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莹

　　二○二二年的夏日，暑气难耐，江南的大片土地都笼罩在高温之中。一直以来，杭州并不是避暑的绝佳选择，西湖带来的湿气营造了更高的体感温度。不过，每次只要驶入南山路的林荫大道，随风飘来的西湖美景总是让我即刻将烦心事抛诸脑后，由衷感叹人间美好。清晨的涌金门、傍晚的集贤亭、晴日的水光潋滟、雨天的山峦氤氲，自古以来人们对杭州的赞誉体现在诸多诗歌文学作品中。杭州的美總是与人文景观紧密相连，而有一个可爱的人儿则是无人不晓的，那就是苏轼。我走过很多遍苏堤，苏轼的纪念馆也拜访过多次，意外的是，这次在入住地展开了另一段奇妙的寻苏之旅。花家山庄

　　一

　　我们入住的花家山庄位于三台山路，属于浙江省外办下属的宾馆，在G20会议期间曾承接国家重大外事接待任务。三台山路沿线有很多为人熟知的景点，武状元坊、浴鹄湾、乌龟谭、于谦祠（在此处搭船可以游览西湖里湖）；也有很多游客一般不会注意到的地方，比如纪念黄公望在此结庐隐居的子久草堂、千年古树法相寺唐樟、作为文化庙重修的慧因高丽寺等。

　　花家山庄实际位于半山，绿化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山庄内有三栋主建筑，一号楼（桂花楼）和三号楼（水仙楼）前均有大片的草坪，二号楼（杜鹃楼）面对一汪池水，连接池水的是被命名为“雅谷泉”的一掬泉水，该泉水出自惠因涧（通“慧因涧”），亦属于西湖湖水的来源之一。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曾在自己的《龙井题名记》中提到，“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涧”。根据西湖相关文史资料的记录，惠因涧又称“铁窗棂洞”，这一富有想象力的名字激起了我的兴趣，后来我在明代李翥所著《慧因寺志》中找到了答案，“慧因涧上游有穴，蛟藏其中为人患，故以铁棂嵌石拒蛟，令水自棂出”。原来是这样一般有着神话典故的称呼。据我的观察，雅谷泉水压并不大，每日的喷薄程度不尽相同。泉边立有石碑书写其历史脉络，也有警示牌提醒游客勿擅自取水，理由是水中含钙量过高，不适合直接饮用。不过，后来我还是喝到了泉水。酒店前台准备了一款特制的冷萃茶，以雅谷泉泉水直接冲泡西湖龙井，只在上午时段供应。酌上一口，硬水的特征明显。

　　雅谷泉边的绿植生长尤其富有活力，叶片似乎泛着油亮，其间昆虫也十分活跃，一不留神就会在身上留下一些印记。顺着泉水而上是一个水质检测的亭子，一直连接着上山之路。泉水的另一侧是山庄内最新的建筑、建成于二十世纪末的三号楼。三号楼与二号楼隔着那一汪池水相望，而池水的北面暨三号楼的南面有一个古朴的四角亭，牌匾上为赵朴初先生所题“东坡亭”。凡在杭州遇到与苏轼有关的一切，都不会有任何违和感。不过，亭内伫立的东坡居士风格与西湖边的皆不相同。没有髯须仰天，没有衣袖拂动，而是一位双手执笏、保持毕恭毕敬站姿的子瞻！一眼就能看出石像原先曾裂成三段，鼻梁下方的裂痕尤为明显，好在拼接完好，人物的整体气韵并未受到影响。内侧的亭柱上刻有诗句，“垂老舍身依古寺，长留真相在西湖”，外侧则是明代杨慎《苏祠怀古》中的两句“岷峨淩云掞天藻，江汉流汤驱砚涛”，由周而复所书。无论从何种角度拍摄东坡亭，都会有一抹枫叶进入镜头。

　　二

　　我们抵达杭州的第二天，需完成“三天两检”。距离山庄最近的核酸检测点要沿山上行一千米左右。在这段路途中间，我们被“慧因高丽寺”的指示牌吸引，便顺道进入。后来才知道，这里是一个颇为小众的打卡景点，我们去的那天恰是景点重新开放的第一天。各种机缘巧合，似乎已经在冥冥之中向我暗示着什么。这是一个极其古朴宁静的场所，让我印象深刻的植物是无处不在的枫叶，还有赵孟頫书写的“传灯”二字。置身其中，会让人产生一种美妙的时空静止感，没有喧嚣人流，没有升腾的烟雾，也没有遇到一个僧侣。寺庙的空间布局由三条轴线组成：沿中轴线为照壁、天王殿、放生池、大雄殿、轮藏殿、华严经藏经阁等；中轴线右侧为钟楼、方丈室、禅堂、僧寮、碑廊等；中轴线左侧为伽蓝殿、碑廊、香积橱、斋堂、涤池、僧寮等。让我流连忘返的是慧因湖书院。书院并不主动迎客，门是半掩的，用一组屏风挡着，屏风上印着“宋风十二事”“苏东坡的下午茶”等文案。建筑的上方挂着“伽蓝殿”的匾额，侧面摆了一把油纸伞和“慧因湖书院”字牌。透过木头格子的窗棂，可以瞥见内部富有层次感的装饰。供奉伽蓝护法神的空间现在变成了茶室，原先伽蓝殿内的“镇石”仍安放在茶室的中心位置。这里也起着传播宋韵文化的作用，会根据不同的节气组织不同主题的研学品茗活动，比如宋代妆造、宋食雅趣、宋风雅学等，预订空间或参加活动的费用不菲。其内开辟成好几间独立的茶室，其中一间取名为“酌尘”的最得我心。东坡亭

