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说这话的时候，已经离那个时代有一定距离了。我们不妨找些去时不远的材料出来，以增强可信的程度。较早的当属亲历者严独鹤，他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也是著名报人。他曾撰文说：“自光复以后，伟人、政客、遗老，杂居斯土，饕餮之风，因而大盛。旧有之酒馆，殊不足餍若辈之食欲，于是闽馆、川馆，乃应运而兴。”（严独鹤《沪上酒食肆之比较》，《红杂志》1923年第34期）稍后有一篇文章，颇言其具体兴盛之由，且闽川并提：“当时遗老丛集沪上，如樊樊山、易实甫、沈子培、李梅庵诸辈，文酒风流，均集于小有天、别有天、醉沤斋、式式轩诸家。而闽蜀菜馆之名，因之大噪，士夫商贾之请客者，意非此种菜馆，不足以表盛馔。每筵之价，需十金以外。”（褚俊达《上海菜馆之今昔》，《常识》1928年9月30日第1卷第92期）
上海的闽菜馆始于小有天，坊间讲小有天故事，总喜欢扯李瑞清“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的对联故事。李瑞清（1867-1920），字梅庵，二十七岁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出任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师大的前身）监督（相当于校长）。辛亥革命后避居沪上，着道服自誓为遗民，卖文鬻字为生，人称清道人。好闽菜，多上小有天，今人率将小有天这副名联归功于他，其实大谬。因为这副对联，如果施之于李氏，则明显带有戏嘲之味，时人也作如是观：
李梅庵学使瑞清，鼎革后以黄冠隐居沪渎，卖书画以自给，常偕樊樊山诸人至小有天酒馆小酌，每人出资一元，名一元会。群以梅庵贫，免其出费。潘芸孙曾访梅庵，梅庵答访时，门者挥诸门外云：“此地僧道无缘。”梅庵怅然而返。陈仁先因赠以诗曰：“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书如少师怪，画此石涛颠。白吃一元会，黄拖两鼻烟。有时访朋友，门者说无缘。” （不署撰人《僧道无缘》，《双星》1915年第2期）
著名作家林语堂将对联的著作权归之于郑孝胥：“大千先生由欧归来，将回巴西，路过纽约，又得机会畅谈往事……大千因说上海小有天，进门扶梯上去，迎面就是一幅（副）郑孝胥的对联：‘道道非常道，天天小有天，甚雅隽。”（林语堂《与大千先生无所不谈》，载林太乙编《语堂文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
再則，这副对联的妙处，正在于契合“小有天”之名乃源于道家“小有清虚之天”，而“道道非常道”显出自《老子》开篇的“道可道，非常道”。以此玄虚之道，而言菜肴之美：上联说道道菜都精心烹制，非平常套路；下联说因为菜肴之美，使人天天想上小有天。真是虚实结合，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结合，妙不可言。之所以能擅此妙联，与郑氏为一代诗歌大家，也曾位居高官，特别是身为福州之人大有关系，自然对小有天闽菜馆的走红也大有助力。
另据横山《海上花丛之沿革·菜馆之新陈代谢》（李定夷主编《小说新报》1915年3月创刊号），小有天其时开设未几，郑孝胥们也着实可称得上最早一批食客—作为撰联者，甚至可以成为正式开业前的尝味者：“从前沪妓住家之叫菜，十五年前最著名者为聚丰园。自招商、华商、品商、通源各菜馆相继列肆，住客叫菜隐然为各家专利。辛亥而后，川闽各菜馆如醉沤，如式式轩，如别有天，如小有天，次第崛起，一般老饕若有同嗜，于是招商等各家有天然淘汰之象。近则尤以别有天、小有天两家最流行。”
