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冰轮

　　每个城市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灵魂，而一个城市的灵魂塑造，离不开文化。昆明作为云南的省会，它的文化的主要构成并非像云南其他城市那样是绚丽多姿的民族文化。我始终存有一个直觉，昆明这座城市的大度、从容、开放与包容，并不是本土性的，而是外来文化渗透的结果。

　　对于这座城市，我是一名外来者，却又是一个久居者。我对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总怀有一种好奇，希望通过自己的发现去探寻它的文脉，同时亦感受它源远流长的文化心跳。

　　说来凑巧，一个喜欢研究地方文化的朋友忽然提出要带我去位于昆明北郊的龙头街转转，我兴致并不很高，因为龙头街这名字在我印象中实在太过平凡普通，从未引起我关注。但为了不驳朋友面子，我勉强应允前往。

　　这一去，我大吃一惊。

　　这里，竟藏着一个文化富矿！那些破败的建筑，濒临倒塌的小屋，竟曾是一群国家栋梁的庇护所。一幢小宅就与一名或几名大师有关联，我脑海里掠过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朱自清、闻一多、金岳霖、冯友兰、陈梦家、赵萝蕤、林徽因、梁思成……我被活生生拽入那段峥嵘的历史岁月中。

　　时间穿越回1938年，这群落难书生南渡至此，筚路蓝缕创办了西南联大。白天，他们在日军疯狂轰炸的间隙中为学生上课，夜晚，他们从主城区回到龙头街的简陋住所，或在煤油灯下著书立说，或串门访友高谈阔论。他们在这里与村民过着几乎同样的世俗生活，每天为柴米油盐煞费苦心。但是，他们用精神、学问、身体力行，将先进文化的基因植入了这片贫瘠朴实的土地，最终成就了影响昆明未来性格的深厚文脉。

　　缓缓行走在龙头街，我发现它呈现出的是一种低调内敛的独特姿态。我不知道它的这种独特气质，是受了大师们的影响，还是浑然天成。但我深深知道，这种气质属于那个充满哲思、文萃、思辨、情怀的精彩时代。

　　在龙头街，我与这些时代精英们相逢！

　　1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赫然立于眼前。

　　它像一个历经劫波，穿越凡尘，浸淫风雨，洞穿世事的老人，在风风雨雨中度过了七十余年。我默默看着它，视线所及之处砖墙斑驳，梁柱萧瑟，一派沧桑。屋子所在的龙头村桂家花园，已被周遭开发商别出心裁的碉楼式楼房包围，且还在步步逼近。当年那个桂家花园已然有园而无花，尴尬的不仅是这幢故居，更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一圈短墙像一队苍老到固执的卫兵，颤颤巍巍守护着这幢有故事的老宅，仿佛只要再有啥风吹草动，它们就集体殉情。

　　梁林故居矗立于短墙后面，静静沉湎于当年的雅静，两位大师的脚步声喘息声悄然在耳。老宅揽紧自己，以人间四月天的恬淡美丽，以一生氤氲的传奇故事，顽强推开墙外的喧嚣与浮躁，将一份情怀撒播在城市的飞尘里。

　　朋友很动情地说：二位不可世出的世界级建筑大师，虽然亲手设计了流芳千古的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但一生中唯一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建筑，仅仅只有龙头街这幢民国小宅。这里的一砖一瓦均经二人亲手操持，它是梁思成林徽因才华与爱情的结晶。

　　河堤上成排的松树，在林徽因诗文中“如古画中一般高大笔直”，此刻正用婆娑的枝条擦拭着湛蓝的天空。天空依然，云朵依然，一切都仿佛当年，一切又早已不是当年。

　　这所1939年开工，1940年春建成的宅子，呈现的是一个极平凡的外表，但细看却发现处处渗透着历练深沉的元素。它既与当地乡村毫无违和地交相融合，又特立独行透出一派清雅、明净与大方。土坯墙、瓦顶、木地板、花格窗营造出一共八间房舍，三间正房坐西朝东，两间厢房及附属房坐东朝西，中间隔着一条通道，自然流畅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庭院。这样一座座建筑简单、朴素，却又超凡脱俗，毫不张扬地将内在精致发挥到了极致，体现出令人赞叹的美学修养和文化品位。

　　房屋建造在青石铺就的台基上，土坯墙和台基之间再垒砌一层坚固的石块，石块间的缝隙以灰浆勾填，生动的线条远看像唐代的卷草，其余各处皆青瓦白墙。屋面的前后两坡采用民居建筑中少用的悬山式，作为建筑师，二位大师运用这种木构架巧妙手法做到了透风防腐。瓦面下铺设了排水管，雨水顺流而下滴落在台基四周特别开凿的“散水”中。地面被林徽因精心铺上了鹅卵石，房屋前后的庭院，以精心打磨的石块铺墁，色泽不一的石块组合出自然天成的图案，简朴而美丽。

