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

　　一八二一年，英国文学评论家瓦茨（Alaric Alexander Watts）著文指出，诗人拜伦《唐璜》中的名句“爱情对男人不过是身外之物，对女人却是整个生命”涉嫌剽窃。原句为拜伦好友斯塔尔夫人《关于激情的影响》（1796）中的名言—“爱是女人的整个生命，但只是男人生命的一段插曲”。

　　作为十九世纪“最具天才的诗人”（歌德语），拜伦一向以诗歌的原创性（originality）自许—一八一九年，拜伦在致出版商默里（John Murray）信中宣称：“我的写作，来自我全部的心灵，来自激情。”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无论生前身后，这位名满天下的诗人皆未能逃脱“剽窃”之恶名。事实上，除了拜伦，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以及德昆西等人皆难免“剽窃”之嫌。兹事体大，而国内外文学史于此语焉不详，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就此话题做一番探究，以期引发学界的共同关注。

　　一八一二年，《唐璜》（第一、第二章）发表，拜伦“一夜成名”，但由于孤傲自负，在文坛树敌众多。在拜伦因激进的政治观念（以及家庭婚姻问题）与英国上流社会决裂，旋即自我流放海外后，论敌对拜伦诗作原创性的质疑更是甚嚣尘上。一八一八年，《绅士杂志》发文，公开指责拜伦在“东方叙事诗”—尤其是《莱拉》（1814）和《柯林斯之围》（1816）—中的剽窃行为。一八二一年，又有报刊评论指出，《唐璜》大量抄袭约翰·戴利埃尔爵士（Sir John Dalyell）的游记《海难故事集》。一八二三年，诗人亨利·泰勒（Henry Taylor）在《伦敦杂志》上发表《近来的诗歌剽窃与模仿》一文，揭露拜伦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不但大肆挪用华兹华斯（以及柯尔律治）的诗作，而且多处“借用”其他同类游记作品。

　　亨利·泰勒是华兹华斯的文学门徒。对于拜伦“剽窃”柯尔律治，他轻描淡写地宣称：“拜伦借用了柯尔律治先生的几篇美文，但柯尔律治先生并未因此受害。”与此同时，拜伦对华兹华斯的“剽窃”却令他义愤填膺—可见在很大程度上，泰勒的“剽窃”指控更多源于门户之争而非基于客观事实。

　　据传记作家托马斯·莫尔（Thomas Moore）记载，华兹华斯曾宣称：“整个《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都是按照他本人的文风和情调写成。”堪为佐证的是一八二三年十二月华兹华斯致友人的一封书信，信中提及“除了《莱拉》，我从未引用过拜伦的任何一首诗。鉴于我对他作品的熟悉，《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有很多明显的引用。你只需浏览《丁登寺》就会知晓”。在同一封书信中，华兹华斯又不经意提及他的妹妹多萝西（日记作家）的“一大发现”：“今天，华兹华斯小姐告诉我，阅读拜伦一首令人不快的诗歌，发现他对柯尔律治先生的剽窃。多么令人恶心！”

　　对于华兹华斯（以及泰勒）等人的指控，拜伦以“自辩书”作为回应。在文中，拜伦以所引用细节的“完整性”和文风的“一致性”对剽窃说加以反驳，坚称尽管题材（游记）相同，场景（东方）类似—因为它们都 “来源于事实……一切都是真实的生活”，然而其中展示的诗人的精神风貌却大不相同。正如美国学者艾伦贝格（Susan Eilenberg）在《力量惊人的言辞》（Strange Power of Speech： Wordsworth， Coleridge， and Literary Possession，1992）一书中所言，拜伦这一声明也代表了浪漫派所谓“互文性”的主张—它强调在挪用/借用的语言中如何“重现作者的主体性和创作个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语境下，剽窃并非如今人所谓属于“道德范畴”，而仅仅属于“审美范畴”。

