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贵

　　故乡大如天。

　　离开老家多年，不是特殊原因，我每年都要回去两次，一次是清明节，给逝去的先辈们添添土；第二次是年除夕，去祖坟上烧些纸钱，了了心头的思念。办完这些事后，还必须去一次五婶家。

　　五婶的腿脚不太好，走起路来左脚一米五右脚一米六。嫁给五叔时，冬天，刺骨的寒风让人身子矮了大半截。她挎着一个大红包袱，围了一块毛线织的红围脖，领着一个男孩儿，年龄和我相仿，七八岁的样子，戴一顶黄棉帽，两根帽带儿像展翅滑翔的企鹅。村里一帮人叼着烟在四面漏风的门楼里敲锣打鼓。五婶分给我们糖块，一人一块，糖纸花花绿绿，粘在手上闪着星星点点的光。那个男孩儿把手揣进袖筒里，不停地舔舔嘴唇，看我们把糖塞进嘴里，嘎嘣嘎嘣嚼得口水四溢。他嘴唇上方的两条鼻涕，像面条似的，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棉袄袖口上，抹了猪油一样亮堂。第二天见面，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处溜”。他不爱说话，比比划划，偶尔说一句，也挺费劲，憋得脸红脖子粗。我们都爱逗他玩儿。他紧闭嘴巴，翘得老高，能挂秤砣。再不说话，就骂他，什么难听的话都用在他身上，骂急了眼，他话更说得不利落，“处溜”的节奏也加快了，特好笑。

　　一次五婶碰到我，把我拽到了一条小胡同里，板着脸说，你要护着小顺子，不能领头欺负他。我说，我为什么要护着他？五婶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块糖，扒了糖纸，硬塞进我嘴里。我闻到一股甜丝丝的雪花膏味道。她说，咱不是近嘛，顺子叫你哥哥，你俩一个老祖宗。我想起来，五叔结婚时领她娘俩儿去过我家，也带去这样的糖。临走时，奶奶把一个红包递到她手里。她拉过儿子，一起深深地给奶奶鞠了一躬。我表面上点点头，可心里说，谁和他一个祖宗？他祖宗还不知姓啥呢。五婶脸上露出笑容，我发现她笑时眼角的皱纹特别深，半个眼球全是黑的，另一半有些血丝丝，像切开的透心红萝卜。

　　我跑回家问奶奶，奶奶说，可不是咋的，你爸和他爸一个老爷爷兄弟，你说亲不亲？以后可不许再欺负顺子。

　　从那以后，再有人叫“处溜”，我就冲他们晃拳头。可顺子不争气，照样“处溜”，还是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不停地把鼻涕抹到树上、石墙拐角处。我们小心翼翼，不敢随便乱扶乱靠，生怕一不注意就踩了地雷一样。

　　有次在街上，我看到五婶拾起一片树叶，把墙角的一摊鼻涕擦掉，然后用棉袄袖子在上面来回擦了两次。我过去叫了声五婶，五婶脸唰地红了，正好一阵北风刮过，几缕头发垂下来，遮盖了大半张脸，她也不去清理，用手轻轻地掸了掸袖口，轻声说，顺子回家都告诉我了。然后把手伸进怀里，摸了半天，又掏出一块和上次一样的糖，刚要去扒糖纸，我一把抢过来，说了声谢谢五婶，头也不回地跑远了。那块糖我没有吃，偷偷给了大我两岁的“孩子王”。

　　再见“处溜”时，他胸前缝了块白手绢，上面绣了两只蓝蝴蝶。蓝蝴蝶伸展着蝉一样的羽翼，长长的须仿佛在抖动，一高一低，特别逼真，就像电影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谁也没见过“处溜”用过那块手帕擦过鼻涕，但他不再到处乱抹了，而是捡别人用过的纸，或是捡个烟盒，抽出里边的锡纸，更多的时候，是捡片大点儿的树叶，包严了整个鼻子，轰隆一声，用力一捏，甩出去的树叶，从来都不散瓣。

