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饭：伟章好，这次访谈必然更多地谈论文学，不过你很可能会发现我的一些问题“看起来”和写作毫无关系。第一个问题，考虑到你之前为了专注写作都尝试把“微信”从生活中驱离，你是否觉得接受访谈是一件“多余”的事？又是如何答应下来的。对这次访谈是否存在过一些期待？
罗伟章：也不是那样的。是我微信用得非常晚。这跟专注写作几乎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自己的“慢”，面对科技的进步和进步了的人群，我宁愿做一个旁观者。后来发现，当今时代是被科技号令的，科技等同于时代。幸亏我在疫情到来前用了微信，否则寸步难行。跟朋友们真诚地聊一聊，怎么可能多余。现在能够“聊”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也难以说清原因，就是少，非常少，而且越来越少。生命如果是上升的，速度应该越变越慢，如果是下坠的，就会快起来和更快起来。经验证明，生命是下坠的态势。这个下坠不是个坏词，而是与本源的亲近感在不断增强。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待得太久，其实是离开得太久——这才是真相。到某个阶段，就急切地想“回去”，回到自己出发的地方。这个“急切”不是时间，而是心情，更是激情的呼唤。激情是起点赋予的。尽管如此，当你说做个访谈，我心里就想，访是次要的，重点是谈。当谈成为奢望，本身就彰显了它的珍贵。怎么谈都是一个美好的停顿，因此所有的期待都只在于谈。
小饭：“美好的停顿”真是充满诗意的表达，有一种说法是，在小说写作中，诗意地说出“废话”是一种作家的才能？
罗伟章：是的，但不一定要诗意。而且，我们谈论作品中的“废话”，只有在它们不成其为废话时才具有真正的意味和力量。所以“废话”不是故意“平衡”进去的。张弛之间，弛是一种休憩，休憩自带张力，是隐含的“势”。如果“废话”里丧失了“势”，就会当真成为废话。
小饭：那你是否会在语言的准确和“留白”这两件事上花大量的努力？
罗伟章：准确是语言的最高境界。我读托尔斯泰，尽管是翻译过来的语言，但还是常常为语言的准确惊心。语言真是可以准确到令人惊心动魄。此物和彼物之间，此时和彼时之间，往往是一个灰色地带，普通的作家，就混沌过去了，在大作家眼里，却有着鲜明的层次。看得出层次还不算本事，表达出来才算。当层次感次第展现，丰富性也就在那里了。所谓艺术的丰富性，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灰色地带的凝视、发现和书写。留白是中国人的审美。凡·高不留白。《荒原狼》《追忆逝水年华》那类小说，也不留白。中国艺术推崇留白，大抵源于道家传统，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此时无声胜有声，诸如此类的。它的好处在于，“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是大片的余韵——荒凉中的余韵；但在此之前，“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没有这声“如裂帛”，秋月白就失去了意义，或者说失去了留白的意义。另一方面，留白也只是中国人审美之一种。有时候我会想，这种艺术当然好，但也消解浓烈，消解艺术的冲击力。有年我去圣彼得堡一个画廊，见到一幅描绘鱼市的作品，画面寸土不留，全是剖鱼的场景，肚肠牵绊，血水淋漓，鱼眼散落，我简直不敢直视。画家显然是在隐喻。那种直逼真相、让人在庸常日子里养育出来的浑浑噩噩，瞬息间土崩瓦解。这样的艺术效果，留白是达不到的。鉴于这种认识，我在语言的准确性上下的功夫更多。
