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

　　参加一个有关艺术理论的研讨会，我的神经没能坚持下去，下午提早溜出会场，晚上约好燕迪见面。

　　因为对上海地铁不熟，看着还有时间，我就决定在小时候长大的附近，找个出口随便走走。我在十号线新天地下车，看到马当路/淡水路和合肥路两个出口。这些路名都是记忆里面的文字。我在两个出口之间犹豫，这崭新的车站，这熟悉而又遥远的路名，我恍恍惚惚，不知不觉从合肥路出口出来。我站在这个似熟非熟的街角，新的模样、旧的影子，眼前是个时空世纪的断裂，心里不免一阵悬空的惆怅。我回国很少能有机会一人来此闲逛，现在突然站在儿时长大的街角，我一时徘徊，不知所措，凭着模糊的记忆，在树杈街角之间寻找遥远的连接。我每走一步，感觉凝重却又轻飘，犹豫不决但又兴致勃勃，好像梦游之中留恋，生怕会被突然惊醒中断，担心戳破珍藏多年的回忆薄膜。我不知怎么来到合肥路和淡水路的交叉路口，我四处张望，前面是以前合肥路648号的家，后门出来是韬奋纪念馆所在的万宜坊。当年院子里面有棵无花果和棕榈树，现在都没了。那是青少年的岁月，我曾在被窝里面打着手电，迷恋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昏暗的小屋，汗流浃背、短裤光身，身心满是韵律地读唱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我被拜伦《唐璜》里的人物搞得神魂颠倒。我为雨果的豪言壮语和激动人心的故事流泪神往。那是我疯魔阅读的岁月梦游，我把所有能够搞到手的古今中外文字全部拿来阅读一遍。我的小屋也是朋友们不分日夜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聚在一处，关灯聆听唱片，高谈阔论读书心得，或者挤在一起画画写生。

　　据说合肥路这段的房子和从徐家汇搬过来的震旦学院有关。不知是前面四幢房子没和后来的街道规划拉平，还是有意的设计，四幢房子组成一个斜角的段落，第一幢的花园最小，第四幢的花园最大。合肥路的这段房子都以这个模式建造，整条马路的房子锯齿形状一路排开，加上大小不等的花园里面绿色植物高低交错，一眼望去趣味横生、生机盎然。重庆南路修建南北高架的时候，第一幢650号被拆除，648号变成合肥路西段第一幢房子。

　　“文革”期间，我家西成里的房子被没收，我哥搬到合肥路另一头的一个阁楼里面。哥哥那里有群和他同龄的文艺青年，有段时间，我常去那里听他们海阔天空。记得那时我十五岁左右，妈妈过世之后，我的人生经历了不少风波，当时突然醒悟过来，有种强烈的愿望要学音乐。这事对我来说，是前面已经错过的命运契机，加上家里已经不是过去的环境，琴也不知去向，能教我的妈妈也已不在人世。因为当时闹着要学音乐，哥哥陪我去第一百货商店看琴，我的记忆之中，卖乐器的柜台几乎空荡无物，架上有个八贝司的红色小手风琴，人民币是一百零八元，我一直没有忘记那个价格，当时自己几乎分文不名，所以只好眼巴巴看着服务员把手风琴放回架上。那段时间我是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不管如何想方设法，就是没有一点出路。更让我绝望的是，童年万事俱全的时候，自己不求上进，少年醒悟过来，却是环境条件全无。最后在我哥的劝导之下，跟了哥哥朋友群里的一位学画。那时我对艺术并不认真，只是觉得随便画画不难，而且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个读书狂和音乐迷，我们两人一拍即合。在我以后的成长过程之中，画画老师和他周围的朋友，给我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人文环境。