　　过了没几年，五叔在一个冬天，突然死了。奶奶说，五叔的心脏不好，从小就不好。五叔死后给他娘俩留下了不少外债，都是日积月累生病欠下的。好多人担心五婶会领着顺子改嫁，借口借她家的牛用，牵出去卖了，把钱一分，告诉她钱还上了。欠人家少的，去抱两只鹅，捉两只鸡，最后连她家的瓶瓶罐罐都拿走了。五婶把门四敞大开着，任人去拿。最后有人去揭灶台上的锅，五婶说，村里老少爷们真是盼着俺娘俩儿走？不能不留条活路吧，连吃饭的家把什都不给留？那人听她这么一说，就跳下锅台，四下瞅瞅也没啥值钱的东西了，只好作罢。顺子抱着一个用木头盒做的“卷烟机”，泪眼汪汪地站在娘身后，这是作为继父留给他唯一觉得有价值的东西。等人散去，五婶把他揽在怀里，眼泪也掉下来，说，顺子，咱娘俩儿咋命这么苦？说罢，母子俩抱头痛哭。

　　五婶用那口留下的锅，洗菜、刷碗、和面，勉强维持着生活。我和母亲把家里一些不常用的东西送去，还把一只正在下蛋的鸡抱去。母亲说，顺子正长身体，吃个蛋让他补补身子吧。五婶的眼泪就又流下来，拖过顺子说，快谢谢你大娘。顺子把头低得很低，说，谢谢大娘。

　　过了段时间，好多人见五婶娘俩儿没走的意思，又把拿走的东西送回来了。领头卖牛的人把几户召集起来，把钱凑够，送给了五婶。五婶却怎么也不要，说人死账不烂，这钱早晚是要还你们的。那人说，账都还了，这是剩下的钱。放在锅台上，灰溜溜地背着手就走了。

　　那台“卷烟机”成了我们的宝贝。当时除了顺子家，其余户户都种黄烟。烟末子不缺，稀缺的倒是烟纸，一般用糊窗户的白纸最好。没这个条件，我们逮到什么纸就用什么纸，本子纸，报纸，烧纸，甚至油布纸也用，先用小刀把纸割成一片一片，放进“卷烟机”盒里，一头抹上浆糊，烟末子均匀地撒在下面，小心翼翼拉动木板，一支烟卷就成了。还去镇上的集市拣了不少烟盒，一支支整齐地排列好，按烟纸的孬好装进不同价钱的烟盒里，人手好几盒，大人都向我们要。我们也一个个成了小烟鬼，成天烟熏火燎的，衣服上都是洞，没少挨父母打。顺子抽得凶，孬的烟纸都给他。油布纸烟最难抽，一股塑料味，不小心还容易着起火来，需要不停地捏捏火星。有时顺子背后里骂，谁再让我抽油布烟我日他姥姥。可当着我们的面，他还是抽，抽得还挺来劲，故意把嘴巴伸得老长，像只鸡屁股似的噘得老高，用力咂摸一口，烟立马燃烧一大截，马上呛得像只虾米躬着身子咳起来。大家一阵笑。顺子吐掉烟，也跟着笑。趁我们不注意，一脚蹍碎了烟，连油布纸也蹍成了末。

　　顺子后来“发明”了一种“烟”，既不用烟丝也不用烟纸。他把葫芦藤剪成烟卷长短，用那块绣着蓝蝴蝶的手帕包起来。这种“烟”燃得慢，咂时深吸一口气，腮帮子鼓圆了，火星子滋滋地响。剩掉的烟头儿必须踩灭。但即使当场踩灭了，风一吹，也有可能死灰复燃。有一次，顺子把烟头扔到一堆烂树叶里，蹍了两脚。可走后不久，树叶着起火来，不远处，就是一堆柴火垛。幸亏有村里人从此路过，才避免了一场火灾。后来顺子想了个办法，拿尿呲。每次把烟头扔地下，褪下裤子挺着肚皮撅着腚就尿。说来也怪，他的尿想来就来，迎风撒十里。

　　不需要我们提供烟卷，“卷烟机”他也藏起来了。没办法，大家只好拿最白的烟纸夹着尾巴腆着脸去求他。顺子给我们提了个苛刻条件：以后卷烟，只能由他来操作；烟卷四六分，他四我们六。尽管我们心里恨得牙痒痒，也只能答应。

