的物资支撑。
从人才状况看，这里外商云集，水手众多，能够为郑和远洋提供必需的翻译人才、贸易人才和水手。譬如太仓卫副千户周闻，从第三次下西洋开始，一直是大明船队的一员。太仓卫军士费信，通晓阿拉伯语，熟悉西洋风情，作为翻译和教谕，先后四次下西洋，后来将下西洋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星槎胜览》一书，基于他在中西交通史上的这一特别贡献，今天南沙群岛北部的一座岛屿，以他的名字命名。
从防卫状态看，当时海盗盛行，大明船队必须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大元末年，朝廷在太仓设立了水军都万户府。元末起义军领袖张士诚占领太仓后，训练了一支几万人的水军。朱元璋灭亡张士诚后，也在太仓建立了巡缉海盗基地。如此看来，太仓既有张士诚留下的大量船只，又有一支强悍的水师，为远洋船队保驾护航不存在任何问题。
诸多优势集于一身，太仓成了郑和船队起锚地的首选。
五、下西洋
作为一名有生理缺陷的人，能承担如此使命，无疑是无上的荣誉，但同时也是巨大的挑战。尽管他听到过前辈关于出海的故事，但毕竟那是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况且远洋航海前无古人，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他以特有的缜密和开阔的视野开始了航海前的准备。搞调查，绘地图，搞装备，造大船，夜以继日，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
出行的日子终于到了。
1405 年7 月11 日，刘家港码头人山人海，港湾里桅杆林立。郑和与王景弘，肩负着大明帝国的神圣使命，即将开始伟大的首航。多少天来，这里汇聚了208 艘宝船、战船、坐船、粮船、水船、马船，还有27800 名整装待发的将士。其中62 艘宝船，载重量多达1500 至2500 吨；供正副使乘坐的旗舰——一号宝船，长125.65 米，宽50.94 米，排水量2000 多吨，船有四层，船上9 桅可挂12 张帆，桅杆长10 余丈，每只铁锚重3000 多斤，乘员达上千人，船上备有航海图、指南针等世界最前卫的航海设备，是15 世纪全球最大最豪华的船。战船，是专门用于护航的兵船，长约51 米，宽约19 米，有5 根桅杆，装备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铳、火炮、火球等热兵器和标枪、刀剑、弓弩等冷兵器，吨位较小，水面作战机动灵活。坐船，负责承载将领军官，长约68 米，宽约27 米，有6 根桅杆，主要用于防海盗袭击和水上、陆上作战。粮船，长约79 米，宽约34 米，有7 根桅杆，装载着将士们一年的口粮，按每人每天消耗一斤半口粮计算，每天耗粮41000斤，合417 石，储备一年的口粮需要153000 多石。水船，用来装载淡水，大小与粮船相同，按每人每天餐饮、卫生需要2000 克淡水计算，每年需用水2 万多吨。马船，是快速的综合补给船，长约105 米，宽约42 米，有8 根桅杆，不仅装载着船队的油盐酱醋茶酒烛等生活必需品，还满载着西方奇缺的丝绸、瓷器、茶叶、金饰、银器等，而且还能参与快速水战。整个船队编为舟师、两栖部队、仪仗队三个序列。舟师即舰艇部队，所属战船按编队分为前营、后营、中营、左营、右营；两栖部队用于登陆行动；仪仗队司职近卫和对外交往时的礼仪。
“起锚”命令下达后，江流岸凝，帆起舟行。人们分明看见，那驶出港湾的不是一支船队，而是由巨轮拼接成的一座流动的城市，一个缩小的王朝，一个漂移的岛屿。为了纪念这一非凡的日子，7 月11日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航海日。
船队行至福州太平港（今福建长乐）暂时停泊，伺风开洋。待东北季风起，船队扬帆起航，途经近十个国家，先后到达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马六甲、印度。直到1407 年，这支特混舰队才带着荣誉与疲惫返航。