　　由此，时间的错差和时代的命运终于把我一生发展的道路完全改变。我这一辈子也就永远途经视觉艺术活在音乐艺术里面。也许我的童年真有一点音乐能力和感知，刚进小学，我就进了学校经常外出的演艺团队。小时候什么也不懂，当时对音乐没有特别爱好，只是觉得音乐好玩而且特别容易。无论是演唱还是乐器，只要稍学一段时间，我就可以上场胡混。团队的课外音乐训练很多，但是每次训练，我都心不在焉。记得一次听音，我坐在窗台听着外面树上跳来跳去的鸟叫，突然听见老师叫我名字，慌慌张张回头，没动脑子随便答了老师问题。训练结束之后，老师把我留下，我想这下完了。其他同学离开之后，老师把我叫到身边，但是似乎没有责备我的意思。他让我靠近一点，问我为什么对音乐没有兴趣。我随口回答：“没有呀。”老师说：“你这小孩真真不懂事，你有能力，可你自己一点也不珍惜。别人需要苦练，你却不用。这是你的才能，但你这样不要，把自己糟蹋了，我都为你难受。”我听了难过，不是因为老师责怪，而是因为老师一片好心善意。老师数落我，但没有责备我的意思，我不知道音乐除了好玩还有什么，我也不傻，老师的心我知道，我因为老师难过，觉得对不起老师，但是究竟对不起什么，自己并不清楚，因为那个时候，音乐还在我的身体里面睡觉，几年之后绝望无路的我，当时半个影子还都没有。

　　我懂事很晚，母亲去世之前， 我的童年一直是在懵懵懂懂的梦中度过的，母亲去世那天我才突然从梦中醒来。因为家庭的保护和母亲的溺爱，我的童年几乎与世隔绝。当时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是五年全日制的特殊小学，学校向学生灌输小圈子的精英思想概念，不鼓励随便和人交往。学校选择招生，我同学里面没有一个隔壁邻居的小孩。再加上家里不让我随便和邻居小孩交往，邻居里面有几个我父母可以接受的家庭，大都是阴森古老的感觉，我不喜欢也就不再去玩。我的日常生活，除了几个同班同学之外，和外界没有什么联系。童年的我是关在笼子里的鸟，优越的生活环境让我没有半点要飞的愿望。我的爸妈特别奇怪，他们从来不问我的功课，不逼迫也不奖励，他们从不夸我，也不鼓励小孩出人头地。我在学校也是开开心心、若即若离，甚至有半年被莫名其妙拖去电影里面跑龙套。演艺团队里，我是一个奇怪的角色，被老师支来支去，什么地方缺人，就顶什么角色。我在家里是个活宝，在学校是个玩具，大家觉得好玩，我也不在意。反正没人逼我压我，我自己也没一点上进心。对我来说，一切夸奖、好事都没什么特殊意义。自己当时并不懂事，音乐对我可有可无，所以听着音乐老师夸奖责备，内容似乎和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我心里满是柔软的内疚和歉意，我看着老师，心里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让老师高興。“你能告诉我你爸妈的工作吗？”老师的问话打断我的乱想胡思。我告诉老师：妈妈音乐老师，爸爸牙科医生。“你妈妈是音乐老师？她也弹琴？” 我仰起脸，点点头。老师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我说呢！”他在椅子凌乱的音乐室里来回踱步，我从来没有觉得妈妈这词可以和音乐分开，我的眼睛跟着老师晃来晃去，不知自己的回答有什么问题。我没有特别“喜欢”音乐，因为音乐没有什么特别，音乐是家里日常生活一个部分。妈妈弹琴的时候，我常靠在她的身边，好像琴声是从妈妈身上传给我的。我偶尔也会坐到琴凳上面胡乱几下，妈妈总是笑笑，但是从不鼓励。有时我家晚上把天井的门也关上，妈弹琴，哥吹笛，我呢，凭着童音乱叫一气，爸爸最得意，因为他是唯一的观众。“我要找你妈妈谈谈，”老师停下脚步，站在我的面前，从上看着我，“你不用担心，我不告你状。”老师随后补上一句。