　　窗棂是耐看的菱形以方形相交叉，看似普通的小房内藏乾坤。墙基是自下而上逐步变窄的梯形墙体，这样的结构能够很好地抗震和承重。门槛是清一色的青石，所有的门槛都用了不方正的斜石，这样，所有的门都是斜开。所有的门框都使用了斜柱，再巧妙的用斜门框配合找平。这样做极有讲究，又蕴含大智慧。榫卯结构的木构架，规矩的天方地平，容易在外力作用下拉斜，而本身找斜的榫卯，着力点受力不均，相反不容易变形。门采取的是斜向穿透式排列，没有相对的门，关闭时各成天地，打开时却一目了然。

　　在80平方米的正屋，有一间颇大的、砌有西式壁炉的客厅。客厅右边是母亲房间，而后是夫妇二人主人房，客厅的窗子有卧室窗子的四倍之大，为的是让昆明温暖和煦的阳光毫无障碍地洒入房间，让窗外的山色云影尽收眼底。清风花香轻松地从窗棂间抵达屋内，低矮狭小的壁炉设计蕴含着梁思成林徽因的一大发明，炉膛小省了燃料，科学的风道设计则避免了烟尘的倒灌。壁口呈马蹄形，以青砖垒砌，给这土坯房增添出西洋气息，形式与格调是当时一个绝美的惊叹号，延至今日也令人眼前一亮。

　　客厅左边角落开了一扇小门，牵连出一道旷世情缘，直接通往加盖出来的偏房，那里居住着天下第一情圣——金岳霖。建筑师用一个微小细节彰显一个不易觉察的区别：主房三间用了菱形窗格，金岳霖住房使用了方形窗格。

　　他们安居于此，拂去喧嚣纷扰的国难，隐忍窘迫呛人的世味，全心全意面对他们心仪的中国古建，清心寡欲地钻研体味先贤智慧。对梁思成而言，他穷尽一生之力去探寻的，绝不仅仅是那些失落在荒郊野岭之间的古代建筑遗迹。他甘付生命代价来寻觅和记录的，是埋藏在这些遗构之中伟大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力量，是这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他领导的营造学社对昆明和滇西北的古建筑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调查，率队对四川、西康古建筑进行了野外调查。半年之间跑了35个县，调查了古建、崖墓、摩崖、石刻、汉阙等730余处。直到今天，他们这次调查的成果仍然是古建筑研究和保护的重要依据。

　　我的目光和思绪被一群飞鸽引向蓝天和白云，故居飞檐翘角的屋顶，悬山式古典木构架，青瓦白墙，鹅卵石地面，这些建筑元素执意诠释着梁思成这位虽然受西方建筑教育熏陶多年，却终身守护着中国民族建筑风格的大师的建筑理想，就像他著作里那些一丝不苟的、精美的建筑绘画。院子里有一棵百年滇树，是当年林徽因坐在树下读书的那一棵；院落里有着黄色泥土的菜园，昔时的他们曾在这里种花植菜，收获喜悦。更多时候，梁思成林徽因会回到那间著名的“太太的客厅”里接待访客，讨论政治、文学、建筑。

　　林徽因很爱这个家，她在这里和自己的爱人、家人，还有爱她的人无忧无虑生活着。这里的时光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从她留下的诗句可以看见饱满的乡野情趣，满心的怡然自得。

　　2

　　朋友说，最早把龙泉镇称为文化中心的人，是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冯友兰。

　　冯友兰在龙头街的住所是一处宽敞的院子，里面有弥陀寺、东岳宫、东厢房、西厢房等古建筑，他的起居之所是东岳宫，著名的《贞元六书》就在此完成。认为上战场杀敌或在校读书做学问都是神圣职责的冯友兰，通过《贞元六书》创立了新理学思想体系。

　　那是1937年，冯友兰西迁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兼清华文科研究所所长。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颠沛流离并没有妨碍他写作，民族兴亡与历史变化给予他许多启示和激发。没有这些启示和激发，《贞元六书》或许写不出来，即使写出来也不是这个样子。《贞元六书》除《新理学》外，很大一部分都写作于龙头街的油灯下，龙头街是他的哲学世界，他在这里思考的是民族复兴的重大命题。

　　朋友固执地认为，是冯友兰的存在，把龙头街进化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在他居住的院落存放过100多吨的珍贵文物和文献资料，这笔精神财富，将这座院落打造成一座丰盈的精神殿堂。此时此刻，那棵历经百年风雨的大树依然矗立在岁月的砖墙下。

