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旻

　　1

　　图书馆三楼的借阅室有两三个人走动，偶尔传出窸窸窣窣翻动书页的声音。我坐在工作台后，一张二十厘米高的隔板掩埋了大半个身子，只露出一张脸和上半身。工作台面上摊开一本书，加西亚·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翻开在第一页，我根本看不进去，陈新说得对，看闲书除了增加更多的烦闷与无趣外，别无他用。我不时看看电脑右下角的时间，盼着下班，特别是今天。

　　今天是王怡住院的第三天。中午吃完饭，我一如既往去图书馆后院一角，给“胖墩儿”带了两根火腿肠和一瓶矿泉水，水是从水龙头下接的自来水。喂饱它后，我跟王怡微信电话，知道她比前两天情况好多了，她还亲自用微信给撞伤她的外卖骑手小韩转了一千块钱，但是很遗憾小韩没有收。我略微吃惊提高了音量，声音又尖又细，像埋怨，更像是谴责，今天小韩来了吗？一千块对于一向节省的王怡来说够大方的了，她穿的衣服还从来没超过三百。她迟疑一下，今天还没来，我想，他会来看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喑哑，但我还能感觉到她一向的自信与开朗。放下电话前她又问了我一句，你来吗？我知道她最希望见到的是我。

　　我艰难吐出一个“嗯”字。

　　怎么说呢，今天晚上对我很重要，陈新要我跟他一道去参加他老师的一个酒席。这个酒席有几重含意，既是老师的祝寿宴，又是预祝疫情结束，关键的是，我第一次以陈新女朋友的身份正式亮相，等于他向大家宣布对我的“主权”。我期待这一刻，既兴奋，又恐怖。一周来我都为此做准备，无非是穿衣打扮，敬酒时说哪些得体的话，要知道，陈新的老师和所交的朋友都是些艺术家，眼光肯定特别又挑剔。

　　说去医院看王怡，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借口。一是我对自己与陈新的关系并不那么自信，二来他身上始终有种捉摸不透的东西令我迷惑。到现在我还不敢说那两个字，虽说那两个字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我还没得把握，就像前额上那粒绿豆大小的痘痘，比昨天肿大了不少，开始有了明显的刺痛感，但还不至于把它挤破。他的前女友刘洋，也是我的前闺蜜，我可没哪点比得上她，至于为啥陈新最终选择跟我谈朋友，他说跟我交往起来不那么费事，这对他很重要。我怎么不费事？就是我比较省心，但我妈并不这么认为。

　　我拿起手机，打开相册，找出刘洋的照片，在照片里她站在一棵硕大的石榴树前，笑得跟一朵石榴花似的。这张照片一直在我的手机里，就连陈新都不知道，刘洋更不知道，即使她已把我从她的朋友圈踢出来，在QQ 上拉黑了我，扇过我耳光，跟我形同路人，我也会保存这张照片。刘洋身后的石榴树被我划开、放大，这棵树我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了，它有几根树枝、多少朵花，花的位置，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关掉手机相册，我又打开微信，发一条短信给陈新：亲爱的，对不起。我今晚不能陪你。王姨没有别的亲人，我必须去医院看她。为了强调，我还加了三个满面流泪的表情符号。

　　我确实没想到自己对王怡来说那么重要。王怡前天被人送到医院时，曾一度神志不清，医院只能从她手机里找到仅存的三五个电话依次打，最终打通的只有我。馆里虽传言王怡是一个独身老女人，我一直不大相信，按理说，她看起来不会是一个在她那个年代把自己剩下的女人。她长得还算周正，并且性格开朗大方，即使现在，她的心态和精神面貌都相当年轻，从未见她人前人后口出不满和抱怨过啥，对人耐心、友善。接到医院电话的瞬间我先是吓了一大跳，接着又无比感动，胃里比大快朵颐地吃一顿火锅还暖和、熨帖，可见我在她心中的分量不轻。

　　我把翻开的书合上，站起身朝窗外张望。街对面“三叶虫”茶馆的霓虹灯招牌中的“三”字竟成了“一”字， 少了两横，又刚好是下面两橫，好比人少了应有的精神气质，一副歪腰斜胯的样子。这不奇怪，疫情期生意清淡，估计老板娘也懒心无肠，就当是“一叶虫” “二叶虫”也无所谓，管他呢。说实话，我蛮喜欢这个茶馆，要说它的烟火气，绝对胜过死气沉沉的图书馆。

　　一排排书看起来乏味得很，就像天天面对一碗碗清汤寡水的挂面，怎么能让人有好胃口。对于一个不喜欢看书、不喜欢在电脑上打游戏杀时间的人，在图书馆的每一天让我简直是度日如年。但这份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可以大张旗鼓地无所事事的职业也让有些人垂涎三尺，比如说，我邻居，也是我高中同学胡德伟，他说我是一个活在天堂里的女人。胡德伟花光了他家里一套房子的银子，高中毕业到了英国留学，从英国回来后，在普华永道上了两个月的班便辞职了，现在找了一份在南立交桥下一家“老书虫”上班。与书沾上边的胡德伟每天骑辆破自行车兴高采烈去上班，把他爸老胡气得一副吐血样，以他现在的个头，老胡又打不过他，只得忍气吞声地看胡德伟每天欢天喜地的背影，盼他幡然醒悟的那一天。

　　这些话都是肖嬢讲给我妈听的。肖嬢是胡德伟的妈，作为多年邻居，跟我妈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她们都无原则袒护自己的娃，觉得娃是自己生的，自己批评教育可以，一旦别人说自己娃的不是，她们说翻脸就翻脸，翻脸跟翻书一样快，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的娃辩解。肖嬢说，咱家小伟以前好乖，好听话，都是老胡瓜（傻）的，把小伟送到国外去读书，说是跟世界接轨，弯道超车。哦嗬！超个铲铲，回来跟我们中国都接不了轨。言下之意，自己的小伟都是被人家带坏了的，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如果我妈顺到她的话说，幸好，我们没送小丽去国外念书。肖嬢不乐意了，估计在心里鄙视我妈，以你家的条件送得起留学吗？留学又不是去超市买打折的鸡蛋。但她嘴上说，小伟的英语好得很哦，你家小丽会跟外国人视屏聊天吗？我妈就不开腔了。

　　我懂得我妈跟我说那些话的意思，她是让我想办法如何反击肖嬢。其实我有一狠招没出，如果我打小报告，把胡德伟最近想追“三叶虫”老板娘的事说出来的话，绝对会传到老胡那里，估计老胡真的会吐血。但我黄丽不是那种人，再说，胡德伟是好人，像王怡一样喜欢读那些奇奇怪怪书的人，打死我不会出卖他，虽然我不喜欢那些书。

　　同样是留过学的人，胡德伟的变化太大了，不晓得他在外国受到哪种刺激。近段时间，我跟胡德伟接触多点，他常告诫我“天堂应该是图书馆模样”，要我珍惜图书馆这份好职业，就差语重心长了。据我目前所知，除了说这话的博尔赫斯会支持他以外，估计同意他的还有王怡。我说，如果让我有选择职业的权利，我只想当一名宠物店店员，那些伸手可触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触摸才能给我动力，让我温暖。唉，你真是生在福里不知福。他重重地叹口气，转而又跟说起“三叶虫”老板娘，他最喜欢的话题。我要是当个老板娘也不赖。你当不了，他当即否定我的想法。

　　2

　　我在图书馆里走了几步，站在南窗下，隔街抱臂眺望“三叶虫”茶馆的二楼，室内空荡荡的，大概跟图书馆一样，空气里飘浮着淡淡的消毒水味。以往这个时间段，那里会有人喝茶、聊天，还有人在包间里斗地主、打麻将，风姿绰约的老板娘有时会跟一两个熟客打情骂俏。那个胡德伟喜欢什么人不好，偏偏喜欢老板娘，真是怪事。其实也不怪，他是男人，男人对老板娘是无法抗拒的。人不调情当然也没啥，但调调情也没啥，只是把心里晕乎乎的一团东西说出口来。对我来说，要我像老板娘一样跟别人调情几乎是不可能的，不光要自己产生化学反应，还要调动对方一起产生化学反应，而我在喜欢的人面前不是面红耳赤，就是紧张得瞠目结舌，连个眼风都不会使，可见，我还是当不了茶馆老板娘。

　　“三叶虫”老板娘的穿衣打扮是很讲究的，一周来绝不重样。就连大冬天，她都爱穿旗袍，仿佛只有一袭旗袍才能将她纤柔的身材勾勒了出来。像她这种女人一般是让人猜不透她年龄的，并且在这方面她的口风一向很紧。确实，穿上旗袍的她，使她在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别样的风情，有时我觉得她比我还小，有时又觉得大我很多，反正，视她为二十到四十多岁任何一个年龄段都可以。