　　几天之后，妈妈来到音乐教室，我对这次“谈判”记忆犹新。妈妈坐在琴凳一端，抱我依在她的身前。我们前面，音乐老师靠在门边。老师和妈妈像是熟识的朋友，他们说话愉快轻松，但是主题落在我的身上，气氛陡然变得紧张严肃。老师说了很多平时我没有在意的故事，他罗列我在音乐方面的能力，但是具体我没听懂。老师说我在浪费时间，我必须要有系统的训练，他要培养我，送我专门去学音乐。他说首先要我参加他在少年宫专为音乐特殊才能儿童安排的集训，然后直接去音乐学校学习。老师对妈妈说：“你不是普通家长，请你来不是为了说服你，而是和你商量如何能给这个孩子更好的学习音乐的环境。”老师说得起劲，可是妈妈却在一边静静摇头：“不，这不好。你说的我都知道，但这孩子不能去学音乐。”妈妈说话的时候把我抱住，好像谁会从她怀里突然夺走。老师急了：“大多数的孩子家庭缺乏音乐背景，家长没有音乐常识可以理解，然而事实上，所有家长都会为了自己孩子能有这样机会高兴。我不能想象，你自己搞音乐，却要阻止孩子学习音乐。”老师稍稍停顿一下，然后缓和一点口气：“这孩子的音乐天赋你不会不知道，音乐能力的培养机不可失，这也不用我来向你解释，你现在不给他，不是耽搁这孩子？”接着，他们两人争执起来，而且说话越来越快，妈妈把我越抱越紧。最后妈妈突然泄气把我放开，我转过身来，妈妈有气无力问我：“你呢？你要去吗？”妈妈和我之近，她的每个动态手势，我都一清二楚，就是说不出来。我能体会妈妈挣扎的感觉，我突然发现自己对于音乐的轻而易举，都是妈妈身体的延续。我的直感，妈妈就是音乐，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要把自己撕成两半。我的脑勺发热，因为感觉老师也在看我，我能体会老师好心，他为我急，尽管不知道急的什么。我喜欢妈妈，也要老师高兴，可是他们两个吵架争执，电流交错撞在我的身上，让我不知所措。妈妈本能地把我拉进怀里，我的手臂勾住妈妈脖子，她的心跳和我撞在一起，妈妈就是音乐感知，之间没有半点隔阂。我说不出话来，我多么希望老师和妈妈能像先前那样，高高兴兴不要争吵。我知道妈妈身体里的音乐和我不会分开，我本能感觉妈妈的纠结和音乐无关，妈妈心里没有阻止音乐和我的关系。我在妈妈肩上点头承诺，妈妈把我抱得很紧很紧，最后叹了口气说：“好吧，就让这孩子去吧，我这孩子交你了，但是你要答应我，”妈妈左手压住我依在她肩上的脑袋继续说，“我不希望他最后真的去搞音乐，他还小。”老师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们现在只是把他原有的天赋还他，我们也只能做到这些，以后还是看他自己。”妈妈把我轻轻推开，她从侧面看我，我俩面面相觑，我知道这场风雨已经过去。

　　对我来说，这可能就是我一生重要的转折点，尤其从我今天对于音乐的本能感知，我的音乐生涯也许就此注定。但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远比音乐老师的慧眼和果断更加强硬无理，也比妈妈的自我挣扎更加神秘莫测。那是“文革”前夕，我才不到九岁，妈妈一年之后撒手人寰，我的音乐集训没有几次，“文革”潮流淹没一切，我的音乐教育也就从此变为一场终身的遗憾梦景。

　　现在多年过去，我开始体会了解妈妈当年的苦心。父母不是傻瓜，更不说妈妈和我的关系，我的特点她会不知？孩子的文艺小伎俩轻而易举，家常的音乐是游戏，但是父母不会为此“鼓励”孩子出人头地。我的父母不想让我掉进中国孩童拔尖的机制中去，更没把我推出去“发展”出名。妈妈不让我学音乐不是音乐没有出路。当年家计尚好，没有这种顾虑。妈妈也是学医出身，自己不务正业去玩音乐，所以也没艺人低下的概念。妈妈也许对我过分小心保护。如果当时我有一点聪明伶俐，那是她的私藏家珍。妈妈把什么危险都为我想到了，就是没有保住自己。多年以后绕了一个圈子，我突然醒悟过来，用我爸爸的话，最后还是我妈艺术细胞起了作用。我以前总是抱怨当年妈妈没有早早让我学习音乐，但是没有想到小小年纪一出风头，哪里还有今天。

