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峻

　　人都是有来处的。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总是有一个地方承载着我们对童年和亲情的回忆，或恨或爱，都无法抗拒。这个地方是家乡，是故土，也是人生开始的胞衣地。

　　每次看到关于故乡的文字，字里行间，深情地讲述土地的亲、方言的美和人们心中对故乡的孺慕与眷恋，就会特别羡慕那些有故乡，或者说有着故乡记忆的人。因为无论他们身在何方，心中总有一个故乡去恋，去愁，也无论他们是衣锦还乡荣耀四里，还是落魄归来舔舐伤口，故乡都将是他们内心深处最后的一块精神圣地。有故乡的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丰满和充盈的。

　　我应该也是有故乡的，虽然一直以来，我都无法确认自己的故乡究竟在何处。

　　中国人喜欢叙老乡，尤其是那些离开了故土在他乡生活的人们，遇见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便凭白多了一分亲近，酒桌上也多了一个喝酒的话题和理由。自然，不可避免的也常会有人来问起我的故乡，但每次都让我非常地纠结，总要犹豫片刻，然后很不情愿地告诉他，我的老家在何处，如果再很“不幸”地遇上了一位“老乡”，听他热情地描述老家里的人情事物，我便有种做了贼般的心虚和不安，只好呵呵地应着，不敢搭话，也不忍心再去解释。

　　看，我说的是老家，而不是故乡。因为“老家”在我的认知中，是父辈带给我们的，是填写在各种表格中那个“籍贯”一栏中的地方，但我肯定那并不是我的故乡，不仅因为我对那个地方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感情，更重要的，那里没有我童年的记忆。当然，我也可以告诉他们我的出生地在哪里，但这也与我理解中的故乡同样没有丝毫的关联。

　　幼年时，我的生活轨迹是在不断流动的，如一叶舟，随着父亲的桨橹四处漂荡，去过太多的地方，见过太多的人，让孩童时期本就残缺不全的记忆，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以至于无法串起一个完整的童年。

　　曾经一度以为我的故乡就是军营，因为当我发出第一声啼哭，第一次睁开眼睛打量这个世界就是在一所部队的卫生院里，身边看到、触摸到的都是绿色的身影，而在我懵懂的幼年记忆中，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包括我的父亲。而当我终于可以认清那位年轻的叔叔姓王，那位年长的伯伯姓李时，突然在某一天，我就和那些大大小小的箱笼、包袱一起被装上了汽车，含着眼泪将那些不值得携带却是我视若珍宝的木枪、木马赠送给刚刚才玩熟的小伙伴们，他们喜笑颜开，我却不舍得放手，却不知，这一别或许就是永远。

　　从一座军营去到另一座军营，还是那些绿色的身影，也同样都喜欢拧我的小脸蛋，摸小雀儿，我却要重新去甄别他们的面孔，还要怯怯地用零食和玩具去贿赂那些同龄的陌生孩子们，然后幸福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然而这一切又仅仅只是一个从整体上完全可以忽略掉的章节，还没有完全展开，便又重新开始。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或是乡村，已经无法准确地计算出我究竟搬过多少次家，只知道那些年里，我丢掉了许多珍爱的物件和喜欢的人。

　　等到了上学的年纪，再是不舍也是要与父亲分开了。于是跟着母亲和弟弟又来到一个新的城市。

　　还是一座军营，五湖四海的汉子，天南地北的方言，没有任何区别，只是院子大了些，楼房高了些，人多了些吧。好在我终于不再漂泊，有了一个稳定的家，不用再重复经历那些分别和难离。

　　这之后的人生便基本固定在了这个城市，求学、生活、结识新的同伴，直到长大成人。也曾以为这里就是我的故乡了，但不知为何，总是觉得自己与这个城市之间少了那份亲近与真正的归属感。