小饭：你拿画家和绘画艺术举例，否定“留白”，我觉得不够有说服力。就如同你无法简单又准确地画出一个“孤儿”。这是两种艺术门类。你又引用古典诗词……可是小说发展到现代，绝不是我们的古典文学可以作为标准去评判的。如果小说是有技术的，那“留白”肯定也是其中一招。区别只是留白的过程中，你偷懒和无能的部分更多，还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或者一个可诠释多意的细节，对读者整体感受作品更有帮助。
罗伟章：留白本就是从绘画中来的，后来“漫延”到文学、电影等等。我没有否定留白，事实上，我也很欣赏那种艺术，在文学领域，沈从文、汪曾祺，包括日本的川端康成，大概是那一路，他们的作品（当然是部分作品），我都喜欢。我大学时候的毕业论文，就是赏析汪曾祺的小说，其中当然要谈到留白。你去看这一路作家，有个基本的共通性，就是喜欢绘画，甚至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和绘画功底。我所不能满足的是，留白这种艺术手段，慢慢演化成了一种“趣味”。镜花水月本来很美，可也成了“趣味”。“趣味”观有时候真是恶劣，一副小家子气，一副遗老遗少气，别人在推山填海的时候，你在那里“玩味”，那就对不起了，你就被抛下了。艺术最高的美，是力之美，读《月亮与六便士》，读《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静静的顿河》等等，直让人感觉摧枯拉朽，而在摧枯拉朽的过程中，已经在帮助你重新建立。这是大美。但我依然没有否定留白。那同样是一种美。你说的开放性结尾或多解的细节，我认为不在我们讨论的范畴。那是任何一种艺术都会在意的，也会努力经营的。
小饭：这样看来写作确实是有趣的，但我怀疑整个过程中也会产生无趣的时刻。一旦遇见该如何是好？
罗伟章：是的是的。最无趣的时候是发现你手里的风筝断了，你言多而味寡，你的想象因为无根而变得廉价。一旦发现就删，就推倒。推倒后无法重建，就放弃。放弃又不忍，就在那里苦恼。苦恼没有意义，就叹息一声，离开书桌，去躺下看书。书也看不进去，就换鞋出门。我住的小区旁边，是个公园，我就去公园里跟人下棋。下三五局就平静下来了，好像又可以工作了。但这是以前，以前很长时间我不上班，现在上班了，下棋的时间也没有了。
小饭：你刚刚说“科技等同于时代”，那你自己对“科技”的掌控如何？你有没有行使自己对科技的权利？比如你平时开车吗？打不打电子游戏？对科幻小说是不是感兴趣？据我了解你应该没有写过这一类题材的小说。
罗伟章：很差！我是需要的时候，才去学。很多时候还学不会，只好请人帮忙。在这里，“权利”可改成“权力”，只不过是倒过来：科技对我行使权力。我不会开车，崇拜那些敢握着方向盘在马路上跑的人。基本不打电子游戏。科幻小说要看，但看得不多，从没写过。
小饭：那在你的写作过程中，眼睛和耳朵哪个更重要？在文学上，输入和输出你觉得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你的肠胃功能或者说消化能力如何？
罗伟章：于我而言，大概是耳朵。你看我的小说名字，《声音史》《寂静史》《谁在敲门》等等，都是在倾听。耳朵能传递给我更隐秘的信息。输入和输出，我说不出个具体的比例，但感觉会告诉你。有时候，分明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但就是懒懒的，不写，勉强坐下来，也写不下去，敲出半句话心里也烦。如果这不是因为懒惰或身体不适，就是你说的那个比例没到。我的肠胃功能普通，要吃肉，但偏重素食，我自己不知道我偏重素食，是别人发现的。我们四川有个马识途老人，就是姜文那个电影《让子弹飞》的原作者，108 岁，还吃一大盘回锅肉。肉和素食，大概会影响文字的气息。
小饭：你说到文字的气息，那气温对你的写作有影响吗？比如有些作家夏天比冬天更高产，大汗淋漓地写作（假设这位作家因为经济拮据不开空调或者根本就没安装空调）会比瑟瑟发抖地写作更有利于灵感的繁殖。
