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玉

　　一

　　那些年，我们没钱买书，都是从莎士比亚书店的租书图书馆借书看的。那是希微亚·毕奇在欧德翁街（rue de lOdéon）十二号开的一家书店兼图书馆。在一条寒风凛冽的街道上，有那么一个温暖、愉悦的所在，冬天还有一个大壁炉，桌上、书架上，满坑满谷的书，橱窗里则陈列新书，墙上挂着名作家的照片，有些已过世，有些还健在。照片都像是随手拍的快照，即使是已过世的，看起来也觉得他们曾认真活过。（海明威《流动的盛宴》）

　　世界上所有书店的广告加起来大概都比不上海明威《流动的盛宴》中的这一段。在他写下这本薄薄的小书后的六十年里，莎士比亚书店已经成了一个神话。成了到巴黎这座艺术之都来的世界各地的人们，尤其是英语世界的人们，一定要去朝拜的圣地之一。

　　二○二一年十月，巴黎已经逐步向世界开放，不过当时来的主要还是欧盟的游客，因为进出境还要看疫苗证明，各地飞行也都要核酸测试。在昔日几乎没有落脚之地的卢浮宫、奥赛、蓬皮杜等各大美术馆、博物馆也可以静静地看画了。这大概是对那些比较勇敢的世界客（比如我）冒险出行的一个最大的奖励。

　　但那个秋天，巴黎最拥挤的地方其实是塞纳河边一间小小的书店，莎士比亚书店。

　　十月的最后一天，星期天。虽然街上细雨绵绵，拉丁区大大小小的餐馆和咖啡馆依然坐满了人。雨谢路（rue de le Huchette）这条旅游打卡街更是熙熙攘攘。这条古老的窄街（narrow street）因一本书而出名。美国记者、作家和编剧埃利奥特·保罗（Eilliot Paul）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这一带居住，为《芝加哥先驱报》的巴黎版写稿。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和很多当年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一样，写下了关于二战前巴黎美好岁月的记忆，回忆录《我最后一次见到的巴黎》（The Last Time I Saw Paris，1942）就是以这条街为主角。英国版的书名是《窄街》（A Narrow Street）。据说十七世纪以来这条街就以便宜的小酒館和烤肉店出名，二十世纪初更成为巴黎最国际化的地方。这里有便宜的希腊餐馆、中东餐馆，像大排档一样当街吆喝；有七十年历史的爵士酒吧“Le Caveau de la Huchette”最近在好莱坞电影《爱乐之城》中的亮相，又勾起了美国和法国爵士迷们的怀旧之情；还有好几家糖果点心店，带着海盗面具的伙计上街揽客，跟纽约街上的一模一样。十七、十八世纪的各种古老建筑和石子街道充满了万圣节的气氛。

　　街的尽头，豁然开朗，可以看到对面的西提岛和巴黎圣母院。走上水边砖铺的小路，一眼就能看到绿色门脸的莎士比亚书店。直觉告诉我，细雨中有十多个人打着伞排队等待的地方就是我要找的地方。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大学校园读了那本《流动的盛宴》，在悉尼、在北京，在通往世界的不同的旅途中，我都在寻找它的影子。

　　还好，队伍移动得很快，不到一刻钟我已经置身这个一直向往的地方。

　　天花板和门框是陈旧厚重的原色木椽，那些磨损的带着岁月痕迹的木架上摆着世界各地出版的新书，木架后露出的石墙形成自然的花样，不经意就看到那些传说人物的老照片和发黄的陈年杂志的画页，墙角的陈列柜、旧沙发旁的咖啡桌，到处都摆着一摞摞的旧书，还有二十世纪初的维多利亚挂钟，还有楼梯拐角一块贴满纸条的留言板，还有各种老式吊灯。它们正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带着过去岁月的痕迹和气氛。

　　楼梯刷成了红色，上面用白漆写着：“当你孤独或者在黑暗中，我可以指给你你自己心中那惊人的光！”（I could show you when you are lonely or in darkness， the astonishing light of your own being！ ）

　　楼上的老烟枪阅览室（Old Smoky Reading Room）也是传统保留节目，这是一个供人们坐下来阅读的地方。走过一张放着打字机的小桌，门口由几根木桩恰到好处地分开里外。豁然开朗来到面前的房间，是个有书桌、有单人床的单间（studio）。一边书墙下坐着一排年轻人，各自看着手中的书，另一边的书架下摆着一张床，看上去很舒适，蓝绿色丝绒床罩上坐着两个女生，其中一个女生半躺着，一手拿着书，另一只手撸着身上那只焦糖色的猫，它大概就是店猫Aggie。刚上楼时看到拐角的启事上写着“请不要喂Aggie”。

