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如何演义》 李庆西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版

　　汉末三国，三国魏晋，历史折叠之处窝藏许多让人感兴趣的故事。我不是历史学者，只是因为研究《三国演义》这类“讲史小说”，不能不考索其中的历史情景。从文学叙事进入历史叙事，不是寻索所谓史实或真相，而是据以叙事角度比较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对二者异同之处加以辨析和领会，进而理解各自表述的旨趣。

　　三国是一个短促的历史过程，但环视其前后，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率廓然而现。从汉末诸镇纷争乱局演化为三国鼎峙，再到三国归晋，旋而八王之乱，然后是晋与十六国的长期割据。兵戎相见不仅为争夺土地与人口，亦是政治伦理的冲突。分合之际，天翻地覆，总是以血流漂杵方式宣示帷幄中的意志与谋略。这一切故事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文化存在，而历史的漶漫之处或是更容易打开想象的空间；倾聆史官和文人的兴废之叹，不同的声音里传递着不同的思维或理念。

　　将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参稽互证，不是什么新方法，从前就有考据本事的家数。从虚构文本中寻绎真人真事，即所谓“知人论世”。八卦钩沉，掺入几分揣想，又成索隐一派。尤其做《儒林外史》《红楼梦》研究，很多是这种套路。有人将考证本事视如西方文论所谓“原型批评”，其实不然，“原型”一般涉及神话隐喻，乃借以论证某些文学母题的本义及衍变，而不是将大观园内斗说成明珠、索额图的故事。不消说，这种寻绎本事的人肉手法也常用到《三国演义》研究，过去做曹操翻案文章，就是拿史著材料颠覆文学叙事，总以史家叙事为第一义。可在我看来，每一种文本自有其话语支撑，不妨研究各自表达的意义。

　　既然作为“讲史”，小说有它自己的讲法，哪怕是拧着讲，自有它拧着讲的道理。其实，历史在国人心灵之中从来就是带有情感的叙事与想象，而史家记述未必没有想象或情感因素。但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小说戏曲和宋元说话的三国，那个前后不过一百年的历史过程，不见得让人们产生那么大的兴趣。

　　三国研究对我个人来说，几乎是一个怀旧的话题。四十年前，做大学毕业论文时，选择的题目就是讨论《三国演义》的曹操形象。当时那篇论文有幸被《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以头条刊发，对于一个刚从本科毕业的年轻人自是很大的激励，之后又做了一篇阐釋《水浒传》主题思维的文章，也发表在那家刊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术风气以回归本体为要旨，我自然迷于成长性的文学创作，很快被当时风起云涌的新时期文学吸引，并没有将三国、水浒作为自己的功课继续专研。直到二十一世纪之初，才又回头探究《三国演义》和几部古典小说，这时思路已向历史文化和政治伦理几方面拓开。近年出版的《老读三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三国如何演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水浒十讲》（文汇出版社2020年）三种拙著，就是这一阶段研究成果。可是，写完三国那两本书，尚有若干讨论未尽的话题一直萦绕于心，亦逐渐形成一些新的思路，这便是收入本书的十一篇文章的写作缘起。

　　这些篇什都是最近两三年所作。与前面两书不同，这里主要探讨三国建政的政治伦理和历史机缘，尤其从蜀汉的角度去解析那种历史活动的合法性叙事。同样是梳理史家与小说家各自的叙事策略，更有意识地去解读这些故事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历史含义。

　　我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讲史小说”的《三国演义》为什么会是一种反历史叙事—三国之中最羸弱也最早出局的蜀汉，何以成为叙事主体，又怎样被注入担当正义的精神内涵？其实，从小说叙述的各个节点来看，故事并没有背离《三国志》给定的历史框架，人谓“七实三虚”，可谓不虚；可是陈寿的叙史法则明明以曹魏为正统，到了小说戏曲里偏生变成蜀汉的光荣叙事，这不能不让人掩卷深思。此中的反转不仅在于文学手段，亦可体会到，沉淀于民俗风习之中的历史感受更是重要因素。一种文化存在固然有其事实依据，但潜藏的情感和伦理意图不啻引导叙事方向的舵盘。

　　文学存在的理由不在于是否合乎历史真相，只是历史以史著记载而存在，而文学的要旨在于如何演义。史家叙事跟小说家叙事自然各有其旨，对照各自的叙事话语方式，找寻各自表述中所传递的历史消息，可以体会由叙述建构的某种想象和情感。就三国而言，从叙事角度比较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是一桩有趣的事情。如果不是专门做历史研究，这里不需要你考证什么历史真相。其实，真相是一种讲述历史的话语方式。三国乃或魏晋的故事告诉你，文学的叙史方式实是国人的一种心灵史。

　　本书关于某些制度、名物考证，以及对三国戏曲和民间传述性语词的探讨，对我自己来说是拓展研究视野的若干路径，其实亦是寻绎印证心灵的某种话语方式。书中有一篇说的是魏晋乱局中的衣冠风流，以《世说新语》为例阐明书写方式的重要性。《世说新语》虽被鲁迅视作“名士教科书”，毕竟是最早摆脱观念写作而着眼于人格形态的叙事作品，率先确立性格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审美意识，故鲁迅亦称“虽不过丛残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但实际上，这部笔记小说亦被视为一种杂史，因为书中大量记述汉末三国两晋士族上层人物，往往为史家引为故实。聚焦于个性与人格，大抵不以治乱之道为旨要，这跟历史叙事有着本质区别。虽说不是有意识地做小说，却是有意识地写人，这是我特别注意的地方。史家常以“魏晋”作为三国两晋之简称，不过这语词本身往往传递着士族人物的风采与情态，不像“三国”一词更多囿于史家建构的国家话语。当然，历史书写的旨趣与风格亦因时而变，南朝史家显然更注重人物本身。本书正文最后一篇是写东晋著名人物桓温，所用材料除《世说新语》一书，皆取自正史，可见其性格丰富性远超《三国志》里边的人物。

　　书末作为附录的一篇，是阅读《三国志》笔记，其中包括关于三国史的一些知识性概述和我自己读史的心得体会，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建安二十六年》，李庆西著，文津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