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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叔在飘摇中

时间:2023/11/9 作者: 山东文学 热度: 11397
马金刚

  一

  一九八二年的秋天,我家老宅的柿子树跟往年一样,热烈结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实。跟往年不同的是,爷爷在树干分叉的地方烀上了几根带刺的酸枣枝,像给黢黑的树身装了一副獠牙。邻居们挎着筐子来到树下,看着“獠牙”会犹疑地站上一阵子。爷爷坐在堂屋某个角落里不为所动地吸着烟袋,同时用眼光制止着奶奶的轻举妄动。一般在清晨,他挪走酸枣枝,让二叔和我爬到树上,把品相好的柿子挑拣着摘下来,由他亲手放到盛着温水的大锅里浸泡三天除去涩味儿,这个过程称之为“漤”。这些漤好的柿子,爷爷挑到集市上以每个三两分钱的价格卖出。赶集回来的他,脸庞像是染上了柿子的酡色,还变戏法一样从筐里摸出炒花生之类的小吃塞给我和弟弟。我这年九岁,还不知道国家放开农村市场这样的大事件,但已经切身体会到这棵树由人情树变成摇钱树的好处了。

  爷爷说,这棵柿子树在他爷爷那辈就有了,推算下来至少一百岁了。再往前数二十年,家家户户能产生经济效益的树木都被砍掉了,只有我家这棵躲过了一劫。老支书给出的理由是,抗战时期县武工大队伏击日本鬼子小队之前,就是靠它提供了一部分能量,这是一棵对革命有功的树,应该保留。爷爷也说,街上的孩子没吃过娘奶的有,没吃过我家柿子的找不出一个来。如果把这棵树比作一个人,他兼具德高望重和乐善好施的品质,任何时代都不难生存下来。

  大概是第五回赶集卖柿子,本来还是爷爷亲自去,不巧这两天他老人家闹肚子,我跟他和奶奶在一张大床睡觉,他一晚上起来拉好几趟稀,难受得哼哟哼哟的,弄得我也睡不好。漤好的柿子总得卖出去,我爹已经分家单过,他要是替爷爷赶集就耽误自家挣工分,所以这差使只能落到二叔头上。头天晚上,二叔嘻笑着问我愿不愿跟他一块儿去冶泉集卖柿子,我有些小恼怒,觉得这玩笑开得太过分,须知小孩子好像只有过年才被允许到集上量体裁衣。没想到爷爷先说话了,他对二叔说,“他俩都去,正好帮你长着眼色,小偷比赶集的人还多。”

  早上一觉醒来,堂屋里空荡荡的,只剩我一个人躺在床上。连弟弟也不见了,他是为今天赶集才特意睡在老宅的。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以为二叔把带我赶集的事给忘了。我胡乱披了衣服,第一反应是到东厢房找二叔,门闭着,人不在;又跑到灶房看柿子,还好,爷爷跟二叔正用笊篱把它们往竹筐里捞呢,弟弟在旁边数着,奶奶则在小灶上煮豆沫菜。

  爷爷告诉二叔,水果摊位于铁市与布市之间,要尽量选择靠近布市的地方,买布做衣的多为妇女,办完事情后都想吃个山果轻松一下。 “大的三分小的二分,一毛钱四个随便挑。”二叔不解地问:“人家要是总挑那些最大的,后边不全剩下小的了?”爷爷训斥道:“大的和小的是比较出来的,哪里有最小?”又缓了缓语气说,“做买卖要讲和气也要讲活泛,快散集了就论堆卖,弄回家就一钱不值了!”他特意把一钱不值那几个字说得很重作为强调。

  吃完饭,准备出发了。二叔往手心吐口唾沫,弓腰钻到扁担下,刚把竹筐挑起来。又听爷爷喊道:“你就这么空着手走?”二叔上下打量了一下自己,不解地看着爷爷。爷爷说,“人家要买一个三分钱的柿子,给你一张整票,你怎么办?”二叔恍然大悟,使劲抿了抿嘴唇。爷爷从腰间摸出他的布质钱包,不耐烦地递给他。

  二叔这年二十五岁,和全国几乎所有的农村青年一样,从事农业集体生产劳动,按出勤时间领取粮食以及每年二十元左右的现金分红。这可怜的二十块钱,年底由生产队交到爷爷这个家长的手里。按理说,他手里应当没有自由资金。事实不是这样的,他掌握的资金数额估计不少于十块钱。其中一张崭新的五元纸币,是我二姑临出嫁送给他的,相当于留个纪念。另有一张贰元面值的,是他业余劳动所得。他经常替我堂姑给部队的未婚夫写信,堂姑把部队寄来的一顶军帽送给他以表感谢,他转手卖了两块钱。

  这次赶集卖漤柿,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十二点之前就告罄了,也没有出现需要我和弟弟长眼色的情况。唯一的插曲是,我姥爷也来赶集。二叔和他聊了会儿天,待姥爷走出去十几米,他才回过神来,捧了四五个柿子去追。我看到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推让了半天,趁二叔弯腰拣掉到地上的柿子,我姥爷才得以成功脱身。

  往回走的路上,二叔让我用扁担撅一个筐,另一个筐让我弟弟挎着,他像个干部一样背着手走在我们前面。“你俩可不是光来玩的,对吧。”二叔闪烁其辞地说。

  出了集市,走到利民饭店门口,二叔回过头来问我俩饿不饿。弟弟看看我,咽了口唾沫,却不说话,内心像有点儿小挣扎。我说饿,饿得走不动了。二叔表扬我说,我最看重你这家伙的一点就是敢讲真话。“我请你俩吃蒸包。”他大手一挥,领我们进了饭馆,找了张空桌让我俩坐下。

  他先从一个窗口买了票,又拿了票到另一个窗口取包子。一共十个,二叔按四三三的比例分配。那三个白菜肉蒸包,我两分钟就吃完了,弟弟吃得慢一些,嘴角渗出亮汪汪的油汁,一脸幸福的样子。二叔吃完属于他的最后一个包子,问我吃饱了没有。我想,这不是废话吗?可我多年跟爷爷朝夕相处,知道公款吃喝的后果,也不敢讲真话了。二叔叹了口气,重新回到柜台,这次他拿回来十五个包子,其中五个用纸包的,说拿回家给爷爷奶奶吃,剩下的十个我们仍按原分配比例享用了。“今天终于混了个肚儿圆。”我模仿着邻居张大嫂的口气说话,二叔也笑了。张大嫂陪未过门的兄弟媳妇在婆家吃饭,席间故意违背婆婆的意旨放开肚量吃,出了门口摸着自己的肚子说了那句响彻白家桥大队的名言,从此她有了个响亮的外号“肚儿圆”。

  六个蒸包下肚,我和弟弟精神陡增,跟二叔的关系也热络了不少,一左一右地紧跟着他,嘎啦嘎啦地说着集市上的见闻。二叔却双手插兜,伸着脖子一副顾左右而言他的样子。“可让我找到你了!”二叔突然双手分开我俩说,“你俩等着,我一会儿就出来。”他右转快步进入一个宽敞的门口,等他进去,我才看清两扇门的玻璃上分别写着两个字:“新华”“书店”。我和弟弟坐在倒扣的竹筐上等他,好一阵子他才笑容满面地出来。这次他一口气买了四本书,除了《大刀记》和上个年度的优秀短篇小说集,居然还有两本小人书,一本是《跟魔鬼打交道的人》,另一本是《海魂》。

  回去的路上,二叔好像完全忽略了我俩的存在,他一边走一边蘸着唾沫翻看小人书,还啧啧赞叹着。我说,“《跟魔鬼打交道的人》,你电影都看好几回了,还买小人书看!”二叔停下脚步,用责备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说,“电影是电影,书是书,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小人书不能把所有的电影情节都拍下来,这就需要改编,突出重点线索,这可是一个作家必备的素质。”我惊讶地说,“难道你……你也想当作家?”二叔没接我的茬,只若有所思地抿了抿嘴唇。依我的了解,在事关他个人严肃的问题上,他通常用沉默来面对别人的质疑。

  接近村口,他把几本书塞在秋衣和肚皮之间,神情严峻地告诫我俩,吃蒸包的事可以说,买书的事坚决不说;要是听话,过几天就把小人书送给我俩,否则一本也得不到。我和弟弟赶紧向他下保证:坚决不说。

  回到家里,二叔把蒸包放到桌上,又把钱交给躺在床上的爷爷。爷爷略微看了看,也没问具体的经营情况,这事看样就这么过去了。

  三天后,二叔趁爷爷不在家,把我叫到他的小屋里,塞给我那两本小人书,嘱咐我一定要保守秘密,我以和小狗的关系作担保再次给他下了保证。没想到,有两个小伙伴为争看小人书的先后次序,跑到老宅来找我裁判,其间还动起手来,这就不得不引起爷爷的重视了。第二天中午,他坐在火炉边喝茶,顺便给我弟弟烤了个地瓜,问道:“你二叔买的书好看不?”弟弟想当然地回答说好看。又问买了四本?他头也不抬地伸出了四根指头。

  那天下午放学,我听见二叔跟爷爷拌嘴。二叔说,“买书的钱是我自己攒的,看书有什么不好!”爷爷以恨铁不成钢的口气说,“真是吃饱了撑的,你当你还吃奶啊!”