　　馆里有那么一两个同事，在网上打完游戏后，为放松自己的神经，便低声嚼闲话，她们说老板娘身上有股很浓的风尘味。我装作不知道，你们眼尖，我咋没看出来？她们一听，更有劲头，便有模有样地学她说话的腔调，虽说有点夸张，我仔细一想，还真是那么一回事。

　　茶楼生意如何呢？男女一路来的，通常是男的问这一句话。旁边女的哪怕多看老板娘两眼，心里面早就酸得不行了，恨不得扯起男的耳根，但又不能当面发作，只得悻悻地把眼睛冷冷转向另一边。我这个同事一边说，一边惟妙惟肖学起来，学得还很像。

　　其实我也知道的，但我想从别人那里证实自己的猜想。我想是因为胡德伟，他只来过一次茶馆，见过她一次，眼睛珠子就发亮，对我说他自己很崇拜老板娘，弄得我真想像他爸老胡一样把他打醒，这比他在“老书虫”当临时工更离谱。但转眼一想，可能自己心里也是酸得不得了。

　　不晓得咋的，生意秋得很哦。老板娘噘起红唇，挑起一双黑白分明的丹凤眼，斜乜一眼问话的人，估计在心里掂量此人是真搭讪，还是假打。即便茶馆里雇了十几个帮工小妹，是个人都看得出茶馆生意好得很，她还会用同一句话打发人家。关键是她摆出的表情不一，如果遇到中意的人，她的脸上便漾起另一种笑，这种笑很奇怪，只有当事人懂得它的真正含义，也不管男人身边的女人摆出一副秋风黑脸的样子，因为局外人根本捉不住，即便看见它从燃起到熄灭的瞬息，也无法确定它是一个笑。

　　有次，当老板娘又摆出很有深意的笑时，我跟刘洋正巧坐在一旁，刘洋双手抱臂，浑身作打抖状，并用手指戳了戳我的腰，哎呦！受不了了，听得我都起鸡皮疙瘩了。由此可见，她身体能很快产生化学反应，不像我比较迟钝，像很多人一样，听见也不把它当回事，这话的确不像是埋怨，倒像是撒娇，特别是后半句，生意…秋得…很…哦，抑扬顿挫，千回百转，弄得我怀疑这个老板娘是唱川剧出身的。

　　还不到下午四点，楼下已晃动着几个“饿了么”或“美团”外卖员的身影，他们从“三叶虫”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疫情期，“三叶虫”老板娘也放低了身架，开始做起了外卖生意，中午连我们馆里的人都点她家的外卖。大家都是街坊邻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相互照应也是应该的。老板娘让我们馆里的人签单，按月结算，还给我们九折优惠。光从这点说，我还真佩服那个老板娘，她所负担的房租、人工、水电等开支肯定不是一笔小数，估计现在她连撒娇的心思都飞到九霄云外了，再不敢把“生意秋得很”挂在口头上，它当真成了货真价实的咒语，不再是装腔作势的假打。

　　那些忙出忙进的“饿了么”或“美团”骑手，让我联想到撞伤王怡的小伙子小韩，前天他在王怡病床前无助地抽泣，绝不像演戏来博取王怡的同情。我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乡下，他们年轻、莽撞，来城里讨生活，诸多的不易，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遇到心急的客户催促，外卖员难免心慌意乱，忙中出错是可以理解的，撞到谁，都只能自认倒霉。

　　外卖骑手小韩当然应负全责的，是他突然从非机动车道蹿上人行道，撞伤好好走路的王怡。王怡心肠好，不计较医疗费就算了，但给小韩转钱，怎么都说不通。难怪邻床陪护女人说王怡的脑子摔坏了，可脑CT 已检查过，只是轻微脑震荡，不至于坏成这样吧。给撞伤她的人转钱，就好像她犯了错，是她自己一头撞上外卖摩托车，耽误了送外卖的，给别人添了麻烦似的。

　　其实，王怡住院的第二天，我也去看过她。王怡恢复得不错，除消炎、止痛常规治疗外，还吊一些营养液，也可坐起身吃流食了。王姨，我还给哪个打电话呢？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她，通知她的重要亲戚或家属。王怡一听，急得想摇头摆手，才发觉被困在病床上，只得作罢。她嘟哝着，不用，不用，不麻烦了。那我给单位说说。也不用，有小韩。小韩，我才想起了撞伤王怡的外卖员，还算他有良心。小韩来过了？来过了，这是他送的水果。我瞥了一眼，床头柜上放着一塑料袋暗淡无光的青黄橘子。正好你来了，给我剥一个吃。王怡显得很高兴，她一只眼喜滋滋地望着橘子，像一个吝啬的老妇紧盯着金贵的东西，舍不得把眼光挪开。橘子旁边是我昨天买的十多块钱一斤的苹果，她却看都没看上两眼。我发觉邻床的陪护撇了一下嘴，不知是对王怡的轻视，还是因王怡超出了她的理解能力之外对自己的轻视。

　　对面二楼终于有人气了。一个身影若隐若现，看不太真切，直到从倒数第二张桌冒出来，我仔细辨认，才看清楚是身穿黑色羽绒服的老板娘在擦桌子。胡德伟居然对她动了真情，不知道他追上手没得？他说老板娘叫徐曼丽，有一个五岁的女儿，三年前离婚了。胡德伟还说她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徐曼丽喜欢哲学，还读过萨特的书。前段时间，胡德伟以家教的身份潜入徐曼丽家，一周两次教徐曼丽女儿英语。他近距离获得的信息显然比我们臆想的可靠得多。以前我只听她动过嘴，还从来没见她干过活，她擦起桌子来简直跟绣花一样慢条斯理，我看着都有些心累。不过，我倒愿意她把那张桌擦得仔细点，那是我常坐的位置，最搞笑的一次是我曾坐在那里跟人相过一次亲。

　　小姐，同志，一阵嗡里嗡气的声音瞬间把我的思绪从“三叶虫”拽回到图书馆。我转过身，知道是在叫我。一个花白头发的人站在靠门口最近的一台智能机器前，他一手抱了两本书，另一手迟疑地从口袋里掏出身份证。我走到他身边，解释道，大爷，还书不需要身份证，借书才需要。按照智能机器屏幕窗口提示，我给大爷动手示范，放上图书、扫描图书编码，整个过程三秒钟不到。工作流程简单到令人发指，闭着眼我都能做到。

　　大爷仍站在原地，敬畏地盯着机器转不动眼珠，要不是戴着口罩，肯定可以看到他张大嘴，拉长下巴，一副困惑不解的表情。每天我都会遇到类似的老人，他们被隔离在智能电子产品以外，看我在机器上戳来戳去简直就像耍魔术。我提醒他说，大爷，这就完成了。完了，完了，他嗫嚅道，像个复读机跟我重复一遍，然后步履迟缓走出门。我瞥了一眼，浅绿色的厚羽绒后背上有一块浅色的污渍，与挂在耳朵上两根细白色的带子同样格外刺眼。我想，那口罩对他来说可不是一次性，而是戴了无数次了。我把他还的《胡雪岩》和《曾国藩》两本书从机器上拿开，顺手丢进旁边的书筐，不幸的是，手指被不锈钢边狠狠硌了一下，疼得我龇牙咧嘴。

　　手指还在钻心地疼，回想起前天王怡被撞的惨状，不晓得那该有多疼。至于把王怡撞倒的送外卖小韩，我得出一个跟王怡相反的结论，那个小韩从此不会再出现了，他被王怡的反常操作吓坏了。莫说人，连狗被撞了都晓得记仇，我一直忘不了陈新讲过的那只极有个性的狗，仿佛那狗和陈新对我来说是个谜一样的存在。

　　3

　　有一天，在刘洋与我的再三要求下，刚认识不久的陈新带我们去一个在郊区的工作室。路上车辆稀少时，陈新边开车边跟我们有一搭无一搭地聊天。工作室，他也称之为作坊，他说是他一位老师所租的一个农家院落，老师很少去，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归他用，他说他喜欢那里。

　　你在那里做啥？我问。

　　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吗？陈新反问道。我没开腔，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当天晚上回来，我还是在网上找到那部纪录片，补上这一课。我想跟他拥有一些共同的话题，但奇怪的是，他再也没跟我提起过《我在故宫修文物》，大概他认为我很幼稚，不值得与他讨论严肃的事，哪怕后来我成了他女朋友，他也很少跟我提起他的工作。