　　少时的我想不明白原因，直到有一天，当一个人从我的生活中永远地离去了，我才终于意识到，原来在这个城市里的家，在这个城市里的青春记忆并不完整，它是缺失的。

　　母亲调动工作来到这个城市，也是因为她的故乡便在这个城市的乡下。这是她的故乡情结。在外久了的人，如果有可能，还是希望能够离故乡、离亲人更近一些，心里也多了一份依靠。只可惜外婆长年生病，基本无法出门，自然也帮不上什么忙。家在外省的奶奶倒是有时会来看望，但我的大伯也是一位军人，老家还有几个同龄的堂兄弟同样需要她照看，只能来去匆匆。每次分别都抱着我们不肯放手，嘴里念叨着手心手背都是肉，泪眼婆娑，总是为难，想要一碗水端平，却反而都惹了埋怨。

　　父亲的部队离家很远，一年里只有一次探亲机会。长时间见不到他，我对父亲的印象都变得有些模糊。我时常分不清，在那些同样穿着绿色军装的人群里，哪一个才是我的父亲。我会时常叫错人，然后引来善意的哄笑和温暖的“举高高”，当然还有一旁母亲的尴尬。其实我是知道的，父亲不在人群中，我只是想他了，就是想喊一声“爸爸”。

　　很多年里，母亲都是一个人带着我和弟弟在这个城市里生活。母亲的工作很忙，还要时常值夜班，所以我和弟弟基本上处于放养状态。白天还可以请邻居帮着照看，到了晚上，为了安全，就只能把我们反锁在家中。我们住的房子是民国时期盖的办公楼改建的，窗户巨大，还正对着部队小礼堂的大门。当礼堂里有电影或演出，看到别的孩子被大人领着，有说有笑地去看电影或在门口院子里玩耍，心里就感到委屈。兄弟俩会一起扒着窗户栏杆，像被虐待的囚徒一般大声哭嚎，那叫一个惨烈，引得看管礼堂的战士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急匆匆去唤来母亲。自然，最终的结果肯定是一顿胖揍。

　　母亲揍人很凶，她会用父亲留在家里的旧皮带抽我们的屁股，一下子便会肿起一道和皮带一样宽的红印，很痛！我那时很傻，想要表现男子汉的坚强，不肯哭。弟弟看到我被打，自己还没挨上就已经哭得稀里哗啦，所以母亲便轻易放过了他，只盯着我揍。不过我最多也只能承受三下，还是忍不住要哭的。其实我能体会母亲的辛苦，也一直很努力表现得乖巧听话，甚至武力强迫弟弟也要像我一样乖，但显然这只是一厢情愿。

　　不过，住在部队的院子里还是有诸多好处的。母亲忙于工作，几乎很少有时间做饭，便可以委托警卫连的战士领着我们去吃部队食堂，小青菜烧肉圆、土豆红烧肉、喷香的大锅饭，我童年对美食的记忆大都是从那里获得的，即使现在想起来也仍然垂涎不止。

　　年轻的战士们精力充沛，无事之余会领着我们这群孩子玩耍，教我们踢球、游戏，教唆孩子们之间摔跤打架，胜者便可获得触摸他们步枪的权力。这可是真的钢枪！黝黑的枪身、雪亮的刺刀、好闻的枪油味儿，只是摸一下都会兴奋得大叫，如果再表现得好些，还有可能去拉一下枪栓、扣动一次空枪扳机。这种诱惑我们男孩子哪里能抵挡得住？于是个个杀红了眼，奋勇争先，不肯言败。大人们似乎也希望看到这些，不但不制止，反而鼓动支持。当然，从战士们身上学到的，还有一些偷奸耍滑、捉弄使坏的点子。所以，在学校里，我们这些部队子弟多是比较顽劣调皮的。上课说话、传递“鸡毛信”、用捉来的小虫欺负女同学那是常事，我就常常被老师罚站或是放学时被留下来训斥，也让我从小有了“吴老留”和“吴老站”的外号。现在回想起来，好笑之余，倒也有些庆幸自己没有因为童年缺少父爱而让性格变得柔弱怯懦，只是委屈了那些年教过我的老师和同班的女同学了。