　　后来我剪了一根葫芦藤抽，咂了两口，俺那个娘，这哪叫烟，简直是要人命，苦辣苦辣的，呛得人喉咙像着了火，眼泪都流下来。

　　五婶夜里经常领着顺子来我家玩。顺子抱着“卷烟机”，让我玩个够，俩人搞得炕头上全是烟末子。那时我俩读四年级了，老师说他脑袋是榆木做的，考试老是倒数第一。每次大考前，老师都通知他，收拾收拾课本回家，怕把我们班的分数拉低了。顺子皆大欢喜，走起路来一蹦一跳，屁股上的书包也跟着欢快地跳。他的书包是五婶用半截化肥袋子缝的，一面留着“尿素”两个红色的大字，钉了两根黄色的背包带，背起来特别得劲。当然，他的两摊鼻涕早已没有了，但那块绣着蓝蝴蝶的手帕一直叠得方方正正，放在那个化肥袋子里。

　　顺子回家后就不用再去上学了，在家盼着过年。我们还要去学校待一段时间，等着发试卷，排名次，评三好学生，发奖状。顺子这一年竟然也得了一个奖状。这个奖状和我有关。

　　考完试的第二天，老师阅卷，学校全部放假。顺子家门前有一棵老柳树，老柳树下有一口塘，当时结了冰。每年这个时候，上去滑冰是没问题的。那天我试探性地往前走了几步，感觉冰结得挺厚，剁了两脚，没有反应。可快走到中间时，突然“咔嚓”一声，冰面像划过一道闪电，一条闪着幽蓝的裂缝迅速在我眼前放大。这时，我听到顺子在上面喊：娘，娘，不好了，我哥掉进水塘里了！喊声清脆，我记得清清楚楚，一点儿也没有磕巴。我快速地沉进水里，几口冰冷的水灌进了肚里，我拼命扒拉两下，头浮出水面，就感觉一只手薅住了我的头发，等看清是顺子时，冰面又咔嚓咔嚓响，更大的一片冰像玻璃杯碎裂的声音。他也沉进了水里。等我被救上岸时，发现五婶全身湿漉漉的，正哭得呼天喊地，死去活来。顺子躺在旁边，嘴唇发紫，奄奄一息，有人正在双手压他的肚子，每压一次，大口的水从嘴里吐出来。最后一口时，吐出来绿油油的一片水草。

　　长大后，我从奶奶那里得知：五婶当天正好来了月经，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来过，走起路来腿脚也更不利落了。

　　说起来，五婶对我们家的帮助是真不少，不光这件事，那年腊月二十三，北风裹着沙粒硬的雪沫子，刀片似的来来回回在人们脸上划。我家请来了一位杀猪匠，长得人高马大，眼神凶狠，蒜头鼻，满脸络腮胡，每根胡须看上去都硬邦邦的，沾满了雪花，很像一只老刺猬。他先把后背上的工具箱卸下来，砍刀、捅刀、割刀、剔骨刀，还有一把斧头，一溜摆在案子上，然后要了瓶酒，拿大板牙开了瓶盖，咕咚咕咚倒进去半瓶，热完身子，就又从工具箱里翻出一块磨石，嚓嚓地磨起刀来。等大家把猪捆好，那人脱掉上衣，只穿一件无袖棉背心，抡圆了手中的斧头，一下子击打在猪的太阳穴上。那猪发出没命般的叫声，紧接着又挨了一斧头，二师兄哼哧了两声，老老实实垂下了头。杀猪匠一边叫人解去捆绑猪四肢的绳子，一边拉开架势，拿刀捅进了猪的脖子。紧接着，一股冒着热气的血浆喷出来，空气里瞬间凝固了令人恶心的血腥味儿。那猪似乎是感觉到了疼痛，猛然清醒过来，从案子上骨碌翻下身，嚎叫着冲出院子。一家人都愣住了。这是杀的啥猪？赶紧去追。杀猪匠晃了晃脑袋，嘟囔了一句，他妈的，这酒后劲还挺大，就趔趄身子攥着刀也跟着追了出去。

　　五婶听说我家杀猪，正赶来帮忙，老远里看见那猪拖拉着绳索跑来，脖子上的血滴答滴答，在洁白的雪地里开了一路梅花。她不慌不忙，身子撤到一边，等猪跑近了，一脚踩住绳子，顺势一只手抓住猪前蹄，往右侧一掀，那猪咣当一声就倒在地上。五婶把膝盖压上去，点在了猪脖子上，双手薅住双耳，用力扳起。那猪只能四肢乱蹬，头却抬不起来。这时众人赶到，七手八脚又去捆绑，五婶说，不用捆，拿刀来。那气势，竟有些电影里孙二娘的感觉。杀猪匠正好赶到，把刀递给她。五婶眼都没眨，刀子在离上次五厘米的地方又扎进去，那猪吭都没吭，鲜血呼哧呼哧喷涌而出。父亲连说可惜了，可惜了。他是可惜那血没接到盆里。