郑和率领远洋船队共七下西洋，先后到达中南群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伊朗、阿拉伯地区，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他为世界文明交汇树立了光辉典范，是举世公认的海上巨人，是与亨利王子、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比肩的世界级航海家，是海上丝路的开拓者。可以说，用任何语言赞誉他，都不过分。因为在时间上，他比哥伦布发现美洲早87年，比达·伽马到达印度海岸早93 年，比麦哲伦环球航行早110 多年。在规模上，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都不少于260 艘，人员在27000 人左右；而哥伦布首航只有3艘船，90 人；达·伽马首航只有4 艘船，170 人；麦哲伦船队只有5 艘船，265 人。在航程上，郑和七下西洋航程累计近10 万公里，绕地球近三圈。
最后两次航行，老皇帝已逝，郑和也年逾古稀，精力不再，但他离不开家一般的舰队，舍不下奋斗了一生的航海。尽管有人以年事已高规劝他，但他初心不改，仍如期走向太仓。
1433 年，28 年的海上漂泊耗尽了他的全部精力，62 岁的郑和病逝于第七次下西洋返航途中的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他带着大海基因而生，最终魂归大海，仿佛水消失在水中。
世事沧桑多变，却万变不离其宗。
六、独步天下
在世界各国看来，中国一直是一个陆上强国。自从明清海禁以来，尤其是1840年国门洞穿之后，凡是与海洋有关的事务似乎都蒙上了一层“屈辱”的面纱。大家的印象是，8 世纪到11 世纪，阿拉伯商人纵横驰骋于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间；15 世纪末新航路开辟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相继称霸五大洋。那么，12 世纪到15世纪，海上的中坚力量是谁呢？答案正是一向以大陆国家为形象、以农耕文明为底色的中国。中国海权时代的标志，前有宋朝对外自由贸易，中有元朝远征日本、占城、爪哇，后有明朝郑和下西洋。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船队额定总船员为28000 人，有200 多艘船只，船只最大载重量超过1000吨，其规模之大，是“一战”爆发前欧洲任何舰队所不及的。它的密封舱设计，比欧洲早了500 年，直到1905 年泰坦尼克号首航，西方才掌握这一技术。按照这样一个真实的对比，当时的中国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世界制海权，甚至可以独占非洲、美洲乃至大洋州。这样的话，将不会有后来的海上霸主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英国学者李约瑟曾评价郑和船队：“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郑和船队在海上航行时，采用了“飞燕式”队形，帅字号宝船居中，组成中军帐；左右两侧的武装舰船向外前方伸出，如大鸟舒展的两翼，可以应付任何突如其来的攻击。郑和的武装船队以独步天下的恢弘气度穿行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海洋上，“云帆高张，昼夜星弛，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轻松随意的程度如同泛舟于中国的内湖，它带给各国政治、军事和新闻上的冲击，绝不亚于当代的美国进攻伊拉克。每当郑和与仪仗队在沿线国家登陆时，山呼海啸，彩旗飘飘，服饰灿烂，刀光剑影。对所到之国引起的视觉震撼，根本无法用语言表述。每到一地，他们便大肆弘扬大明的国威，代表皇帝将中国特产“赐”给当地国王，并邀请他们在方便的时候回访中国。当然，郑和并未空手而归，他不仅收下了当地国王所“贡”的香料、象牙、珊瑚、珠宝，而且有时也直接将当地的使臣搭载到中国访问。仅第五次远洋带回的货物就达164 种，包括五金、药品、香料、珍宝、食品、木材、布匹以及珍稀动物长颈鹿、狮子、大象、千里驼、金钱豹、斑马等。
由此，南洋、西洋刮起了一股“中国热”。南洋的几位国王、王后，在郑和邀请下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30 多位非洲国王的特使被邀上船赴大明朝贡。摩加迪沙（今索马里首都）的苏丹，派出代表携带长颈鹿访问大明。朱棣亲自在京城大门口迎候这只动物。这只长颈鹿被盛赞为传说中的麒麟——完美节操、完美帝国、宇宙和谐的象征。
读者可以展开思绪的翅膀，想象一下大明皇帝接受众国来朝时的威风和举办国宴时的排场。