　　我和刘洋都喜欢听陈新说话，他是西安人，在成都上大学，后来留在我们这里做室内设计。陈新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比起我们卷着舌头说川普好听多了。这么说吧，他有一副中央电视台播音员的嗓子，迷死人的男中音，他一开口，我的心便狂跳起来，像有一只小鼓在擂，不是敲。

　　车往绵竹方向开，大约一个小时后，渐渐看不到城市的建筑物，天地间变得开阔起来。不远了，他说，意思是我们已到了离他作坊不远的地方。

　　那还是前年的事，我跟老师经常路过这里，也是我开车。陈新清了清嗓子，开了个头。坐在副驾位置的刘洋转过身，朝我吐了一下舌头，做了个鬼脸。

　　每次开车路过鸭子河，就是这个地方。他指了一下窗外，继续说。我和老师都会看到一条奇怪的流浪狗，那狗好像是一条德国牧羊犬，样子蛮凶的。陈新声音纯净，笑起来白牙如光亮那样一闪一闪的，我在后视镜里不时偷偷瞄他一眼。

　　因为经常被汽车撞，那狗已经站不起来。但是说来真怪，它一见到汽车仍要拖着残疾的腿出来追赶，目无惧色，怒气冲天。陈新一边说，一边转头瞄了一眼后视镜，正好跟我的视线搭在一起了，我的目光慌不择路地跳开，一下子脸涨得绯红。我假装扭过头往车后看，好像真有只狗在追赶我们的车。

　　有一次，我把车停下来，那天只有我一个人。陈新稍做停顿，又继续讲下去。我打开车门，它瘸着腿追上来，趴在地上，准备用牙齿狠狠地咬后面左轮的轮胎。它依然怒气冲天，带着一副让人害怕的狗脸。我讨厌狗，看它那副丑陋的样子，更加让人讨厌。陈新加重了“讨厌”两个字，他几乎是咬着牙根说出来的。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由得想起早就注意到的一件怪事，任何狗，哪怕有人遛的一只温驯的小泰迪犬，只要遇到陈新就像仇人相见，分外见红。那些大狗、半大狗、小狗通常都会低吼几声，试图挣脱主人，摆出跟陈新拼命的架势。

　　那狗的后半截身子几乎已动弹不得了，只能用两条前腿所剩余力拖着走。我想走近它，但那双怒目和浑身打卷的脏毛，让我犹豫起来。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记仇的狗，身残志坚，简直具有人一样的意志。陈新提高了音量，他讲述的声音里变得有些愤怒，而不是好奇。

　　以后呢？我问道。

　　这只狗以后再没露面了。稍稍平静下来的陈新说。

　　也许被人抓走了，卖到榆林。刘洋插嘴道。韩国棒子也吃狗肉，真恶心！我们不吃狗肉。刘洋巴拉巴拉说了许多话，我只记得刘洋又一次转过身，向坐在后座的我眨眨眼。随后，她开心地大笑起来，我也不自觉地跟着笑了。陈新没接我们的话茬儿，他专注地开车，从后视镜里，我看到他的嘴角也漾出一丝笑意，我也想对他笑，但觉得微笑不太好使，有点魂飞魄散。

　　我与刘洋几乎同时爱上陈新的。陈新，帅高个，干净，有趣，会玩，我知道自己跟刘洋比，没戏，只能偷偷摸摸地单恋他。如果没有陈新，我想，很可能跟那个在“三叶虫”相过亲的人谈朋友。

　　4

　　那次，纯粹是被我老妈捉住逼着去相亲。也真是辛苦她老人家，她说她在相亲微信群里精心挑选对象，不亚于在网上选东西一样货比三家。这于我是相当清楚的，选来选去，最终淘到手的东西都不免令人失望，退货时还要花上自己二十多块钱的冤枉钱，但我妈仿佛生来就是一个记性很差的人，继续在淘宝、京东、拼多多上买买买，更绝的是能一次又一次好了伤疤忘了疼，坚定不移地往同一个坑里跳。你要是反对她，她会找出更多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她振振有词说自己“吃一堑，长一智”，现在的她比以往更有经验了，买东西只买有“运费险”的，因为退东西不花钱。我说，再怎么样，“运费险”没法弥补心里的落差。唉，小丽，我跟你说对象的事，你咋跟我扯上淘宝？我说，实质上是一码事。

　　咋会不一样，我妈和她的前同事、朋友们如法炮制了一个微信相亲群，她们把自己孩子的照片、年龄、学历、身高、体重一些重要指标放在群里供人挑选，当然，自己也去淘别人。你干脆把我放到人民公园得了。我简直烦透了，恨恨地说。要得，等你嫁不出去的时候，我就上人民公园给你相亲去。她咄咄逼人地回了我一句，居然丝毫也不让步。遇不到合适的，我宁愿不嫁。我也回敬她一句，我的倔强遗传至她，她是知道的，就像她在网上购物的决心一样坚决，屡败屡战。唉！你个没良心的，我眼睛都看花了。你再没良心，也该相信有良心人说的话。见我犟起来，我妈便改变策略，她用示弱来激发起我的同情心和内疚感。最终，我妈还是用一句总结性的陈词打动了我：叫你去相亲，又不掉坨肉。

　　的确也是，相亲地点就定在“三叶虫”茶馆里，我上班的图书馆对面，穿过街就到了。我知道，在婚姻市场，我的身价微微看涨，因为我的工作轻松，压力小，事业编制，这些明显的优势使我成为职务刚起步的小公务员围猎对象。我也不假装不知道自己的行情，这些都能大大弥补我长相、身高的不足。但那时我单恋陈新，居然要我跟别人相亲，这简直跟精神出轨没啥区别。

　　相亲对我来说有些尴尬，男方好像也一样，明明在茶馆里居然要咖啡来喝。好在，茶馆里啥都有，即便想喝星巴克，老板娘也能帮我弄到。双方事先只见过对方美颜照，见到真人后，不消说，心里或多或少都有不大不小的落差。见面后，我们说了几句礼貌废话，便偷偷地在心里估量对方。不消说，我在心里拿他跟陈新比，比如，他说方言，声音听起来没有磁性，没有陈新高，但看起来还算聪明，衣服干净，脸盘也周正大方，总之，有点土气，虽然喝咖啡，不像陈新，长得洋气，但对喝茶讲究得很，我都不晓得咋说了。

　　正在东想西想时，戴眼镜的相亲男唐突地问我一句，看书吗？我一愣，当然看哦！看书名。对方也一愣，真幽默！我接着说，未必卖肉的必须吃肉，并热爱吃肉。这话使我们之间陡然安静下来，双方各自掏出手机玩了一会儿，五分钟过去了，我们的手机没响，看来都还沉得住气。这种伎俩在相亲的人中都耍过，只要不对路，就让朋友来电话，假说有啥重要事需要办，借机离开。在这五分钟里，我是想，既然来了，就要坚持到底给我老妈一个交代。不知相亲男如何想的，我知道，我的长相和身高不足以打动他，可能我所从事的职业能让他动心，也许他需要一个在图书馆上班的安静女人，一个不给他惹是生非的女人，这样的女人显然比较好对付。

　　嘿嘿，他乐了，说，你真会讲笑话。

　　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吗？我也唐突起来，问了他一句。

　　没有，看过《鬼吹灯》和《盗墓笔记》。我想起那堆放在我右手旁的书，都是市场畅销书，其中就有《盗墓笔记》《鬼吹灯》等，这类书散发着复杂、令人作呕的味道，经反复借阅，弄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每次我搬弄这些书，虽隔双工作手套，还是担心上面恶心的口水、细菌会跑到自己手上、身上来。

　　你是从图书馆借的还是买的看？我也无聊地问他。

　　不，我只看电子书，在手机上存的，你要不要看？我可以传给你。相亲男殷勤起来，突然他像才意识到我是在图书馆上班的，不好意思冲我笑了笑，说，我是不是多此一举？不，不，没关系，我不看书，我再一次强调自己。

　　他居然没看过《我在故宫修文物》，不消说，我对他有点失望。接下来他端起杯子专注地用小勺搅咖啡，而我的目光则爬山涉水越过他白皙细长的手指，到达对面我的单位——金牛区图书馆。陈新说那几个字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人写的。