　　房间正中窗下放着一张书桌和红色的椅子，除了墙上古典的花草壁纸、书和墙上的照片，还有两盆绿色的植物，没有其他的布置，但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房间，因为这里的人们看上去像放松的一家人。

　　书桌旁的墙上，一张黑白照片中，一个中年的短发女人正站在书架之间，专注地看着手中的一张海报。她就是这个书友之家的母亲西尔维亚·毕奇（Sylvia Beach，1887-1962），第一家莎士比亚书店（1919-1941）的创建人。

　　二

　　其实，西尔维亚·毕奇开的那家莎士比亚书店并不在这里。它在圣日耳曼大街的南边，在正对着奥登剧场的一条小街，奥登路12号，从这里走过去十几分钟。

　　比起眼前这家莎士比亚书店的门庭若市，奥登路（rue de lOdeon）那条小街要安静得多，两边都是宏伟庄重的淡黄色砂岩奥斯曼建筑，是巴黎典型的中产阶级住宅区。现在也多是书店和出版社等各种文化机构集中的地方。不远处是卢森堡公园、巴黎大学，还有著名的奥登剧场。附近的日耳曼大街和圣马丁大街把这里和左岸其他热闹的地方连接起来。

　　这里曾经是最巴黎的地方，有人说，奥登路之于巴黎的文学，就像洋基体育场（Yankee stadium）之于棒球垒球，洛德板球场（Lords）之于板球。它被作家约翰·鲍克瑟（John Boxer）称为世界上最美的大街。这条巴黎最先有行人道的街，一头是奥登剧院，另一头是圣日耳曼大道。当年这里是书店、印刷所、画廊云集的地方，也曾是左岸精英聚集的地方。与奥登路12号紧邻的奥登路10号入口上面写着：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曾在这里居住。潘恩的《常识》一书为美国独立运动提供了思想武器，但他其实是英国人。他一七九一年到一八○二年在法国居住，当时正逢法国大革命，潘恩虽然不懂法文，但因其当时所写的《人权论》影响极大，一七九二年被选入法国国民公会，成为大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也因此身陷囹圄。

　　托马斯·潘恩应该是最早把美国、英国和法国连在一起的人，而西尔维亚·毕奇应该说是他的继承者，以她自己的方式。法国作家安德烈·钱穆森（André Chamson）曾说：“毕奇所做的事情超过英国、美国、爱尔兰和法国四个国家的大使加在一起的工作。”

　　毕奇小姐一八八七年出生于美国巴尔的摩。跟那个时代受过教育又有钱的美国人一样，去欧洲旅居是他们成人教育的一部分。就像十七八世纪启蒙时期的英国人一定要到欧洲大陆，到法国和意大利壮游一样，寻求艺术、文化和西方文明的根源。

　　毕奇小姐早年就跟随做牧师的父亲到过法国，二十世纪一十年代后期，也就是第一次大战快结束时，她回到法国攻读法国当代文学。一次她在图书馆读到在奥登路上有一家带出租的书店，那里还有作家们的聚会。她一路找过去，在奥登街7号发现了这个书友之家（La Maison des Amis des Livres）。书店的主人阿德里安娜·莫尼耶（Adrienne Monnier）竟是一位打扮得既像农妇又像修女的年轻女子。两个人一见投缘，彼此欢喜。此后，毕奇小姐成了这家书店的常客，在这里她见到了当代作家纪德、瓦雷里和朱尔·罗曼等人。毕奇喜欢巴黎作家和知识分子经常聚在一起，分享交流对艺术和时事的看法，她决定拿着手中的三千美元做资本，也开一个类似的英语书店—把法文和英语作家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九号，“莎士比亚书店”在巴黎左岸杜皮特杭街8号开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大量美国游客和侨居巴黎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到来，“莎士比亚书店”在英美读者和作者中大受欢迎。一九二一年，毕奇小姐把生意扩张了的书店搬到奥登街，与她的同居伙伴阿德里安娜的“书友之家”只隔一箭之遥。这里很快成为侨居巴黎的英美文人的大本营，常来常往的顾客和朋友包括乔伊斯、斯坦因、菲兹杰拉德、海明威、亨利·米勒等。

　　海明威刚到巴黎拜码头，最先来的就是位于奥登街12号的莎士比亞书店，不意却交了一位真正的朋友—书店的女主人西尔维亚·毕奇。毕奇同时也是出版商，她好客、善良，海明威认识她以后，就成了她资助和帮助的对象。她关心海明威的生活和健康，免费借书给他，向他推荐俄罗斯和法国著名作家的作品。海明威特别喜爱托尔斯泰的书，而法国作家的风格也影响了他，从福楼拜和司汤达那儿他学到了对话的技巧。除了海明威以外，当时在法国的美国文化人都是这里的常客。