　　那个阶段，龙头街人经常看见这样一幅景象：一位身材壮实面庞宽厚的长衫先生匆匆行走在青石板路上，行走在金汁河桥头。一副圆圆的眼镜，两绺黑髯，步履间信心满满。这就是社会活动颇多的冯友兰。他除了坚持每天写作，一周有几天都要步行三个多小时进城到西南联大上课，或到北门街饭馆喝酒吃饭，或去翠湖参加诗会雅集，那充沛的活力与永恒的装扮，给龙头街的人留下了最最深刻的印象。

　　黑格尔说：一个国家没有哲学，就像一座雄伟的庙堂没有神像一样，空空荡荡，徒有其表，因为他没有可信仰的东西，可尊敬的东西。今天，缓缓步入冯友兰居住工作过的东岳宫“七号仓”，仿佛看见伟大的哲学思想萦绕在每一根柱子，每一道房梁，我们就像走进一座丰盈的精神殿堂。

　　1938年5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李济、李方桂、梁思永、董作宾、丁声树等著名学者，带着总计1132箱、重约100多吨的大批珍贵文物和文献资料来到了龙头街，租用龙头街弥陀寺和棕皮营响云寺等寺庙进行工作，并居住于此，继续他们具有世界历史价值的学术研究。

　　同时期，梁思成率领的中国营造学社，也搬迁到了龙头村附近的麦地村。此时此刻，已变成兴国禅寺的院内，兰草花木葱茏繁茂，水渠里流淌着清澈的泉水，刻着“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几个大字的石碑安然挺立。

　　3

　　龙头街的清晨是温润的，既有微风的清凉，又携着青草的淡香。朋友深情地说：这里的空气是甜的。

　　比我这位朋友更早感受到空气中这丝甜意的，是一位戴着眼镜留着胡须的先生。

　　那是1941年9月的一天，这位先生穿着一件蓝布长衫，匆匆穿过田间小路，正向龙头街走来。他，就是闻一多先生。他是来找住在龙头街的冯友兰的，清茶徐徐的会晤之后，二人商量好将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所址，确定在麦地村的司家营17号。1941年10月初，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龙头街正式成立，著名哲学家、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任所长，闻一多先生任中国文学部主任，并将全家搬迁至此。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恢复成立，教授、学者们的到来，让作为百年前兵营的小小司家营17号，瞬间脱胎换骨变成一个著名的“文化基地”。这间昆明一颗印式两层土木结构小院，楼下为研究所的厨房和食堂，楼上正厅是办公室，楼上进门左首的南厢及门楼上，住着闻一多一家，右首北厢，住着朱自清、浦江清两位单身教授和三个研究生。

　　夜晚时分，每间房子透出的煤油灯光，摇曳着教授们孜孜不倦的身影。龙头街这片战乱时期的世外桃源，给予了大师们充分放松的心情，温煦安全的栖息，让他们在昆明温暖宜人的气候里，继续那些深奥伟大的专业研究。

　　中国现代新文学史和爱国民主运动史上，朱自清先生和闻一多先生经常被人们相提并论。二人个性风格相差很大，“一多宏大，佩弦精细。一多开阔，佩弦谨严。一多近乎狂，佩弦近乎狷。”（冯友兰先生语）但他们之间确实有着密切关系及许多相同之处：同为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同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及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同为由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的著名学者，同为爱国民主运动的参与者。闻一多先生殉难后，朱自清先生担负起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的重任，两年后，朱自清先生也由于辛劳贫疾而去世……相同的道路，相似的经历，相同的事业，相似的人格，折射出一个时代里追求民主进步的两位爱国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

　　对于龙头街来说，将他俩相提并论的主要理由，是他们共同居住在司家营17号。

　　4

　　西南边陲昆明，有幸在那段短暂的时间里得到大批中国文化精英的润泽，既是历史给予的机会，亦是天意的安排。

　　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昆明成为西南联大大师们的第二故乡，龙头街成为了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联大精英们隐在龙头街笔耕不辍钻研不止，那段峥嵘岁月最终在此地留下底蕴深厚、故事传扬的二十四幢建筑遗址，从此龙头街成为了昆明市保存最为完整的古镇，也成为全国罕见的现存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厚的古镇，被誉为名扬中外的“学术重地”和“文化重镇”。

　　龙头街庇护了一群落草的凤凰，凤凰们，成就了永远的龙头街。

　　行走在青石板路上，仿佛仍能看见那些驻足凝思的大师们。街上飘荡着的，是诗文的吟诵声，沙沙的行路声，谈古论今的辩论声，正在缕缕不绝地叩问着一个时代。

　　文脉是在日月星辰笼罩之中，在风雨雷电历练之后，历历显影的。龙头街曾是一片心灵磁铁般的地域，伟大的真理、深奥的学术依傍着古老根须的山脉绵延而上，一直触碰到彩云之南。西南联大留下的人文精神、文化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慢慢渗透，深深滋养着这座城市与这块土地。

　　我站在这里，心中升腾起一股浩然博大之气。我与龙头街的文脉，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