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为

　　

　　《诠释三角》? [法]魏明德著? 谢? 华等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復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魏明德（B. Vermander）新著《诠释三角：汉学、比较经学与跨文化神学的形成与互动》于二○二一年末问世。作品经历长期筹备，整合了魏明德热切关注的多个领域：耶稣会汉学研究的历史、跨文化对话的哲学研究、当代诠释学对阅读中国经典的更新，并在同一个问题意识之下统一收束而成，即“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这场宏大对话所构成的“诠释三角”（triangle herméneutique）：以“比较经学”为中流，其上游为“汉学”，下游则是“比较神学”，意图捍卫一个论题—三者之间共同的方法论和人文领域问题所具有的对话特征，为诠释道路设立标志。正应作者《自序》所言：“读者能透过自己的解释，把这本书变成自己的文本，使之成为他们反思和灵感的源泉。”随着不断的相遇发生，“解释他者”与“解释自身”所构成的诠释面向将帮助读者不断远行，超出单一向度的考察，自我与他者不是简单的、分离的、自治的、二元对立中全然分离的两个本位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理解自我正是从他者处汲取营养，在差异化的“认知型”中识别各种实践、知识与信念的机制。

　　书作的核心路径“诠释学”是具有“对话性”的工作，是重构比较经学直至跨文化神学的必经之路。书章依次铺展渐入跨文化诠释的中心问题：从明清际抵华传教士与中国儒士从事经典的比较阅读，对汉学形成、研究方法、关注焦点和传播方式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到全球文化史视野下在华传教士所触发的各项科学事业，构成新的知识形态。汉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正源于这种经典的比较阅读，并与比较经学谋和，步入更为宽泛的文学领域。而跨文化的神学诠释则是考察这一对延伸关系，从客观的他者视野来注视本体，最终成为“对一种共同意义的参与”，立足于“自我”和“他者”之间，并预设了“理解”的距离和经由“他者”的路径。

　　魏明德提出“诠释三角”并非意图取代通常使用的术语—“诠释循环”，而是作者的隐喻修辞：试图促发人们关注相互接触、相互解释的汉学、比较经学与比较神学从“源头一体”分化，直到建构出不断相遇与碰撞的“三极”，并质疑理解的路径发现相异性，在不断地丰富与转化中，理解个人存在、历史与社会的运动进程。中西文明的相遇正建立在“经典”之上，传教士在探索中国经典的过程中认识到这对他们诠释自身传统的深远效应。十九世纪的中国近代化之路，经西方学术视野审视，将其视为两种文明的相互理解的新层面，汇成相互滋养的环境。正如作者所言：“正是这种特性才是启动了一个有阅读、交流、转变交织而成的生动网络，通过不断地失败、复兴、重启而扩展。”

　　作为对话对象的“经典”是开放的。中文里，那些久经美学考验的、贯彻着宇宙、身体、社会结构与文化规律的、被置于教育与政治体系之中的、经编织连缀能构成整体思想的文本被誉为“经”。而西方“古今之争”中的各方论辩则将经典或古典视为一种风格、思想乃至生活的典范，并在“规范性”和“历史性”的双重意义上获得实现：前者与理想制度相关，后者与时代环境相生。不论中西，如何审视我们与传统的关系，由我们面对经典文本的态度决定，而态度则由多向的可能汇成，“经典”也因此有了更大的弹性空间。

　　第一种可能，共同意义的参与。这一源自伽达默尔的观点，在书作中得到回应。魏明德提出了六种阅读模式，各有创造力和局限性，力图使得各种可能产生共鸣的途径融汇其中共同参与。其一，经典是教育体系中的文化建构，某种程度来说权力的游戏也决定了阅读经典的策略;其二，“依照文本自身所给予的”去阅读的天真态度;其三，形式批判与来源批判重新发起阅读的道路，将经典化作以一个个细小的单元;其四，通过注经者来阅读，这一方式几乎符合中国传统运用经典的方式，并逐渐于二十世纪初期与西方文献学视野结合起来;其五，结构修辞学，或者更通俗的说是“谋篇布局”，通过形式建构的过程来提取诠释的原则;其六，经验性的阅读模式，“使得阅读在行动中”展开。上述的多种模式往往交错运用于诠释经典的实践中，因而文本的循环与阅读模式的循环，将会带来更多的共同意义与参与方式。

　　《疯癫与文明》? [法]米歇尔·福柯著??

　　刘北成? 杨远婴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第二种可能，不中立的翻译。以《圣经》中译为例，经典遭遇的语词选择困境恰好应对这一向度。从古老的儒家经典论调到佛典的特殊色彩，《圣经》中译遴选词汇的原则和弹性，再次体现了所谓“正典”的阐释，是基于每个时代的重重注解累加而成。翻译将这个重新创造的过程更进一步推广到另一文明中。恰好中国的文明融合了众多的智慧形式：寓言、传记、箴言等，为不中立的翻译留出诠释的空间。于是，两种智慧讯息之间的流通，不再基于建立某种共通“学说”为目的，从而彼此靠近。

　　第三种可能，文本的好客性。文本的未完成性带来了突破传统视角阅读的可能，特别是经典文本是否能在团体的智慧中得到新的启示？魏明德提出的“文本的好客性”（hospotalité textuelle）具备有趣的“之间性”：既是位于跨文化神学阐释的根基中，又是一种极为奢侈的理想。之所以寓于根基中，是因为纯粹的经典文本若不置于阅读、阐释的实践中，将毫无启示意义。福柯在《疯癫与文明》提及，不论儒家经典还是《圣经》都应无限度地被阅读、被解释，并使他人参与这一过程。今天的我们观照耶稣会与儒士之间的众多对话，正拓开该特质：基督宗教的信仰逐渐去中心化，而儒家伦理同样拥有超越华夏土壤的普世意义。至于“虽不能至”，并非一种乌托邦，或许作为诠释主体的我们正无意识地进行着阐释经典的工作，只是尚未觉察到。

　　阅读经典是展现给当下的我们各种相遇的可能，若文本正处于知识系统的脆弱之处，那么，与他者发生相遇的可能性才会加大。“脆弱”并非贬义，假使两个磐石般的文明系统相逢，必然会导致更为严肃的冲突。而恰是从这些值得阐释的、多样性的裂缝诞生出文明的开放性。诚如书作的下半部所深刻论述的“与不同传统相遇，总能借考我们自身传统的缺陷、开口和疑难”。汉学与阐释学构成的比较视野，或许给我们重新寻访的可能。

　　在诠释与阅读的十字路口，还有充满惊喜的洞见，《诠释三角》的注解是作者精心提供的阅读线索，指引着读者与汉学家、经学家甚至神学家不断相遇。细微之处见功夫，注解具有极高的学术性，收编了有关问题之下几乎最具有权威性的“经典”作品。因此，阅读本书可以说是通过作者的论述逻辑，并进一步拓宽横向的旁见，是作者诠释观念的某种演绎，即任意观点都需要洞察左右所云，打开同经典、成见的对话，一切约定俗成的先入为主都将在“诠释三角”中逐渐消弭。阅读经典的交汇，将原本离散的文明焦点重新铺展。

　　本文系上海市社科规划基金青年项目“近代徐家汇的知识生产与传播”（项目号：2020ELS003）、教育部中外语言合作交流中心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青年项目“近代徐家汇汉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项目号：21YH05D）阶段性成果。F80849DF-0E0D-4572-BCF0-165EECEBDB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