另外，如果你对航海有兴趣，说不定能有幸一览散发着岁月幽香的《郑和航海图》。此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共24 页。海图中共标注了530 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300多个，包括东非海岸16 个。它不仅有每次航海的图示，而且有航海行程的详细记录。它所绘制的年代，既没有哥白尼的日心学说，也没有地球仪，更没有测量经纬度的办法，但郑和船队却把地文航海、天文航海、罗盘指向、航程测量等技术结合起来，绘制出这样一部航海图集。它与同时期西方的波特兰海图相比，虽然数学精度较低，但制图的范围更广，内容更为丰富，实用性更强。
建议大家看看《郑和航海图》吧。从那里面，你会深刻地感受到郑和作为一名世界级航海家的经验、毅力、胆略和非凡的应变能力，并会情不自禁地发出对这位回族优秀儿子的由衷赞叹。但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即大多数在世上卓有成就的人，他们之所以发愤图强、勇往直前，主要是试图报复在人生的某一阶段，世人或上天给予他们的不公平对待。
七、太仓受益
太仓应该感谢郑和，因为郑和下西洋，给太仓带来了数不尽的溢出效应。此前的太仓，几经沉浮。元代的太仓，堪称航海界一颗耀眼的新星。1368 年，朱元璋也曾在太仓黄渡镇设立了市舶司。但出于海禁的需要，这个市舶司仅仅两年就永久撤销了。1390 年，朱元璋还发布了“禁外藩交通令”，意思是不允许任何外国人踏上大明国土，从而将海上丝路变成了外国人的远方独舞。试想，如果不是郑和将太仓选为起航地，它岂能再现曾经的辉煌？
此前的太仓刘家港，尽管小有名气，但毕竟难以满足一支世界级船队集结的需求。因此，港口及配套设施只能继续扩建。其中，在今太仓小北门外设立了苏州府造船场，所造的船可载重几千斛，载人上千，其中大部分船只参加了郑和的远航。在今太仓武陵桥南的巷子里，设有与造船场配套的铁工场，专为船场生产铁锚，此地至今被称为“铁锚弄”。
郑和船队出发前，太仓是招募水手及采办物资的大本营；郑和船队归航后，不仅带回了大量的西洋舶来品，还将一批批外国使团接到了太仓，外国商人也络绎而来。一时间，船队成员、中外使者与商人，在太仓生活、贸易，形成了巨大的人流与物流，导致太仓“各国奇珍异宝无不毕集”，“财赋甲于天下”，并有了“天下第一码头”的美誉。
郑和下西洋，直接带动了太仓市镇的崛起。处于刘家港码头的浏河镇，商行、客栈、布店、粮行、钱庄、当铺林立，还有一个大型集贸市场。郑和下西洋半世纪之后的弘治年间，浏河镇依旧是重要的商业中心。2023 年，我有幸到访了寂寂无名的浏河古镇。我发现，这里桥似古琴，河似琴弓，古铺犹在，风情依然，形同一个缩小版的周庄。
郑和下西洋，还带动了当地的手工业。其中，太仓土布打入了国际市场，纺纱、织布遍及城乡千家万户，太仓城还出现了众多的从事后整理与精加工的工坊，棉纺织业成为当地的一大经济支柱。
历史学家有个倾向，视手工制造业的时代为工业化开始之前一段充满诗情画意的时期。甚至有人把工坊描述成家庭的延伸，说那里的师傅和技工有劳同担，有桌同食，有床同寝。太仓同样拥有类似温馨而诗意的画面。
八、该算一算账了
与阿波罗登月计划一样，郑和的远洋航行也极大程度地展示了财富和科技水准。1416 年一位大明太监来到东非海岸，在很多方面堪比美国宇航员1969 年登陆月球。郑和下西洋证明，中国的发明创造一直犹如蜂窝一样密集，中国不仅是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罗盘的故乡，也是多种建筑、水利、矿业技术的引领者，当时欧洲并未占有科技上的优势。那时，假如某个观察家拥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可能会认为中国正先于英国，在朝着世界上第一场工业革命冲刺。但事实是，这种冲刺很快就慢了下来，并最终变成匍匐前进。1421 年，朱棣迁都北京，以便有效应对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一个王朝地理中心的转移，肯定会影响整个朝廷的注意力，于是大明的海外开拓政策被大陆防御政策所淡化。好在，朱棣还活着，南洋政策的惯性尚在。但1424 年夏天，朱棣在北征途中驾崩，他所倡导的海外霸业被叫停也就毫无悬念了。果然，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上台后，相继叫停了郑和的远洋事业。