　　事后众人猜测：五婶娘家可能就是杀猪的，再不就是前夫是个杀猪匠。

　　后来我拿一本小人书从顺子口中套知，他爸就是杀猪的，每次喝醉了酒都拿他母亲出气，一次酒后失手，拳头打在了娘的右眼上。难怪五婶的眼里有个萝卜花。娘带着他，先去镇上法庭要求离婚。庭长正好是他爸的表哥，又是调解又是说好话，拖了一年也没判。又去县上找妇联，找法院，最后才把婚离了。

　　顺子告诉完这些，神色突然凝重起来，像是旁边还有人似的，扭头四处瞅瞅，有些夸张地捂住了嘴巴，结结巴巴地说，我可什么也没说，这些话都是编的，不是真的。我跟娘发过誓，打死都不能说的。然后他也非逼着我发誓。小人书还在他手上，我担心不按他说的办，他一生气撕了咋办？只好把拳头举过头顶，发誓这话对谁也不能说。

　　有几次在街上碰到五婶，我很想问一下，她的腿是不是也是让顺子爸打残的？话到嘴边，又随着唾沫咽下去了。五婶似乎是发现了我有什么心事，问，你找五婶有事吗？有事就说，五婶能帮办的一定会办。我讷讷着说不出话来，一时想不起用什么话搪塞过去，突然想到了那块绣着蓝蝴蝶的白手帕，忙说，您也给我绣只蓝蝴蝶吧。五婶像突然踩到了一条蛇，惊恐地瞪大了双眼，另一只眼里的萝卜花血红血红的，连连摆手，这个别找我，俺一辈子只会绣一次，只会绣一次。然后逃也似的踮着步子走远了。

　　事后我常常想，如果五婶告诉我，那腿就是被顺子爸打残的，我会不会去替她报仇？即便打不过他，也会去殊死一搏？

　　渐渐的，我们一起玩耍的伙伴儿都到了娶妻成家的年龄，顺子也在镇上的化肥厂找了份装卸的工作，收入还不错，可就是家里缺少一棵梧桐树，招不进一个媒人进门。五婶见了谁都说，有合适的姑娘，帮帮忙，给顺子介绍介绍，不成哪怕见个面也好。我每次回去，五婶拉住我的手，满眼都是羡慕的表情，说，顺子要是有你一半聪明就好了。看你，孩子都上学念书了。你们煤矿上，就没有个瘸脚瞎眼的姑娘？年龄大的寡妇也好，只要人家不嫌弃，咱都成。我只能笑笑，答应她，有合适的姑娘一定介绍。每次临走时，我都给她留下两百元钱。

　　不久，五婶托人给我写了封信，说是附近村有个媒人突然找上门，介绍了一个云南姑娘，只是彩礼有些贵，想向我借两万块钱。那几年，附近村里经常有云南一带的姑娘嫁过来。我觉得这事也靠谱，要不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他？我赶紧东凑西借，拿着钱就回了老家。五婶很是高兴，眼角的褶子都笑开了。顺子也在家，穿着崭新的青灰西服，打着红领带，三接头皮鞋擦得锃亮，刚理了发，被发胶固定成波浪形，很是精神，见了面和我用力地握了握手，掏出来一盒软中华烟，抽出根递给我，还是“卷烟机”产品。我已戒烟多年，但还是点了，吸一口，感觉没有当年的味道了。他开始问东问西，上句够不着下句，急得唾沫星子乱溅。五婶拍了他的头一巴掌，生气地说，不是让你少说话吗？上辈子哑巴托生的？那晚我在五婶家吃的饭，还和顺子喝了几杯酒。