　　慧因湖书院

　　慧因高丽寺于九二七年（后唐天成二年）由吴越王钱镠建造，称惠因院（慧因禅院）。一○八五年（北宋元丰八年），高丽国王文宗王徽的第四个儿子义天远涉重洋到杭州来求佛法，并随师父净源入住惠因院。义天归国后，将《华严经》三部一百七十卷赠予该寺，并捐资建造华严经藏经阁及菩萨像等，使寺庙名声大振，被誉为“华严第一道场”，并因而获得了“高丽寺”这一俗称。从北宋神宗到元末顺帝的三百多年间，惠因院一直颇为兴盛，也是宋元与高丽之间邦交往来和佛教交流的一个中心。元末明初，寺庙毁于战火。明嘉靖、万历时复兴，天启时修寺志一部。清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时，寺庙改名为“法云寺”。同治年间太平军激战致使寺庙损毁严重，到光绪初年，庙内建筑基本无存。根据当地人的口述记录，在清末民初还有过几间寺房，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时期用作食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曾改为茉莉花种植苗圃、锯木加工场等。可以确定的是，慧因高丽寺的遗址就在花家山庄内。

　　三

　　一九九六年二月初，花家山庄兴建三号楼，在施工中出土了一尊圆雕文官石像，连基座通高二点八米。据毛昭晰、史树青、孙达人、陈高华等专家们考证，于次年十月确认像主应是苏轼。此石像雕造年代应是明代或早于明代，这尊苏轼的石像是慧因高丽寺的伽蓝护法。

　　那苏轼缘何会成为护法？佛教有庞大的护法神体系，传入中国后，很多护法神便被中国化了。如四大天王变成了执掌风调雨顺之神，二金刚变成了哼哈二将。此外，在中国还出现了本土化的护法，关羽、苏东坡、祝允明都被奉为伽蓝神。我翻阅了很多资料，特别是浙江的文史研究者鲍志成先生的文字，他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开始对慧因高丽寺的旧址、苏东坡的护法石像等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考证。据明万历间寺僧说，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取寺左侧赤山之土筑堤，寺僧表示此乃破坏寺庙风水之行，万万不可，苏轼则立誓于佛前，愿在湖堤竣工之日（一说为死后）以身作伽蓝神。有关苏东坡作为寺庙的伽蓝护法的记载，在《宋人轶事汇编》中也有，说苏轼为杭州梵天寺的伽蓝神。不过，关于苏轼之所以成为高丽寺的伽蓝护法也有各种版本之说，比如是后世寺庙的僧侣对苏轼取土记恨在心，所以特地将之造像放置于此；也有人认为，取赤山之土纯属无稽之谈；还有一说是为了营造苏轼热爱和自愿保护慧因高丽寺的氛围。尽管当时苏轼蜚声高丽文坛，文学界人士对其推崇备至，苏轼本人对求法和捐经的高丽王子义天却颇不待见。义天在净源圆寂后，提出以金塔求舍利。苏东坡上奏折反对，建议宋哲宗“拒却金塔”“勿以贪示外夷”。苏轼的担心并非毫无凭据。高丽和北宋交往的一个目的是學习和引进宋朝先进的文化制度并获取经济利益。当时北宋制定了“联丽制辽”政策，反而使得高丽在错综的三国关系中能够更大化地追求自身利益。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苏轼一直对高丽保持着警惕。他曾先后向朝廷上书七篇奏议，反对密切宋与高丽的外交关系；直至晚年，他都仍坚持抵制高丽进奉的一贯立场。他和弟弟苏辙均强烈反对将书籍卖给高丽。苏轼在《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中指出：高丽必听命于契丹，并且“终必为北虏用？何也？虏足以致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这让我想起二○一七年随古籍保护研究院访问韩国古书街时的一个片段，在一家古书店里我们发现了大量中国的医学古籍，都是书店女主人父亲的收集的。我们提出希望采购一部分带回国内，女主人告诉我们，她很想出售，但按照韩国的法律，只要是出版年限超过三十年的书籍便不可“出国”。