　　今天淡水路是如此微不足道的平常，但是对我来说，它是连接这个奇特故事的必经之路。我的右手复兴中路方向，顺着淡水路，西成里90号是我家的一个住处，我的童年基本在那里度过。儿时的记忆零星碎片，躲在往事的水气尘雾里面，所有关于妈妈温馨亲近的感觉，女性的神性和美的超越就在那时注入我的身心。西成里石库门的清新洁净，天井花坛内的花草无语，水池里面金鱼悠闲无声。冬日晨光的清澈明丽，透过天井的门窗玻璃，斜在前厅的条纹地板上面。茶几上面青蓝的玻璃花瓶和冬梅的粉色俊冷艳丽，以及两边对称的椅子，妈妈飘来飘去的身影，是半透明的水彩叠影。妈妈的洁癖像是精灵的气息，洋溢在屋内空气的每个角落。这种丝绸般的透明通透和无微不至的溺爱温存，让我生性变得敏感懦弱。我常一人静静旁观周围几乎不动的环境，呆呆看着透明玻璃折射出来的光明，在阳光闪烁的间隙，看到黑暗恐怖的阴影。这种突然勾魂摄魄的恐惧，我小时候常有，而且每次记忆刻骨铭心。所以，我特别害怕空灵轻盈的美丽神奇，因为突然失去的恐惧总是让我冷汗一身。我不知道尼采说的是真是假，以我自己童年的直观，那是人生有限和无限的荒凉绝境。奇怪的是，我的童年没有风波，不知为何小小年纪会有如此绝望的悲凉感知，也许那是生来的宿命——和我如此亲近的妈妈突然一天就此撒手而去——曾经切身体验的具体实际从未有过。

　　我还是站在这个路口，淡水路的感觉比我记忆更窄更小，儿时的影子在我眼前飘来晃去。人行道上，看到一群小学生欢蹦乱跳放学回家，他们一时兴起，跑去帮助路旁工人搬运石块，但是不知哪个孩子一不小心，一块石头向我这边飞来，让我左眼从此留下终身疤痕——那是半个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具体地点就是现在右手路边。我的眼光长时间停在那个点上，路上两个小孩挽着手臂，缓缓进入我的视野，随后慢慢离开我的視线，我的目光还在那里傻呆，但是脑子里面闪过一个哲理的画面，那是半个世纪的动态静止，人生是张陈旧不变的面目，也是一个转眼即逝的影子。

　　我的左手，是去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方向。我终于挪开脚步，左拐向南走去，沿着以前上学下学一路玩耍的淡水路，去看那所曾经一度闻名上海的小学。那时淡水路左边是家钢铁厂，右边满街堆着厂里生锈的产品。有时调皮，我就会走在比人还高的铁堆上面，一路攀爬跳跃过去。现在这段马路今非昔比，工业品的堆积没了，当年的厂房已经变为昂贵时髦的小区。我都很难想象，以前的一中心小学，今天会是什么模样。我独自没有目的走在小时候熟悉的马路上面，往事的回忆满街都是。我回上海多次，但是只有今天，我才真正感觉回了上海。我一路慢走，脑子里面全是儿时一路调皮捣蛋的影子。

　　短短一条马路，我东张西望走走停停，好像我在拖延世纪倒计的时辰，有意要把半个世纪的岁月，全都塞进有限的步履。我心里矛盾，一面想看记忆中的过去，心里知道过去不会再有，一面希望知道变化的现在，但是又怕往事不再的失落。庆幸的是，这里的马路没被开扩重建，这个地区多少保留原来的模样，我在国外生活三十多年，一直躲在纽约就是因为留恋上海以前马路小街的环境。

　　很多年来，我常在脑子里面回想小学周围的环境和在淡水路上的位置。我知道现在学校面目一定不同，所以告诫自己不要先入为主。我找到学校大概位置，走入一个类似的大门，以前的方位感觉没错，但是这里不像是个学校。操场的模样隐约还在，只是感觉小了很多。两层教室的楼面依稀可辨，以前美丽铮亮的玻璃教室被粗暴地改建成为简陋的临时住宅。大门两端的建筑通道似乎还在，我能看到小时候的自己从通道一边跑到另一边老师办公室的身影。周围一切那么简陋，我止不住感叹，无论之前多少心理准备，还是不免触目惊心。我正在出神，突然发现自己站在停车的木栏之前，一个保安用奇怪的眼光看我。这时我才发现，我们以前满场乱跑踢球的草地，现在变成了水泥停车场。我想进去看看，但是保安用恶狠狠的目光阻止了我。我退出大门，看看建国中路就在街角边上，我的记忆清楚，小学离开建国中路还有一点距离。难道小学没了？我不信，因为最近我从一位年轻编辑那里得知，一中心小学还在，可是这个年头，什么都有可能。我有点失望，但是没走几步，就在建国中路转角之前，看到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中心小学”牌子。以前“卢湾区第一中心小学”的名字改了，因为卢湾区并入黄浦区，想来这个学校历史重要，今天的小孩不会知道以前上海有个卢湾区，但是因为这个小学以前的名声，“卢湾”两字就此遗留下来——这就是历史的延续和痕迹。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中心小学是新造的校区，从外表来看，它和现在其他学校没有什么不同。这是周日下午，学校自然不开。我站在铁门外面看得出神。校园操场前面有个音乐室或舞蹈房，里面有架三角钢琴。我想，如果今天重新投世，再回这里上学，音乐老师会不会像当年那样为我着急？我看一边警卫室里有人，就问能不能进去看看。“不行！”这也是预期的回答，但我并不甘心：“五十年前我在这里上过学。”我希望能够打动他们，另一位保安探出头来：“这不是原址。”“我知道。”我说。“那也不行。”回答依然坚定，我只好作罢。