一代食神谭延闿的上海闽菜馆特别是小有天生涯，也开始甚早。据谭天羽所编《茶陵谭公年谱》（《慈卫室诗草·粤行集·讱庵诗稿》附录，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文海出版社于1971年），结合其日记（《谭延闿日记》，中华书局2019年），其一九一四年二月十三日始出京赴青岛，旋赴上海探母，二月二十六日初抵上海，即连吃了几天小有天。
1914年3月2日：赴小有天，应李梅庵约，俞恪士、寿丞、张子武、吕无闷、大武及三儿均在。李开四十年陈酒，色如金珀，味淡而永，不愧佳酿，菜亦甚精。于是小有天之拿手菜，鳊鱼、五柳鱼、香椿鸡、捶笋皆尝遍矣。
1914年3月3日：附电车至小有天，二俞、大武、梅庵先在，酒仍李携，菜重，烧猪竟不堪食。
1914年3月4日：午，率三儿乘马车，吕满、大武趁电车，先后至小有天，俞恪士招饮也。道士、寿丞至。陈伯严来，不见十年矣，甚瘦削，如七十许人。酒仍道士携，菜有腐乳鸭、鱼唇、雄鱼头，皆至佳，泥鳅稍逊，饮尽醉。……七时，同吕满、大武以车赴小有天，余岸棱请客。子武先在，章驾时后来，乃有翅翁，费二十元，可惜也。
前几次是对小有天的笼统称赞，这后三次则是对小有天菜式的具体称道，在把小有天之拿手菜鳊鱼、五柳鱼、香椿鸡、捶笋尝了个遍之余，称其“乳鸭、鱼唇、雄鱼头，皆至佳”，“泥鳅稍逊”也是佳；鱼翅虽嫌贵，毕竟是佳；笔者寓目文献之中，还没有第二人如此详细地记录品评过小有天的菜式，真不愧是食神。而再过二十年，图书文献中的闽菜名菜，已与此大异了：“红烧鱼翅、红烧鼋裙、红烧茄子、清炖黄鱼、蟹黄鱼唇、拌龙虾、香糟田螺、拌鳝丝、炒鸽子、匀波螺肉、鸡匀脚裙、羊头烩烧大麂腿、烩羊肚丝、冬菜梅鱼酥、鲫鱼荷花豆腐、清蚌肉、炸黄鱼枣、白炒羊肚、炸莆田鸡、火烧白菜（以上为大菜），枣仁夹粉包山药膏、荷叶包扁豆泥（以上为点心）。”（王定九编著《上海顾问》第九章“到上海来：饮食”第二节“中菜饮食·闽菜饮食”，中央书店1934年）
一九一四年四月，谭延闿定居青岛，惜七月底一战爆发，稍后日人逐德，进驻青岛，遂奉母辗转，于八月再迁抵沪渎，寓赫德路六十五号，而以青岛住宅租金为生计，收入有限，颇有深居简出之概，但闽菜尚是心头好，虽然尝新别有天，仍然未忘小有天：“1914年10月2日：午，同大武、吕满以马车至小有天，周可均约也。周弟某及周砥卿同座，岸棱后来。菜有蟹黄白菜、笋尖汤、鳊鱼，皆甚佳。知李三、俞三诋之太过，事当平情，不可耳食，此其小者耳。”详文意，则似乎在他离沪的数月中，小有天菜品质量或有下降，友朋颇致不满，传于其耳，适可解释为何前此频频光顾，此番归来，时隔近两月才再度光临，并再点出其三款佳肴，也再为闽菜记录生色。既释“前嫌”，当然会再赏“脸面”，但频率大减，五年之间，也就二十来次，虽然有囊中不丰的原因，也确实有肴馔不佳的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在沪期间，谭延闿除了小有天，也还尝试过别有天十余次，以及一次消闲别墅，印象均不甚佳，贬多褒少。
谭延闿之所以在小有天之外再上别有天，很大程度上乃在于别有天是小有天的另版，或者说改进版甚至升级版：
闽菜馆比较上视川菜馆为多，且颇有不出名之小馆子，为吾侪所不及知者。就其最著名者言之，则为小有天、别有天、中有天、受有天、福禄馆诸家，大概“有天”二字，可谓闽菜馆中之特别商标。闽菜馆中，若论资格，自以小有天为最老，声誉亦最广。清道人在日，有“天天小有天”之诗名，宴集之场，于斯为盛。若论菜味，固自不恶，然亦未必能遽执闽菜馆之牛耳也。别有天在小花园，地位颇佳，近虽已改组，由维扬人主其事，然其肴馔，仍是闽派，闻经理者为小有天之旧分子，藉此别树一帜，则别有天之牌号，可谓名副其实矣。至于菜味，殊不亚于小有天，而价似较廉，八元一席之菜，即颇丰美。（严独鹤《沪上酒食肆之比较》，《红杂志》1923年第34期）