　　我认识一个朋友是修文物的。不知怎么的，我脑子里跳出这句话。在故宫？他开玩笑地问。不是，在本地。我实话告诉他，并且讲了去郊区看到的工作室等等，当然我跳过了鸭子河那条狗，我添油加醋把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里感想都放进去，并且说得很煽情。相亲男边听边用小勺搅咖啡，仿佛他就是靠搅咖啡来想问题的。末了，他认真对我说了一句，你那朋友，依我看，可能是个文物贩子。刚才他很专注听我说话，有时还高深莫测地点点头，我觉得我有那么一瞬间对他产生了好感，但最后一句话把我好不容易对他建立的好感立马打消了，他明明是有点嫉妒我所讲的神秘朋友，以此来诋毁陈新，我再也不想搭理他了。

　　我突然有点警惕起来，他的职业是警察，在他眼里人人都看起来像罪犯。我的潜意识里是不是也在嫉妒刘洋，希望她倒霉，希望她的男朋友是个潜在的罪犯，我是不是故意往那犯罪方面引导。

　　事后，我妈告诉我，那个相亲男对我有好感，说我幽默，可以当李伯清的女弟子，搞不好，弄个抖音、搞个脱口秀什么的，还可以成名。我笑了笑说，没想到对我的评价挺高的。陈新看的是《我在故宫修文物》，而且会修文物，他呢，跟我妈一样是李伯清的粉丝，看的是《鬼吹灯》和《盗墓笔记》。两相比较，高低立判，所以我那声笑其实是声冷笑，只是我妈没听出来而已，我也懒得解释。

　　5

　　要说喜欢图书馆并爱看书的人只有王怡，即使让她倒贴钱，说不定她也会心满意足地在这里干上一辈子，可惜的是，一个多月前她退休了。与她共事三年，我有种直觉，离开这个地方，她会过得不太好。倒不是说王怡在图书馆过得有多安逸，我想说的是，除了这里她会过得更糟糕，图书馆对她来说是一个庇护所，说得更精确点，书对她来说，才是一个庇护所。

　　这不，才一个多月，王怡就出事了。

　　接到市中医院外科急诊室电话时，我正在屋里睡懒觉。前一天晚上跟陈新一起在网上打游戏，凌晨两点才睡下，听到是医院的电话，一瞬间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边接电话，边瞄了一眼墙上的钟，已经过了下午两点。电话里说一个叫王怡的人被外卖员骑摩托车撞了，问我能不能马上去医院一趟。这个陌生而严肃的声音瞬间让我身子紧绷得如一支弓箭，我匆匆擦了一把脸，戴上口罩，心急如焚把自己从家里发射出去。

　　好在王怡并无大碍，但遵医嘱需要住院一周。

　　我按医生要求帮王怡补办一些手续后，才去病房看她。站在门口先瞧了一眼，见王怡直挺挺躺在病床上，像一只硕大的蚕蛹卧在白色的床单上。顿时，我心跳加速，迈不开脚，但还是硬着头皮走进去。王怡的头上裹了一层厚厚的纱布，留了一只右眼在外，一张脸肿得发亮，上面的皱纹都撑开了，这比我想象的严重多了。

　　王姨，我俯下身，轻声唤了她一声。一位戴眼镜的小护士正在床边挂输液瓶，王怡微闭的右眼肿得像半个核桃，听见我的声音，半个核桃裂开了一丝缝。我握住那只没有插管子打吊瓶的手，勉强对她挤出一个笑。来啦，她声若蚊呐。

　　王姨，我又轻声叫了一声，我不知道接下来该说点什么，是责怪她不小心，还是骂送外卖的骑手，总之，我蠢笨地握住她的手。怎么这么冰冷？感觉一直捂在自己温热手心里的那只手好长时间都没暖和过来，我胆怯地问了声。小护士朝架子上挂的六个输液瓶努努嘴，眼神似在责备我少见多怪。小丽啊，你知道我想啥？想啥？当然是想妈噻，还能想哪个。哪个痛起来都喊妈，但王怡这种年龄是当妈的。我没来得及开腔，王怡却说，我想的是前几天我跟哪个赌咒发誓呢，怎么就这么巧。她还像往常一样乐观，我明白她为的是宽慰我，不让我被吓着了。还想再说点啥的王怡被小护士及时制止住，小护士板起脸，一本正经，满脸严肃，阿姨，不要多说话，要多休息哦。你这样会影响伤口的恢复。王怡乖乖地闭上嘴，但她把我的手抓得更紧了些，生怕我走了不管她了。

　　歪斜身子悬坐在病床上，此时我才感到小半边屁股超级酸痛，吱的一声，一把椅子及时来到我身边，我回过头，感激地说声谢谢！原来是邻床的陪护家属，不谢！她友好地对我笑了笑。

　　虽说头上缝了一个两厘米的口子，肋骨断了三根，但看起来王怡的精神还不错，她还能跟我开玩笑，我一边想，一边拿手掌摩挲着王怡的手背。王怡右眼窝里涌出一汪泪水，平时要强的她此刻多么脆弱，我拿出纸巾轻轻替她揩拭。一会儿，响起一阵轻微的鼻息声，王怡睡着了。当威严而疲惫的小护士挺直腰板、端起托盘走出病房后，我才仔细打量病房：病房共三个床位，王怡在最外边，最里边和中间的还有两个病人，那两个床位的病人和陪护人已熟识，他们正压低嗓门讲话。距离王怡最近的，刚才推给我椅子的是一位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年轻女子，在我转身跟她说声谢谢后，她的眼神里便有一种急迫的神情，仿佛我会讲出新鲜的故事。

　　这事故太一般了，听到王怡是被送外卖的撞伤的，她有点失望，随即发出普通的愤慨，那些送外卖的，鬼撵忙一样。是啊。要他们赔，好好赔，赔死他们。阿姨遭罪了。那阿姨的孩子呢？哦，在外地，赶不回来。我敷衍道。你是她的什么人？同事。你们在哪里上班？她退休了啊？医药费单位报多少？这么多的问题向我密集发射，我难以接招。我不喜欢这种刨根究底地探问别人隐私的人，向来就是。我突然明白了以前一个忽略的事实，在单位里我为什么喜欢跟王怡在一起，因为她从来不八卦，从来不打破砂锅问到底，从不以一个过来人的姿态指导我该如何如何生活，也不把她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强加于我，这是她跟我妈相比截然不同的地方。跟她在一起舒服自在，就连刘洋为啥打我一巴掌的事，她都没有追问我。我拣出比较容易的问题回答了她，没留一丝缝隙让她再钻进来提问。他是怎么回事？我指了指躺在床上无精打采的男人，哦，我老公，倒霉透了，好好地在路上走路，路面上突然跑出一个大坑来，这不，掉坑里了，连赔都找不到主。女人估计最想表达的是这个，她只想跟把她的委屈摆出来，大概她愁闷得发慌。唉！我松了口气，总算把话题踢到她自己那边，看起来正合她心意。不过，三床比我家更惨，长得好乖的妹儿，从一幢高楼经过，楼上有个跳楼的砸下来，妹儿读大三，从ICU 保命出来，都住了半年院，搞不好成……家里没条件，全靠众筹来续命。我看了一眼三床，不忍也不敢再看第二眼了。

　　豆……豆。王怡嘴角翕动。王姨，想喝水吗?你把豆豆叫进来。豆豆在外面。我没多问，许是王怡出现幻觉，我还是听话地走到外面。椅子上只坐着一个小伙子，穿一件背上有“饿了么”的外卖服，弓腰垂头，无疑他就是肇事者。王怡叫的是他吗？

　　小伙子站起来，仍低垂着头，顺从地随我进了病房。他站在王怡的病床前，右腋下夹摩托车头盔，左手贴裤缝垂下，双手抖得厉害，要不是手上抱了一个头盔保持住平衡，我想他可能会马上昏倒在地。小丽，帮我把手机微信打开，给他转钱。啥，王姨？我睁大眼睛。小伙子吓得一下子跪在床前，他低头伤心地啜泣起来，鼻子不停地抽动，时而用袖子抹眼泪。二床无精打采的病人努力支撑起身子，他示意媳妇把枕头给他垫高点，只有三床仍然无动于衷。

　　小丽，手机微信转给他。我从包里找到她的手机，没有密码开不了机。你的生日，我的生日？我狐疑地在她手机上使用我自己的生日数字，开机了。

　　我不要，不要，阿姨，是我错了，我骑得太快了……过了一会儿，小伙子才反应过来，他抬起头，语无伦次道。此刻他需要大口喘气，不得已摘下一次性口罩，用袖子抹把脸，尽管脸上已分不出涕、泪、汗水和污渍，仰面朝上的仍是一张眉目俊朗的脸，这张脸要是长在城里，会讨许多女生的喜欢，继而引起她们尖叫的。小伙子像闯了大祸的小孩一样无助、恐慌不安，他企图伸出左手扶着病床，哪怕找个依靠放声大哭一场也好。接着他犹豫起来，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手很脏，左手在空中徒劳地抓了一把，最后跟头一样无力地垂下。他不敢靠近病床去触碰一下白床单，他只能跪着，低声呜咽，像挨过别人踢打的“胖墩儿”一样，哭得浑身发抖，发出小狗般痛苦的哀鸣。

