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坤

　　与“黑土地”“黄土地”等地方经验书写相比，关于沿海之地的表述在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记忆中几乎是缺失的。即便算上黄谷柳的粤港和许地山的闽南，也依然没有形成类似“东北作家群”或“侨寓文学”这样成传统的文学史影响。或许可以说，在乡土文学的单重范畴内，关于海洋、渔牧或海岛生活从未闪耀过它的粼粼波光。可事实上，“乡土”从未举起过它的尺锥，在山海之间对文学地理作严格意义上的掷标分界。新文学的形式探索期里，虽然鲁迅式的浙东乡村定义了乡土小说，但后来的写作者重于风物或偏于人情的增补，也从未逸出过阿Q的愚昧故乡与翠翠的诗意家园的双重主题，浙东、湘西，或东北也依然在源源不断地为乡土地理提供可共情的地方性经验。倒是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农村题材改写，经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过滤，“乡土”变身“农村”，被革命的至高理想格式化的农村同时也被销蚀了地域性，就像一块块被集体染红的布，覆盖了从北到南的中华大地。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卷土重来的新乡土小说再次借重了地方经验，擦掉身上的红色面具，露出新泥下的各色旧土。只是那个诗意的家园在批判与寻根的博弈过程中逐渐面目模糊，乡土文明的整体性溃败越来越以某种趋同的形态呈现于此时期的小说中。关内关外的不同村镇面临着同样的被动现代化途程，人们必须共同承担后工业文明对农耕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改造结果。

　　这也意味着，并非只有乡土文学才能释放地方书写的热量。就像人们永远无法忽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海派文学成就。从穆时英到张爱玲，文学曾经替生命捕捉过对于都市的各种初体验。时至今日，上世纪的魂灵依然带着余温游荡于当代的城市书写之中，在北京、上海、深圳，或任何一个充满现代噪音的都市里，闪动着摩登时代的旧影。只不过，无论乡村书写还是城市文学，都不曾出现过近似于青岛这样沿海地带的成熟景观。尽管其中涉及到的层次很多，比如文化传统、地理、民间信仰、生产力、小说谱系、作家构成、城市化与城市文化，等等。但在文化与文学的维度里，青岛，这座开埠仅百余年，乡村经验几乎空白、建制即城市的胶州湾一隅，无论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地理焦点，还是二十世纪早期的两段被殖民史，其功能上完成现代化、思想上却未完成现代性启蒙的典型特质，作为地方经验书写的原型是具有足够的文化复杂性的。这构成了我们今天讨论米荆玉小说地方叙事的基础。他的《海怪》《亲爱的像两兄妹》《被五和八，还有二十五整除》以及新作《麦岛食堂》都是唯有在蛤城（青岛）才能生长出根须的小说。他的小说地理因此摆脱了故事背景墙的单一属性，像高密东北乡或米格尔大街，在略带咸腥味的海风、海砂、岛屿，与沉入海底的夕阳、变形的蛤蜊之间，成为叙事的组织，参与建构小说四面八方的延伸意义。

　　需要先申明的是，海岛叙事并非小说的全部奥义，更不是米荆玉作为写作者的绝对自觉。虽然小米在青岛生活了二十余年，但除了舌尖和肠胃，历史存在短板的青岛似乎从未在文化上真正征服过他的内心。在这座岛屿，新文学中缺少属性坚硬的本地文化经脉，古老的文学传统更无踪迹可寻，文化上的孤儿感常常让他在面对自然的海水时心生荒芜，“存在于广阔南方的海洋神祗，在蛤城并未得到系统的、成规模的崇拜，甚至连这种崇拜的雏形都难得一见。……偏偏我是个有崇拜癖的人，没有崇拜者的海跟泳池有什么区别？”（《吃蛤蜊的人——<海怪>创作谈》《小说选刊》2018年）。作为文学传统的盲区，关于青岛的书写并不能给小米带来北京或上海叙事“继承者”的甜冠。当然，他也毫无文学圈地的野心，缺乏倚重地理优势的写作投机者心态。他产量不高的系列文本中渐趋显形的海岛叙事，更像是二十年成长期间对海岛生活的漫长体验，比如海怪有张蛤蜊的脸，或者关于老麦岛的怀旧故事。他在认识体验中将个体的生命周期与海岛生活粘合，地方不再是背景，而是个体与历史记忆的刻度，关于地方经验叙事的建构也产生于写作的无意识。就像新作《麦岛食堂》徐徐展开的脉络，借由记者朋友打听一幅旧油画的下落，“我”被迫唤醒关于“麦岛食堂”生活时期的全部回忆。那是一段以天才青年画家兰进成为首，集合了大鹰、苏士、颖姐、贝贝和“我”六个人的集体生活。麦岛记录了我们的青春，也见证了我们的成长。随着后来的毕业工作和生活压力，朋友们各自离散了，麦岛食堂也被拆除了。多年以后将大家再次聚到一起的，是成名后的兰进成猝死的消息。大鹰以策展人的身份，搜集兰进成盛名时期的系列画作进行展出，我们这才意识到，年少时的青春与梦想，都被兰进成记录到“麦岛食堂”的六幅画里。青春期尚未燃尽的热情，终于在后青春时代化成灰烬，致敬一段义无返顾的岁月。