至于受有天、中有天、福禄馆，因为开设较晚，谭延闿先是来不及上，等北伐归来，又无意再上了。受有天最早见载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年版《上海商业名录》“酒馆”条，标称“受有天（福建）”。对于受有天与福禄馆，严独鹤也颇致赞美：“受有天在爱而近路（按，今安庆路），门面一间，地方湫隘，只宜小酌，然菜亦尚佳。福禄馆在西门外，门面简陋，规模仄小，几如徽州面馆，但所用厨子，实善于做菜，自两元一桌之和菜，以至十余元一桌之筵席，皆甚精美，附近居人趋之若鹜，此区区小馆，将来之发达，可预卜焉。”（严独鹤《沪上酒食肆之比较》，《红杂志》1923年第34期）
至于消闲别墅，此时诚如谭氏所言，尚属俱乐部性质，而非菜馆。成为正式的菜馆，是一九一八年的事：“本馆开设上海三马路广西路北民和里口，特聘闽省著名庖司，精选干鲜海味，特别改良盆菜，包办烧烤筵席，随意小酌，应时佳点，价目格外克已，招待尤极周到，如蒙各界贲临，无任欢迎之至。”（《新开消闲别墅闽菜馆择于阴历四月初九日开张》，《申报》1918年5月16日第1版）而且就在一九一九年，开业不到一年的消闲别墅闽菜馆，已经变身闽川菜馆了，由此可见闽川合流及闽消川涨的趋势，宜谭氏自粤归来，弃闽而就川。
当然，闽菜妍媸，不应决于谭氏一人，多方考察，更能感受闽菜馆当年在上海的风云际会。比如说鲁迅先生对北京小有天不待见，对上海中有天则颇待见，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才回到上海，十月八日即前往就餐了。中有天有什么值得魯迅独沽一味呢？严独鹤先生说，是其得天时地利人和，抢了小有天的生意：“中有天设于北四川路宝兴路口，而去年新开者。在闽菜馆中，可谓后进，地位亦颇逼仄，然营业甚佳，小有天颇受其影响。原因在于侨沪日多嗜闽菜，小有天之座上客，几无日不有木屐儿郎。自中有天开设以后，此辈以地点关系，不必舍近求远（北四川路一带日侨最多），于是前辈先生之小有天，遂有一部分东洋主顾，为中有天无形中夺去。”这是地利。人和呢？最大的助力来源于梅兰芳来沪，“曾光顾中有天一次，见诸各小报，于是中有天之名，始渐为一般人所注意，足见梅王魔力之大也”。天时，当数菜的味道好—民以食为天，菜以味为天：“余寓处距中有天最近，时常领教，觉菜殊不差，价亦颇廉。”（严独鹤《沪上酒食肆之比较》，《红杂志》1923年第34期）
物美价廉，又得地利人物，当然就后来居上了。并得以有条件改变逼仄之不足，俾其更上层楼：“北四川路宝兴路中市，开设闽菜馆中有天已多年，营业甚佳，近租得宝兴路北四川路口之洋房二宅，地位较前址为便，内部亦较前增大二倍，连日正在鸠工油刷一切，约于月底可迁入营业云。”（《中有天扩迁店址》，《申报》1924年4月18日第19版）等到鲁迅从广州归来，上的就是这个新店了；新店当然有新讲究新味道，多年以后，吃过鲁迅中有天之宴的著名作家许钦文还能说出中有天的特色来：“记得中有天是闽菜馆，有整只的烤小猪，越到后来越是大碗大盘的，大家吃了个饱。”（钦文《鲁迅和陶元庆在上海》，载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回忆鲁迅的美术活动》，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味道好而分量大，乃是价廉物美的另一表现形式。
再循严独鹤先生之说，我们也可以补充一些日本人与小有天之关系的材料。一九二一年三月下旬，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观察员身份来华访问，在上海期间，关于小有天的描述可谓浓墨重彩：“在上海，我见到了许多美人。不知是何种因缘，与她们相见总是在小有天酒楼……局票是在洋纸上用红字蜿蜒地印着‘叫××速至三马路大舞台东首小有天闽菜馆××座侍酒勿延的字样。”（芥川龙之介《南国美人》，见《中国游记》，施小炜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