　　我向右拐，走上建国中路。以前过了建国中路南段，街景就会渐趋陈旧破落。建国中路基本没变，我在人行道上左让右拐，和行人擦肩勉强可过。人行道上狭隘的感觉，也许是以前没有商店摊贩的缘故。

　　我走得很慢，这也是一段历史的漫游。妈妈过世之后，我从一个娇生惯养的乖巧孩子，变成跟着一群哥哥姐姐流浪街头的野孩子。小学班主任余凤娟老师发现之后，便主动担当我的监护人。她和爸爸说好，我进校出校，离家回家，都要他们两人签时记到。我在学校，除了上课之外，余老师总是把我带在身边，老师办公桌对面，就是我做回家作业的桌子。这样一来，放学之后，我要么在老师办公室做功课，要么和同班好友顾伟创打乒乓球。学校出来之后，我直接就去爸爸医院，晚饭医院食堂解决，然后爸爸带我一起回家。如果医院全体职工晚上开会学习，我就不得不坐在会议厅里一起折腾到夜晚。也是这个原因，我变成爸爸医院里的一个特殊成员。现在想来可能因为爸爸的人缘和他倒霉的经历，医院所有叔叔阿姨都把我当作自己的孩子。那时医院就是我的家，我闲不住，医院每个角落都会去玩。从楼下厨房到楼上人事科财务室，从打针间到X光暗室，门诊科室更是我常去的地方。中医科室有点昏暗，拥挤的病人满屋都是，但是推拿却在一个清净的小屋里面，推拿的阿姨力大无比，病人被她整得嗷嗷亂叫，完了还要感谢不已。内科病人最多，在二楼明亮的大厅里面，内科医生好几个，但是他们全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我不喜欢病房，那里有种说不出的窒息感觉。五官科的病人不多，我常去那里，五官科的医生阿姨特别温柔漂亮，一边陪她说话，一边玩她桌子对面的转椅。我最喜欢的是外科，外科主任华医生是爸爸的好朋友，他高大漂亮，而且脑子飞快。他说话简练，动作果断。外科非常繁忙，我在一边看熟了，人手不够的时候，护士阿姨让我帮助她们给病人换药。有一次，我还被允许进入手术室观看手术的整个过程，现在想来真真不可思议，一个小孩怎么能在医院如此随便胡闹。更过分的是，我还去药房帮忙，药房的窗口太高，我只好跪在椅子上面给人发药。我在医院没有一点拘谨害怕的感觉，后来没去学医，连我爸爸都很奇怪。现在，我走在这条放学去医院的路上，回忆像是潮水一般，这个世上真的还是好人很多，我都不知道今天他们都在哪里，多么希望今天能够找到他们，告诉他们自己由衷感激的心情。

　　那时，从学校去医院，我喜欢走建国中路背后的建德路。那是一条高墙狭窄的小路，平时几乎没人，一边思南路的转角，红墙高筑的背后，记得有少教所，顺着建德路，好像二医养着做实验的动物。这里有种奇特的安静，但是每次路过都会引出一片狗叫。没人的时候，我会手舞足蹈自唱自乐，建德路是我自由自在的场所，更是可以和起伏不断的狗叫一起引吭高歌。

　　瑞金中路也以建国中路为界，北面和南端原先完全两个景象。从建国中路向南转入瑞金中路，街面开始凌乱起来。记得当时打浦桥有点坡度的心理感觉，走到“顶端”，就是市区的边缘，不知是我的记忆混乱还是感觉的错差，那时打浦桥的南端好像没有打通。