　　小说中的麦岛已经远远超越了空间属性，它日常性的烟火气在肠胃的旅行学里直通着记忆，“那时候的麦岛，像煎饼鏊子上的一勺稀面糊，不规则地四处漫溢。中间一条漫长的街道，细细地分出无数支路。我喜欢麦岛长街上的熟食摊子，一盆盆的海锥和辣螺，一张张抹酱面饼，一个个油炸鸡架子扔在白铁盘子上，撕开时香气在冒着细泡的油锅中，在肝脏最年轻粉嫩的时候吃到炸牛奶是一种祝福。从东往西，大片的雨棚下一个个摊贩鳞次栉比，成卷的布匹带着冰冷的温度和好闻的味道。”而“麦岛食堂”，一座已被海水泡软的渔村大屋，几乎从物理空间到意义时间全面组织着海岛叙事。它为六个少年人的海岛生活提供了足够的开放性，也为青春故事的开始提供了时间标记，从这个层面上讲，麦岛食堂是时间也是空间，是六个人独立又重合的青春期，“麦岛食堂给我这种游荡的生活多了一个锚定地点。……下午的时间，我们去挖蛤蜊，或者借来渔妇的铁指甲，在礁石上撬开小小的牡蛎壳，一个接一个挖出蛎蝗。……到了晚上，六个人要么在二楼跟新朋友喝酒聚餐，要么去美术系的大本营‘高氏小蛤蜊’。……整个白天，我们就着浓咸的海风在码头上玩耍，看着渔妇们两两相对整理渔网，一边把鱼虾蟹的干尸从网格上摘下来。……每两三个月，麦岛食堂总会推出一个展览，要么是诗展，要么是画展，或者说是行为艺术展……”。在青春最放肆的时代，适逢海岛最原始的风景，少年和海岛彼此都以最真诚的初见方式向对方敞开了怀抱。尚未资本化的海岛与主人公的青春期在时间的滑道里共同书写了彼此的历史，“海岛食堂”稳定的时空坐标里，永远留下了一座岛屿和一代青年人。

　　更何况，在与青春的无尽关系中，这段时光勾连着历史中最隐秘的部分，从历史发生学的层面上讲，海岛参与了小说的结构性意义。除了认识的“潜意识”，《麦岛食堂》里更为重要的是信仰的“上意识”，也就是高尔泰所说的位于意识与潜意识之上的“坚定而明确的指引”。这种敬畏和信念，如同所有投身于某种信仰中的过于执着，即便身处深渊，也要仰望星空，这是麦岛食堂六人彼此心照不宣的秘密，就像他们的先锋美学、行为艺术和广场游行，或小说中那轮夜空中的明月。为了看月亮，麦岛食堂的整栋建筑里最金贵的就是那件硕大的望远镜，“这是一架天文望远镜，它对着地面时像个啤酒瓶底，对着天空顿时雍容华贵，气度不凡”。在劣质水泥崩裂、墙皮反盐霜的麦岛建筑里，天文望远镜的隐喻意义组织了麦岛青年们的生活法则，他们喝酒打架、唱歌游行，却从未忘记文学、绘画和音乐带给他们关于艺术可能性的人生想象。虽然形影不离的六人从未向彼此袒露过心底的梦想，但集资购买的月亮出卖了他们的秘密，“望远镜旁边还挂着一个小桶，大鹰掏出两个钢镚扔进去，镜头大致对着月亮的方向开始拧螺杆和旋钮。……这是我们集资买的月亮，每次收费两元”。以荒诞的方式稀释信仰的纯真，青春期的希望淹没在青春期的焦虑里，望远镜里的月亮无法安慰现实里的脆弱心灵，以至于苏士们口口声声要急迫地结束青春，“我其实挺讨厌青春的。青春就像跳蚤一样，它跳来跳去，给了我太多的可能性。可能性让人焦虑：你可能是个专栏作家，可能是个画家，是个老板，但到底是什么？人活着，就应该只有一个可能性：一个老婆，一个职业，一个主义，一个上帝，一个家。我们都跟青春混得太久了，青春太烦了，它就是个咬人的跳蚤，既不是病，也不是药。我要当个成年人。”以拒绝的姿态逃避命运的馈赠，是主体能力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欺骗。对青春的厌倦本质上是羞愧与恐惧，羞愧于自己孱弱的生命力，恐惧命运会先于自己关上门。尤其在青春耗尽以后，麦岛食堂里那些丧失人生可能性的疲惫心灵一度布满了绝望，对于历史或命运，他们承认了自己的失败者身份，“迟钝如我，也渐渐发现，我们不是21世纪最酷的那批人了。四平大饼和红辣椒歇业了，城市之光书店跟着渐渐式微，蛤大新生们连店名的典故都不知道，校刊的新编辑也不来拜码头了，大鹰早上的鸟叫断断续续，死寂的书店把他的剩余思维给耗尽了”。正因为如此，只有将青春期无限延长的兰进成才是众人的精神领袖，当他说，“苏士，我跟你绝交”“麦岛食堂是我的，散不散我说了算”时，他的不肯长大，他沉溺于梦想，他对星空依然如此执迷，他未完成的革命……他的种种无赖行为都可以被原谅，大家宽容他就像在集体呵护一个尚未破碎的梦想。