　　就像海明威所描述的：“希微亚有张活泼、五官分明的面庞，褐色的眼睛灵动得像小动物，欢愉得像小女孩。波浪般的棕发从细致的前额往后梳，在耳下浓密处剪齐，一直延到她咖啡色天鹅绒外套的领线上，她还有一双美腿。她待人友善、个性爽朗，也喜欢说笑话、聊八卦，我认识的人当中，就属她对我最好。”（《流动的盛宴》）因为她的热情和能力，莎士比亚书店不仅是图书馆、书店，对刚搬迁到巴黎的美国人，它还是他们临时通信地址的邮箱，甚至充当他们的银行。经济实在接不上的时候，毕奇小姐会赊给他们一些救急的钱。

　　毕奇小姐不仅对作家们给予实际的帮助，对文学也很有见识。当年爱尔兰作家、诗人乔伊斯流亡欧洲十余年后，于一九二一年底完成了现代主义的杰作《尤利西斯》。在艾兹拉·庞德的帮助下，这部小说得以在美国文学刊物《小评论》上连载。但很快因美国的书籍检查机构认定这本书有淫秽内容，连载被中止了，两位编辑也因传播淫秽内容而获罪。

　　《尤利西斯》的内容和形式实验在当时引起很大争议，乔伊斯在寻找出版商时被一再拒绝，心灰意冷。西尔维亚·毕奇决定出手相助。一九二二年，莎士比亚书店出版发行了《尤利西斯》，一共印了一千册。当年出版的还有艾略特的长诗《荒原》。在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好几个盗版的《尤利西斯》都被没收并禁毁，直到一九三三年法庭宣判《尤利西斯》并不是一本淫秽书籍后才由企鹅书屋得到授权出版。因此可以说毕奇出版的《尤利西斯》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虽然当时毕奇只是想帮帮流亡中的乔伊斯。此书出版后，毕奇作为出版者大力推销此书。一九二四年在她的安排下，巴黎的一家唱片公司录制了乔伊斯朗读的《尤利西斯》。当时美国文人作家们到巴黎第一件事就是去莎士比亚书店寻找《尤利西斯》。毕奇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书出版后，乔伊斯经常带领全家在高档餐馆吃饭。后来，乔伊斯在版权上面也很不仗义，当美国那边的出版社联系他提出更优惠的条件时，他又把版权卖了出去。毕奇小姐也很大度，她把版权完全还给了乔伊斯。正是在毕奇古道热肠的帮助下，乔伊斯才被世人了解，他也得以安心开始《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创作，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完成了这一现代主义文学的巨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经济萧条的威胁下，在巴黎的美国人纷纷回国，莎士比亚书店多次面临经济困境。一九三六年，当纪德听说书店可能要关闭，立即号召法国文艺圈人士发起拯救书店的行动。这些人自称为莎士比亚书店的朋友们，以会员订阅的形式进行赞助。每年会员费二百法郎，一共二百余人加入。他们那两年聚集在书店，发起活动，那些受惠于毕奇的人，如海明威、亨利·米勒等，纷纷参与这些活动。在法国文艺界的支持下，书店继续经营了下来。

　　最后让书店关门的是暴政和武力。二战期间，法国被德国纳粹占领。一九四一年的一天，一位德国军官来到莎士比亚书店，他指明要西尔维亚交出书店珍藏的最后一本《芬尼根的守灵夜》，下午他还会来，如果她拒绝卖给他，书店就得关门。根据毕奇的自传，那天，德国人走后，她把书店的几千本书搬到四楼自己住的地方，然后把大门关上。

　　随后，美国加入对德国的作战，毕奇小姐因为是美国人而被纳粹逮捕，被投送进集中营。出狱后她已无心再开书店。

　　一九五六年，毕奇小姐写下自传作品《莎士比亚书店》。一九六二年，她逝世于巴黎。

　　三

　　一九六四年，也就是毕奇小姐去世两年后，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年，在塞纳河边的街上，又一个莎士比亚书店诞生了。这家书店的主人乔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先生也是一位因热爱巴黎而侨居法国的美国人，被人们称为“拉丁区的堂吉诃德”。书店一楼阅览室的入口处，门楣上写着书店的座右铭：“别冷淡陌生人，因为他们也许就是被贬到人间的天使。”此句话出自惠特曼先生。