如果说无论谭延闿还是鲁迅，他们去闽菜馆主要是冲着其好酒好菜去宴饮，而早期闽川菜馆之成立，除了好酒好菜是基础，适应文人雅集聚会也是重要前提。
笔者曾经考察过郑孝胥的沪上雅集生活，早期基本上是以家宴或花酒的形式进行，这与其时上海开埠未久，酒楼尚未发达，或者不大适于雅集，大有关系。随着上海城市建设和经济市场日渐发展，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伟人、政客、遗老，杂居斯土，饕餮之风，因而大盛，而旧有之酒馆，殊不足餍若辈之食欲，于是闽馆、川馆，乃应运而兴”（严独鹤《沪上酒食肆之比较》，《红杂志》1923年第34期）。褚俊达的《上海菜馆之今昔》也说其市场占有之特色，正在这些遗老文酒风流“集于小有天、别有天、醉沤斋、式式轩诸家”，藉是之故，“闽蜀菜馆之名，因之大噪，士夫商贾之请客者，意非此种菜馆，不足以表盛馔”（《常识》1928年9月30日第1卷第92期）。因为市场定位在这些政客遗老及其周围的绅商估客，故这些早期的闽川菜馆并不以规模见长，而以清雅闲适为尚。但既无规模经济，又无价格优势，所以后来现代化的粤菜酒楼一起来，他们便节节败退，直到新的价廉物美以辣下饭（传统高档湘、川菜馆终民国之世都是不辣的）的小型川菜馆逐鹿市场，才重又与粤菜馆相颉颃。（周松芳《老上海的川菜馆：最豪奢的开场，最经济的殿后》，《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2年2月4日、5日）
早期在闽菜馆雅集最多的，恐怕得首推湖州南浔籍大藏书家刘承幹了。他以南浔巨富，迁居上海之后致力风雅，自是常人所不能比，仅从其日记中略检两例，即可以管窥豹：
1915年2月18日：是日由余主席举行消寒末集，假座于小华园别有天，并约诸君于四时集齐摄影，其时已届，余即偕拙存同往，到时人尚寥寥，未几陆续至，待听邻乔梓良久始至，先摄影而后入席，计到者为缪筱珊、吴仓硕、戴子开、钱听邻、刘语石、恽季申、瑾叔、吴子修、章一山、陶拙存、周梦坡、杨芷姓、钱履樛、张石铭、沈醉愚及余而已。未到者为汪渊若、吕幼舲、潘兰史三人。题为春日会饮，即题雅集小影。
1917年7月12日：午刻至小有天应林诒书、李拔可之招，同坐者为周少朴、沈爱苍、张菊生、朱古微、余寿平、杨芷夝及主人而已。（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日记钞》，凤凰出版社2020年）
席上人物，洵属风雅，也确实多属遗逸之士。继之而起的另一大藏书家徐乃昌的闽菜馆雅集生活，略可媲美；在刘承幹和徐乃昌席上，都有李拔可，他是与张元济、鲍咸昌、高凤池并称的“商务四老”之一，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刘承幹和徐乃昌这些传统的藏书家和古籍印销者与现代商业出版家之间的桥梁；比较而言，同样出身商务的著名学者和出版人王伯祥，则是更递进的新一代出版人，而且他入商务前，也是与传统藏书家会合作从事藏书整理、印销的人。对于这些新型出版人而言，虽然也同样雅集闽菜馆，但旧派的命题唱和则几付阙如了。由于是相对年轻新一代，却也见证了上海闽菜馆更绵长的诗酒风流史：
1924年6月16日：晚六时文学会在新有天聚餐，圣陶与仲云当值。到者有振铎、雁冰、予同、愈之、调孚、六逸、硕民并两主人。
1926年2月27日：薄暮始归。知调孚曾来约会于振铎所，乃与圣陶共赴之。至则景深、子恺、调孚、仲彝咸在，未几，陶希圣、志摩及其友张君俱来。振铎乃约饮于新有天。
1927年1月17日：佩弦由京来，将返白马湖接眷。沪友于午刻在新有天宴之，到丏尊、雪村、石岑、予同、振铎、圣陶、愈之、春台及予。
1932年1月28日：十时许，颉刚来，至午，与振铎、功甫、径三、调孚、圣陶共约颉刚往北四川路中有天聚餐。（《王伯祥日记》，中华书局2020年）
