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期鹏

　　近日，于网上购得一封旧信，谈及著名散文家、教育家吴伯箫先生1982年出版的散文集《忘年》，由此勾出了一段又一段值得记忆的往事。聊记于此，以与同好分享，亦请方家指谬。

　　信是当时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董延梅、李申写给先生的，原文如下：

　　吴老：

　　回国后您的身体还好吧！

　　散文集《忘年》早已发稿了，书名本拟遵嘱改用《无花果》，但经查叶文玲的小说集名已用《无花果》。为避免重复，仍用了《忘年》之名。另外，个别篇中个别地方有一些小的改动，待看清样时再一一向您汇报吧！用的是小开本，就是您所要的那种小开本，有平装和精装两种。

　　清样大约一季度可寄上过目，届时给您寄上，请放心。

　　敬祝

　　新年好！

　　董延梅 李申

　　3 /元

　　信中所说的“回国后”，是指1981年10月17日至11月2日，先生与冯骥才等应英中文化协会的邀请，按照中英两国政府签订的文化教育和科学交流计划赴英国访问归来。

　　1981年年初，先生曾因病住院，此后身体一直不好。11月从英国回来后，又因身体不适入院检查，确诊为食道癌。12月再次住院，直到春节后才回家用中药调理——1982年春节为元月25日。此时，因为家人极力隐瞒，先生尚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从董延梅、李申信中的问候语看，他们对先生的病情和住院治疗情况也不甚了了。

　　散文集《忘年》，百花出版社是何时组稿、何时进入编辑阶段的，我们尚不能确切知道。董、李1982年1月3日致信先生时，先生正在住院中。依信中所述，此时散文集的编辑工作已近尾声，不久就可出清样了。两位编辑与先生重点讨论的是文集的书名问题。看来开始取名《忘年》，后来先生想改成《无花果》，但编辑认为那样会和叶文玲的小说集《无花果》重复，“仍用了《忘年》之名”。这段插曲，倘若不是这封旧信公之于世，可能就少有人知了。

　　从信中还可知道，《忘年》的版本是先生明确要求的“小开本”，出版社拟出“平装”“精装”两种。从行世的著作情况看，《忘年》确为小开本（开本690×960毫米，1/32），拿在手上很舒服。据我推测，之所以用小开本，与这本书的篇幅不大可能有点关系。

　　全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收入散文《岗位》《忘年》《雷雨中诞生》《英雄乡》《我所知道的老艾》《作家、教授、师友——深切怀念老舍先生》《攀金顶》《回春》《归来》《打前站》《布衣》（附：《附沈文》）《天涯》《访南糯山》《“鹰”》《第二次到上海》《<羽书>飞去》《问路》《百零一花——谈刘岘木刻》，共18篇，多是怀人忆旧之作和游记。这些篇章都写在1977至1980年之间，只有最后一篇未注明写作年份。第二辑中的《海》《记岛上居屋》《理发到差》《引咎篇（一）》《引咎篇（二）》《论忘我的境界》《客居的心情》《说日常生活》等8篇，则写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此前因为种种原因都未收入文集。这样，再加上代序《无花果——我和散文》、代后记《经验》，总共只有28篇，不足十万字。若印成大开本，可能有些单薄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当时的图书大多比较薄，不像今天，动辄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现在，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文”的时代了。

　　至于装帧，我所见到的只有平装本。是精装本出得很少，还是干脆没出？尚不得知。

　　代序《无花果》和代后记《经验》，都是吴伯箫总结自己的散文创作历程、得失的重要篇章。一方面，他对自己长期进行“业余写作”、产量不高有充分的认识，也很自责。他在《经验》中写道：

　　写作，过去在我一直是业余劳动。办学校的时候，教课，搞行政；在出版社，当编辑，闭门编书，那些是主要的。写作只能利用星期、假日。因此，三十年，在文艺战线上继续是个民兵。武器是步枪、手榴弹，写篇把短小的散文；没有经过大阵势，创作中篇、长篇。

　　不过，引业余写作为藏拙的办法是不好的。这是我在文苑年年歉收的原因之一。半年，一年不写东西，可以借口说：“我在忙本职工作。”偶尔写了篇小文章，又说“这是分外的收获”。积久成习，专业写作就不去想了。有了专业的机会，也缺乏一定拿出产品的勇气和信心。碌碌无大志，安于小成。