　　乔治·惠特曼一九一三年出生在美国东海岸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Salem）小城。一九二三年他十岁的时候，父亲带着全家搬到中国南京担任一个教职，这年少的经历塑造了他一辈子热爱旅行、冒险和结交远方朋友的性格。

　　一九三五年经济萧条时期，从波士顿大学新闻专业毕业的惠特曼决定以背包客的方式穿越美洲。他搭顺风车、徒步甚至扒火车，从墨西哥到中美洲再到美国，一路上经历很多惊险。在一处叫尤卡坦（Yucatan）的人迹罕至的沼泽森林，他三天没有吃喝，还得了痢疾，几乎死掉。是玛雅部落里的人发现了他，并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救护出来。这些土著人看似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但是他们的慷慨和友好让这个美国人自愧反省。“给你所有，取你所需”成了他以后生活的一个准则。

　　一九四一年，已经在哈佛大学注册学习拉美研究的惠特曼加入美国军队，并作为医务人员被派驻守格陵兰。一九四六年从军队转业的惠特曼搬到巴黎，在巴黎索邦大学学习心理学和法国文化。就在那段时间，他那位于圣米歇尔大街旅馆的房间开始成为一个借阅室，他收集了上千本书，而且他房间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欢迎任何人来读书或者借书。

　　一九五一年，惠特曼在巴黎圣母院对面的布赫里街37号开设了一家书店，这里也是巴黎的坐标零点，法国所有的道路都从这里开始。这座十七世纪的建筑原来是个修道院，惠特曼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中古修道士的借身还魂：“我不是个精明的书商，而是个落魄的小说家，书店的每个房间都是小说里的一章，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我来说甚至比隔壁的邻居还要真实。一百年前，我的书店还是一间红花酒铺，隐匿在塞纳河边一家医院的偏厦后面。后来那栋建筑被拆了，改成一个花园。再往前追溯，大约十七世纪，这儿还曾是一家修道院，那时候每家修道院都有一个掌灯人，职责是在夜里把所有的灯点亮。现在我就是这里的掌灯人。”

　　书店最初名为“西北风”（Le Mistral），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成为文学“巴漂”们的聚会地点。因为年轻的惠特曼像毕奇一样，想把这里变成一个读书人的乌托邦，一个因为智识兴趣和对文学的钟爱而形成的同人社区。乔治·惠特曼与美国东海岸作家来往密切，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书店成了“垮掉的一代”作家在巴黎的聚点，艾伦·金斯堡和威廉·巴勒斯曾在书店前的空地上朗诵过他们的作品。那些有名的英文作家，像亨利·米勒（Henry Miller），安娜伊斯·宁（Ana?s Nin），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和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也都曾先后来过莎士比亚书店。这里成了文人聚会的场所，甚至临时栖居地。惠特曼把书店的二楼辟为图书馆借阅室，在书架之间放置了白天可以当作座椅、晚上可以成为床铺的地方。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有三万多未成名但有抱负的年轻作者和艺术家们在此歇脚路过，包括很多现在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这些客人被惠特曼称为“风滚草”，他们的行踪就像在机缘的风中飘来滚去。

　　这些“巴漂”在店里过夜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每天读一本书、帮助店里照顾生意几个小时，还有就是写一页自传，保存在惠特曼档案中。

　　一九六四年西北风书店改名为莎士比亚书店，以纪念西尔维亚·毕奇的书店和莎士比亚诞辰四百周年。如今的莎士比亚书店依然供应新书和二手书，是一个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图书馆。二○○六年，惠特曼九十二岁，那一年法国文化部授予惠特曼“艺术与文学官员”的荣誉，表彰他六十年来为人类文化做出的贡献。也是在那一年，他出生在巴黎的独生女儿西尔维亚·惠特曼（Sylvia Whitman）继承了他的事业，接手莎士比亚书店。她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莎士比亚书店的创始者西尔维亚·毕奇。

　　在店里流连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挑选了三本书，一本是加拿大诗人里奥纳德·诺曼·科恩（Leonard Norman Cohen，1934-2016）的诗集，一本是文化史《在蒙巴纳斯》，讲从杜尚到达利的超现实主义如何在拉丁区兴起，还有一本艾米莉·狄金森的英法对照诗集。现在它们的扉页上面都打上了深蓝色的书店书章：“巴黎零点，莎士比亚书店”。

　　楼上的收费处，桌旁就是一个壁炉，壁炉上方的墙上挂着三台老式打字机。收费处的中年女人，短發，看上去很精干，让人有恍世之感。我怀疑她就是现在这个书店的主人，乔治·惠特曼的女儿，一个也叫西尔维亚的女人，一个在巴黎长大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