罗伟章：我确实也更喜欢夏天。当年我辞职，从家乡的城市来到成都，至今留在印象中的就是挥汗如雨地写作。内裤都是湿的。但那时候写得很多。初来时即使不是分文不名，但用空调肯定是很有难度的。现在没有难度我也不用，我烟抽得多。另外我觉得，有一些不适感会刺激出某种力量，即使是逃避的力量，也好，比如热得慌，逃进写作中，内心就清凉了。
小饭：说起抽烟，尝试过戒烟吗？一个健康的心肺对写作有好处，这个观点是否有助于你考虑戒烟？如果不考虑戒烟，那能不能单纯聊聊这方面的趣事？
罗伟章：戒过。倒是与写作无关。我喜欢文学很早，但真正开始写作很晚的。戒烟是我刚抽烟两年左右，有天在阅览室看你们上海的《新民晚报》，上面有个戒烟广告：一颗头上密密麻麻钉满了烟头。那真是很有冲击力，让我对抽烟非常厌恶。我当场就决定戒烟。非但如此，我还把那份报纸借走，给几个抽烟的哥们儿看。那时候我们都是单身汉，吃饭是去食堂，宿舍楼下有几个乒乓球台，每到开饭时间，我就拿着那份报纸，坐在乒乓球台上，见到抽烟的熟人就让他看那幅图，关系好的话，还要对其破口大骂。这样骂了一个月，有两个受不住，终于把烟戒了，其中包括“督促”我学会抽烟的那位：两年前他失了恋，就天天来找我倾诉，一支接一支抽烟，还要我陪着抽，像这样他的痛苦才能尽快烧成灰烬。当那两人成功戒烟过后，我自己又抽起来了，从此再没戒过。
小饭：你曾说过“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作家，庄严都应成为底色。”但你又随后消解了“庄严”，认为“庄严”也可以通过“插科打诨”的形式出现在人们面前。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替换，你愿意用别的词替代“庄严”吗？
罗伟章：暂时还是不替换的好。我最不能忍受的艺术，是油滑气。一点点也不能忍受。我不大欣赏老舍，包括林语堂的某些作品。他们被称为幽默大师，但我看不出来。读鲁迅的时候，能读出深厚的幽默感，读他们的很难有这种感觉。有人把幽默分为冷幽默热幽默，其实幽默感没有热的。我说的庄严是“底色”，像《金瓶梅》那种小说，越读越庄严。
小饭：之前有个说法，说抑郁症——我把其中与人交流有障碍和拒绝与人交流的部分单独拿出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保护，防止自己陷入漩涡和纠纷。安静地生活可能会保证生命得以延续，但就像水至清则无鱼，“安静”是否就意味着没有营养，缺乏生命力以及丧失竞争力。你怎么看？我知道很多作家是推崇“安静”的。也许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做到安静地汲取他们所需要的养分。
罗伟章：我身边的熟人得抑郁症的不止一个两个。他们看上去好好的，但都说自己有抑郁症，确实也在吃药，有时候还套着个手环，表明自己刚从医院出来，还要随时进到医院里去。这么看来，他们似乎也是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他们都是作家。如何汲取营养，不能一概而论。人分两种，一种在动中呼吸，一种在静中吐纳。这与身体有关，也与性格有关，从某种角度讲，还与世界观有关。海明威扛着猎枪到处跑是好作家，普鲁斯特把自己关在密闭的房间里，也是好作家。安静不等于“水至清”，内心的博弈，很可能泥沙俱下，波涛汹涌。作家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都由作品说话。
小饭：说起身边的人，你的朋友有没有被你写完？写了几个吧？写“他们”的时候会不会不安，良心过意不去？
罗伟章：是的，写过的。写过多少也没计算，倒是肯定远远没有写完。当把这个人越写越像“他（她）”的时候，我会很不安。不安不是因为良心问题，而是知道自己没写好。如果越写越不像，好了，成了！这是虚构之美。虚构是为了走向更深的真实。