　　另一方面，他在散文创作上又是有高远的追求的。他在《无花果——我与散文》中回忆自己20世纪三十年代写作的情景：

　　那时不自量力，曾妄想创一种文体：小说的生活题材，诗的语言感情，散文的篇幅结构。内容是主要的，故事，人物，山水原野以至鸟兽虫鱼；感情粗犷、豪放也好，婉约、冲淡也好，总要有回甘余韵。题材归散文，但希望不是散文诗。……可是自己妄想创的那种文体，尝试了四十年并没有真正成功。可能我的艺林里只有无花果一科。

　　这当然是他的自谦。我们现在看来，他早期的散文《羽书》等，中期的散文《记一辆纺车》等，晚年的散文《天涯》等，都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了他的艺术追求。当然，受各种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的影响，先生的有些散文与现实贴得太紧，烙下了深深的“时代病”。但因为他有早年便立下的宏愿和坚守，他在各个时期都有佳作诞生，为中国现当代散文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这是很难得的。

　　他把自己的散文称作“无花果”，可能是取其平常、普通的一面；但在我们看来，这“无花果”与“有花果”相比，更为别致，也更有“回甘余韵”。以此来比喻他的散文，实在最恰切不过了。只是叶文玲已有小说集《无花果》在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2月出版），先生此集也就无法再用此名了。但是，凡是熟悉先生散文的读者，还是会将他的散文与“无花果”联系起来。这个名称，可能于他和他的散文是最相宜的。

　　令人遗憾的是，散文集《忘年》的版权页上虽标明是198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但实际印出时大概已是9月份。先生8月10日因病去世，生前并没有看到这本书。

　　人世间的事情有时确有些神奇，先生的最早和最后的著作出版就让人浮想联翩。他的文学创作开始于192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之时，到他1931年大学毕业时，共在《京报》《现代评论》等报刊发表作品50余篇。可他把这些散文编选成册，拟名《街头夜》，交北平人文出版社准备出版时，“九一八”的炮火震动了古都，出版社在搬迁过程中将书稿遗失了。此后五十年间，《街头夜》的出版便搁置起来。直到先生逝世十年之后的1993年，鲍霁、吴光玮、刘开朝才将这些文章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起来，以《街头夜》之名编入了两卷本《吴伯箫文集》中，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他的正式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羽书》，同样命运多舛。书稿在1937年初步编成时，又逢“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任莱阳乡村师范学校校长的先生要带学生南迁临沂集中，以后的命运则无从把握。他只好将稿本委托给即将离开青岛去上海的王统照先生，以谋求出版机会。此书1941年5月收入巴金主持的“文学丛刊”第七辑，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出版时，先生早已奔赴延安。他是1941年夏天，看到上海的一家刊物发表王统照先生用“韦佩”的笔名发表的《羽书》序时，才知道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当时，他将书稿交付王统照时，并没有定下书名，是王统照先生用其中的《羽书》篇名做了书名的。就是这本书，他本人也一直没有见到。直到1949年春天，先生已经离开延安多年，经张家口、哈尔滨、佳木斯、吉林到达长春之后，孟超才从桂林给他寄来了一本。寄来的这本还不是初版本，而是桂林的再版本。关于这些以及《羽书》其后的离奇命运，先生已经写在了《<羽书>飞去》一文中，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读读。

　　从《街头夜》到《羽书》，再到《忘年》，其中的故事实在一言难尽。著作出版就像一个作家孩子的诞生，那是令人无比欣喜和期待的事情，可对于先生而言，这实在有点苦涩和无奈。

　　还有一件令人苦涩和无奈的事情，好在是先生所不知道的。就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的《忘年》，在封面和扉页上都将著者的名字印成了“吴伯萧”，最后的版权页才算是将“箫”字写对了。这如果让写作、编书几十年，对文字甚至标点都极为讲究的先生看到了，情何以堪？他肯定是特别不舒服的。谓予不信，可看下面一段故实。

　　1982年2月，时任济南出版社《少年之友》杂志编辑的戴永夏到北京组稿，经臧克家介绍见到了先生，并向先生约稿。后来，先生寄来了一篇《<中学生作文选评>序》，并写信说明：“今寄上《中学生作文选评》序复印稿一份，请看看能用不？该书虽然印了一百万册，少年之友不一定都能看到，在刊物上发表，也许不算多余的。”过了几天，先生重看这篇文章时，发现其中有一些不妥之处，就再次寄信说：“《中学生作文选评》序，作者未看校样即付印了。简化字，标点，有的用得不正确。寄复印样时也没一一改正，《少年之友》如果用，就请‘规范’地加以改正，页底注明‘有改动’即可。”他同时还说：“写作非专业，‘疲于奔命’。未能及时供稿，迫不得已又潦草塞责，请原谅。”现在，这两份书信都完好地保存在戴永夏手中，已经成为珍贵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