　　颇为吊诡的是，以为自己“最不受待见”的“我”，却拥有兰进成最为羡慕的漫长青春期。在留给我的画作中，被误读多年的海肠——猥琐、肥胖、只配切碎了做小菜的海肠，其实是“一根巨大的青春期的阴茎”，横贯在麦岛时代的画布上！“处男”是兰进成留给“我”的最后标注，它意味着尚未与世界交媾、未经社会驯化的纯真，以及革命的可能性。这也是为什么从钢琴内腹部掏出这幅画作以后，《巴黎奏鸣曲》变得流畅悦耳了。结婚生子的成人礼仪式结束了“我”的“处男”时代，就像莫扎特的巴黎漂流终于结束了1774年的痛苦与挣扎，迎来1788年的从容和松弛。松弛的中年也意味着生命力的逐渐消失，那些青春期里的疯狂、期待和真诚的善良，在完成了四面八方的“主体”认同之后，丧失了带菌者的反抗能力。

　　兰进成当然懂得这个道理，如果你足够细心，会发现他花了十多年完成的六幅“麦岛食堂”系列画作的“六”深藏玄机。当年经常出没麦岛的人有固定的七八个，除了兰进成、大鹰、颖姐、苏士、贝贝和“我”，金再英和房东的傻儿子弹弹也是常客。从最后塔楼艺术中心展出的画作来看，“麦岛食堂”系列除了堵在跨海大桥上的苏士，其余的五幅包括大鹰的渔夫、颖姐的铁甲少女、贝贝的蓝飞人，金再英的水泥鲍鱼池，和“我”的海肠或阴茎，并没有兰进成自己。作为麦岛食堂的核心人物，兰进成把自己隐匿在麦岛的夜空之中了。这让人想起小米曾经提到的“钢渣青年”，在精英话语系统里，未成“精钢”的都是废钢渣，废钢渣必须接受主流价值观的改造，接受自身“废”的事实，承认失败者的身份。这是后青春时代必经的精神危机。经过麦岛和宋庄时代的“精钢”兰进成必然深谙此中规律，否则他不会主动从星空的中心位置隐遁。隐遁的意味明确，从某种程度上，隐遁是革命的另一副面孔，当中心消失，每一颗星都会变得平等，没有哪一颗会比另一颗更加重要或者次要，它们会共同构成无中心、无等级的星象，在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之间，最终形成每颗星都无比闪耀的星丛。“麦岛食堂”的六幅画作，也许是兰进成或作者米荆玉所能想象的关于星空最美好的样子。

　　也因此，由海岛结构的叙事呈现出另一种不同的文学风景。在乡土中国的线索之外，海岛人生的书写在青春的共情体验里，既与历史同频，又超越了过剩的地方美学，以个体方志的寓言，象喻了青春、革命与历史的传奇。从这个维度上看，小米和他的《麦岛食堂》似乎已经准备好开始寻找结构“星丛”的方法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