　　起来，起来，莫要下跪，男儿膝下有黄金。王怡像老师一样的声音有些严厉，小伙子便诚惶诚恐地站了起来。见王怡挣扎着要坐起来，我赶紧去扶她，但身体的疼令她放弃这个动作，她又闭上眼。豆豆，为啥不要呢？泪水又跑到她的右眼窝。王姨，王姨，我低声喊两声，才发觉王怡像是睡着了。二床陪护蛮有经验说道，这么大年纪，这一摔可能把脑子摔坏了。小伙子一听，更加六神无主，他的脸变得与口罩一个色了。

　　我与小伙子面面相觑，所发生的一切显然超出我的经历和经验。小伙子还算懂事，他哆嗦着掏出一个屏面划得不成样的小米手机，姐，这里有我的身份证照片，我传给你。小伙子扫了我和王怡手机里的微信码，加了好友。我看了看身份证，并对照了真人，韩小村，四川邻水县xx 乡xx 村。

　　小伙子一走出病房，邻床陪护便与她丈夫进行热烈的讨论，她丈夫说，那小伙子真会演戏。她回敬道，你连演戏都找不到演给谁看。

　　6

　　陈新还没回我的短信。我又翻开《霍乱时期的爱情》，硬着头皮读第一句话“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气味总是让他想起爱情受阻后的命运……”马尔克斯这句话真是太绝了，我反复看了几遍，要说从中得到什么启发，是让我不停地去想那棵石榴树。

　　过了鸭子河，我们从仅有的一条土路攀沿而上，穿过几家低矮的院墙便到了工作坊。陈新小心把车开到最顶端，我们下车。这地方与前面路过几家院子相同，院墙都由大小不一的石头堆砌而成的，上面覆盖着密密麻麻的油绿色藤蔓植物。陈新打开铁花栅门，躬身作了一个邀请的姿势，请！这也是一家普通农家院落，只是院子很大，与别家种满蔬菜的院子不同，里面荒草丛生，单单我认识的狗尾巴草和黑麦草都足有半米高，我一个人是不敢进去的。一进院子，我与刘洋立刻被院内西南角一棵奇异的石榴树吸引住了，我们俩几乎同时发出一阵惊呼。

　　此时正值盛夏，随处可见开花的石榴树，但这棵树却显得特别硕大、丰茂，鲜红艳丽的石榴花镶嵌在透亮的绿叶间，宛如夜空闪烁的繁星。现在回想起来，是否因为院子荒芜的原因，使石榴树显得特别，总之，它在那个时刻、那个地点，无比强烈地吸引了我和刘洋。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最奇异的石榴树，我说，同时瞪大双眼，做了一个夸张的表情。真的，刘洋接过我的话，这棵树惊艳了我们，她用了一句网络语。说完，刘洋屁颠地跑到树下，摆了个与树同样盛开的姿态，真妖艳！是个人都会爱上她的，我酸溜溜看着树下的她想。我相当绝望地发现陈新的目光一直黏缠着刘洋，陈新举起单反相机，恰到好处地把刘洋抓拍下来，我则用手机拍下了陈新举起相机给刘洋拍照的姿势。不久，我就把我拍的照片删除了，也没让陈新和刘洋知道。我的手机里只保留石榴树下刘洋的照片，当时她碰巧穿了一条石榴红的长裙，脸上绽放出跟石榴花一般的笑容。

　　我们随陈新进了屋内，拉开窗帘，里面除了一张大沙发，一张超大工作桌外，还有几把旧藤椅。桌上和地上摆放着大多数是旧的陶罐、陶片，有成形的，有残的，或站或卧，进屋来的阳光在上面转个弯，再反射出来，变得很安静。陈新见我们对他修修补补的工作没啥兴趣，主要是刘洋对此表现出毫无兴致，我呢，恰好相反，陈新做什么，说什么，我都会显出欢天喜地的样子迎合他。我有点喜欢这个工作坊，而刘洋，她用手掩鼻，不停地嚷道，脏死了，脏死了，我发现陈新听了，脸上有些微微不快，但一转眼就消失了。

　　正如我预计的那样，陈新与刘洋很快坠入爱河，而我则陷入绝望中，不断用结交男朋友来麻痹自己的神经。

　　那段时间，通过参加同学会，或者一些比较便捷的社交平台，我认识了一些外表看起来正常的男性朋友。现在我都忘记了他们的表情和穿着，工作、赚钱、按揭房子这些相似的欲望使他们看起来都一样，我只记得在他们身边时唤起自己的那种强烈的感觉。当我看完一部胡德伟传给我的电影《法老与众神》，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像摩西率众人走过红海劈出的一条窄道，走完后需要海水来愈合，一切风平浪静。

　　老魏作为我荒唐行为的收尾，我记得最清楚。老魏四十来岁，两年前离异，第一次见面后，他给我留下了一个谨慎、稳重的男人好形象。与所有的年轻姑娘幻想的一样，中年男人的沉稳给人一种笃定的感觉，实际上也许这些男人不是笃定，只是不知如何处理突发情绪，在年轻姑娘面前所表现出的一种迟钝，而被误认为是淡定。

　　当老魏提出去酒店时，我犹豫了一下，我还没学会说对一个看起来不坏的男人说不。我答应了，再说，我的身体也需要安慰，我需要把刘洋和陈新从脑子里挤出去。

　　那是个七月底的下午，阳光分外刺眼，酒店房间很黑。我躺在人为刻意制造出来的黑暗里，一种不真实的感觉陡然而生。完事后，我双眼盯着黑沉沉的空虚，想起早上那个荒诞不经的梦：陈新被七八只流浪狗追赶，其中还有“胖墩儿”，为首的正是那只拖着残疾后腿的德牧，它面无惧色，目光坚定。跑着跑着，它就落后了，但它紧跟在一群狗的后面，一点都不准备放弃。陈新边跑边喊，黄丽，救我，黄丽，救我。陈新被逼得慌不择路，从来没见他这么狼狈过，好看的脸变得狰狞起来，而我那时开着一辆车，车里坐着刘洋，我朝陈新喊，快跑，快跑。不知怎么搞的，刘洋哈哈大笑，像是被人挠痒痒一样笑个不停。

　　你不要相信男人，他们有的很暴力，对女人他们要用鞭子、手铐等，不像我这样老实的男人。老魏躺在床上，用一种我听起来像父辈的口吻说道。他一边爱抚我的大腿，一边回味着刚才的情景，我能感觉到他的手指在颤抖，而他的语调平静得像大学老师上大课一样让人昏昏欲睡。

　　老魏沾沾自喜，好像那些站在道德至高点的人，总喜欢教训人，他越说越带劲，确信他自己是个好男人，好像还有些自我感动。有些年轻的女子，也可能是男子，在酒店开房被“割肾”“捡尸”，这样的新闻不是没有的，你可得当心啊。这语气听起来更像是父亲慈爱的嘱咐。经老魏抚过那些细小的汗毛，此时刚躺下又竖起来，我觉得老魏隐藏在身体底下的情欲和占有欲比我还强。

　　我为自己身体而羞愧，为自己被该死的荷尔蒙折磨而羞愧。我说不出话来，只好把头埋进枕头里，呜呜地哭出声来。老魏没想到会出现这种状况，他有点慌，不知所措，拍拍我的肩膀，但我还是止不住地哭啊哭，鼻涕眼泪把老魏弄得兴味索然，他提议离开。

　　我和老魏走在七月的街道，老魏说，今年比去年热多了，我赞成他的话，他又说今年冬天一定很冷，这个我也同意。临分手，我竭力避免与他眼神接触，我也不需要他送。在路边我同老魏挥手告别，他上了自己的车，向着一组远处的交通灯开走了。

　　老魏走后，我才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很尴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不得不头顶毒日，沿着大街走很长一段才可能有公交车站和出租车。即便是有公交或出租车，我都不考虑去坐，在那个时刻，我只希望太阳和地上升腾起的热量都把火力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把自己烤化算了。没一会儿我就坚持不住了，何苦这么糟蹋自己，我边走边往人行道上的梧桐树荫下躲，打量沿路商店的橱窗，和往常一样失望，在它们背后，发现不了某些真正值得看的东西。7-Eleven 便利店、面包店、挂着铺面转让的服饰店、水果店、苍蝇馆子、茶室，几乎每条街都像熟极了的人一样的面孔，像书架上的每本书一样乏味。我一直走，从玉林西路一直走到玉林东路，当我看到一个地铁口，觉得那个洞口就一直在那等着我，我毫不迟疑踏上电梯，缓缓下沉，希望深深地被吸了进去。