　　20世纪70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并不丰裕，城乡间的差别也很大，能够生活在大城市里是一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拥有一个城市户口，便是一种身份，一种财富、地位的象征，于是那些生活在乡下农村里的亲戚们，对我们家便平白地多了一份客气与敬重。父母自然也常常会接济一下他们，一些多出的衣服、不用的物品，常带回去分给大家，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司空见惯的做法。一到逢年过节，总是大包小包的拎去，再塞满了蔬菜土产拎回来，我们也自然成为了村里面最受欢迎的客人。

　　每到暑期寒假，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母亲实在无法分心照顾，只好将我们兄弟俩一股脑扔到乡下外婆家里。那时城里远没有现在的繁华与热闹，就是电视机也不是家家都有，因此反而不如乡下来的有趣，有大群年龄相仿的小伙伴，有各种新奇古怪的事物，更重要的是没了母亲的管束，自由自在，被人尊宠着，享受着待为上宾的礼遇，也满足了孩子那份懵懂的虚荣心。

　　每到假期快要开始的时候，舅舅就会准时来接我们。我和弟弟便兴奋雀跃地收拾起自己的小书包，除了作业，最烦恼的是该带上哪些可以炫耀的玩具，哪本小人书表兄弟们应该还没看过，当然还有母亲专门准备的糖果零食。挑来选去，终是有些好的舍不得都带去，放进书包又掏出来，偷偷藏进五斗橱抽屉的角落里。

　　从城里到外婆家，要先坐长途汽车到县城，再搭乘顺路的拖拉机到镇上，之后还得走上近5里的乡间土路才能到村里。很小的时候，舅舅总是会在镇上相熟的朋友那里寄放上一副扁担，等到了，便用竹筐把我们哥俩一前一后挑了，扁担吱呀吱呀地响了一路，我和弟弟便在那筐里甜甜地睡着。等长大些，就换成了二八大杠的自行车，记得是永久牌的吧，大杠和后座会专门裹上厚厚的棉布。仍是一前一后，弟弟坐在前面，总是一边笑着，一边调皮地不停按响着铃铛，我则坐在后面，搂着舅舅的腰。舅舅通常都会穿上父亲送给他的旧军装，这在那个年代是最流行的装束。于是，我时常在朦胧间将那绿色的背影幻化成父亲的样子，脸颊贴在军装上，鼻间嗅着浓浓的男人汗味，却不舍得放开。

　　对于孩子们来说，夏日的乡下，白日里总有着无穷无尽的可玩之处。钓鱼摸虾、上树打枣、捉青蛙抓知了，整个村子里到处是我们的身影和欢笑声。玩饿了，便会跑到村里的豆腐房讨碗新出锅的豆腐脑，乡亲们纯朴好客，可着劲地让我们放开吃，每次都是捂着肚子蹒跚着走出来，打着嗝都是浓郁的豆汁清香；或是看上了那甜美的西瓜，明知看瓜的爷爷不会追赶，也要学着电影里的战士那样，匍匐着爬进瓜田里，逮着一只瓜也不管生熟便摘下，然后抱着疯狂地跑，看瓜的爷爷便在身后笑骂着：“小兔崽子们，慢点跑，别摔着了！”