  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再看到二叔在小屋里写东西时,就期期艾艾靠近他,讨好地问他:“又替俺兰子姑姑往部队写信了?”他不耐烦地骂道,“滚你奶奶的!”我大声喊道,“好!你敢骂我奶奶,你敢骂你亲娘!”他自知失口,赶紧把我的嘴捂起来。等他到猪圈里上大号时,我偷偷看了一眼他写的东西,第一段话是:钟宁望着阴沉的天空想,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一定要逃离这个带有极大封建色彩的老家庭,去开创一片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这显然不是替我堂姑写的情书,更像是一篇带有自传性的作文。他的名字叫马忠宁,他略微一改,马忠宁就成了钟宁。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第一次看他写的作品。

  二

  二叔二十有五,但在爷爷奶奶的眼中仍然还是个孩子,谁让他是老小呢。要使他真正长大,还得靠老办法,赶紧给他说个媳妇,以一种关系的突破来全方位提升他的成熟度。其实之前陆续给他介绍过几个姑娘,有本村的也有外村的,都没有结果。他跟他二姐说,是他没看上人家,也故意让人家看不上他。

  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我的一位到昌城县当上门女婿的表舅给二叔介绍了一个同村刘姓女青年,奶奶让我喊她刘姨。在一个暖洋洋的春日,刘姨在她的表姐和我表舅的陪伴下来到了我们这个大家庭。

  一行三人在我家呆了好几天,刘姨和她表姐住在我们的新家,表舅则跟我二叔住他的东厢房。现在想来,这样的安排可谓用心良苦,一方面刘姨有她表姐陪伴,可以免去闲言碎语;另一方面,表舅跟二叔近距离接触,既可摸清他的脾气性格,还尽可能地监督他的行为。双方经过多个回合的观察、研断、磋商,基本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临走的前一天,我们家大摆筵席。在征得对方同意的前提下,把我同族的长辈、两个姑姑等利益攸关方也专门请来赴宴,对方同意扩大知情范围,也说明了此事的乐观前景。几天来,一直沉默不语的表舅喝得满脸通红,我爹跟他说话最为投机,就是喝酒方面陪不了他,席间还跑出去吐了两回,邻居家的狗把呕吐物舔得干干净净,也醉倒在我家老宅门前。刘姨的表姐在我娘的软磨硬泡下,换上一件崭新的暗红色毛衣,她的旧毛衣顺便留给我娘穿在身上作了纪念。总之,大家都很高兴,连柿子树上的一群麻雀饿得叽喳乱叫,也被我奶奶解读成喜鹊登枝报喜。

  最扬眉吐气的还是二叔,他领着刘姨沿着白家桥村主干道走了两个来回,像在宣示和证明一个出乎意料的真理。他们俩在前头走,我和一帮小孩子跟在后面看热闹,特别是我占着天时地利人和多种有利条件,离他们最近,还一厢情愿地想给刘姨做些咨询和服务工作。二叔黑着脸用土坷垃把我轰了回去,颇有些重色轻友的意味。

  然后三个人就回昌城了。噢,不光他们三人,我的二叔也跟着去了,人家女方家人也得全面考察他一下嘛。临行,二姑忧心忡忡地提醒他:“二弟,到了人家那边,得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别像在自家那样晃荡腿儿。”二叔个头不高,坐在板凳椅子或床沿这些高座上,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双手把身体撑离座位像钟摆那样荡腿儿。他红着脸说,“这还用你说?”爷爷把烟袋从嘴里抽出来,不屑地哼了一声。

  我爹和两个姑姑把他们送到村口,一直看他们坐上开往月句县城的汽车。二叔是最后一个上车的,也许是车里的人太多,也许他体格竞争力不强,刚挤上车去,就被人给挤了下来。他再次努力地扒住车门的两侧,我爹使劲把他往里推了推,车门才极不情愿地关上。大姑对二姑说,“二弟刚穿的新衣服这下彻底绉巴了。”二姑的脸色有些难看,说,“他一个人出去我真不放心!”

  在全家人的不放心中,二叔在第三天回了家。奶奶问他感觉怎么样,他说那边让等信。爷爷皱着眉头哼了一句,起身走了,大概意识到他在那里会影响娘俩儿说悄悄话。我倒觉得可能有戏,因为我发现二叔一个人的时候,不时地哼个小曲儿,几乎忘记了在自己家里。

  又过了几天,昌城那边传过话来,让我们这边去个人把彩礼拿回来。这就说明问题严重了,这说明二叔没有通过人家的考核。我爹是拿彩礼的不二人选,他是家里的长子,能代表整个大家庭;再说直接媒人属于我姥爷家族的,间接媒人则是我爹我娘。受领任务后,我爹骑自行车花了三个小时才找到表舅家。他急于想知道答案,表舅嘻嘻笑着说,跟你家老二呆了好几天,看不出他还挺有本事哩。

  大体还原一下来龙去脉吧。二叔和刘姨在一块的时候,免不了谈理想,他说他想当作家,不用整天扛着锄头干活,只需一支笔一本稿纸就能赚钱养家。刘姨表示积极支持他的想法,二叔又说当作家就要有人教,他也想学习写作方法。他说的不是谎话,当时他从一本全国有名的故事刊物上了解到,那家刊物要办文学故事写作函授班,学费是二十五元。刘姨说,好啊你也学吧,我等着你的好消息。二叔此时把头垂了下去,说手头有点紧张。刘姨说,我现在就可以支援你!当即就从我家给她的见面礼中数出三张十元的,郑重递给了二叔。从昌城回到月句县城,他第一件事就是到邮局汇钱参加函授。所以说,他这次回到家哼个小曲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二叔走后,女方家庭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婚事下一步发展方向。他们认为,二叔个头虽然不太高,但身体看上去很健康,而且还是初中毕业,家庭在村庄口碑也不错。唯有在弄钱这件事上,他们觉得二叔缺少诚意,明显违反了游戏规则,考虑再三还是中止了这场婚姻。

  过了一个月左右,正值柿子树抽出绿叶来的节气,邮递员老丁把他的绿色摩托车停在老宅大门前,大声喊道:“马忠宁,你的包裹到了!”那是二叔报名参加的文学故事函授写作班的教材寄来了。他当时正在吃午饭,听到这话把饭碗一撂就往外跑,饭汤洒了一地。爷爷说,这个晕蛋疯了。

  奶奶是一九八三年秋冬之际去世的。在她临走的那天夜里,正好轮到二叔在她床前值班,已经说不出话来的她侧着头盯着二叔,嘴里无力地啊啊叫着,眼窝里有泪水渗出。二叔把她干枯的小手贴在脸上,说,“娘,你放心吧,不出一年,我保准给你领个儿媳妇来!”奶奶的嘴角动了动,放在二叔脸上的小手逐渐地变凉了。

  三

  奶奶去世后,我爹想把爷爷接到我家住,考虑到二叔还没成家,爷爷住在老宅至少可以给他做饭。我则继续跟爷爷一个被窝睡觉,冬天以童真之体帮他取暖。

  那时还没有通电,晚上照明只能靠煤油灯。为了省油,我和二叔常就着一盏油灯看书写字,他看书累了,就站在我身后看我做作业。有天老师布置的作业是按拼音写出正确的汉字,答案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把“时”写成了“失”。二叔频频点着头说,你老师还怪狡猾哩,不过狐狸再狡猾也难逃好猎手。我按他的意见改正了,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这让我认识到了读书多的好处,也产生了一种替二叔抱打不平的模糊想法。

  我上三年级头一回写作文,题目是“我的XX”,我毫不犹豫地用二叔代替了XX。我写道:“二叔读书非常刻苦,他把爷爷让他卖柿子的钱也买成了小人书,认真读了好几天;就连照顾生病的奶奶,他也没有忘记读书。”我说的都是实话,“他是我见过的最喜欢读书的人,我的语文课本他也喜欢读。”

  我写这篇作文不想让二叔知道,表扬一个亲近的人较之批评更需要勇气,但还是被他知道了。“我不是故意翻看你的东西。”他郑重地声明,“我的钢笔没墨水了,想用你的铅笔,不小心看到的。”看他没有生气的样子,我心情也放松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颇为自得地对我说,“你也离不开我的言传身教嘛,至少善于观察人物。”

  我们都没想到这篇作文在老师那里得了差评。周二课间,我从老师办公室经过,听见高老师模仿着孩子的口气读我的作文:“他是我见过的最喜欢读书的人,我的语文课本他也喜欢读……”别的老师也笑了,怂恿他继续读下去,我却像是做了亏心事一样地跑开了。等下午发下作文本,我看到高老师给的批语是:“语言虽然还通顺,但人物刻画得高度不够,内容空洞,也不全面。”放学回去,二叔比我还着急,急于想知道老师的评价,其实他周一已经问过一次了。见捱不过他,就把作文本给他看了。他的脸先是发红,接着又发黄,受了奇耻大辱般地说,“简直是误人子弟,他懂什么叫写作!”