　　跟随着人流，我坐上了地铁，看得见的黑暗在窗外，玻璃将它封闭在外，我自己的脸漂浮在上面，陌生而疲倦。车开动了，铁轨与风摩擦引起的轰鸣声在耳中响起时，我掏出手机，删除了与老魏一切通信联络的信息，戴上耳机把自己封闭起来。满车厢的人，除对面的小女孩靠在她妈妈肩上，都在看手机。

　　当天晚上，我还是找到胡德伟，他说，有啥事都可以找他的，他是最理想的垃圾回收站。他提议去“三叶虫”茶馆，我不假思索答应了，来不及想他为啥老约我去那里喝茶。我们要了一壶滇红，他跟我说，他看过一本书，书里说我们都在一个假想的世界里，那就是说，我们生存的世界其实是梦境，而在真正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整天在睡觉。所以，每当遇到不开心时，就应该这样想，这不是在做梦吗，无所谓啦，或者，反正一直在睡觉呢。

　　我把他的话反复想了又想，说，你这不是鸡汤，充其量是麻醉剂。我不上他的当，这些话转眼就忘得干净，不如传给我的电影《法老与众神》，还能有那么一点让我触及灵魂。你哪里还有什么好看的电影？我发现胡得伟根本没听我说话，他拿眼瞅着老板娘，表情迷离起来，似乎在回想什么。

　　7

　　半个小时后，我才接到陈新的短信：哦。

　　不管别人怎么羡慕我的工作，我还是有自知之明，如果一个人思维正常，完全可以视我为一个具有肉身的半智能机器。之前的工作还要求我在电脑上扫描书码，现在完全被智能机器取代了，大多数时间都不需要我亲自动手，除非遇到刚才那种老人。对于那些年轻点的，看起来聪明点的，我根本不需走到机器跟前，仅仅起身，大声武气地发出指令，告诉借阅者如何操作：把书码好，让书上贴的条码整齐对准机器扫码处，保证机器扫码识别书名、录入等等。说来奇怪，听见自己图书室里传出的嗡嗡的回声，我都觉得是另一部机器在说话。对于自己被智能机器取代这件事，多数时间里，我感到如释重负，但又有那么一小会儿，我隐隐约约觉得自己迟早要遭人遗弃，像刚才那位还书的老人，他被智能机器遗弃，还有流浪狗，它们被主人遗弃了等，这都让我产生不易觉察的焦虑。

　　陈新短信的“哦”加重了我的焦虑，我知道他不高兴我去医院。我心里一阵慌乱，也许他会因为这件事跟我闹别扭。我做深呼吸，深深地吸，慢慢地吐，重复十多次调整。是的，他怎么能明白我跟王怡的关系，非亲非故的，王怡的手机密码居然是用我的出生年月日设置的，连我的亲妈都不会这样做。屋顶一根日光灯已坏，但未坏得彻底的灯管发出莹白的光，一闪一闪，伴随嗞嗞嗞嗞声，更让人心烦意乱。明天一定得换根灯管，已经好几天了。我在一张报事贴上写下换灯管三个字，把它直接贴到电脑右上角，拖延症害不死人，但会让人烦死！我盯着眼前的电脑屏发了一会呆，电脑很聪明，但并不能避免自己在诸多问题上不犯蠢。

　　为啥偏偏王怡对我不错，我至今没有弄明白，不是不错，是很好，她的举动，甚至让全馆的人都疑惑不解。那天，刘洋冲到图书借阅室给我一巴掌，打得我眼冒金星，甚至嘴里窜出一股咸腥的铁锈味道。糟糕，我那颗坏掉的牙怎么忘记补了，这一巴掌让我想起那天对刘洋说去补牙，但我没去，得到了陈新，我高兴得忘乎所以了，啥都放在脑后。我傻乎乎地摸着发烫的脸颊说不出一句话来，她骂了许多难听的话，小三、臭不要脸的、瓜婆娘，等等，我长这么大从没有遭人那样羞辱过，被最好的朋友扇耳光，这种事只存在狗血剧情中。过后想，她打我不是没一丁点道理，谁让我那天撒谎，确实辜负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但她用那种话骂我是不公平的，我从来不偷别人的东西，陈新是我“捡”的。我杵在那里，继续舔上颌右边最里端那颗龋齿，血又涌出来了，右脸上似乎有蚂蚁爬过，痒酥酥的，继而发热。就在刘洋将采取进一步动作，大哭大闹或继续扇我耳光之前，王怡不知从哪排书架后冒出来，及时出面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当时我脑子一片混乱，不知王怡采取了什么方式，说了哪些话，最终她与刘洋坐在街对面的“三叶虫”茶馆，她们讲了些啥，我不知道，反正是，从那以后刘洋再也没来过。

　　事后，我好奇问王怡，她不置可否地淡淡一笑，说，我跟她啥都没说，只是陪她坐在那里，她倒是说了不少。王怡口中的她是指刘洋，她连刘洋的名字都没提起，我不晓得她知道刘洋的名字不，王怡不爱讲话，不爱管闲事，这在馆里大家心知肚明。我说，她说了啥？不记得了，王怡摇头。后来有一天，我偶然在卫生间听见两同事议论，一个说，王怡是个怪人，对黄丽就像亲妈一样，那次她看到黄丽被打，就差上去扇别人的耳光，平时看她修养那么好，这下子原形毕露，真没想到。听的人说，哦哟！王怡好凶，那个女娃子完全被王怡的气势镇住了，就连亲妈也做不到那么好。我看啊，主要是她自己没得孩子。末了，两人哧哧地笑。

　　日子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虽说有点莫名其妙，但我美滋滋享受着王怡的关爱。每天午休时，我还跟王怡一起去后院一角喂“胖墩儿”。有次刚好碰见“胖墩儿”遭人毒打，我算见识了王怡护犊子跟人拼命的架势，很凶，我同事说的一点没错。

　　就在王怡光荣退休那天，馆里按惯例在饭店里为她举办了一次“盛”宴。我与王怡关系最近，大家自然把挑选鲜花任务交给我。我当仁不让，只是到了花店那一刻，对着满屋子的花，我既茫然，又困窘，我还真不知道她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花。我给王怡打电话，讪讪地问，王姨，喜欢什么花呢？她在电话里高兴地说，小丽，你看着买吧，你喜欢啥，我就喜欢啥。要说她喜欢什么书，闭着眼睛我能说出一长串名，摊在我面前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她的最爱之一，《战争与和平》《红楼梦》《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总之，凡是让我头疼的大部头，都是王怡的最爱。

　　有一次，我跟陈新提起王怡看书的怪癖，那是在我们正式谈朋友后。他沉吟片刻，说，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有一个休闲时爱打麻将和吃火锅的妈，因为有王怡那样的妈，会让孩子觉得尴尬。你看看你的周围，有哪个妈像那样。说实话，陈新跟我的爸妈很投缘，他们相处很好，好得连我都很意外，我以为陈新会瞧不起我父母的生活方式，因为他们从不读书，不听音乐，可我父母也从来不会觉得少了什么，只是书和音乐不存在于他们的世界而已。

　　王怡让我想起顾长卫的电影《立春》里的王彩玲。陈新继续演绎下去，他口才很好，总是能举一反三。他顺势摸了一下我的头，盯着我的眼睛，继而又认真地说，那种女人像寒武纪的化石，我可不希望你成为王怡第二，心比天高，命比纸薄，闲书读多了的女人，脑子容易东想西想。

　　我偷偷地一个人在网上找到《立春》看了一遍，把王彩玲与王怡比来比去，觉得还是不一样，至于哪里不一样，我说不出来。

　　陈新回复的短信 “哦”没能吓住我。

　　8

　　下班后，我还是去医院看王怡。等我走出图书馆，来到街道，发现马路上的人神情凝重，行色匆匆。此时铅灰色的天，胀鼓鼓的憋足一场大雨。

　　陈新不见了。接到刘洋电话时，同样是大雨来临之前的一个傍晚。我坐在 “三叶虫”茶馆，一只手抚摸着桌上瓶中的一朵塑料玫瑰花，漫不经心听着她带哭腔的声音，偶尔透过玻璃看看胀鼓鼓的天空。不急，不急，怎么啦？我明知故问。就在当天上午，我知道，陈新要带刘洋飞西安见未来的公婆。我在心里数着一、二、三，果然，刘洋在我数二时哭出声来，今天一早陈新发了一个短信给我：刘洋，我们不合适。他用语音留言，让我退了机票，说不去西安了。我找了他一整天了。他不见了。他不接我的电话，我到处都找遍了，连那个郊区作坊都去过了。那个鬼地方太吓人了，我都去了。刘洋在电话里哭得口不择言，我仿佛看到她梨花带雨的脸，心里闪过一丝恻隐，但很快被另一种强烈的喜悦压倒了。