　　尽管如此，由于华兹华斯的文学声望及其门徒的大力宣扬，拜伦剽窃说流传甚广。迟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菲利浦·马丁（Philip Martin）在《拜伦：面对公众的诗人》（Byron： A Poet before his Public，1982）一书中仍言之凿凿：拜伦对华兹华斯的挪用“简直是灾难性的”，拜伦打算“利用一些新材料，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使诗行滑向了模糊不清……令人不快”。当然，为拜伦鸣不平者亦不乏其人。据勃兰兑斯转述，闻听华兹华斯的自我夸耀，拜伦友人约翰·罗素勋爵（哲学家罗素的祖父）立刻反唇相讥：如果它（《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真的出自华兹华斯手笔，“这也就该算是他（华氏）所写过的最优秀的作品了”。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拜伦与湖畔派诗人的矛盾冲突由来已久。湖畔派当初是以文学反叛者的形象登上文坛的—保守的《爱丁堡评论》主编弗兰西斯·杰弗里（Francis Jeffrey）曾公开宣称，湖畔派“是已经确立的诗歌和批评体系的反对派”。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湖畔派逐渐失去批判和讽刺的锋芒，相反却沦为“歌德派”—骚塞和华兹华斯先后荣膺桂冠诗人的头衔，其主要职责是在皇家庆典之际奉上应景之作。在《唐璜》“献词”中，拜伦讽刺湖畔派“见钱眼开”，斥之为“叛徒”和“变节文人”，着重揭发其被收买前后“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王佐良语），令此辈“趋炎附势之徒”无地自容。

　　在政治思想方面，与拜伦、雪莱的激进主义恰成对比的是，功成名就的华兹华斯等人日趋保守，主张“退隐”—雪莱在《阿拉斯托尔》（1816）一诗中对华兹华斯式的“自我主义”表示强烈质疑。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初，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曾一度为之呐喊，但很快调转方向。由此，雪莱在《致华兹华斯》十四行诗中对华兹华斯背叛革命理想極为愤慨：“在清贫中，你曾经以自己的声音/谱写成奉献给真理与自由的乐章—/如今却抛弃了这一切，我不禁为你悲伤，/过去是那样高尚，今天怎么会变成这样？”

　　和雪莱一样，拜伦也在《唐璜》第一章“诗坛十诫”（poetical commandments）中告诫读者：“汝应皈依弥尔顿，德莱顿，蒲柏，/勿从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须知彼为首者糊涂不可救药，/第二人是醉鬼，第三个噜苏而古怪（quaint and mouthy）。”似乎意犹未尽，拜伦在第三章再度出手，针砭湖畔派诗作：“谁想到竟有今天，/像这种糟粕不但没有人唾弃，/而且还容许它在这末代的深渊，/像渣滓般浮到水面”—并恶诋“彼之三人”像蛇一样匍伏在前辈诗人坟上，“嘶嘶地发出不敬的声响”。

　　对于拜伦的恶意嘲讽，湖畔派当然不会忍气吞声。柯尔律治在《文学生涯》（1817）第二十三章给予拜伦强烈反击，宣称某种唐璜式的戏剧作品以通奸为主要剧情，格调“低下”，而剧作家的道德水平也令人生疑。这类剧作明显是对“世间天然秩序的谬辩和颠覆”，但令评论家义愤填膺的是，如此低俗的文艺作品居然能够大行其道—观众反应“迟钝”，不仅没有感到被“冒犯”，相反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因此，柯尔律治断言，政治领域中那些“令人惊愕的雅各宾理念”（the shocking spirit of Jacobinism）已然入侵文学领域。在法国大革命引发的英国全民恐慌尚未消退的情况下，柯尔律治的“反噬”无疑极具杀伤力。

　　此外，双方在艺术审美观念方面也大相径庭。骚塞攻击《唐璜》是一部“集恐怖与嘲弄、放荡与不虔诚于一身的荒诞作品”，拜伦则指斥骚塞诗歌中可怕的“枯燥乏味”—以《破坏者萨巴拉》（Thalaba the Destroyer）为例：“萨巴拉！你说话简直像一本书—但却是一本我们一打开就会立刻合上的书。”华兹华斯断言拜伦诗作了无新意，拜伦则反讥其道德说教冗长琐碎，令人厌烦—以华兹华斯名作《远游》为靶心，拜伦对华兹华斯式的“永恒的巡游”大加嘲讽：“时而，我们向上、向上、再向上；时而，我们向下、向下、再向下；时而，我们绕啊、绕啊、绕圈子！”至于华兹华斯和柯尔律治引以为豪的“抒情歌谣”，拜伦则认为平淡无奇，缺乏韵律之美，并给出“差评”（“与散文无异”）—这也成为双方交恶的直接導火索。