小饭：关于写作的量，写作的计划，比如有些作家一年计划写三个中篇两个短篇。你怎么看待这一类作家。自己又和他们有多少相同和不同。
地质灾害的破坏有一大部分是因为人们的避险措施安排的不合理。在处处高楼大厦的现代社会，一旦有重大地质灾害发生时，有很少的地方可以供人们做应急避难场所，所以一旦地质灾害发生，人们会像无头苍蝇一样四处躲避，这样会使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加重。另外，山区丘陵区因受自然环境条件限制，村庄要么傍山而建，房前屋后形成多级台地，滑坡、崩塌灾害极易发育；村庄要么坐落在沟口洪积扇上，长期遭受暴洪、泥石流的危害，加上农村房屋建筑防震、抗震结构措施不到位，这样更会加大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
罗伟章：我不是太能理解这种计划或规定性写作。如果规定自己少写，我基本认为是一种懒惰，也是一种不自信。长时间以来，我们有个很深的误解，怕自己写得多，更怕别人说自己写得多，好像多等于坏，少等于好。这几乎不是误解，而是常识性盲区。如果规定自己多写，我也不认为是勤奋。我觉得写作这个东西很难规定。然而，我这样说，很可能也犯了懒惰病（卡夫卡说懒惰是“万恶之源”）。有回跟刘庆邦老师谈，庆邦说，他写小说的时候，写到某个地方，就“规定”自己：这里必须写满一千字！他的意思是，他感觉到那里很重要，不能轻易滑过去。他的《梅妞放羊》，是一篇杰作，有些段落就是这样“规定”出来的。
小饭：文学上的老师有没有教过你至今认为是真理和秘诀的东西？如果有这样的东西你愿意和同行分享吗？
罗伟章：说两件事。我念大二的时候，有回福建师大的孙绍振教授到我们学校讲学，他是名教授，也是有名的批评家，所以听众踊跃，包括很多老师也去了，阶梯教室里挤不下，窗口上还爬满了人。你看那时候的学者，几乎相当于现在的明星待遇。那天孙教授兴致特别高，本来说讲一个半钟头，结果讲了三个多钟头，别的我都没记住，就记住他一句话：打破常规。他说写作，特别是写小说，就是打破常规。后来我发现，这句话根本就不管用，还可能是误导。第二件事是我读初中时，班上至少有十个同学订了文学刊物，大家就传看，当时啥也不懂，比如诗歌后面写上“外一首”，都不知道是啥意思，什么叫“问世”，也不知道，但那些诗文中对人生的倾诉，对情感的揭示，对梦想的肯定，很可能就埋下了文学的种子。我至今能背诵一篇散文的某些段落，那篇文章通过一片竹林，写知青和农民的关系，写时代的痛和光，写得很深沉。我们学校有个老师，教高中，是个作家，作品时常在刊物上发表，笔调旖旎，对大自然的描写非常动人，他的文章我还做过剪贴本；我胆子小，不敢去接近他，但有时候会溜到高中部教师办公室门外，见门开着，里面又没人，就迅速冲进去，看他批改的作文，有天我看到他在一篇作文后下了这样的批语：“看了你这篇，我除了兴奋还是兴奋。等我抽支烟，再写几句兴奋的话……”那几句话并没有写，可是，啊，我真为那位学长感到幸福！
小饭：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会因为热爱文学而自视甚高，也会因为热爱文学而顾此失彼。比如很多年轻的文学爱好者他们的生存技能就相比其他同龄人少很多。还有一个，我也能从你的言谈之中明显感受到，你珍爱写作，也把文学创作视为自己的重大生命责任，使命。这种自我意识让你常常感到幸福满足还是压力倍增？好吧，我想问的是，做一个作家/艺术家开心吗？会不会有时候也患得患失？比如，也许你是个很有天赋的斯诺克台球高手？