直到1430 年，朱瞻基才宣布恢复南洋政策——七下西洋的活动。倒不是因为他可怜郑和，而是因为朝贡国由永乐年间的20 个锐减到8 个，皇帝的面子有些挂不住了，还因为海洋贸易停滞导致国家财政收入减少。
然而，七下西洋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回光返照。1436 年，新皇帝朱祁镇“决定”不派造船者前往南京，那时他才9 岁，应该是大臣们替他做了这个决定。大臣们算了一笔账：永乐年间下西洋花费白银600万两，相当于国库年支出的两倍，这还不包括造船、维修等费用。而建造和修补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 两银子，每次出航动用260多艘船，仅造修费用就需40多万两银子。
大明的远洋壮举就此终止。
那么，郑和下西洋，真像几个明朝大臣所说的那样“劳民伤财”吗？真的是对外“馈赠”多，外方“纳贡”少吗？
我不得不承认，郑和下西洋，的确带着“宣示国威”的使命，也的确对航路沿线的国王“馈赠无数”。我暂且不去评论“宣示国威”有无必要，因为那是中国历代皇帝的仪礼性做法。我只想说，郑和下西洋所开展的，并非只有朝贡贸易，还有频繁的、大量的国际贸易和民间互市贸易。
除了朝贡贸易由郑和与其他正使、副使亲力亲为外，其他贸易一般由使团成员上门开展。譬如一些东非国家，对中国丝绸、陶瓷早有耳闻，并心仪已久，然而由于远隔重洋，与中国无法实现直接交易。当郑和使团不远万里抵达东非海岸时，此地民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纷纷拿出当地特产，如龙涎香、没药、乳香、象牙、麒麟、斑马、狮子、犀牛、金钱豹、驼蹄鸡等，供中国人挑选。郑和十分注意保护当地人的贸易热情，往往把质量上乘的丝绸、瓷器、漆器、金银器拿出来，与对方交换。如果是国际贸易，买卖双方还要签订合同。因为有些商品交易时间跨度大，譬如胡椒有生长周期，往往需要船队返航时才能完成交易。一些国家，特别是首次与郑和船队做买卖的国家，担心船队一去不复返，无法履行合同。郑和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会留下几名“人质”。长此以往，郑和船队的信誉不胫而走，沿途各国争相与大明交易。在有关史料中，笔者从未发现郑和船队不讲信用或强买强卖的记载。
郑和下西洋带回了多少“宝物”呢？有人说，约合白银千万两。对于这一说法，许多人存有异议。大明王朝通过下西洋究竟得到了多少实惠，我拿不出准确的数字。但是一些没有被抹杀干净的史料，却给我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下西洋结束三年后，南京的守备太监突然接到圣旨，明英宗朱祁镇急调300 万斤苏木、胡椒入京，充当朝廷官员的饷银。此后若干年，用苏木、胡椒代饷银的范围越来越大，甚至负责京城守备的士兵，也从中受益。
这些存量巨大的香料，都是下西洋的成果。
九、一声长叹
多说无益，因为禁海令被严令执行了。从1500 年起，无论何人，只要被发现建造超过两个桅杆的船只，就要被判处死刑。而在1551 年，就连乘坐这种船出海都是犯罪行为。有一个故事说，1477 年，当大臣们重提宝船航行这个想法时，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派人烧毁了郑和的航海日志，刘大夏的理由是：“郑和前往西方的航海浪费了上百万的金钱和谷物，而且成千上万的人死于此……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行动，大臣们本应予以强烈反对。即使这些旧资料现在还保存着，也应该被烧毁。”对此，兵部尚书余子俊大为愤怒，但皇帝朱见深没有任何反应。
雨果说，当一种观念的时代到来，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它。这句话的反面是，当一种观念的时代过去，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挽留它。结束国家航海项目的决策贯彻得畅通无阻，巨大的远洋航船无所事事地停泊在港口里，很快就成了廉价木材，被拆卸一空。铁工厂被废弃，航海仪器和资料缺乏管理，船队人员受雇于大运河的小船，或者被投入建筑和交通等行业。不久，大明就不再拥有亚洲海洋的主导地位，虽然朝贡使团仍在流入，但已是乘坐外国船只而来。到了15 世纪中期，印度洋周边国家的使团，一般都远离中国水域了。