　　毫不奇怪，这场以“剽窃”为名引发的论争很快便因涉及双方的私生活而“升级”。在颂诗《审判的幻景》中，骚塞率先向拜伦发起攻击，采用道德绑架的拙劣手段要求政府出面查封《唐璜》。在本诗“前言”部分，骚塞首先强调“半个多世纪以来，英国文学一直以它道德的纯洁性著称”，紧接着判定《唐璜》“淫荡、渎神”（lewdness & impiety），其“内容与妓院有关……愿上天降祸于带来这种邪恶之人”，甚至宣称拜伦和雪莱等人“树立起来的一派满可以叫作‘撒旦派，其淫秽部分呼吸着堕落的淫神的精神……呼吸着异教食人恶神的气息”，他们的诗作“充满狂妄自大、无所顾忌的撒旦精神”。

　　最令拜伦恼火的是骚塞对他和雪莱文学小团体的“造谣诽谤”—选择自我放逐的拜伦与雪莱在海外会合后，友谊迅速升温：雪莱的妻子玛丽担任拜伦的抄写员（拜伦为《弗兰肯斯坦》提供了创作灵感）；玛丽的继妹克莱尔（Claire Clairmont）成为拜伦的情人。骚塞将这一文学小团体称作“乱伦同盟”，同时暗示该同盟的首领拜伦患有精神疾病：“对一个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人来说，如果能让他的脾气按时发作，将是一件天大的美事。”

　　对于骚塞的挑衅，据说拜伦第一反应是赶回英国杀死骚塞（决斗），后来转念一想，决定杀死骚塞的诗歌—感觉后一种方式更为解恨。在同名讽刺诗《审判的幻景》中，拜伦在卷首引用蒲柏名句“天使不敢涉足之处，傻瓜蜂拥而上”，暗指骚塞智力低下，并贬称他为“通过奴隶贸易发财之人，或赌场与妓院的老板”—他搔首弄姿，向疯国王乔治三世邀宠，丑态百出，以致正直之士忍不住“要把骚塞像一个葫芦似的切成两半”。

　　拜伦对湖畔派作风及为人向来评价不高。根据西方学者研究，湖畔派中与拜伦交往最多的是柯尔律治—但后者人品堪疑。以柯尔律治名诗《克丽斯特贝尔》为例—诗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向拜伦毛遂自荐：询问拜伦“可否拨冗一阅”，以及“能否推荐给某位有声望的出版商”？该信口吻谦卑，令人动容。拜伦欣然同意，嘱托出版商默里负责此事，并馈赠柯尔律治一百英镑，助他解决生计。诗作出版后，默里又另行支付一笔不菲稿酬。对此，柯尔律治本应满心感激，然而在回忆录中他却坚称，出版这部“不完美”的诗作“违背我的理智和情感”。如此前恭后倨，颇令人震愕。

　　像文学史上任何一个门派一样，英国浪漫派内部也充满矛盾和纷争。湖畔派三诗人与拜伦、雪莱等第二代浪漫诗人势同水火，而湖畔派内部关系则更为错综复杂。柯尔律治和骚塞原本既是连襟，又拥有共同梦想（移民美国创建乌托邦“大同社会”），并且二人曾联手创作戏剧《罗伯斯庇尔的倾覆》（柯尔律治执笔第一幕，骚塞完成第二、第三幕）—但随后发现双方志趣不投，终致分道扬镳。柯尔律治与华兹华斯兄妹一向交情甚笃—柯尔律治暗恋多萝西·华兹华斯对双方家族而言都是公开的秘密（也是柯尔律治夫妇日后分居的重要原因），但由于柯尔律治的神经过敏和嫉妒（加之好事者挑拨离间），导致柯尔律治与华兹华斯决裂之后再也未能修复往日情谊。

　　由此可见，湖畔派文学圈内部的混乱程度与拜伦小团体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考虑到十九世纪初英国文坛的实际状况，拜伦及湖畔派所谓“剽窃”的罪名更多是文人间相互攻讦的“利器”，而非事实真相。比如雪莱曾因“剽窃”德国早期浪漫主义小说家让·保罗（Jean Paul，1763-1825）的作品而遭受批评：后者认为“上帝是一种情感的需要”，因此将无神论者比作“庞大的埃及狮身人面像，半埋在沙土中，凝视着这个宇宙”，并且佩戴着“无形永恒的冷漠面具”；而雪莱名诗《奥西曼德斯》结句为：“在这巨大的荒墟四周，无边无际，/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但这明显属于借鉴而非剽窃。事实上，当时很少有诗人不借鉴他人的素材，连指控拜伦“剽窃”的华兹华斯也不例外：在华兹华斯身后，人们发现他曾大量“借鉴”美国十八世纪著名自然学家巴特拉姆（John Bartram）的游记作品。