  第二天刚上课,我透过窗户看到二叔来到了学校,他在厕所旁边的槐树下一直等到下课铃响。高老师刚出教室门口就被他请到了院子里,一会儿工夫就争辩起来。二叔仰着脸,在比他高一头的高老师跟前挥动着胳膊,后者被逼得连连后退。上课铃响,二叔才在宋老师的劝说下,像个亢奋的公鸡一样蹦跳着走了。同学们在我面前竖着大拇指,仿佛二叔是替他们报仇雪耻的英雄。我却紧张得几乎尿裤子,好在高老师没来上课,据说到大队支书那里告状去了。

  有两个星期,高老师没事总找我麻烦。他批评我的语文课本最脏,肯定是让脏手给摸的;还说我坐恣不端正,坐在板凳上好晃荡腿儿,一定是我的长辈把我带坏了。直到我爹拿了两盒云门牌香烟到他家赔了不是,才把我放过了。

  某天最后一节课,高老师和颜悦色地把我叫到办公室,交给我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退稿信,”他得意地说,“我看人家编辑就是有水平,回去给你二叔好好看看。”他还声明这信封不是他撕裂的,邮递员送来什么样,现在就是什么样。

  我看了黑乎乎的信封一眼,它的下缘裂开了三分之二,露出里面的白色信纸。从大都市到山村白家桥,它确实受大委屈了。拿了信,我先找了个墙旮旯读了一遍。里面除了二叔写的一篇拖拉机手故事的几张稿纸外,还有一页编辑部的信笺,上写:“忠宁同志,你的作品已阅,故事结构倒也完整,但内容较为空洞,立意不高,人物展示得也不全面,就不采用了,希继续努力!”我觉得这个编辑的评价跟高老师对我作文的批语简直如出一辙,仿佛他们隔着几千里通过什么办法商量好了似的。放学后,我把信交给二叔。他兴奋地举起信,连声喊道,“编辑给我来信了!”他拿了五分钱把我打发走,说,“外国人都喜欢给小费,这钱算是你的辛苦劳动所得。”五分钱不是小数目,能买三块水果糖,这也抵消了他到学校闹事带给我的不快。过了半小时他才打开门,把我喊过去,红着眼睛问:“信是谁给你的?”我撒了个谎说,邮递员老丁到学校送信,我看到有他的信就要了过来。二叔这才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一年函授下来,二叔悉数接到了他寄出的稿件和寥寥数语的退稿信。我觉得老天对他有些太不公平了,要知道他是多么希望成功啊。别的不说,就说每次陪他到冶泉邮局寄挂号信,他像头回进商店的孩子一样踮着脚尖趴在柜台上,盯着工作人员把邮票和挂号信的标签全部贴在信封上,才怅然离去。有一次,女工作人员正准备往信封上贴邮票,领导喊她有事,他就一直站在柜台外边等了十分钟。女工作人员也许心情不太好,愠怒地问他怎么还不走,他说怕人家忘了粘邮票。那女人鄙夷地看了他一眼说:“你手上不是有查询凭条吗?恐怕有其他不纯动机吧!”二叔说不敢不敢。刚出邮局门口,就气愤地哼了一声说,“得意什么?不就是穿了个绿褂子吗?我越看她越像个……趴着的蛤蟆!”他突然大笑起来,“这形容词,绝了!”

  二叔从函授中学到了什么我不好说,从他那里我倒是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他的函授教材中关于写作的理论,再比如他身上那种类似不屈不挠的精神。他把几封编辑来信订成一块,像大夫看X光片那样对比看来看去,启发我说,“小刚你看,第一封信说我内容空洞,第三封就说我内容较为充实,这说明什么?说明我在进步啊!”

  他尤其珍视最后一封编辑来信:“所谓的体验生活,并不是你重复从事的农业生产劳动,而是善于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认识另一个自我。再就是要开阔视野,比如你没见过大海的样子,怎么能写出惊涛骇浪的情形呢!”这封信对二叔启发很大,他开始寻找到外边的世界看一看的机会。

  四

  二叔外出看世界的机会来了。一九八四年秋天,胶东半岛某海域要建个码头。建码头自然需要劳动力,经过层层转包分包,我们家族一个叫马金奎的能人承包了一段工程。他组织白家桥村一支三十人的队伍,坐着拖拉机连夜赶往海边,二叔也在其中。

  二叔外出打工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首先是爷爷对他的生存能力不放心;二是经过两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的粮囤终于有了些许余粮,可离冒尖的高度还差一大截子,爷爷有些舍不得放他走。经过我爹的思想工作,加之不耽搁种下一季粮食,爷爷才勉强同意。第三个原因是他身材瘦小,马金奎开始不大愿意要他。二叔说,“榴弹炮打得远是不差,小钢炮也有小钢炮的好处!”他把自己比作小钢炮,所以有一个时期他的外号就叫小钢炮。

  从吃过八月十五团圆饭出发,到阴历年底回家,二叔没挣多少钱,却给我带回来个二婶。

  二婶比二叔高半头,模样也周正,就是脸庞有些黑。二叔解释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海边的风大,土地也黑不溜秋的,女人也都这个熊样。我娘说,也不看看你自己个猴样。

  二婶很讨全家人喜欢,她满口的胶东方言,让我们感到很新鲜,也有个别人说她说话时嘴里像含着个热地瓜。她来到的第二天,我娘便请她到我家吃水饺。已经放了寒假,我本想出去玩儿,考虑到我娘做了几样好吃的,担心回来被吃光,就没敢出去,顺便听了听二婶讲她和二叔的故事。

  二叔从事的活计并不轻松,他要把海边的淤泥清除出来,一锨一锨扬到拖拉机的车斗里,这需要很大的气力。起初大伙儿都不愿跟他搭档,谁让他长得像个小钢炮那样矬呢。可是几天下来,人们普遍改变了看法。他用铁锨往车斗扬淤泥时,果真像个小钢炮,一发一发地把淤泥做成的炮弹打出来,好像还没有打完的时候。这么说吧,装满一车淤泥,他的工作量至少占六成。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个别样的二叔,一个区别于传说或爷爷口中不争气的二叔。

  天气不好休工的时候,别人凑伙打扑克赌钱,他则在帐篷里看书写字。他把圆珠笔咬在嘴里,像个小孩子咬磨牙棒,间或有人猛的拍他一巴掌,即使吓一大跳,他也不恼,就像打在没有知觉的小钢炮身上。他的表现被我二婶看在眼里,就多了一份关注。她的家就在附近一个岛上,和她的嫂子负责给这些打工者买菜做饭。二婶笑着对我娘说,“他这个人看上去很怪,像是有什么心事;有时走起路来还一个人笑,刚开始我认为他神经有毛病。”

  他们睡在帆布做的吊床上,目的是防潮。二叔干活不偷懒,对一些精细活儿则不擅长,就说连接吊床四个角和帐篷立柱的绳子,他系的扣子就不结实。最可气的是他玩心大,别人躺在吊床上如履薄冰,他则扭动着身体像荡秋千一样摇来摇去的,还不时把腿伸到地上助力。这不免就弄出些吱嘎吱嘎的声响,很不合时宜。马金奎有天从帐篷外边经过,被这动静吸引过来,摇着头笑着说,“也就是我忠宁二叔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他还没开壶嘛。”

  二叔这张不甚坚强的吊床在他的百般折磨下,有天终于坚持不住,四个捆绑点中的三个同时断裂,他从一米多的高度摔了下来,腰部正好砸到床下盛饭用的搪瓷缸上,只听他哎哟了一声,动不了了。

  二婶帮他从岛上找来医生,看了看,倒无大碍,需要休养一段时间。他遵从医嘱,腰部贴了膏药,躺在专门为他制作的地铺上,最初几天连大小便也得别人帮忙解决。症状稍微减轻,他就想看书了,遗憾的是他爬不起来,够不着离他两米远的那撂书。他留意着外边的动静,听到脚步声就盲目喊人过来帮忙,可惜他求助的语气平铺直叙的,不怎么引人注意。后来他灵机一动,再听见帐篷外面有人走动,就大喊救命。这回有效果,二婶进来了,她的眼睛适应了一下环境,大惑不解地问:“不是给你贴膏药了吗?还有啥命可救?”二叔伸手指指那撂书说,“请你帮我拿本书行吗?我还是动不了。”二婶搬起书问道:“你要哪一本?”二叔说,“就那本《牛虻》吧。”二婶一边找书,一边嘟囔道:“姓牛的……啊是这本。”她把书递给二叔,嗔怪地说,“还救命?我看你这才是不要命!”二叔淡然地说,“没有书看,才要我命哩。”就是这句话,让二婶重新把他打量了一下,她突然觉得这个人有些面熟,想了好一会儿,才回忆起这个人就是在梦中领她爬山的那个人。她跟我娘解释道:“我说怎么有人领我爬山呢,原来你们这里是山区。”