大明船队不再独霸海疆半个世纪后，葡萄牙、西班牙船队才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洋，进而走遍世界，成为海上商业与殖民帝国。在此之前，以印度洋为中心，西起红海，东到日本海的整个亚洲大陆南缘的长弓形的海上通道，才是世界贸易的中心，更是世界的活力中心。在此之后，欧洲主宰的大航海时代，使得大西洋成为世界动力的源头。中国的“退守内陆”与欧洲的“海上扩张”，是划分世界史的依据。
西方人认为，中国在15 世纪初放弃海权是一个“千年之谜”。因为其他航海大国往往经过百年争斗，受到对方的驱逐而成为悲惨的输家，不得不离开这一蓝色的舞台。而大明从蓝色的舞台退出，根本没有任何外力的干扰，纯属自主选择。这一点，是拥有殖民主义思维的外国探险家和政治家匪夷所思的。
答案，应该与地理、政策和文化有关。
一是地理因素。中国的海岸线长度达到3.2 万公里，而陆地边界线仅有1.8 万公里，但这道陆地边界线是它与它不稳定和好斗的邻国共享的，尽管明代来自倭寇的骚扰和19 世纪来自海上的侵略使得中国数度蒙羞，但它没有被这些侵略者推翻，而来自陆上的侵略者则屡次达成了这一伟业。
二是政策因素。回望中国二十四史，强盛的王朝总是把精力集中在陆地上，土地和人口一直是它的首要问题。只有分裂时期的偏远和弱小政权，才会把目光投向海洋。虽然中国与海洋存在长期而重要的关系，但历代中国统一王朝本质上都是大陆国家，海洋从来不是国家政策和国家身份的核心。它更关心内部稳定，而不是对外关系，它担心对外贸易会引发不安定，因为这会在世俗和精神层面上引入外国思想，并使商人集聚起个人财富，而这些人是在儒家社会体系中居于最下层的社会不稳定因素。“重农抑商”，是除宋朝之外其他所有王朝的国家政策，商人在古代中国人眼里几乎就是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代名词，挣再多的钱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也想着捐一个官做。道理很简单，当中华帝国对海外无欲无求，国内又能做到太平、富庶、风调雨顺、衣食无忧、人的举止端庄优雅、按照儒家学说组织社会、礼遇那些皓首穷经的人，朝廷为什么还需要更多地注意海外的世界呢？
三是文化因素。在中国人的传统性格里，一向缺乏向外的张力。“重土安迁”，在底层百姓心中根深蒂固。“守业守成”，是历代君主共同的选择。千年前的秦始皇虽然纵横六合，但他建造的长城，与农夫的篱笆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他的院子更大一点罢了。因此我们看到，永乐除了下西洋、编纂《永乐大典》外，还有一项同样引人注目的盛举——把国都从长江南岸的南京迁移到靠近长城的北京，并重修被冷落数百年的长城。明朝科举主要考核举人对儒家经典的掌握程度，但朱元璋最讨厌孟子，认为孟子“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思想不利于君主专制，因此科举所用的经典删去了不利于皇权的章节，经典的解释也以朱熹的注疏为主，以保证纲常不变，这样选取的举人，当然都是些循规蹈矩者，对皇帝只有效忠，不敢怀疑，儒家思想的僵化，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以人性为主、强调人格和公平正义的孔孟学说，从此被阉割为统治者维护专制权威的工具。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从海洋倒退的关键因素，是信奉儒家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这一保守性在明朝因为对蒙古人早先强加给他们的变化而加强了。在这种复辟气氛下，所有重要官吏都关心维护和恢复过去，而不是创造基于海外扩张和贸易的更光辉的未来。根据儒家学说的行为准则，战争是一种可悲的活动，而军队只有在担心发生蛮族入侵或内乱时才有必要重视。达官贵人对陆军和水军厌恶的同时，也伴随着对商人和商业资本的疑虑与不满。虽然达官贵人们并不想完全停止整个市场经济，但经常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或禁止他们经商来干涉个别商人。中国民间进行的对外贸易，在达官贵人眼里就显得更加令人疑虑，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外贸较少受到他们控制。此外，大多数知识分子目睹了方孝孺、于谦等人的悲惨结局，不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卷入政治斗争，也不再愿意将目光投向未知的世界，便选择了安于现状。