　　有意思的是，据韦勒克考证，浪漫派诗人中真正涉嫌“剽窃”之人，非柯尔律治莫属。一七九九年，柯尔律治与华兹华斯兄妹一同“壮游”（grand tour）德国，他一开始的计划是研究莱辛，后跟随人类学家布鲁门巴赫（1752-1840）研习医学和心理学，最终则皈依康德/谢林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从日后德昆西等人对他的指控来看，他对德国文艺批评的谙熟程度简直“令人震惊”：借鉴席勒“朴素”与“感伤”诗的区别，柯尔律治划分出音乐诗人和绘画诗人；《论希腊戏剧》讲座中，柯尔律治关于“机械的规则性”与“有机的形式”二者区别的公式化表述，可谓施莱格尔文论的“字面移译”；柯尔律治《论机智与幽默》的讲稿，大多援引让·保罗名作《美学入门》，尤其是书中关于小说分类的内容。美学著作如此，哲学论著也不例外。柯尔律治大部头《逻辑》（两卷本），主要阐述《纯粹理性批判》精髓，完全照搬康德的体系论、范畴表和二律背反说；系列论文《论善意批评原则》（柯尔律治自认为是“他迄今所写的最为优秀的文字”），实际上大量“借鉴”康德《判断力批判》，甚至连康德列举的逸闻趣事也照抄不误。

　　除此之外，柯尔律治最饱受诟病的是他对谢林的疯狂抄袭。谢林是德国唯心主义中期的重要人物之一，在当时名气远超黑格尔，其“同一哲学”学说风头一时无二（谢林曾痛斥黑格尔“疯狂剽窃”他的思想，并坦承他们二人实际上皆受惠于斯宾诺莎；另外，据海涅的看法，谢林思想学说中最精彩的部分，一半得自他的导师费希特，一半取自布鲁诺）。在所有德国文艺理论家当中，柯尔律治对谢林似乎“情有独钟”：他的散文著作《人生理论》，被判定是从谢林著作中“七拼八凑”而成；他的讲演《论诗或艺术》（1818），无非是时隔十年后复述谢林《一八○七年艺术科学院讲演》的内容；另一篇演讲《论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则是重复谢林《撒摩德拉斯岛的众神》。相比而言，更大篇幅的剽窃恰恰出现在柯尔律治竭力自辩的《文学传记》（1817），尤其是在十二和十三两章之中。在认知论基础上，这两章着力探讨想象力和幻想力的区别，其中关于主客关系、两者的综合和同一、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有机整体观等论述，与谢林《艺术哲学》中的若干表述几乎“一字不易”。

　　柯尔律治（以及他的门徒德昆西）日后将抄袭归咎于“吸食鸦片”，导致意识模糊、神志不清，这一借口显然太过牵强。与之相较，拜伦则显得极为“诚实”。据拜伦友人梅德温（Thomas C. Medwin）在《谈话日记》（Journal of Conversations of Lord Byron）中回忆，拜伦在谈话中曾不止一次感慨“独创之难”。某日阅读司各特小说时，他忽然发现若干段落“似曾相识”—小说家有意无意照搬了莎士比亚和理查德·谢里丹等人的原文。尽管如此，拜伦并未认定司各特“抄袭”，因为他根据小说的需要进行了适当裁剪。与此同时，拜伦承认他在《唐璜》第二章的“风暴”（即海难）片段也大量照搬前人，并断言倘有好事之徒按圖索骥，一定能牵出文本背后“许多有关沉船的著作”。

　　无独有偶，布莱辛登夫人（Lady Blessington）在《谈话录》（Conversations of Lord Byron）中也有类似记载。某次，夫人谈及论敌对拜伦的指控—《阿比多斯的新娘》开篇数行诗句乃是抄袭斯塔尔夫人，拜伦激动地反驳这是无稽之谈：“我不懂德文，懂法文，但我落笔时从未看过她的诗文。现在也没记住它们，你让我发誓都行。”不过，拜伦倒是发现：斯塔尔夫人与之相似的那几行诗是“从施莱格尔笔下借来的，抑或取自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因此，拜伦调侃道，“你看，我是个三手或四手的转手小偷”（a third or fourth hand stealer of stolen goods），并由此得出结论，“一个人记性太好未必是件好事”。