  二婶帮二叔找书的同时,也借走了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此后,她每天都到二叔的帐篷里来个两三次,或借书或送病号饭,就这么跟二叔拉上了。

  半个月后,二叔的腰基本好利索了。一个下着小雪的日子,二婶打着请医生复查的幌子,邀请他到家里做客。二婶说,刚一上船她就后悔了,觉得自己的做法太仓促,仿佛二叔给她灌了迷魂药。再看二叔,刚上船时还很兴奋,嘴里嘟囔着“大海啊我终于来到你的怀抱了”之类的傻话。走了没有十分钟,他就开始晕船了,在摇来摇去的节奏中,他软塌塌的身体毫无羞耻感地趴在了二婶的大腿上。就在那一刻,二婶端详着那张有些稚气和傻气的脸庞,突然觉得这个男人既可怜又可亲,换言之她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二婶的父母很开明,表示婚事由女儿决定,当父母的不干涉。他俩要相好,还要得到爷爷的认可。二叔把二婶一张两寸照片装进信封寄回白家桥村,消息传出,前后两条街的邻居都来看照片。我爷爷怕弄脏了,不时地用手扯紧袖子擦拭,结果弄得越来越模糊。还是我娘聪明,她把照片粘在了墙上,人们像看展览一样顺序地排队参观。关于他俩的相恋过程,二叔写过一篇叫《大海啊我的岳母》的散文来纪念。“人说大海是母亲,诚然不错,但对我来说,大海比作我的岳母更恰当些,因为我的妻子是大海的女儿……”当然这篇散文也没能发表,除了编辑可能看过,二婶一度是最忠实的读者。

  二叔带着二婶从海边回来的那一天,我看见爷爷破例从太师椅上站起来迎接,第一次亲手倒了两杯茶水放在桌面离他们最近的位置。二叔还是不习惯跟爷爷近距离相处,他把二婶家送的几包海货放到八仙桌上,就领着二婶退了出来。

  一九八五年的初秋,二叔结婚了。一个月后,我爹受我爷爷之托在二叔两口的带领下去海岛认亲。他们带的礼物中就有老宅的柿子。这一筐漤柿让二婶家人吃得不亦乐乎,还像艺术品一样摆在客厅陈列了一段时间。二叔清晰地记下了岳父大人品尝柿子的情形:“岳父托着柿子端详着,像是打量一件艺术品,仿佛那是一颗刚刚从大海深处捞上来的珍珠。它飘洋过海来到了小岛,承担起了联系大海和沂蒙山区情感的功能。因此,我又觉得这是两位老人通过这枚鲜红的果实来对话。在我大哥目光的鼓励下,他轻轻咬了第一口,随即微微闭上了眼睛,像是喝下了我父亲敬他的第一杯酒。那酒在他的口中停留了一阵子,才恋恋不舍地咽下去。然后是第二口第三口,每一口他都认真地咀嚼,体会着瓣籽看不见的存在感。吃完了这个柿子,岳父的脸微微地红了。他说,柿子好吃啊,真是好柿,真是好事啊。”

  这篇散文的名字叫《柿子见证了我的爱情》,发表在我们县广播站的“乡间采风”文艺专栏里,架设在多个高地的高音大喇叭连续三天向村庄反复播放,这也是二叔唯一发表的作品。

  五

  我在二叔结婚这年上初中,需要在校住宿,跟爷爷晚上做伴的任务就交给了弟弟。不过每到周末我还去老宅看望爷爷。看得出,爷爷对二叔极不满意,最看不惯他对农田管理的放任。他每上坡种地都带一本书,说利用休息时间看一阵子解解乏。问题是他过于投入,一看起书来就忘记了时间。有回爷爷到山上拾柴,顺便去查看他种地的情况。当时二叔戴了苇笠“猴”在地边的花椒树下看书,爷爷到他背后,用烟袋敲了敲他的苇笠,他以为别人跟他开玩笑,随口就来了句不客气的话,还若无其事地扶正了自己的苇笠。他这个举动大大地惹恼了爷爷,他把书夺过来,扔出去一丈远,据说还想踢他一脚,顾及他已结婚,又念及“老不管少事”的古训,就气哼哼地走了。二叔望着爷爷的背影,抑扬顿挫地说了句:“成事难,成大事更难,在农村成大事尤其困难!”

  二叔对读书写作的痴迷,也影响到了我弟弟,在《我的二叔》这篇作文中,他满怀幽怨之情写道:“我二叔喜欢夜里写作,他住的东偏房里的油灯,一直到半夜还亮着,有回他灯油没了,还敲门找爷爷要,爷爷说他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二叔每写一段自己认为不错的句子,会强行读给我听,我不听他就生气。对二婶也是这样,她刚开始还装模作样地听他读,最后跟我一样不耐烦,两人还吵起架来,直到二婶说她快生小孩子了,二叔才高兴起来。他打开门窜到院子里,还一口气爬到柿子树上,居高临下地向我喊道,啊,我也有自己的孩子了,这才是我最伟大的作品!”

  一九八六年的夏天,二叔最重要的作品诞生了,一个六斤重的女娃。消息传到爷爷的耳朵里,一向重男轻女的他说了句“孬种”。我想,也可能我娘一连给他生了俩孙子,开了好头,让他有些忘乎所以了。

  六

  二叔见到的第一个编辑不是别人,正是帮他在县广播站播发散文的李月章。那年初冬,他作为联合调研组的一员,下乡调查农田病虫害方面的情况。他们一行人跟着蔡支书从西山下来,李月章嘟囔着我们村庄的名字,突然问道:“你们村有没有个叫马忠宁的?”蔡支书以为是他朋友,连说有有,领着他们往老宅走去。边走边说,你这位朋友可真不简单,太喜欢读书了,老婆卖鸡蛋攒的钱都让他抠去买了书。李月章说,他不是我朋友,那年写了篇小散文就是我帮他播发的。蔡支书一听就明白了,说,原来是你帮他播的,可把他害苦了,农民就是农民,都想写东西,这地谁来种?还不乱套了!他还背起了那首著名的打油诗:“马忠宁,不简单,会写文章会乱编……”李月章也觉得没面子,红着脸说,“那算了,咱不去找他了。”蔡支书嘻笑着说,“马上就到了,前面有柿子树的院子就是他家。”

  按理说,李月章已经打消了找二叔的想法,蔡支书应该听从他的意见。但这个支书也有意思,想看看两个文人是如何扯蛋的,就隔着院墙喊:“马二马二,县领导来找你了。”

  我二叔一会儿工夫就出来了,手里提一把捅火炉的铁钩,脸上蹭了几块灰斑。联系当时的风向,极有可能是风顺着烟囱往屋里灌,这火就一直没生起来,顺便把他弄了个灰头土脸。他把铁钩放在屁股后面,警惕地望着几个陌生人,以为自己无意中触犯了与法律有关的事项。李月章赶忙解释说,“忠宁同志,我是县广播站的李月章,你那篇写柿子树的稿子就是我编的。”二叔如同见了天神一样,扯着李的衣服就往家里拉,说:“快到屋里喝水。”

  走到屋门口,一股臭味儿把他们顶了回来。二婶其时正在给我堂妹把屎,接屎的尿盆也不是儿童专用。县报社编辑捏着鼻子率先撤回到院子里说,“我看还是在外面说话吧,省得影响孩子排便。”二叔也没再勉强,他重新回到屋里,摸出了旱烟盒子。李月章把自己的烟卷儿抽出一支递给他说,“别卷了,还是抽我的吧,就说几句话。”

  李月章打量着柿子树说,“忠宁老兄,看到这棵柿子树就想起你那篇文章,好就好在有真情实感,而不是像你后面写的那些,多是无病呻吟。写东西,就要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就像我们这次出来调研,要的是一手材料,光听汇报写出的东西就没有现场感,也不能保证真实。”二叔连连点头,说我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李月章进一步点化他:“现在中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你们村子里肯定有不少值得写的东西。”二叔说,你说得太有道理了,我一定照办。

  蔡支书抬腕看看表说,“天不早了,咱们先吃饭,吃完饭你们再谈。”当时村里还没有饭店,招待上级领导都在村干部家。李月章跟二叔说,“要不你也过来一块吃,咱边吃边谈。”蔡支书连忙说,“老婆孩子还指望他做饭呢,下回吧。”李月章笑笑,跟目瞪口呆的二叔握手道别。

  二叔进了屋,脑袋一直木木的。呆了会儿,他把问题想明白了,他觉得跟李月章见回面不容易,应该抓住机会。洗了把脸,他跟二婶请假说到支书家陪县广播站的编辑聊天,当然不能吃支书家的饭。二婶建议他可以去聊天,饭也不是不能吃,前提是到小卖铺拿点烟酒食品什么的。

  二叔夸奖二婶说,“嗯,不愧是我的贤内助,跟我一块生活思想进步就是大。”他在棉袄外面套了件中山装,一蹦三跳地出了院子。

  仅过了二十分钟,二叔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二婶问他啥情况,他说人家早走了。他其实没好意思说实话,真实情况是,他在蔡支书家大门口碰上前来陪同调研组吃饭的王村长,后者听他说明来意后,没让他进屋,说他们正要研究机密事宜,一般群众不能听,这是原则问题,二叔只好败兴而归。二婶让他把食品送回小卖铺。二叔说,咱们正好改善生活嘛。他打开一个罐头,夹出两条黄花鱼,送到爷爷屋里。又找出半瓶酒,嘴对嘴喝了两口,情绪便有了可喜的变化,对二婶说,“这次没白见到李编辑,他给了我不少灵感,得进一步深入生活!”他又喝下一口酒,咽得太急呛得大咳起来,把小堂妹也给吵醒了,还哇哇大哭。孩子一哭,他的情绪又受到了不良影响,对着空气说,“你不是不让我进门吗?有你好看的!”