罗伟章：整体而言，做一个作家是开心的。作家行使着对时间的权利，这实在太让人开心了。生命中要有舍才会开心，不舍掉一部分，心就没有空间了，堵得门都打不开，勉强打开也装不进什么。完全不存在你说的那种患得患失。像我，斯诺克天赋倒是没发现，打过几次台球，很难让球和球相碰，然而，我的嗓子是男中音，这是一种很珍贵的嗓子，本来可以成为歌唱家的；我吉他会弹和弦，二胡会拉《江河水》，此外还会吹口琴，本来可以成为演奏家的；我身体协调性很好，说不定还能搞体育运动……说着这些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因为我没做那些职业，而是从事了写作。另一层开心在于，当一个人最看重某件事，他就不会在那件事上吹牛，我不会在写作上吹牛，但别的事，是可以吹牛的。你给了我吹牛的机会。吹牛具有自我抚摸的功效，能得一时之快。
小饭：吹牛是个有意思的事。我理解下来你认为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吹牛甚至是一种情调。对重要的事情就放不开了。但还有一句话，意思是“你只能成为那个你想成为的人”，每一次吹牛其实都是在向大家宣布自己想成为的是什么样子。因此我怀疑你就是喜欢弹吉他，喜欢歌唱。如果一个人经常吹嘘自己（如果他还暗自为此努力），很可能在某一天他就成为了他所吹嘘的。很多美国作家，包括拉美作家就有这样的人生实验。
罗伟章：你说得非常有意思，但我估计也中了弗洛依德或荣格的毒。吹牛的不一定就是想的，吹牛还可以成为一种掩饰。他在东线大规模调集军队，但西线才是他的主战场，东线的动静便类同于吹牛。人心里的暗渠，千回百转，每一种有意思的说法，都提供了一个美好的角度，但也仅仅是一个角度。
小饭：你说一个作家能行使对时间的权利，并认为是一件开心的事。我觉得这个观点的表达形式很新鲜。我是在想你或许把“权力”错写成了“权利”。或许没有。我想听听你对时间的思考。很多小说家喜欢在“时间”这个元素上做文章，有些导演比如诺兰，包括作为编剧的诺兰的弟弟都喜欢玩时间梗。你有没有在创作中有意增加这方面的环节。
罗伟章：权力带有强制性，而作家没有强制权——包括对时间，因此在这里，还是写成“权利”的好。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说到空间时，头脑里浮现的是固体形象，说到时间，则是液体；这很可能是孔夫子那句“逝者如斯夫”带来的后遗症。好在是一个让人舒服的后遗症。
小饭：还是跟时间相关的一个追问。作家金仁顺说，年轻时写作只看前方，但人到中年频频回首“既往”，好奇自己如何就成为了今天的模样。人是历史的总和，也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很多作家都从自己经历和身边人事当中寻求写作的出发点，用“非虚构”来承担“虚构”的底色和显影剂，但你好像并不是这样（也可能我读你的东西不够多，尤其是早期的几乎没读过）。
罗伟章：金仁顺说得对，但不一定频频回首，偶尔会有那种惊诧。让我惊诧的是，我居然没有变得更坏。人变坏最大的坏处在于，那将变得不自由。我不是指被关进大墙的那种不自由，而是指限制了灵魂的宽度。写作上，我喜欢退出来，不管处理哪种题材，我都从时间里退出来，我描述的对象（其中也会包括我自己）在时间里，我在时间外。
小饭：你对自由，时间这些概念似乎比较敏感。有影响过你的哲学家吗？你的世界观是如何建立的？来自于父母还是更多来自于自身的修炼和训练，何时建立的？
罗伟章：我有过喜欢的哲学家，比如克尔凯郭尔，如果把梭罗也算作哲学家，还包括梭罗。但都说不上影响。真正影响我的哲学，还是要从文学中去寻找。托尔斯泰是我特别钟爱的人，他并没在写作上教我什么——这是因为他太高——但他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一个好的作家，绝不会把文学当成最高目标。父母的言传身教以及生活中的清洗与丰富，当然同样重要。
小饭：考虑过成为“更受欢迎”的作家吗？我们知道许多畅销书都是由出版者行使了特殊的广告宣传手段才始成名的，即使海明威的作品也不例外。《老人与海》便是如此。我想说如果有机会，你会配合出版商去做一些看起来很滑稽的宣传行为吗？这当中的道德感你认为重要吗？——说到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更有趣的议题，你认为创作中需要承受哪方面的道德伦理。能否说几个你认为自己坚决不会突破的创作底线。除了抄袭。