　　当然，此处记性好一词既是自夸，也是别有所指—极有可能暗指蒙田。“蒙田，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剽窃者，”拜伦直言，“阅读他的著作就像在课堂里背书，让你得以温习曾经学过的古典文章。”众所周知，在文学史上，蒙田以博闻强识而著称。不过，拜伦紧接着又说道：“无论有意无意，有哪位作者不是剽窃者呢？”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如果饱览群书，就很难不受别人的影响，甚至不知不觉会采用别人的表达方式，“就像密涅瓦从朱庇特的脑子里跃出，现成而完整，让我们以为是自己的子嗣，而非领养的孩子”。在拜伦看来，绝对的原创几无可能，因为这里包含一个悖论：一个人除非不读书，才能绝对不受别人影响；但一个人不读书，根本无法思考，更不用说写作了。

　　文学评论家瓦萨洛（Peter Vassallo）在《拜伦：意大利文学的影响》（Byron： The Italian Literary Influence，1984）一书中曾指出，拜伦其实并非照搬古人，而是“有他自己的演绎和发挥”，此论极为公允。正如拜伦在回应剽窃斯塔尔夫人指控时所言，诗人借用的材料可能相似甚或雷同，但其整体立意和匠心则可能大不相同。由此，评论家简·斯塔布勒（Jane Stabler）在《拜伦：后现代主义与互文性》（“Byron， Postmodernism and Intertextuality”）一文中尝试对拜伦作品进行了后现代主义阐释。斯塔布勒宣称现代派看重文学的“独特性”和“正品性”（authenticity），而后现代派则能容得下“各种形式的复制”—挪用、剪贴、戏仿。在此仿制过程中，文学作品恰恰又产生新的原创性。

　　与此相似，普林斯顿大学麦克法兰（Thomas McFarland）教授在《柯尔律治与泛神论传统》（Coleridge and the Pantheist Tradition，1969）一书中也将柯尔律治的“剽窃”行为解释为一种“马赛克式”的“组织材料的方式”，并认为柯尔律治具有“网状（reticulating）思维特点”的碎片式文学理论阐述方式已经成为其学术研究的“一种话语范式”。换个角度看，柯尔律治的“文学炼金术”并不违背“原创性”法则，相反增添了某种文字游戏的乐趣—正如罗兰·巴特所说，所有文本在不同的层面上或多或少都带有“他文本”的痕迹，以至于“每一篇文本都是过去引文的新变体”。因此，“互文性显然不限于来源或影响”，而是包括“无意识或自动引用”。

　　在麦克法兰看来，拜伦、雪莱与湖畔派同属浪漫派，二者的“剽窃”争论甚为无聊，但这一场论争的意义在于它牵涉到学界对原创性一词的不同理解：创建新体系、发明新学说固然是创新，但对旧材料重新加以编排和整合并由此阐发新意的创作，同样也应被视为“原创”。按照这一种理解，在整合过程中，原创性依然重要，但不再是评价的唯一标准，相反，如同之前拜伦所说，新作中体现出的、与前人作品不同的“一致性”“完整性”以及资源的“有效性”乃成为核心价值。值得一提的是，麦克法兰在文末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大量“系统完备但思想空洞的学说和理论体系”。与之相反，柯尔律治的思想犹如杂货铺：事物堆放杂乱，其中却不乏无价之宝。

　　综上所述，拜伦等浪漫派诗人所谓“剽窃”，更多应归于相互借鉴、相互阐发的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范畴—在这一点上，最早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歌德目光最为深邃。据传记作家马尔尚（Leslie A. Marchand）在《拜伦传》（Byron： A Biography）中记载，一八二二年，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在意大利蒙特内罗（Montenero）与拜伦晤面，并转述歌德对拜伦的敬意（“在其诗作中发现了生命的活力和天赋”）。据说这位哲人在阅读拜伦诗剧《曼弗雷德》后曾大发感慨：“拜伦的悲剧《曼弗雷德》在我印象中是一部精彩、感人的作品。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吸收了我的《浮士德》，并以他忧郁的方式从中汲取了最奇异的营养。”并且，令这位年迈的大诗人异常欣慰的是，“他（拜伦）把一些东西化为己有，又从原文中脱胎换骨，看不出一丝痕迹”。

　　参考文献：

　　Ian Gilmour， The Making of the Poets： Byron and Shelley in Their Time，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2003;

　　Phyllis Grosskurth， Byron： The Flawed Angel， Hodder & Stoughton， 1997;

　　Leslie A. Marchand， Byron： A Life， Alfred A. Knopf， 1957;

　　Thomas Moore， Letters and Journals of Lord Byron， John Murray， 1830;

　　Joanne Wilkes， Lord Byron and Madame de Sta?l： Born for Opposition， Routledge，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