  二叔早就想写这个故事了,苦于一直找不到灵感。去年冬天,白家桥村首次由村民直接选举村主任,我爹呼声最高。两年前,他建起了村庄第一个养鸡场,每年有千余元收入,对当村干部不感冒,也不愿意跟现任姓王的大队长竞争。可架不住亲朋好友的软磨硬泡,村小孟老师开导他:“忠明啊,你得这么想,你要是当了大队长……啊……村主任,就能带动大家一起致富,你不为个人想,也得为大伙考虑啊!”我爹这才有了活思想,决定参选。结果他仅得了三十来票,票数远远少于主动劝他参选的人数。其实原因大家都明白,王村长有蔡支书支持,加上外纵连横的,我爹哪是他的对手。

  二叔对此耿耿于怀,一直想把真相写出来,初稿的标题叫《村长选举记》。正文写了好几次:“他总是想不通,他以为稳操胜券的选举居然落败了。飘到他跟前的几片落叶,像是寥寥几张选票在他的眼前飘舞着,分明是在挖苦他。”这个开头我之所以看到,是因为有一次内急,我从他写字台上捡了揉成一团的废纸,无聊之时扯开看到的。

  受李月章编辑这次调研的启发,二叔也决定搞个实地调查采访,进一步弄清楚我爹落选的原因。他采取的策略概括起来,可用八个字形容:先易后难,先内后外。

  选举嘛,就是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力量。忠祥三大爷本来跟我爹关系不错,有回跟我家借钱,巧的是我爹刚扩建完养鸡场,没钱借给他,这下他就由中坚力量变成中间力量了。选举结束后,忠祥三大娘生病需要动手术,我爹打发我娘主动送去三百元,这又让他感动了一把。再见到我爹,他表现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爹则坚决不给说话的机会。有天忠祥三大爷在家翻盖鸡舍,二叔不请自到,又是和泥又是递砖头,比给自己家干活至少卖力五倍。当天中午,忠祥三大爷留二叔吃饭,还主动谈及选举的话题。说他的本意是绝对支持我爹的,就是王家提前托人送来一条烟,他也没收。问题出在投票这个环节上,选举工作人员都是王家那派的,他们抱着票箱现场盯着人投票,“老二,你大侄子已经订婚了,宅基地的事情还等人家点头呢,你叫我怎么办?”忠祥三大爷喝了点酒,抹着眼泪说。二叔倒没顾及他的情绪,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说,“这条好,这条算他贿选。”忠祥三大爷说,人家确实会选。

  对待其他选民,二叔则投其所好。像村里的流氓诗人兼酒鬼陶二,二叔自掏腰包请他喝酒。说起来他俩的关系并不差,他们有不少共同之处。俩人都是民间文学爱好者,总有惺惺相惜的一面;还都是本家族的反面典型,一个不务正业种地不出手,一个游手好闲娶不上媳妇。在那段时间里,白家桥村民好几回看见俩人在不同场合喝酒。其中一次在陶二家喝酒,陶二还模仿一首流行歌曲把俩人的事迹改编了。他拍着二叔的大腿唱道:“陶家有个陶二,马家有个马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二哪个更骚;下雨了,下雪了,老陶我穿不上棉袄了……”他们边喝边唱,歌声飘出了陶二借住的当年生产队废弃的粮仓。陶二也可怜,他本来跟老母亲和哥哥一家人住一个院子,以他为主侍奉老母,没想到老母一死,他嫂子侄女均以“撒尿总觉得背后有人偷听偷看”为由将他赶了出来,想找人给他做新棉袄穿可就难了。二婶警告二叔,“你怎么跟个流氓弄一块了?一点儿也不注意影响!”二叔辩解说,陶二就是嘴上的本事,年轻时喜欢听个房,现在年纪大了耳朵不好使,已无甚危害了。接着喜不自胜地说,“关键是通过我的深入虎穴,弄清了王家选举的伎俩。”陶二跟二叔说,他本来也是选我爹的,问题是他没经受住考验,王家说如果投他家的票,可以提前办个五保手续,否则便不给办。二叔当时气得一拍桌子说,“他这叫威逼利诱。”陶二文化底子差,听不懂那个成语,说,“确实是未必立有,到现在也没给我办。”

  二叔用近一年时间收集全了黑材料,才进入实质性写作阶段。他先是以我爹为中心人物,写了几稿觉得我爹啥事也没干,光靠他本人的想象,这人物就失真立不住。于是思路变了一下,标题改成了《我是怎样当上村长的》。在这篇文章中,二叔化身为村主任,从怎么计划、如何收买人心,一直写到选举得逞。写完后,他非常得意,誊了好几稿,倒不是一稿多投,主要是担心不退稿,原稿丢了重写太麻烦。

  这篇稿子还没等他寄出去,就被搜走了,他那点小把戏哪能瞒得过具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白家桥村新一届班子。那天趁他给我老姑过生日,民兵连长带领两个人到了他家,对二婶说有人举报二叔私藏黄色书刊,上级打电话要求村里先行搜查。二婶知道二叔不是那种下作之人,自以为身正不怕影子斜,还主动打开写字台的抽屉让人家检查。那帮人乱翻一气,把稿子收走了。民兵连长抖着那撂稿纸对二婶说,哼,这就是证据。二婶说,你们不是说黄色书刊吗?那不就是一撂纸吗?民兵连长说,我看这比黄色书刊还要反动一百倍!

  二叔回到家,听完二婶的叙述,举起拳头就要打她。没等拳头落下,他就转怒为笑,说拿去就拿去,我才不怕呢。二婶以为他气得犯了神经病,发狠说,我这就到他家要回来!二叔说,别去,东西在他手里至少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再说,我要是跟你生气,岂不落入这些狗东西的圈套。他紧接着又给二婶普及起了曹操在华容道上那段野史,说我们也要跟老曹学,越在倒霉的时候越要发扬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接下来发生的几件事情,则完全出乎二叔的意料之外。先是陶二喝醉了酒,跑到老宅门口骂街,说他姓陶的从来没说过村长“未必立有”的事情,二叔请他喝酒的目的是陷害好人。二叔提了根棍子,想出去揍他。还没等出门,陶二说我一个老光棍怕啥,谁要敢动我一指头,我让他全家活不成。二叔也怕他鱼死网破,加上二婶死命抱着他,这才没出去。隔着院墙,二叔说:“陶二,你从今天就开始改姓牛了,你就是《水浒传》里的泼皮牛二。”陶二也不是吃素的,梗着脖子说,“我早就想改姓了,牛,马不如!”