　　不会吧。他陈新吃了豹子胆，我看了一眼坐在我对面的陈新，镇定地说。陈新正面无表情地摆弄他的手机，我都怀疑他是否在听我跟刘洋讲电话，我们正在说的是他啊。我看着他，他和我之间保持着一种奇怪的距离。我很快发现他和所有人之间都有这个距离，它给了他一副挑剔的、抑或是冷淡的神态，局外地听着看着周围的一切。洋洋，别急哈。现在到处都装了天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怎么说起废话连眼都不眨一下，因为心里高兴，她刘洋公主也有今天。什么天眼？别忘了，他可是陈新啊。陈新怎么啦？难不成他会上天？就是上天变成鸟，雁过还留痕呢。我这句说的，极像我老妈措辞，一惯地胡说八道。刘洋痛苦地哼了一声，我只听说雁过拔毛，从没听说过留痕。

　　紧闭双唇，用力一吮吸上颌牙末端的一颗龋齿，一阵酸痛波及到头皮，我尝到嘴里一丝淡淡的腥味。洋洋，别上火，明天上午我拔完牙，去你那里。啊！嗯……嗯，那你快点！刘洋呜咽声有点异样，她从来都不是一个拿主意的人，除了想嫁给陈新外。

　　陈新见我放下手机，他把他的手机搁桌子上，看着我的眼睛，说，我不能跟刘洋在一起，我觉得我们不合适，她属于依附性人格，而我给不了她所要的。我还是替刘洋不平，可是她什么都有啊。你都要带她见父母了呀？

　　什么都有了，那还要我做什么？陈新又说，刘洋的家让我窒息。这我知道，陈新跟我一样，家庭平庸，父母普通，面对刘家他可能自卑。我跟刘洋在初二时曾是同桌好友，那时她还经常到我家里耍，我只去过她家一次就不愿再去了，她老妈板着一副冷若冰霜的脸，客气、冷漠得跟我们学校的女校长没两样。

　　刘洋的确跟我们不一样。作为她的初中同学，我是了解她的家庭，她爷爷曾在苏联留过学，为了纪念那段光辉岁月，刘洋的父亲取名刘苏，到了刘洋这代，不用说，光是这个名字就可想而知，刘洋是个飞越过太平洋、见过大世面的人，而这个世面不是普通人想见就能见到的。刘洋见到的，就是他们刘家愿意让她见到的世面，其他不想让她见的，就是不想让她了解的世界。

　　刘洋从大洋彼岸回来，在一次初中同学聚会后，我和刘洋又走到一起了。仿佛时光倒流，我跟她迅速地成了可以在一起说别人坏话的闺蜜。她说我还是老样子，脾气温和，人缘好。当然这里有潜在的东西没说出来，初中时跟大家玩，我充当的是拣沙包、摇跳绳、看管衣物的角色，默默无闻然而不急不恼，不出风头但是总在人群里的。如果她还是这样看我，也没啥不对，选择这样的人当朋友，既安全又舒服。

　　从那以后，我跟刘洋在我家九眼桥附近的酒吧玩。与大多数同龄女性一样，我们把业余时间消磨在逛街、网上购物、线下消费，美食、泡吧，随带交男朋友；或者是交男朋友，随带逛街、网上购物、线下消费，美食、泡吧。

　　我也发现刘洋跟她上初中时变化不大，漂亮，脆弱，极没主见，既便她从美国或英国留学回来，多拿了一两个洋学位，取了个洋名Vivian 外。可是这个刘洋在选择对象的时候，却表现出“我的事，我作主”凛然绝然的态度，她有模有样地跟家里大闹了几次，让很厉害的刘洋家很受伤，最后不得已默认了她与陈新的关系。

　　那天晚上，我们在茶馆一小包间里，陈新要了半打青岛啤酒，当然离醉还远得很，他的酒量很好，北方人嘛。我们都没说话，只是喝酒，但是酒在体内活泼地流动着，所到之处掀起一股热浪。

　　大雨中，我们叫了代驾，我上了陈新的车，鬼使神差去了他的公寓。

　　我不是小三，以我的条件，当小三的资格都没有，但我喜欢陈新没错，陈新是我从刘洋手中捡漏得来的。许多次，我都想与刘洋当面澄清这个事实，她要么把我从联系人中拉黑，要么删除，一点机会都没给我。有次，我特地去她工作的银行大楼大厅里等她下班，一见她与两个同事出了电梯，朝我的方向走来，我便迎上前去，叫了一声洋洋，本来都与同事分手的她，突然亲热地挽起一同事，有说有笑地从我身边走过。我转身追过去，又叫了声洋洋，她冷冷地转过头对我说，你认错人了，一副与她妈同样冷若冰霜的态度。

　　9

　　今天王怡着急想见到我，是要我去她家帮她喂豆豆。原来她在床上念叨的豆豆是只猫。

　　嘿哧嘿哧，我爬到五楼，用王怡给我的钥匙打开了她的家门。打开客厅灯后，我惊呆了。王怡的小客厅俨然是一个微型图书室，四面墙全是书（没有畅销书），而且还插上社科、文学、法律、艺术分类标识。尽管厅很小，中间还摆了张漆面已脱落的旧桌子，桌上有盏牛油果色的台灯，灯旁有一堆码放整齐的书，中间有一台联想台式电脑，一把藤椅对着电脑。

　　豆豆是一只橘猫，它听见我的开门声已跑到门口，围着我的裤脚喵喵打转，也不认生。显然，它饿吓了。按照王怡的交代，我去了厨房，先从冰箱里倒出一些牛奶到盘子里，趁着豆豆低头专心舔牛奶工夫，我再从橱柜里找到猫粮，把它倒到另一只盘子里。豆豆停下来，瞄了一眼它的口粮，用一只爪子快速地把盛口粮的盘子挪到挨它近点。

　　我轻脚轻手地走出厨房，参观起这一室一厅来。穿过客厅，我走到虚掩着的卧室，找到开关，拧开。卧室很小，跟我在父母家的次卧一样大，十来平方。里面有一张一米五的床，一个衣柜，一个五斗柜，一把藤椅，一个靠墙的书柜，一个床头柜，全是单数，一个单身老女人的标配。南向窗台上摆着一丛一丛的植物，有藤蔓类的，有盆栽的，我只认识吊兰、君子兰、绿萝、芦荟等常见的植物。窗边还摆了一张低矮的柳条桌，桌上也全是花花草草。没有窗帘，只有竹帘子。

　　按王怡吩咐，我一一给绿植喂水。

　　再回到厅里时，豆豆已吃饱了，蹲在牛油果色的台灯下，两眼炯炯有神地看着我。我该做的事都做完了，现在八点不到，窗外已黑透了，不知不觉中，已下起大雨。看来，这时候，我走不了。我坐在藤椅里，发了一会儿呆，随便扫了眼那堆书，发现里面有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我打开它。

　　笔记本扉页里有一行很醒目的字：使人觉得遥远的不是时间长，而是两三件不可挽回的事（博尔赫斯）。这是王怡的笔迹，准备翻开第二页时，我迟疑了一下，窥探别人的秘密不仅不道德，而且荒唐。然而，我没法控制已经上来的好奇心，我看了下去：

　　“我看过许多书，它们与生活的不同，在于它是有形的，它有开始，有经过，也有结尾。然而，在生活中，一切就那样随风而逝，难以把握。回顾自己的人生，满目疮痍，到处是弹坑、翻倒的石块和泥潭。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幸存者，除了活下来，似乎什么都没有了……但我还是感恩，感恩在十三岁时有人告诉我长大后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这一辈子我很知足。

　　“作为女人，要么是丈夫的，要么是儿子的，或者既是丈夫的又是儿子的，总之是家庭的，没有哪个女人真正是自己，一个是自己的女人可能会遭到社会的嫌弃，即使这样，她也不可以嫌弃自己……”

　　我看得非常仔细，笔记本上除了一些是王怡摘录所看书的笔记及感想，还有的她碎片似的回忆。王怡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平常而自然，有悲欢，也有离合。