　　关于苏东坡的护法像是否在北宋时期就已立在慧因高丽寺的伽蓝殿内，并没有相关的史料证据。最早的正式记载出现在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所修的《钱塘县志》中。史树青先生曾认为雕像是宋代作品，猜测是原来建在苏堤上的苏轼生祠里的苏轼像，在党争毁祠后被搬移过来。花家山庄东坡亭内侧立柱上的对联“垂老舍身依古寺，长留真相在西湖”便是对以上林林总总之谜团的一种态度。慧因高丽寺里的苏轼伽蓝护法像也引起了王水照先生的注意，他在一九九九年的学术文章《走进“苏海”—苏轼研究的几点反思》（也是《苏轼研究》一书的代序）中提到，苏轼身后流传其充当“伽蓝护法神”的故事属于苏轼接受史的问题，但苏轼本人是不会同意充当的，这也是一个颇为耐人寻思的现象。

　　四

　　这座雕像是全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苏东坡古代石像。不过，由于花家山庄工程建设的施工进程等原因，当时出土的是石像文物单件，并没有请专业单位对现场进行必要的考古挖掘。这一硬伤是造成日后对该像真实身份仍有存疑意见的根本原因。非常巧的是，藏书家、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研究员韦力先生也对这座石像兴趣浓厚。勤奋的韦力先生在二○一八年的寒冬和二○二○年的酷暑分别前往花家山庄的东坡亭实地调查，他本人对石像的身份持怀疑态度。一来他引用陈相强主编的《西湖之谜》中《“苏东坡石像”的假假真真》一文的观点，说石像很有可能是邵皇亲坟墓道上搬来的石翁仲之一。二来他从自己对苏轼体貌和服饰特征的认识入手，表示吻合度不尽完美。三来是他觉得花家山庄对于园内有苏轼石像一事非常低调，既没有明确的指示牌，也没有相关打东坡牌的营销活动，似乎暗指他们对石像身份的信心不足。鲍志成在一九九六年对苏东坡石像所作的考释中就否定了石像为石翁仲的可能性，他的依据是石像底座须弥座的特征（石翁仲底座一般采用榫卯套插）。关于花家山庄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东坡像一事，我想一方面因为石像在山庄内，山庄作为营业场所，不方便让大量游客进入。另一方面，山庄作为浙江省外办直接管理的空间，并不想以此为卖点。整段入住期间，我观察到的和苏轼有关的活动只有一个名为“东坡学堂”的亲子体验。

　　一九九八年，经浙江省文物局批准，杭州花家山庄在石雕像出土处择地建起“东坡亭”。二○○二年，杭州市开始复建慧因寺。由于寺庙的原址内有宾馆在驻，外有三台山村民房，不可能在专家们考证认定的原址中心地基上复建，只能到原址的外围，由杭州市政府划拨四十亩山地在六通宾馆（原六通寺旧址）的扩建储备基地上予以重建。这次复建，前后历经两年零七个月。

　　不过，围绕如何重建慧因寺，也出现了一些争论。首先是寺名问题。不少学者认为“高丽寺”只是俗称，“慧因禅院”才是正名，所以建议不采用俗称“高丽寺”而采用“慧因寺”。最终为了体现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流，也考虑到历史上俗称“高丽寺”的事实，定名为“慧因高丽寺”。关于寺庙的主体建筑风格，有不少韩国人在得知要重建高丽寺后，便提议以韩国建筑的特点重修。历史上的慧因寺为纯粹的中国寺庙，最终的重建方案基本参照明代画家李枝《古高丽寺图》的寺庙格局来布局和规划。根据杭州市园林管理局提供的慧因高丽寺建造方案，寺庙的建筑为仿宋建筑，但在院落的绿化配置上采用了韩国目前佛教寺庙的传统形式，以色叶的枫树和常绿的松树、香樟、桂花为主。根据当年的规划，拟建伽蓝殿。我们完全可以按逻辑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苏轼护法石像的发现才有了日后慧因高丽寺的复建。

　　可是，为何在慧因高丽寺中没有看到僧侣呢？原来这座寺庙的定位为“文化庙”，是具有宗教文化氛围和寺庙格局的佛教文化展示场所。它以宗教文化为基调，在尊重宗教基本布置和仪规的前提下，突出陈设和装饰的艺术效果，可在主要殿堂内举办临时性的宗教文化交流活动。简而言之，是糅合了宗教博物馆与佛寺特色的旅游景点。慧因高丽寺

　　入住花家山庄期间，每日早饭后，我都会在园内散步一圈，以各种方式拜会东坡亭。就在敲打键盘的这一刻，我的脑海中呼之欲出的一帧图像是住客正举起手机拍摄枫叶映衬下的东坡居士。我坐在二号楼前的池塘边，东坡亭的倒影在池水中若隐若现，阳光穿过树木的缝隙投射在亭角，微风中绿色的枫叶摇曳起来，我似乎瞥见了苏轼的一抹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