  接着便是蔡支书找二叔到村部谈话,说他利用文字破坏村里大好形势,攻击一级组织。二叔说,我写的是文艺作品,又不是新闻报道。蔡支书说,我不管你写什么,事实上你已经造成恶劣影响了,我们看的是结果。这事二叔也没放心上,他自得地跟我二婶说,他们这是做贼心虚,让我打到痛处了。

  我爷爷也跟着生了大气。村长他爹王来福解放前和我爷爷同在冶泉集上卖杂货,土匪郭怀章拿着一颗手榴弹在半路上打劫他俩,他们采取近身搏斗的策略把郭怀章打跑了,还下了他的手榴弹。王来福老汉仍同当年一样讲究策略,提着一包茶叶来找我爷爷叙旧,在追忆往昔峥嵘岁月之后,希望下一代也要继承老一辈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不能狗咬狗一堆毛;“马与王,不分家”,他坚决不信那些破坏两个家族团结的不实传言。我爷爷赔着笑脸,把老伙计送走,返回家一脚踢开我二叔的门,手指着他,山羊胡抖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第二天就病倒了。二叔给他跪下,发誓说再也不写东西了。爷爷躺了没两个月就去世了,村人都说他是被我二叔给气死的。当然这不是真实情况。

  转过年的二月,又到了育龄妇女妇科检查的时候,大喇叭里连续喊着我二婶的名字,让她限时到村部集合。二婶没敢去医院,她早就又怀孕了。她要去检查,就得打胎,二叔雄心勃勃的持续造人计划也就提前破灭了。

  七

  腊月二十八晚上,已经到了十点多钟,我们全家还在煮肉熬冻准备过年待客的菜肴。本来这种活白天干最好,可我爹刚当上村长,家里人来人往的,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商量村里事务的,把我家弄得跟个公共场合一样;再说我家白天煮肉,碰上爱喝酒的主儿,我爹又爱面子,估计再多的肉也吃不到年除夕。

  我听见大门有隐约晃动的声响,起初以为是风刮的,可这天晚上一点儿风也没有。我站起来歪着脑袋认真听了听,这种连续晃动有节奏地持续着,就忽一下子站起来,想去拉亮门灯。我爹一把把我按下,脸上呈现出一种带有喜色的机警,像电影中焦急等待情报的地下党。他轻轻打开门,摸黑下了台阶,我跟在他身后,一起来到了大门口。他轻声问:谁?门外传来二叔小而急切的声音:快开门。

  二叔进了屋,提着鼻子嗅着,一屁股坐到炭炉旁边的马扎上,手伸进刚煮好的一盆肉里,抓出一只猪蹄塞进嘴里,猛嚼了几口。撕咬猪蹄时,蹄筋扯得老长,弹回去打在他的手背上。我爹像是做错了事的小孩一样搓着手,问他要不要酒。二叔说,“拿!”就这样,在我们全家人的注视下,他一口酒一口肉,消灭了一个猪蹄加一整只猪耳朵。他的舌头转圈舔着嘴唇说,“好一阵子没吃这么香的东西了。”

  我爹问,“你从哪里来?”

  二叔说,“从坟地那边来,我给咱爹咱娘上坟去了。”

  “你确定没人跟着你?”我爹的神情有些紧张,“我是怕让人看见了,报告计生办。”

  二叔嘿一声笑了:“鬼才跟着来呢。”

  我说,“我爹当村长了。”

  二叔说,“好,总算给我报了一箭之仇。”

  我爹问:“生了吗?”

  二叔的神情又黯淡了:“六月里生的,看样我还得在外面呆两年。”

  父亲喝下一口酒,没有吭气,很显然,二婶又给我们生了个妹妹。我娘问他在外边生活得咋样,我爹打断她说,“你别乱问,万一嘴把不住门,漏了风。”二叔说,“不碍事,就那个无名小岛,地图上都不一定标,想找也找不到。”

  二叔说他在岳父家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生活,可惜他不会捕鱼,再加上晕船,只能干些零碎活儿,把捕捞上来的海货做些简单的加工处理。我羡慕地说,“那多幸福,天天有海鲜吃。”二叔摇摇头说,“呆两天就够了,我现在一闻到鱼腥气就想吐。”我爹说,“实在坚持不了就回来,别把身体弄垮了,再说不是还有他俩吗?”

  我爹口中的“他俩”,指的是我和弟弟。我们那边的风俗是,没有男孩的家庭,可以把同族的下一代过继过来给自己养老送终最好还能传宗接代。

  “他俩都有出息,不能在家里呆着。”二叔的语气有些伤感,“单看这一胎了,不管是男是女我都回来。”

  二叔得知我考上了县一中,又嘱咐我:“别忘了多读书,我这辈子算是没指望了,就看你的了。”

  我爹没再说话。他不想当着二叔的面批评我,我读外国小说上了瘾,期末考试成绩很不理想。而且我爹认为这都是我打小受二叔的不良影响所致,两次拿他当反面典型来点化我。

  我其实挺想劝劝二叔,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他应该跟那些老封建区别开来,干嘛非得生男孩不可。男孩争气还好,要是像我们班上那两个打群架进监狱的痞子一样,还不如不生呢。但又觉得二叔的想法要复杂得多,记得每当爷爷拿“宁养贼子不养痴儿”这句话来训斥他时,他都显出很痛苦的样子。我分析,他太想生个既不是贼子也不是痴儿的男孩,来证明自己的不贼不痴,这有点儿跟爷爷置气的味道。

  二叔到沙发上躺下,让我爹两点钟喊他。他翻了个身,一分钟不到就打起了呼噜。我爹给他盖上被子,用手背擦擦眼睛,对我娘说,“都拿出来吧,给他当路费。”

  我娘到了里屋,磨蹭了半天出来,把两张百元大钞递给我爹。我爹瞪着眼睛说,“不是还有吗?”我娘讷讷地说,“过了年,他俩不是都交学费嘛。”我爹说,“过完年我再从银行取就是!”见我爹真生气,她才不情愿地把另一只攥着的拳头张开。

  凌晨两点多,我爹把我叫醒。我到堂屋时,二叔正在吃面条。我爹对我说,“你也趁热吃,一会儿还要送你二叔到县城呢。”

  县汽车站离我家四十多里路,我用自行车驮着二叔用了两个小时才赶到,又给他买了去海边的车票,一直看着车开出站门,才回家交差。

  二叔违反生育政策,我家也跟着受连累。我爹不足百元工资,只发给他一半,另一半替二叔代缴罚款。镇计生办一位姓申的副主任每到我们村子里,都拿我爹说事儿,说他连自己的兄弟都管不了,怎么能管好别人。申副主任外号叫一指申,因他讲话时喜欢竖起中指在半空中点来点去的,白家桥村民素有给人起外号的传统,他的这一标志性动作被捕捉下来就变成了外号。每次挨批,我爹只能矮人一等地赔着笑脸,把他接到我家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一指申一走,我爹就开始发牢骚,说自己真不想干了,整天受窝囊气。我娘说,你不干了,更受窝囊气,不信你试试!

  说来可笑的是,二叔犯事儿,把我也扯了进去。一指申的女儿申梅跟我一个班,我俩还有相同的爱好,经常交换文学书看。有天一指申又到我家喝酒,我跟平时一样,见有公干的人来家就自动回避。快出门口时,一指申突然叫回我来说,“你叫马小刚吧?”我说是,他说我姑娘叫申梅。我爹愣愣地看了我一眼,脸上顿时像开了一朵花,其灿烂程度堪比我家屋檐下的月季。那天一指申在我家吃饭的时间比平时要长一些,我回家时他还没走。我爹说,“你回来得正好,快给你申伯伯端酒。”我倒满一杯酒双手端到他跟前,他一口喝了,在我的跟前晃动着那根著名的指头说,“好好学习,争取出国,国外没有计划生育!”

  双方家长的关系给我和申梅带来了新话题,申梅说:“你爸爸在我家吃了一顿饭,弄得我两天没食欲。”她解释,我爹吃饭时喜欢嘬牙花子,好像要把塞进牙缝里的肉屑全部吸出来,那种动静找不出任何一种动物可以类比。这让我很窘,以为她知道了我爹的外号。我爹的外号叫马大牙,不是说他的牙有多大,相反他的牙很小,跟玉米粒差不多,关键是牙缝儿宽,按陶二的话说能卡进五分钱的硬币。我也向她建议,让她爸在领导和群众面前最好不要伸着中指讲话,外国人骂人才舍得用这根指头。她深有同感地说,“我跟他提过好几次了,他说竖起中指讲话不光有力度而且有灵感,否则便讲不出话来。”

  有个星期六的上午,班主任把我叫出去,说我爹在校门口找我。我吃了一惊,在我的经验中,家人一般都是无有大事不登校门的,比如上次我一个不出五服的堂哥来找我,就是叫我回去料理爷爷的丧事。我惴惴不安地来到校门口,我爹把一个包了好几层的塑料袋子递给我说,“我到县城来办点儿事,正好让你同学捎给申伯伯。”

  塑料袋里装的是知了猴,就是蝉的幼虫,是我娘半夜三更打着手电筒在树园子里找的,用了她三个晚上的时间。知了猴在地下生长五年左右,长成后在夏夜里钻出来,顺着树干往上爬,爬到一定的程度,便从壳的脊背处硬生生挣出一道裂缝钻出来,展翼完成艰难的蜕变。有些来不及蜕壳的幼虫被我娘捉到后,她会用滚开的热水把它们烫死,然后再加盐腌渍,吃时放在热油里炸得酥脆。一指申喜欢吃这一口,全镇人都知道。

  显然,我爹想通过我给一指申送礼,这让我难以接受,至少玷污了我和申梅之间纯真的友情。我本能地伸出手去挡了挡,我爹犹豫了一下,目光诚恳中带着些歉意,说话也不连贯了。他说,“早跟你申伯伯说好了的,我有别的事去不了……”看着他难过的样子,又想起远在海岛受罪的二叔,我瞬间改变了主意,痛快地接过塑料袋说,行!