　　转眼就是打浦桥了。现在打浦桥豁然开阔，不是以前拥挤破落的样子。我回上海多次，每次一定来看燕迪，而且还在他们家里住过。燕迪搬到打浦桥之后，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一点也没看到小时候打浦桥的影子。我离开多年，对于上海的巨大变化，早就习以为常，我回上海很少旧地重游，更没留恋往事的情怀，对我来说，上海是个前世曾经的城市，对于记忆的错觉误差，我是通常回避不想。可是今天不同，我从打浦桥的另一端，从陈旧的历史街头漫步过来，压缩的历史和往事的叠影，犹如穿越世纪的云雾，重叠弥漫的旧影里面，显出一幅欣欣向荣的画面。沿着瑞金中路，走向肇嘉浜路，变迁错位的感觉特别强烈。这里曾经的路人街景，这里有过的环境人气，眼下完全不同的人群，中间夹着纽约的马路，我通过纽约的现实切割上海的今昔。三十多年之前，我离开往事萦绕的打浦桥；三十多年之后，我在畅通开阔的打浦桥迷路。我从机场到地铁，再从九号线打浦桥站出来，打浦桥的概念和我的记忆没有关系，它可以是任何名字，就不是记忆中的打浦桥。和燕迪一起从他家出来，我们很少穿过肇嘉浜路，更没有一起走过昔日打浦桥北边的街道，从我的角度，打浦桥的南北两个环境，打浦桥的概念两个世界。我在大学时代结识燕迪，师院是他和我人生的重新开始，他从青海来，我从海丰来，之前似乎另是一条性命。今天穿过肇嘉浜路北行，时空断裂的拼贴错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感官世界，就像当年瑞金二路北端过来，打浦桥也是另外一番街景，也只有今天，不是现代的交通工具，而是我自己的历史脚步，打通连接两个时代的隔阂和界限，把这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打浦桥衔接起来。也许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新旧“打浦桥”的反差对比，给我如此深刻的印象和感觉。在我穿过宽阔的肇嘉浜路之前，回头再看看自己历史的脚印，我很难确定，半个世纪的时空是真是假。

　　复兴公园

　　因为黄韬曾住在我从小长大的街区，一天他约我和林晖一起逛街。我们约好傍晚在复兴公园门口见面。借此机会，我决定下午提前先去复兴公园看看。复兴公园是我长大成人的中心地带。不管几次搬家，结果都在复兴公园附近。以前回国，曾经多次路过复兴中路，隔着公园围墙，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好奇幻想，但我一直不敢进去，生怕毁掉多年积攒下来的美好记忆。

　　我小心翼翼步入公园，门口两条岔道依然，右手是南北向的公园大道，左手是弯曲通幽的树荫小径。距离我上一回光顾这里，大约四十年之久。记得小时候我们几个孩子没钱想去公园，找了一个偏僻的地方翻墙进去，不料还是被公园管理人员逮住，最后全部押送回家罚钱。我记得清楚，当时罚款五毛，公园门票五分。

　　小时候的记忆里，复兴公园非常有趣，公园每个角落都有可玩的地方。树丛背后的阴影幽静，花坛上的五彩缤纷，有些花蕊可以放在嘴里，鼻子就是一股清甜的香味。斑驳的梧桐树皮上面，满是奇奇怪怪的图案花纹，地上天上各种不同的鸟类昆虫，从蚯蚓到蜘蛛，从知了到一种我们叫作“海陆空”的飞虫，从俏皮的麻雀到水中禽鸟。最有趣的还是公园的湖泊，杨柳的婀娜飘逸多姿不是书上读来的知识，而是不断撩拨水面的柳枝印在心里的动态画面。如果爸妈允许，我可以蹲在湖边石头上玩水，和水中蝌蚪、小鱼游戏，最后搞得满身是水。妈妈最最怕脏，我的调皮多少有点无伤大雅的恶作剧，因为这样可以让喜欢安静的妈妈忙碌不停。几年以后，爸爸看我那么着迷，就托朋友帮我搞来金丝鱼和孔雀鱼。“文革”期间不提倡养鱼，但是爸爸还是通过朋友，帮我弄来很多漂亮的热带鱼。有时看到爸爸回家，自行车上吊着一个晃荡小瓶，我就特别兴奋。有了鱼缸之后，我常待在鱼缸前面，目不转睛盯着来往穿梭的小鱼，咂摸它们一举一动的形态，编织它们和我的故事。