在王伯祥的闽菜馆酒席上，郑振铎是个非常重要的存在。一方面他是横跨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与杂志及出版三栖要角及桥梁，另一方面他是福建人。王伯祥日记对于我们了解当时出版界的微观生活生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而正好，日记中的重要出版人，有的没有留下日记，有的虽有留下日记，但正好这一段阙失，如叶圣陶、陈乃乾等，如此补缺，也颇具史料价值。
作为与出版界有重要关系的重要人物胡适，其日记中有关小有天的记录，也正始于一九二三年商务力邀他南下考察以期加盟之际—当然最后他没有加盟而推荐了老师王云五，也是商务印书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环：
1923年10月6日：到商务编译所，会着梦旦、菊生、云五、叔永、经农、擘黄、颉刚、纬平等……梦旦邀我们到新有天吃饭。
1936年1月22日：云五先生与拔可先生邀在小有天吃饭。周作民先生约了日本友人松本，也在小有天吃饭。松本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说：我真愧见你！（《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一九三四年出版的《上海顾问》说：“闽菜便是福建菜，因为那里地濒海隅，因此主要的菜料，海味居多，鱼腥蟹气，脾胃薄弱的人，实在难以聆教，不过上海的闽菜馆，为适合大众所好起见，食谱也稍有变通，在十年前闽菜的势力，不弱平粤，年来因故步自封，以致渐趋落伍了些！”再后来，就由“落伍”趋于“无闻”了：“一九四六年的上海市酒菜业统计中，市中区沪西区、马当区、沪北区、虹口区、南市区、浦东等地竟然没有一家闽菜馆，可见当时闽菜馆势力之弱了。”（唐艳香、褚晓琦《近代上海饭店与菜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其实早在一九四○年即有人说上海已经没有闽菜馆了：“小有天停业后上海闽菜馆一家也没有，即便没停业时，也不是正宗闽菜，徒有虚名。”（惜青《闽菜》，《中国商报》1940年5月13日第5版）
潘勤孟有篇谈闽菜的文章，说到民国后期，闽菜一度中兴：“谚谓吃在广东，实则粤菜取精用宏，讲究材料，论烹调，究失之于粗犷。粤菜而外，川菜一度享誉，湘川重辣，初尝颇有刺激，积久舌本麻木，故市面上川菜亦呈落伍氣象。川粤帮即告落伍，代之而兴者为本帮与闽菜，本帮宜于便饭，不上大台面，招待魏德迈，尤为不伦，故目前大宴较尚闽菜。考闽菜不特原料广泛，其于煨煮功夫，尤具独得之秘。往年我在长乐林贻书老先生那里吃鱼翅，每根翅肥腴和象牙筷相等，用口轻轻一吮，不须咀嚼，便滑入肠胃深处。今日闽菜抬头可以谓为中兴。”但又说：“二十年前，李梅庵郑孝胥在沪提倡闽菜，‘小有天‘共乐春‘陶乐春乘机崛起，一时称盛。稍后李梅庵死去，郑孝胥投伪，闽菜渐趋没落，地位遂被川菜取而代之。”（勤孟《谈闽菜》，《罗宾汉》1947年8月17日第3版）共乐春、陶乐春何曾是闽菜馆？看来潘氏的话不足为据；孤证不立，文献所见，也实难觅第二人有闽菜中兴之说。
至于一些“专供”闽人的闽菜馆，随闽人之聚散而兴灭，无关大局，略陈一二即是：“沪南兵工厂江边码头一带，因为那里是海军的大本营（浦江舶军舰，制造局路设海军司令部），吾国海军，上至司令舰长，下迄正目士兵，都是福建同乡，饮食小商人，便因地制宜，在那里开设小小有天，江边春等闽菜馆，供贵同乡的食用。他们因陋就简，完全平民化，所以售价十分便宜，同一的菜名，和租界上的闽菜馆比例，相去远甚了。”（《上海顾问》）当然也还有一些闽菜馆，可参拙文《郑孝胥：闽菜与川菜，鱼与熊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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