  我爹走后,我在校园外边转了一圈,把塑料袋放到传达室。回到教室,写了张“传达有货”的纸条,夹在上次借申梅的《孤星血泪》那本书里,若无其事地还给她。

  下午回家,我爹问我亲手交给申梅没有,我说放学校传达室了。我爹大怒,说我办事太不牢靠,他哎一声叹了口气说,“从明天开始,镇上就调推土机扒房子了,你懂不?”

  我也觉得自己做事草率,万一申梅没看纸条咋办?我岂不成了罪人。但说实话,我的内心深处竟然有一种不希望申梅看到纸条的阴暗心理。我觉得与自己在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相比,让毁灭来得更快一点有什么不好,反正都逃不了。

  结果比预想得好,也许看在他姑娘和那包知了猴的双重面子上,一指申手下留了情。我家老宅拆得并不严重,院墙拆了一部分,东偏房的南墙让挖掘机破了个能过人的大洞,最可惜的是那棵柿子树,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柿子树本来不是破坏对象,可它离院墙只有一米的距离,推土机推倒院墙时,坍塌的墙体和散落的石头把它砸得皮开肉绽,加上推土机翻斗的钢牙在推墙时的多次惯性撞击,树身就裂开了一道缝。时值盛夏中午,执行任务的人和机械都已经相当疲惫,计生办的老曾挥手示意撤退。人群中一个尖利的女声说,“他家最值钱的就是这棵柿子树!”陶二鄙夷地看了那个女人一眼说,“幸亏你大伯哥不当村长了,要不连人家鸡窝都给端了。”那女人恼羞成怒,随手拣了块馒头大的石头扔向陶二,陶二颠着猴瘦的身体跑了,边跑边说,“当年你可没少吃人家的柿子,说吃柿子最能补奶水!”

  老曾无奈地摇摇头,挥手命令道:“那就彻底解决!”于是推土机就在本不宽阔的街面上闪展腾挪着,连撞带掘的,把本已伤痕累累的柿子树彻底击倒了,只剩下一米多长白瘮瘮的尖茬竖直地向上戳着,像个巨大的惊叹号。

  柿子树庞大的树冠把整条街都堵住了,老曾又命令挖掘机把树推到院子里,别影响群众走路。就这样,这棵在我家老宅生存了百年的老树,就这样毁掉了。

  工程机械刚开走,就有人给我家报信。我爹领着我,拿着工具来到老宅。他用带锯把柿树残留的茬子齐地锯断了,我则给东偏房破开的豁口上垒石头。这间小屋在爷爷去世后,改成了杂物间,里面也没有值钱的东西。但毕竟留下了我美好的童年记忆,见证了我和二叔亲密无间的叔侄亲情兼忘年之交的友情。我往窟窿里塞着石块,觉得像是在替二叔补一件破旧的衣裳。

  八

  腊月二十五,二叔全家回来了。人们看到,从县城开来的汽车在村口停下后,从里面钻出来大大小小五个人。最先下来的是二叔,他背着手,挺着不高的身材,头也不回地往村庄走去。跟在他身后的是我的大堂妹,边跑边喊“爹你等等我啊”。最后下车的是二婶,她后背伏个大包袱,一左一右抱着两个孩子,嘴里嘟嘟囔囔像是在骂着什么。

  在这一小队人马之后,稀稀拉拉跟着一帮老人孩子。二叔一家从院墙的废墟进了院子,二婶一屁股坐在地上,倚着包袱给几个月大的小堂妹喂奶,面无表情。倒是二叔表现得相对失常,他趴在那棵已经干枯的柿子树干上,大哭:“俺的娘哎,俺的亲娘哎!”围观的人不少在笑,有个老太太劝二叔:“回来就好,屋不是好好的嘛!”

  二叔回来的消息,我家自然是知道的。到了晚上,我爹吩咐我娘炒了几个菜,让我和弟弟喊他们全家来吃饭。走到半路,正碰上二叔,他说,你们不来请,我也去找他!看他气势汹汹的样子,我俩交换了一下眼色,机械地跟在他的身后。

  到了我家门口,狗还是认识二叔的,摇着尾巴向他示好。他一脚踢了过去,唱戏文般地说,“你这狗,看的是啥门啊!”

  我爹站在屋门口,紧张地问:“你这是咋了?”

  二叔指着我爹说,“看你干的好事,趁我不在家,怎么把柿子树给弄死了?”

  我爹委屈地说,“树是死了,可咱的屋还在啊,要不是看我面子……”

  二叔突然地弯腰哭起来:“屋倒了可以再盖,柿子树死了,谁让它复活!你倒是说啊!”

  我爹也急了:“你,你可真不知好歹!”

  二叔指着我爹的脸说,“我要跟你绝交,不,咱俩断绝兄弟关系!”

  二叔在屋子里连蹦带跳地吼了一阵,我看见他的目光依次落到新添置的家具和摆设上,落地台灯、双卡录音机、带皮的沙发,他不怀好意地挨样在它们跟前站定,审视般地点着头,像是在琢磨哪个大件值得他不白来一趟。最后他选定了十七寸彩电,临走前把天线一把折断了。电视机的屏幕里立刻下起了雪花,我娘不乐意了,伸出手去够二叔,被我爹拽着胳膊扔在了沙发上。我爹说,“兄弟之间的事,娘们儿别插手!”

  我还是决定出去送送二叔,我已是个成年人了,不想让事态进一步扩大,也能部分理解他的心情和所作所为。陪他默默走了一段路,二叔转回身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刚,我和你爹的矛盾,不影响咱爷俩的感情。要不是看你面子,我想直接把电视扔到天井里……你回去吧。”

  哎,我亲爱的二叔哟,我得替我爹感谢我。

  第二天一早,我爹把我从床上叫起来,让我和弟弟给二叔家送东西。我到院子里一看,手推车两厢的长方体篓子里装了不少东西,有面有菜,有鸡有肉,有糖块还有鞭炮,不过有样东西我觉得不必放进去,就是那个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挂历。这个挂历每一月份都有一个主题,比如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一个样之类的。我爹也欠考虑,觉得二叔家墙上缺个新画,就随手扔在了车篓里。我拿出来还给我爹,他一脸苦笑地摇摇头。

  我推着车,弟弟扶着车帮走在残雪尚未消融的大街上。弟弟唱道,“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给那亲人……”酒鬼陶二见了我俩,说,“咋的,给我这个五保户送慰问品?”弟弟铿锵有力地回答:“给你二大爷送的!”陶二指着我弟弟说,“你们姓马的,老二都不是好东西!”我弟弟也来了句:“你们姓陶的,也是!”

  刚到老宅门口,就听到二婶正在骂二叔。她一见我俩,就抹着眼泪说,“听说你二叔闹事了,我正想去给你爹你娘赔不是呢!”我大堂妹说,“昨天夜里,俺娘把俺爹打哭了。”躺在床上的二叔反驳道,“她哪有这个本事?是我自己主动想哭!”

  他从床上翻过身子来,说,“你俩来得正好,帮我收拾一下天井,不然这年可怎么过!”

  我说,“我娘也是这个意思。”

  二叔说,“不过,有一点我是不能原谅你爹的,他没看好柿子树,这棵树也是我们家的成员之一,如果讲辈分,它就是咱老爷爷。”

  二婶被他的话给弄笑了,对我说,“千万别跟你二叔学,他就是一张嘴,说的比写的好,就是一毛钱也不值!”

  转眼就到了年除夕,二叔带我和弟弟给爷爷奶奶上坟。他把祭品一样一样摆在石条供桌上,上香点烟倒茶斟酒完毕。二叔对着坟头说,“爹娘,我带你俩孙子给你们拜年了……”刚说完一句话,他就说不下去了。我以为他触景生情悲伤过度。我想,自打我记事起,他就没少让爷爷奶奶操心,加之这几年他飘摇在外不少受罪,他要是愿意哭一场我也不会拦着他。过了两分钟我觉得情况不对劲,只见他捂着肚子,在坟前蜷缩着身子,额头上还渗出冷汗。我问他怎么了,他说肚子突然有些难受。缓了一会儿,他直起腰,把供桌上的酒祭了一巡,告诉我:“这事别跟你爹说。”我也没多考虑,肚子疼算不了什么,这种事会随时随地发生,绝不会看我爷爷奶奶在天之灵的面子就不让他肚子疼。

  倒了三次酒奠在坟前,二叔领我俩磕了三个头,这个仪式算是结束了,他让我俩收拾祭品准备往回走。瓶里还剩下一半的酒,我弟弟的意思是全部倒在坟头,否则说不定会把陶二引来。全村人都知道,上级给陶二买馒头的钱让他基本买了酒,仅够喝几天;到小卖店赊,亲朋好友可怜他一点,再不够就到坟头上拣祭祖剩下的酒喝。二叔捂着肚子摆摆手说,“随他去吧,跟死人讨酒,还不像跟活人要饭一个道理?”