　　可是刚过了两个多月，就听母亲说，那个媳妇跑了。顺子受了打击，活不去干，地里的庄稼也不管，吃饭都成了问题。

　　我后来辞职做起了生意，因为忙，很少有时间回老家了，倒是母亲经常来城里看我们。每次临走，我都让母亲给五婶捎些钱，把穿过的一些衣服、鞋子带给顺子。母亲摇着头，把气叹得像口无底洞，说，这样救济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大约过了两年，母亲来电话说，又有人给顺子张罗了个媳妇，带着一个小女孩，看样子像个正经过日子的人，估计要的彩礼也不少，你五婶正在村里四处借钱呢。临挂电话前，母亲吞吞吐吐地说，你手头要是宽裕些，就再帮帮你五婶吧，她在村里借，也借不到几个钱的。我答应母亲，这事肯定帮的。就往她的一张卡里转了三万元，让她去镇上的银行取出来交给五婶。我因在南方有个项目要谈，实在脱不开身。最后还嘱咐母亲转告五婶，这次一定要让顺子多长个心眼，好好对人家娘俩儿，再去镇上找个地方上班，等日子慢慢过好了，撵着人家走也不会走的。

　　谁承想，顺子的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半年，那个女人乘着去赶集的机会，领着孩子又跑了。

　　这个打击一下子把顺子毁了，人变得疯疯癫癫，四处去寻找那娘俩儿，每次回来，肩膀上都背着拣的死鸡烂猫，还有瓶瓶罐罐，头发也老长时间不理，像团鸡窝。

　　后来母亲来城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说是村里从县城来了个什么局的领导扶贫，知道了五婶家的情况，帮着她娘俩办了低保，还有残疾人补助，每个月都有两千多元的收入，房子也帮着翻修了，家具电视全换了新的，还拉着顺子去县城住院医好了病，现在人也不往外跑了，老老实实在家待着，不愁吃不愁喝，日子过得很是滋润。

　　母亲说到这里，脸上明显露出嫉妒的表情。然后嘟囔了一句，欠着的钱怕是没年命还了。

　　疫情第三年秋天，我回了趟老家，特意买上好多礼品去看望五婶。五婶腿疼得只能靠拐杖走路，趴在窗户上看到我进门，忙喊着小名叫，见了面就说，你是把五婶给忘了吧？我握着她的手，说，哪能呢，这辈子也不能忘了五婶的救命之恩。顺子躲在墙角，见了我头也不抬，在一块石板上摆弄着他那台“卷烟机”。现在村里人没有种黄烟的了，好多年轻人都到城里去工作，我们那时的伙伴也就只剩下顺子一个人在村里。他弄了好些树叶，在手里来来回回地搓。我叫他的名字，他仍然头也不抬，安安静静地搓着树叶。五婶把气叹到屋地下，说，顺子的命咋就这么苦？一辈子连个好女人也没摊上，反而把他害了。我找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和五婶说，只能过去拍了拍顺子的背，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突兀的脊骨。他抬起头来，这才瞅了我一眼，目光里满是笑意和无忧。我发现，他的鼻涕又挂在上面，还是像小时候一样，一会“处溜”进去，一会“处溜”出来。寒暄了几句，五婶开始抽抽搭搭地哭，说当初借了你那么多钱，一直也没能力还你。顺子不成器，整天疯疯癫癫，饿了才知道回家找口吃的。我说，那钱是帮您的，当初就没打算再要，以后可不许再挂在心上。五婶只是不停地哭，也没能拉上几句话，搞得我心情也挺郁闷。临走时，我又掏出五百块钱塞给她，五婶这次说啥也不要，说，村里给俺娘俩办了低保，吃喝都不用愁，你以后可不用给俺钱了。还死活让我带上一袋小米，说这是她年前种的，一直留着我来。我不好推脱，只好拿上。

　　顺子还是躲在那个角落里，来来回问搓着那些树叶。我不忍回头看，我知道五婶凄凉的目光里流露出太多的不舍。我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无力，脑海里又浮现出她第一次领着顺子来五叔家的情景，又记起她分给我们那些花花绿绿的糖块。

　　小米捎回家，熬过几次粥，然后就一直放在厨房里。最近突然发现，屋里老有一些小蛾子飞来飞去，我寻了半天，才发现是从米袋子里爬出来的。解开口时，有两只很大的蛾子飞出来，奇怪的是翅膀都是蓝色的，有点儿像五婶绣的蓝蝴蝶，围在我头顶翩翩起舞。等我把小米全倒出来时，一个发黄的白布包露出来，正是那块绣着蓝蝴蝶的手帕，里面包着用皮筋扎好的五卷钱，每一卷正好一千元。

　　我把手帕放在桌子上展平了，仔细地端详着那两只蓝蝴蝶，它们还是那样比翼双飞，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对方，仿佛要飞向更远的远方。

　　就在那天下午，接到母亲打来的电话，告诉我，五婶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