　　王怡结过婚，她有一个小名叫豆豆的儿子，豆豆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王怡对儿子的印象停留在六岁，从那以后他们分开了，之间几乎没什么联系。去年疫情发生时，王怡非常害怕，她给豆豆打了十多个电话，当时豆豆在第一个封城的城市工作，对方没接，平常豆豆不接她的电话也就算了，但这是非常时期，王怡对此感到束手无策，她不知道母子之间该如何沟通，也许他的世界不需要她，因为在他需要她时，而她又不在身边，隔膜便形成了。在那一页王怡只写下曾在那晚上打了十五个未接的电话。又翻过五页，她又写道，豆豆没事的，当然这是她从别的渠道打听到的。

　　还不到十点，窗外的雨也停了。我揉揉酸涩的双眼，仔细把黑色笔记本放回原处，确信根本看不出被动过。在我站起身拖动藤椅时，橘猫豆豆醒了，它吐出猩红色的舌头威胁我，对我抗议地“喵”了一声，又呼噜呼噜睡过去了。

　　在我准备离开前，我再次环顾微型图书馆，发现书架上有一个相框，也是厅里唯一的相框。我走过去，相片中，一个与我差不多大的年轻男子对着我展示一个局促不安、羞涩的笑容，我觉得好眼熟，这跟“饿了么”韩小村太像了，当然，不是的。

　　我叫了一个网约车回家，到家已十一点多了。我试着给陈新打了电话，很意外的，他接了我的电话，他大概在一个背景很吵的酒吧里。他大声嚷道，听不清，叫我等会儿他打给我。

　　两分钟后，我接到他的电话，他似乎喝醉了，嬉皮笑脸地说，啥子事嘛？这么晚了，不睡觉，查岗嗦。我吼叫起来，你实话告诉我，鸭子河的狗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把它打死了。陈新愤怒的声音在我耳朵炸开了，不要提那狗，我只是帮助它解脱它的存在，它丑陋的存在。我把它埋了。你猜猜，埋在哪里？

　　肯定是石榴树下，我嚎叫起来。那棵树一下子闪进我的脑子里，难怪我与刘洋第一次见到它时，满树的花，开得既妖艳又过分。

　　真聪明，黄丽。陈新大着舌头说，我以前看走眼了，以后，以后，我会更爱你的。

　　冷血。始终盘桓在脑中的两个字终于脱口而出，我几乎是用尽今晚的最后力气。

　　什么？陈新在电话里大声地说，我没听清，再说一遍。

　　当然，他是听不懂我用方言说出的话，这两个字的普通话发音怎么也表达不出我的愤怒情绪。第一次，我先放下了电话。

　　醒了后，我打定主意，以后把“胖墩儿”接到家里来，我要好好对待它。我不能容忍那些把剩饭、剩菜喂它的人，它又不是“垃圾桶”“潲水缸”，我喂它，平等对它，我吃啥，它吃啥，让它跟我一样。

　　10

　　一周后，我接王怡出院，我们一起爬上五楼，王怡说以后装电梯就方便了。进门后，我把卧室的另一把藤椅搬到厅里，又从厨房里烧了一壶开水，泡了两杯茉莉花茶，在唯一的一张桌子面对面坐了下来。

　　这是一个难得的冬日暖阳天，厅里浮动着植物、花朵和茉莉花茶的香气。太阳从南窗进来，把窗玻璃变成向西倾斜的方框投在桌面上，一层黄色透明的光在里面波动跳跃，像水面一样。王怡给我讲了与书的缘分，她说得很慢，仿佛是第一次和别人说起这些事似的，从她脸上偶尔露出困惑的表情和时断时续的语气里，我明白她在讲述的同时也在试图了解自己。她只给我讲与书的缘分，这些我在她的笔记里都偷看到一些，有些事她一丁点都没提，当然，我自己心虚，也不能提，权当是王怡所虚构的故事，装作根本不知道有一个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豆豆的存在。

　　八十年代初，我读初中时，邻居家里有位重庆的嘎嘎引起我的注意。嘎嘎是“外婆”或“婆婆”的意思，我跟邻居家孩子一般大，也跟他们一起称她为嘎嘎。那时嘎嘎大约七十来岁，她非常干净、单薄，印象中总是穿一件雪白的衬衣，雪白的齐耳短发一丝不苟，总的说来，她手和脸、头发、衣服的颜色差不多。虽说嘎嘎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生的人，但她喜欢看书。那时，我与嘎嘎所住共有的院子里有一棵粗壮的泡桐树，它在春季里开满淡紫色的花，像一串串小灯笼挂在枝头上，花香浓郁，哪怕到了现在，一闻到那味道，我就会想起嘎嘎坐在泡桐树下看书的身影。说来也奇怪，每天只要见嘎嘎在那里，我那颗躁动的心便安静下来。

　　那个春天，我刚满十三岁，被这个季节和自己复杂的情绪弄得心神不安。即将成人的恐惧令我整晚睡不着觉，加之不愉快的往事挥之不去（她用“不愉快”轻描淡写把她的不幸淡化，其实我从笔记本上得知，王怡在五岁时被邻居叔叔侵犯过，这深刻地影响了她的一生。从此，她对男人怀有莫名的恐惧，即便她成家以后，她仍然摆脱不了对夫妻生活的厌恶，不得不离异去了另一个地方）。每晚，听着窗外江水低低的呜咽声，我就很想跳进去。说到这时，王怡停了一下，她艰难地咽了下口水，捧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笑着说，估计每个女孩子在那个年龄段都犯过傻。当然，我说，我有个同学在初二时为一个男孩子还割腕自杀过，还好救了回来。

　　是的，有些事根本不是《生理卫生》那几页纸所讲的那么简单，我想你是懂的。王怡接着说，那条江水每天晚上都诱惑着我，每天我都要抵抗它的诱惑，真累。我想，有一天我会抗不住的，它太强大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透过窗户，可以看见泡桐树上开满的淡紫花瓣，我能清楚看见上面浮动着一层银白的月光，地上也是落满了大朵大朵淡紫色花瓣，虽说也镀了层月光，但比树上的稍稍暗淡些。你猜我想的啥，如果踩着地上的花瓣，然后再攀上树上的花瓣，一步一朵花就可以到月亮了。不知怎么搞的，我这样想的时候，脑子里竟出现嘎嘎坐在泡桐树下看书的影子。

　　有个下午，我走近那把藤椅，好奇地问，嘎嘎看的啥书？在我家里，外婆不识字，父母在很远的地方上班。嘎嘎的眼镜滑到鼻翼，她久久地凝视我的脸，我不知道她在我的脸上看到什么，为什么她要花那么长时间盯着我看，也许她的心思还在书里面。她说，《简爱》。我可以看吗？哦，那不行。她摇摇头，这是大人看的书，等你长大才可以看的。好看吗？这是好书！嘎嘎有双聪颖、明亮的双眼，这一辈子我再也没有见过那样一双眼睛，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男的，或女的。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嘎嘎眼里透出的是优雅。

　　我要长成大人，我要看好书。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坚决地对自己和江水发了个誓。王怡说这些话时，她的情绪有些激动，眼里竟有些潮湿，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看的第一本小说就是《简爱》，以后我都把这类书陆陆续续搬到家里来。虽然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只读过中专。王怡说到此时，露出一个羞涩的笑，虽说这个笑与她年龄不相宜，但正是这笑让我把她与别的人区别开来，她的笑与徐曼丽、刘洋等的笑是两回事，它太像小孩子一样的笑。我还想到《立春》里的王彩玲，王彩玲本质上所欠缺的是优雅，她只是一个浮皮潦草的模仿者而已，可恶的是，电影故意丑化她。那些闲书读多了的女人，它可以帮助你应对生活中的苦难，无论多么糟糕，你都会友善对待自己和他人。

　　当我开小差的时候，王怡还在继续讲，她说，索尔仁尼琴写过一本叫《癌症楼》的书，里面提到过医院一个女清洁工，干完一天的脏活累活，她就坐在楼梯上看法语书。我比她幸运得多，我有一份图书馆工作，我自己还有它们，她指了指周围的书，三十年来，我都跟它们相伴，一直不离不弃，过得相当充实。

　　又过了几天，王怡打给我电话时，我正匍匐在工作台后。《霍乱时期的爱情》已被我硬着头皮读了四分之一，要说这书有意思的地方是那只会说几国语言的鹦鹉。别的我看不懂，一个跟六百二十二个女人有染的人，说自己是精神处男，哼。小丽，你看我说得没错吧，小韩来我家看我了。我说，那我明天去看你哈。我起身不自觉望向窗外，街对面一个工人正在梯子上修霓虹灯管，霓虹灯终于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