  我们从坟地往山下走,走到一块突出的有一头牛大的岩石旁边,二叔伸出手来扶住,说他想要在这里歇一会儿,顺势就在下面坐下了。半个月前下的那场雪虽然化了,但因为这块石头遮挡的原因,他坐的地方还有些潮湿,而且还是个小洼,我的意见是换个地方坐。二叔闭着眼睛冲我摆摆手说,“这里挺得劲,我觉得跟坐在椅子上差不多呢。”弟弟放下筦子,到近旁拔了些干草,想垫在他屁股底下。看到他闭着眼似乎很享受的样子,就没有惊扰他。过了六七分钟的样子,二叔睁开眼睛说,“这里真好,我还做了个梦,梦见我像是坐在椅子上来回摇呢。”

  我和弟弟互相对视了一眼,仿佛同时被一种不祥的情绪所攫住。下山路上,我停下脚步等落在后面的二叔,却发现他正定定地朝着那块石头的方向看。

  “真是个好地方,我上了这么多年坟,咋头一回发现这个地方好呢。”二叔恋恋不舍地说。我觉得头皮瘆得发麻,劝他说,“咱快走吧,俺俩还得帮你贴对联呢。”

  这年的年夜饭,我们两家一起在我家吃。二叔特意看了看我家的电视机,还不错,能够正常出声出像。这可是我的功劳,我把电表上用的保险丝就着碳火烧融化,焊接起了天线断口,不足之处是无法伸缩。二叔笑笑说,“这春节联欢晚会看不成,我真觉得过不好这个年哩。”我弟弟说,“还得感谢你手下留情,你要是齐根折断了,我家的保险丝还不够用呢。”

  老兄弟俩还谈到了明年的打算,我爹说已经联系了宋庄的砖厂,准备开春以后就帮二叔打院墙修房子。我娘说,“就是,家总有个家样嘛!”二叔说,“什么屋啊墙的都可以推倒重来,可那棵柿子树再也活不成了。”二婶听不下去了,说,“要不是咱哥帮咱挡着,咱还不露宿街头,别太不像话了。”

  我爹也有些歉意,说,“你别说,这棵树一没了,我总觉得哪里不得劲哩,好像那家就不太完整了。”

  二叔对我爹说:“你还记得小时候的事吧,有一年我们几个捉迷藏,我爬到树顶上,为了不让你跟二姐找到我,我直到天黑透还没下来。”

  我爹说:“可不是嘛,你藏了大半天,还在上面睡着了,我可挨了咱爹一顿好打。”

  我奇怪二叔怎么能够在树上睡着觉。二叔说,其实就是一股三根的树枝形成了一个座位的形状,他倚靠在里面,起初还很有兴致地看我爹和我二姑到处找他,后来起了一阵小风,在微微晃动的惬意中,他竟不知不觉睡着了。

  二婶端起酒杯敬了我爹我娘,说,“等过完年我去结扎,给他留下个好身体,咱们重整旗鼓,重建家园。”

  二叔更加主动。出了正月,他爬上了开往医院的拖拉机,做了结扎手术。计划生育的风波算是至此为止,二叔一家似乎迎来了正常安定的生活。

  九

  我记得那是迎接高考的一个初夏之日,我爹又一次来到学校找我。他的脸色难看极了,眼窝深陷,说话都没有气力。他断断续续把意思表达明白:二叔生病了,而且很严重,就住在县医院的普外科;现在病情稳定了,希望我去看看。

  我没拿任何东西,就跟我爹来到了县人民医院。二叔其时正在睡觉,我爹跟我交代了一下注意事项就先回家补觉了。二婶看二叔仍然睡着,就把我叫到病房外边,重新跟我说了说二叔的情况。二叔得的是胃癌,一确诊就是晚期。之前,二叔说他老觉得肚子里有一个活物,非常想跟他说话,它在里面憋得难受,不停地折磨他,让他放它出来。结果二叔就真把它放了出来。在一个夜晚,他趁着二婶和孩子睡熟的机会,把剪刀在火上烧了烧,豁开了自己的肚子,肠子都淌了出来。他失望地对吓呆了的二婶说,“她娘,你看看,什么也没有,它到底躲哪里去了!”

  关于他患病的原因,二婶给出了两种说法,一是他从小吃柿子太多,柿子是一种热物,把他的胃烧坏了;另一种说法是,他是个山里人,在海边生活不习惯,吃鱼吃虾把胃给弄坏了。我却不同意这两种猜测,尤其是后一种说法,会带给二婶更多的自责。我安慰她说,现在的医疗条件好,十人九胃,肯定是能治好的。二婶说,但愿如此吧。我何尝不自责呢,要是我把去年年除夕上坟二叔肚子疼的事情告诉我爹,早给他检查治疗,说不定病情不致于恶化得这么快呢。

  重新回到病房,二叔已经醒了。他对我点点头,第一句话就是:这下好了,肚里的东西没找到,倒让全白家桥庄的人看我笑话了。我的泪还是流了出来,说,“二叔,你是全村庄最坚强、最执著的人!”二叔点点头说,“不愧从小跟我长大,全庄就数你最了解我!”二叔还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大学,即使头一年考不上也一定要复读;即使最终考不上也一定要出去,不要在白家桥混。我答应了。这年我没考上大学,年底当了兵。

  再过几年,当我更加成熟一些,对二叔采取极端方式自戗的原因,我认为他太过苦闷,太想对这个世界有所表达,给自己一个交待。

  出院后,二叔过了一段看上去不错的日子。饮食正常,脸色渐渐红润,身上也长了点肉。但持续不到三个月病情再次恶化,癌细胞又一次扩散,身体急剧消瘦而且疼痛感再次袭来,只有靠杜冷丁才能减轻痛苦。

  二叔自知大限将至,有天趁二婶不在家,把提前给他准备好的寿衣找了出来,穿上试了试大小。事后他跟二婶说,最满意的是灰色中山装,大小肥瘦都合体;五四号的带檐蓝帽内圈的胶皮磨得额头不舒服,不过新帽子都是这样,生前戴戴适应适应正好;四○码的牛皮鞋也存在这个情况,好处是纯牛皮的。二婶说,你这个人啊,年纪再大都像个孩子!

  按理说,这些预备后事的衣服,他试穿已属违例。但他觉得,这么高级的新衣新鞋死后才穿戴未免可惜,不如生前多用用,最大限度发挥作用。有一回他趁二婶出去找村医给他打针的空儿,就穿戴一新信步走出了大门。当他走到村西我家祖坟那边,突然想起了年除夕上坟发现的巨石下的小洼地,就急不可耐地爬了上来,还扯了些荒草垫在底下,半坐半躺着休息起来,居然还睡着了。这对于一个胃癌晚期经常疼痛得彻夜睡不好觉的病人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享受。觉醒后,他扶着石头站起身来,就在那个时候他看见一个身影嗷嗷叫着往山下跑,他一眼认出那是酒鬼陶二。

  当时是十月初头的日子。十月初一也是给祖宗上坟的日子,照例是有剩酒的,这才是陶二的节日,但他被二叔不合时宜的打扮和不期而遇吓坏了。二叔叫住他说,“老陶,我还没死呢,过来咱俩抽根烟吧。”陶二抱住一棵树作掩护,说:“我知道你还没死,可你快死了,快死的人都提前变成鬼到阎王爷那边报到的,再说你穿的衣裳我从来没见过,我哪知道你不是鬼?”二叔说:“鬼话你能听得懂?你还是过来吧,要不我真变成鬼可不会放过你,你忘了当年对不起我的事了吧?”陶二说:“行,我这就过去,咱可说好了,以后你到那边别记我仇啊。”二叔说:“你过来,我就不记你仇,反正你早晚也得过去,咱俩还是好朋友。”陶二过来后,二叔给他让了个地方,两个人紧挨着坐下,二叔给他点上烟,陶二从怀里掏出半瓶酒递给二叔,二叔说这种酒我不喝,陶二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他俩就这么聊起天来,像他们喝着酒唱“陶家有个陶二,马家有个马二”的融洽时光。

  从出院到去世,二叔坚持了八个月,终于没熬过春节,我是在新兵连的春节晚会后接到他去世的消息的。我爹在信中说了他临终的一些事情,包括葬礼的规模、全村人通过奠仪的方式表达对二叔人品的认可;说他的墓地是自己选的,就在我家祖坟下方一块石头底下;还说,二叔很高兴的一件事是,我当兵前写的一首诗在市报发表了,他在床上读了好多遍,一边流泪一边笑。我爹还把那张报纸随信寄给了我。那首叫《致一棵柿树》的小诗是这样写的:

  那棵柿树,就是一个缩微的宇宙

  每一颗果实,就是一粒星球

  我无数次地计算这些星球的数量

  却从来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如同宇宙不断的运动和变迁

  即使叶子落尽,它们仍然顽强地挂在枝头

  哪怕果肉柔软到极致,化为一汪橙色汁液

  它们仍然保持着浑圆的尊严

  我知道,它们是在寻找光年外对应的星体

  我同样知道,它们终将跌落而归于泥土

  它们终将在这个世界留下自己的轨迹

  那些鲜血的颜色

  和炽热的火焰

  一样把宇宙的夜空照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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