　　我从左边拐入公园，因为这是以前习惯的途径，也是因为湖水的缘故。没走几步，我就看到自己喜爱的“湖泊”，可惜如今“湖水”几乎干枯。这湖小得可怜，我想就是依据儿时的尺度比例，这湖也不会小到这个地步。一边湖水干枯见底，歪歪扭扭挤着一堆枯萎的植物。我不敢在此多留，希望多少还能保留一点以前的印象。尽管我的记忆不一定可靠，但是家里有湖边照片为证。因为爸爸喜欢拍照，家里照相簿里，多少留有一点复兴公园当年的景色——如果我们这个散失的家庭还有一点痕迹，复兴公园算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连接。

　　我沿着小路继续走去，迎面几堆下棋的老人。我画画的启蒙老师曾经通过写生速写决定是否收我。当时对我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一，我最怕别人看我画画；第二，人的动态不定，很难抓住要害。当时师生之间没有半点功利目的，老师愿意收你是对你的器重，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老师收不收你，一般需要一段观望时间。开始几个月，老师要我每个星期交他一袋写生速写。为了这个作业，我每天要来复兴公园画速写，因为下棋的人群基本不动，所以他们是我最好的对象。一个星期下来，我带上装满速写的口袋去见老师。老师接过口袋，从中取出几张略看一下，随后就把一口袋的速写倒入垃圾桶里。“好了，”老师把口袋还我，不动声色地说，“下星期再给我一袋。”这样幾个月下来，老师正式收我为学生。当时穷得有时连纸和笔都买不起，现在想来，如果没有老师的鼓励帮助，大概不会坚持下来。那时我对画画还是三心二意，因为心里老是惦记着去学音乐。

　　现在眼前这群下棋的“老人”，当年一定都是身强力壮的青年。可是今天他们围成一团下棋的姿态和当年的老人没有不同。今天的区别不是下棋和围观的人群，而是周围的环境。下棋的场所通常有种神秘的安静，以前有郁郁葱葱的常青树环绕四周，下棋和围观的人再多，无声的较量之中，偶然爆出一声感叹，打破寂静肃穆的紧张气氛。我看着这些既熟悉又不熟悉的背影，不知是那忧郁的景象还是我的怀旧伤感，现在我可以随意图画他们，但是我却一点没有愿望。

　　我离开下棋的人群，继续往前。公园变化真的很大，要不是我在尽力寻找以前的蛛丝马迹，这个公园没有什么特别。复兴公园显然曾被多次调整，整个公园缺乏总体统一设计，重新建造的部分，装潢修饰过分，一本正经的模样，让人感觉多此一举。这倒也就算了，让人感觉古怪的是，周围极不相称的萧条凌乱，好像没有整治的地方有意任其荒废败落。

　　我不喜欢自己悲观失望的心绪。这是一个微带凉意的初春、阳光明媚的上海下午，我坐在公园横向大道的椅子上面，舒适的阳光和凉爽的春意，让我感觉到白日梦的轻盈迷茫。眼前彩色风景背景上面，浮出半透明的褪色影像，那是爸爸妈妈的投影淡淡飘过公园草地。这是阳光明丽之中魅魂显身，也是天真烂漫里的忧郁寡欢。我觉得眼前的画面，有点类似自己以前做过的投影作品。公园草地上面，玩彩色气球的女孩，粉红的身影来回奔跑，偶尔扰乱薄雾的阴影，棕色陈旧的人影翩翩，犹如春风携带的烟云，渐渐渗入三度空间的现实里面。我看到一家四口在逛公园，爸爸拿着相机左右比画，前后奔跑，照相机挤着他那嘴角特有的笑容；我是那么幼小，拉着妈妈的衣角不住回头，好像生怕背后什么突然发生；哥哥穿着一套西装，一本正经迈着脚上锃亮的皮鞋，他挺着胸膛，一副小大人的模样，煞有介事走在前面领路。作者与母亲、哥哥的合影，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复兴公园的照片

　　我在椅子上面坐了很长时间，感觉过去今天的时空交错并列，公园里的百年梧桐丝毫未变，它们姿态还是那么奇特怪谲，舞姿还是那么鬼气妖艳，色彩还是那么迷人可爱。它们和我一样默默无声，旁观这里世纪的曾经和时间的将来。它们是时空的见证，今天是从前的将来，明天是过去的今天。我突然发现，公园周围的一切因为梧桐复活苏醒。正是因为这些梧桐树的存在，复兴公园魂魄依然，复兴公园生态还在，复兴公园春天醒来，复兴公园什么都没改变。

　　二○一九年四月于纽约

　　本文收入《拾穗》，赵穗康著，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