　　乡下的夜晚却是有些难熬。那时农村用电灯还是奢侈的，平常家里多是用煤油点盏小灯，昏昏暗暗，火苗飘忽，家里的光线始终是在不停地晃动，烟火将白墙熏得漆黑，屋子里总有一股散不去的煤油气味，也更添了一份燥热。于是，天热的时候全村的人都会搬了竹床、草席，到傍晚时已经洒过水的晒谷场上，四周的小树林会给空旷的晒谷场带来一缕缕清风，消去了人们的暑气，也吹散了蚊虫。大人们聚在一起拉着家常，孩子们在一旁疯跑嘻闹，跑得累了，被大人唤回，用冰凉的井水冲去一身的臭汗，便捧着瓜果，躺在席上，望着那漫天的银河，一颗一颗闪动着，仿佛就在眼前，伸手便可触摸得到。待夜深时，静静的一弯皓月将大地映得一片雪色，几只萤火虫微弱的光在人边、丛中闪烁，整个世界便只剩下那轻拂的风与蛙声虫鸣。

　　到了冬天，河里结了冰，也没了那些瓜果吃食，生活要枯燥乏味许多。江南没有暖气和火炕，可那粘在身上的湿冷，让你即使待在屋里也冻得瑟瑟发抖。外婆家里有一只用稻草编织成的像澡盆似的物件，脚底下是空心的，用几根间隔的木棍撑起，大人将灶膛里燃尽的炉灰或火炭用铁盆装了塞进那空当里，人坐在里面，热气腾上来，身上再盖上一床棉被，便成了极好的小火炕，只是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那物件叫什么。

　　这原本是外婆冬天里用的，我们去了，外婆便会掀开被子，把我们紧紧地搂在怀里，一遍一遍地亲，总是亲不够。还会偷偷从怀里掏出两颗已经焐得快要融化的糖果，一人一颗塞进我们嘴里。糖果很硬，远不如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大白兔好吃，但看着一旁眼巴巴地望着的表兄弟，心里还是得意。便有些忘形，将糖果从嘴里抠出来对着他们炫耀，却被眼疾手快的表哥一把抢走，囫囵地塞进嘴里，一溜烟跑个没影。

　　对于这种行为，表哥肯定是要挨揍的。我也怀恨在心，思量着这回带来的零食要少分些给他，可看着表哥被舅舅揍得哇哇乱叫，倒又有些不忍。整个冬天里，这小火炕几乎都被我们兄弟俩给占用了，那时候自己还觉得心安理得，现在想来真是羞愧。亲人们其实并不是在乎你为他们带去了什么东西，他们在意的只是这份亲情，也是中国人传承千年，内心里最纯朴的待客之道罢了。

　　好在冬天里还有一个快乐的大年，而且农村里过年的气氛要比城里浓厚许多，家家户户贴春联，挂年楣，也把时常舍不得吃用的零食取出来尽情享用。自制的花生糖、炒米糖、脆锅巴，让我们这些孩子们大快朵颐。

　　最热闹的当然还是村里杀猪。青壮的汉子们将养肥的猪四脚朝上地绑了，用担子抬着去屠户的家里，猪嗷嗷地叫，我们前呼后拥地跟着跑。但真当屠户将刀捅进猪的脖子，鲜血喷涌而出时，我们又吓得紧紧闭上了眼睛。随着猪悲惨的最后一声嚎叫，浓郁的肉香开始在村里漫溢开来，这年就算真正开始了。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父亲快回来了。

　　离着大年三十还有好几天，我和弟弟便会每天跑到村口去等，一直等到那个绿色身影的出现，便一起大呼着冲上去，一人抱住父亲的一条胳膊，说什么都不肯再松开。父亲每次都会用他的胡子扎弄我们的小脸，看到我们皱眉的样子便畅快地大笑，然后将我们一边一个放在肩膀上驮起，大步地往家走。我和弟弟搂着父亲的脖子，争抢着去抚摸父亲军帽上那颗闪亮的五角红星，红星闪着，映亮了我和弟弟兴奋的眼眸。