罗伟章：说实话我没想过。我的书能卖，当然好，但我从来没想过要去强求。我听说有些作家，搞新书发布会，找来大群人，每人发一个塑料手掌，满场拍得啪啪响，高呼着“某某某某我爱你”“某某某某你最帅”；还有作家，抱着书稿，站到街口，身上插个草标，像过去贩卖奴隶一样去贩卖自己。这已超越了闹剧。当然，他们的做法，并不在非道德范畴。可恰恰也因此，我们发现，有些并不违反道德的行为，竟比反道德还令人不堪。由此是不是可以证明，道德其实还是很宽容的。说到创作底线，抄袭当然要除外，因为那不是创作。再就是，谄媚权贵是不能容忍的。对某些权势人物说几句虚美之词，大作家也不能免，但那同样不是创作，那只是“场合”。一旦进入创作，你就是自由而独立的个体，就由你说了算。这话说着容易做着难，人都有自我过滤，触觉伸到某个地方，就缩回来了，觉得那地方不能碰。不过，认识到这种过滤，就已经是一种自觉了。我们还可以再听听陀思妥耶夫斯说的：“在正义和同情弱者之间，我选择后者。”为内心的悲悯，连正义也要靠后，遑论权贵！
小饭：村上春树，渡边淳一，海明威，马尔克斯，这些作家都可以被简单粗暴地缩写。如果你愿意被读者总结成为某个符号或者某几个关键词，哪些词或符号是被你接受的？对于一个作家被缩写，你怎么看？
罗伟章：去年我出的一部小说《谁在敲门》，早就有了缩写本。我有，但我自己不会看。缩写就如同你去餐厅，要了一份烤鸭，服务生把鸭肉给你剔来，还送上来一盘骨头，叫“鸭架”。缩写本就是鸭架。鸭架上并非没有肉，它有一点肉，可你抱住了啃，又老半天塞不满牙缝，于是很生气。为了不生气，还是去读原著的好。当然为让小孩子提早了解一些作品，缩写一下，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我们小时候读的连环画，是更精瘦的缩写本了。被符号化是作家的宿命，因此不必计较。别人不会管你接不接受，所以你也就不必管别人怎样概括你。任何一种概括都是以遗漏为前提的，明白这一点，就更不会计较。
小饭：你掉过身份证吗？或者在这几年的生活中有遗失过手机吗？我想问的是会不会有那么一刻你迷失在生活的具体内容之中，然后你会怎么做？
罗伟章：掉过身份证，没掉过手机。还好，身份证是给别人看的，当不需要给别人看的时候，它就不存在。手机虽没掉过，但也会忘记带在身上，比如我去上班，走进办公室，才发现手机忘在家里了。那一刻真是着慌，也才发现，离开了手机，自己就啥也不是了，甚至是被抛弃了。另一层着慌在于，万一有条信息被老婆看见了，她会怎么想呢？我上班的地方有差不多一个小时车程，回去拿不大可能，通常就让老婆给我送来，她跟我一同辞职后就没再上班了。她听了我的话，大声武气地训斥两句，就送来了，于是我就安定了，我又是我了，我的公开和秘密，都被我揣在裤兜里了。
小饭：文学一定帮助过或拯救过你，有哪些动人的时刻？
罗伟章：是的是的。我小时候比较孤独，这是因为我母亲去世得早，别的孩子叫妈的时候，我却没有妈能叫，这让我很是想不通，他们每叫一声妈，就把我和他们推得更远一些。幸好那时候我哥喜欢读书，他手上有本《寒夜》，我能读的时候，就把那本书读了，它让我发现痛苦不是一个人的，生活在陪都重庆的人，也有那么多困顿和苦恼。这真是为我开了天窗。后来写作，也知道了体察和“融入”的意义。2005 年巴金去世那天，我默默地从书架上抽出《寒夜》，整天读，以此纪念他老人家。这件事我在别的场合也说过。
小饭：你近期完成的《谁在敲门》，包括贺绍俊先生在内的很多评论者都认为你“完成了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小说”。你怎么看待史诗？怎么看待“史诗写作”？一个作家如果热衷于史诗创作（这样的作者数量不少），你有何建议？