一些人设坛讲学，却拒绝为科举考试培养学生；一些人注重为村庄和家庭制定规则，女子裹脚的习俗随之形成；还有一些人倾向自省，通过静坐与沉思来完善自己，勠力实践朱熹所倡导的：“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更有一批人以中庸为人生信条，一再标榜和推崇老子的那句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大清名臣张廷玉在专制君王乾隆登基后，只能黯然致仕，并一再感叹：“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一个印度老牌政治家尼赫鲁对明清时期的中国和欧洲做了一个比喻：中国是一个有教养的中年人，喜欢平静的生活，不热衷于新的冒险，不喜欢打乱规律的生活，忙于研究古典文化和艺术；而欧洲则是个毛头小伙儿，桀骜不驯，富有激情和探求精神，渴望到各处去冒险。中国不乏美妙动人之处，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固守住疆界，笼络住人口，成为明清实行海禁的真正目的。特别是到了清代，顺治帝发布了两次“禁海令”，要求商船一律不准私自出海；为了对付郑成功，顺治帝和康熙帝又发布了三次“迁海令”，勒令沿海居民一律内迁30 里。连续三次强制性的“迁海”，波及范围北起山东半岛，南到珠江三角洲，不但造成了滨海千里荒无人烟的历史悲剧，而且使得“隆庆开禁”后稍有复苏的外贸业又遭到毁灭性打击。即便是大清后来放松“海禁”，也是有条件、有地点、以收税为目的、在朝廷主导下的放松。所有的海上民间贸易，都被视为“海盗”，都属于禁止的范围；所有远洋的华商海船，无论运送了多少中国商品，都不受大清保护。与此相反，西方国家一直用武力支持商人开拓市场，争夺航线，甚至武装殖民。西方商人在仗剑经商，而中国商人却是非法经营。如此说来，中国民间商船屡屡被外国公司劫持，香料基地和贸易航线全被西方控制，也就怪不得别人了。
在朝廷眼中，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与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一样，不过是上天赐给他们的免费长城。那漫长的海岸线，是他们无法逾越的精神边界。直到坚船利炮逼近中国、好梦被无情震碎的时候，当英国炮舰“康华丽”号大摇大摆地游弋在南京下关江面，将大炮对准谈判中的静海寺的时候，大清官员们才猛然醒悟到：大洋原来也是路，而且是最快捷、最宽阔的路——当然只是洋人而非自己的路。
我只有发出一声长叹：郑和下西洋就这样成了一个传奇，也仅仅是一个传奇。
这一声叹息，是萦绕在曾经盛极一时的海上强国心头的噩梦。
难怪梁启超说，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历史也说，郑和之后，再无太仓。明末，由于娄江上游水利失修，娄江入江口逐渐淤塞，刘家港走向了衰落，并被新兴的上海港所代替。
十、一份答卷
即便是停摆的钟表，每天也有两次是准时的。560 年后的1996 年，太仓港终于搭上了浦东开发的快船，被批准为国家一类口岸，正式对外国船舶开放，是全国唯一享受海港待遇的内河港口，全国第一个实现跨省通关一体化的港口，江海联运中转枢纽港。如今已形成内河喂给、长江集并、沿海内贸、近洋直达、远洋中转5 大航线网络，成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干线港，拥有码头泊位95 个，每年进出船舶14 万艘，货物吞吐量2.66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800 万标箱，列全国第8 位，世界第29 位。尽管有一张如此靓丽的成绩单，但太仓在2021 年全国GDP 百强县排名中，仍然在苏州下辖的4 个县级市中排名垫底。太仓必须弯道超车。
这个弯道，只能是蓝色的大海。笔者在采访时得知，太仓人正在实施“以港强市、以城兴港”和“沪太同港化”战略，提出了“上海下一站，下一站上海”的形象化目标，而且在2022 年公布的全国县域发展潜力百强县排名中，超越了苏州的三个兄弟县级市，名列全国第二位。
太仓人能把潜力变成现实吗？这个现实是3 年、5 年还是无法确知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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