　　到了晚上，我必定会和弟弟一边一个躺在父亲身边，缠着问他手枪带回来了吗？院里的孩子们都已经摸过他们父亲的枪了，可我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呢。父亲总是搪塞着，却也答应一定会让我们见到。每一次纠缠无果之后，只好逼着让他讲故事给我们听。父亲文化不高，没有读过那么多书，所以他只会讲他小时候的故事。说他因为灾荒没有饭吃，饿啊，饿得难受，邻里的乡亲在最困难的时候给家里送来一些米粮，他才没有饿死；又是哪些叔伯在他还是孩子时帮着处理爷爷的后事，或是曾经帮着盖过房子，都要记着，得感恩呢。故事已经重复讲过很多次，说得也不动听，但他会非常认真地说，一板一眼，像在训练他的士兵，我和弟弟却早已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是把身体用力地挤进他的怀里，呼吸着父亲身上让我们迷恋的味道，直到满足地沉沉睡去。

　　大多数时候，也只有过年才是我和弟弟在一年中唯一能见到父亲的机会，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光。在那几天里，我们嘴里总是“爸爸爸爸”叫个不停，像两只跟屁虫，天天跟在父亲的身后。父亲也会尽量陪着我们，领着我们走家串户去拜年，下雪的时候会和我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晚上也一定要陪着我们睡着才会离开。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每次新年过后没几天，父亲就得匆匆赶回部队。他总是会选在我们熟睡的时候悄悄地走，等我们醒来见不到人影，便会整整哭闹一天。渐渐的，等我们长大一些开始懂事，知道父亲终是要离去，便不再哭闹。只是在知道他要走的时候，我会佯装着在床上睡着，感受到父亲在我们脸庞上轻轻的一吻，一声淡淡的叹息。待他转身离开，我偷偷地睁开眼睛，看着他的背影，那个绿色军装，虽不高大，但在我心目中却是最健壮伟岸的背影。

　　父亲每次走到门口时，总要回过头来再望我们一眼，看到我睁开的眼睛，他会了然地一笑，将手指放在唇间做个噤声的示意，让我不要吵醒睡梦中的弟弟，然后做个鬼脸，潇洒地离开。我的眼中已满是泪水，却忍着不敢哭出来。

　　一年又一年，日子就这么重复着。在我已经上了小学四年级的那一年春节，母亲一个人独自回到了乡下。我们问她父亲呢？母亲当时的表情有一些僵硬，但还是笑着告诉我们，父亲在部队工作忙，今年没法回来过年，但已经寄了礼物回来给我们。礼物里除了一些部队当地的特产，还有两把用步枪弹壳粘成的手枪，是专门送给我们兄弟俩的。枪的做工有些粗糙，显得制作得有些匆忙，但我和弟弟仍是爱极了那两把枪，用皮带扎在衣服外面，手枪别在腰间，每天都耀武扬威地向小伙伴们显摆。

　　在那几天里，大人们也从不在我们跟前说起父亲。但在晚上睡觉时，却总能听到堂屋里大人模糊的话语，间杂着外婆与母亲轻微的抽泣，我终于隐约地知道，父亲好像是去打仗了，在祖国的南方，那个靠近越南的地方。

　　那时的我根本无法理解大人们的担忧，因为在我孩童的理解中，解放军永远都是战无不胜的，父亲一定会成为一个大英雄！那天晚上我是含着笑睡着的，在梦里，父亲的形象和那些电影中的英雄重叠在一起，五角的红星和那红旗般的领章把父亲的脸映得通红，他在看着我笑，手指放在唇间做个噤声的示意，然后做个鬼脸，潇洒地离开，背影渐行渐远，一点点，一点点消失在路的尽头……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在睡前也会缠着我讲故事。我会给他讲爷爷头上的红五星，讲吱呀吱呀的扁担声，讲那个不知名的小火炕，讲老屋里晃动的灯影，而待他睡着，自己却噙着泪水，久久无法平静。也突然发现自己心里原来牵挂了那么多，那些人、那些事，都是我的人生，也是我的来处，或许这便是故乡的意义。

　　哪里是我真正的故乡似乎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记忆中有着浓浓的爱，有爱的地方便是故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