罗伟章：管那么多做啥呢！你写了，发表了，出版了，评论家们自有说话的权利。但你写的时候不必管。而今的史诗概念，肯定跟初始时候不一样了，但它的庄严性是不变的，它对民族情绪的关照是应该有的。有热衷于史诗创作的作家吗？你还说数量不少，但我真没听说过。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创作理想，好哇，好得很！我觉得不管是从时代也好，从文学本身也好，都需要这样的作家。当然，写作的残酷法则在于：作家们写什么和怎样写固然重要，但写得怎样才是命脉所在。
小饭：你平时会梦魇吗？你怕蛇蝎鬣狗之类的动物吗？对你来说最可怖的生命体验有哪些？有怕的人吗？最近有什么令你焦虑的吗？比较大的那种焦虑。小时候呢？
罗伟章：我的睡眠就是接连不断的噩梦，从小就如此。梦魇的时候当然也不会少。看见蝎子的时候不多，生活中没见过鬣狗，但在老家时，蛇是经常遇见的。我怕蛇。并不是怕蛇咬，而是它的长相，它贴地而行的姿势，它冰凉彻骨的身体，它的花纹和斑点，还有附着在它身上的传说。走在路上，见到前面有蛇，我会大声叫它先走。它走了老半天我才敢走。要说最可怖的，也都是在梦中。常常在梦中飞翔，后面老有人追，追逐者不一定要伤害你，但就是让你深怀恐惧。有人说这表明我前世是从天上来的，可有回去北京，几个人喝茶，一个哥们儿说，那表明对性能力的不自信。前一种解说靠谱，后面这个完全是胡扯。当然也有怕的人，比如你跟一个异性非常好，好到简直可以称为美好，可是有一天她突然说，她要嫁给你。
大体上我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加上我生在阳历一月底，属水瓶座，这个星座的人对许多事都不是特别在乎，因此要说比较大的焦虑，认真想也没能想出一个来。其实我很希望想出一个来，让兄弟听了乐一乐。小时候倒是有的，就是我前面说的，为什么别人有妈叫而我没有。
小饭：会花时间关心同辈作家吗？会花时间关心娱乐新闻吗？除了写作之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罗伟章：关心作家最有效的方式是读他的作品，对同辈作家，也包括对更年轻的作家，我花的时间确实不多。顺便说到，在我接触过的作家中，王安忆和迟子建两位老师是让人敬佩的，从她们的言谈里，能感觉到她们对同辈和晚辈作家都很熟悉。这样做肯定有个好处，就是始终保持新鲜的活力，并帮助涵养自己的写作激情。娱乐新闻哪里需要花时间关心？你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听到。写作之外，我就上班啦。更确切的说法是，上班之后，才写作。
小饭：你家里有多少藏书？偏爱哪一类书？对待书的虔诚态度有没有因为这些年阅读媒介转变而有所改观？会反复读一本书吗？
罗伟章：我没数过，但三几千册肯定是有的。文史哲一类最多，人类学著作也比较多。但我把人类学著作，包括医学著作（比如《黄帝内经》）、经济学著作（比如《国富论》）、博物学及进化论著作（比如《物种起源》），都习惯性地归入哲学类。对书的态度确实有变化。我上班坐地铁，在地铁上读书，为方便，就带电子阅读器。我买了数千册电子书。这样一来，对纸质书当真没有先前的那份虔诚了。我也慢慢发现了这很不好，因为我读书爱在书上划，赞叹的，批评的，都写在旁边，现在不能够了。而且我还发现，读纸质书印象要深刻得多，这大概也是因为可以批注的缘故。反复阅读是一定的。当我读新书读得不耐烦，觉得根本就不能给予我什么，就去重读我喜爱的著作。纳博科夫说过一句话：重读才叫阅读。这绝对是真理。
小饭：最后一个问题：这一天你脑子里出现了绝妙的主意，关于正在创作的小说，可是你丈母娘打电话来让你去帮她修一下她的手机。她用的是你老丈人的手机。这时候你会怎么办？
罗伟章：去呀！抱怨几声，就去。作家只能在作品里行使对时间的权利，不过这已经十分美妙了。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