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恩托克山脉（Quantock hills）位于英国西南部的萨默塞特郡（Somerset），是英国政府在一九五六年认定的第一个杰出自然风景区，连绵起伏的山丘（最高处不足400米）、广阔的欧石楠荒野、牛羊点缀的农场、神秘幽静的原始橡树林，还有陡峭深险的峡谷，是旅行者的心仪之所。然而在十九世纪以前，这里还是一片鲜有人涉足的荒僻之地。一七六九年十二月底，这里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浪漫主义大诗人柯勒律治，他在一个名叫内瑟斯托伊（Nether Stowey）的村子里住了下来—当时整个村子只有一处房舍，如今它已成为展览诗人生前日常起居的博物馆（Coleridge Cottage）。正是在這所阴冷潮湿的房舍里，诗人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此前他写的多是臃肿浮夸的政治诗），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写出了他最知名的三首作品：《忽必烈汗》、《克里斯德蓓》的第一部和《老水手行》（另有译为“古舟子咏”）。前两首都是残篇，直到一八一六年才发表;只有《老水手行》是完整的作品，一七九八年发表于他和华兹华斯合作的《抒情歌谣集》里，是整部诗集的开篇之作。
提起《老水手行》的名字，今天的读者怕是要肃然起敬的。作为《抒情歌谣集》中篇幅最长的作品，此诗乃各类选本的必选之作。但读者可能不知，它的诞生成就了英国文学史上一段传颂至今的友情佳话，不过在出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遭遇更多的是批评、质疑，甚至是嘲讽。
一
《老水手行》的诞生离不开另一个诗人—华兹华斯。两位诗人早在一七九五年就已谋面，但并未深交，直到一七九七年四月，华兹华斯路过内瑟斯托伊，才开始正式交往。此番见面，两人促膝长谈，旋即成为莫逆之交。不久，柯勒律治就对住在多塞特郡的华兹华斯进行了回访，并见到了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同样情投意合。在柯勒律治的撺掇下，华兹华斯携妹妹于同年七月将家搬至距内瑟斯托伊相隔不到七公里的另一村舍艾尔福克斯顿，开始了他们三人的胶漆之交—“三个人，共一个灵魂”（柯勒律治语）。那是一段无邪单纯、激情漫溢的时光。他们差不多每天都待在一起，活动内容主要有两项：谈诗写诗，漫步山野。前者是激发灵感、碰撞思想，后者是释放手脚，荡心悦目。
让我们把时间定格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三日这一天：下午四时，太阳已然消退了热力，很快就要跌至长石山（Longstone Hill）的后面。时近初冬，户外已有萧瑟之态，临近黄昏，更显清冷，但这丝毫不能阻挡这三个死党出游的热情。多萝西在给玛丽·哈钦森—后来成为华兹华斯的妻子—的信中说，正是在这次郊游的途中，他们开始了《抒情歌谣集》的酝酿—“确定了要写一首民谣，另加威廉的一些诗作”。多萝西信中的这首“民谣”指的就是《老水手行》。
这首诗原本是准备两人合写的—这已经不是他们的第一次合作了。此前曾尝试合作《三个坟墓》（关于乡间巫术的民谣）和《该隐的流浪》（以圣经中该隐杀害亚伯的故事为蓝本），都以失败告终。如胶似漆的友情让他们决定再尝试一次。此次合作方式更富挑战性：一人写一节，交替进行。华兹华斯当时正在看一航海家的日志，他提议两个情节：一是水手在射杀信天翁后被各路精灵跟踪报复;另一个是让船由众水手的魂魄驱使。柯勒律治欣然采纳。华兹华斯还在开头部分贡献了两句诗，但这种接龙写作很快就难以为继，因为它不仅要求双方在思路、意象、语言上的绝对统一，还要求彼此写作的步调一致，近乎同体共生。
两个年轻人显然是被滚烫的友情冲昏了头脑，罔顾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诗歌趣味，还是就写作方式而言，两人都大相径庭。华兹华斯喜欢用普通的语言描写底层人的故事和当下日常生活的场景，柯勒律治偏爱用古旧的语言描写远古的传说或怪异的超自然故事。华兹华斯好独处，写作时喜欢字斟句酌，而柯勒律治爱闹腾，倚重灵感，常常一挥而就—虽说他有过后重写修改的癖好。大散文家海兹利特（William Hazlitt，1778-1830）对他们的写作方式做过形象的对比：“柯勒律治……喜欢一边写诗，一边走在高低不平的路上，或在矮林蔓生的枝条间穿梭;华兹华斯—如果他有写的灵感—总是在笔直的沙砾路上踱来踱去，或找一个让写诗不被打扰的地方。” 迥异的行走、创作方式对应着迥异的诗歌风格：柯勒律治的诗戏剧性强，意象的跳跃性大，注重声响效果和气氛的营造，而华兹华斯的诗倾向于内省式的抒情，语气舒缓，节奏稳健。柯勒律治眼见合作无望，只好独自去写，前前后后花了近四个月才在一七九八年三月底完工，全诗长达六百七十一行。
《老水手行》虽然有多个版本，但基本的情节未变—
一个年轻人跟同伴兴冲冲地赶赴婚宴，在新人家门口被一骨瘦如柴的白胡子老人拦住。后者眼似幽魂，婚礼宾客像被施了魔法般乖乖就范，听对方讲述自己一次离奇的海上经历：
他从前跟同伴出海，遭遇冰山大雾，围困不前。一只信天翁适时飞来，冰山解体，大雾退去。众水手对信天翁感恩戴德，唯独这个老水手却一箭将它射死。不久，船行至赤道，风止帆落，大海在停滞中腐烂。众水手白天忍受着烈日暴晒，晚上又要被幢幢鬼火包围，他们以为这是杀死信天翁的恶报，便将它的尸首挂在老水手的脖子上。口干舌燥的老水手默然承受，并不反抗。远处漂来一艘幽灵船，上面有“死亡”和“死中生”两个幽灵在掷骰子，为的是决定水手们的命运。最终，“死中生”赢得了老水手，其他水手则交给“死亡”处置—在甲板上一一倒毙。
幽灵船离开后，老水手独自守着两百具尸首，生不如死。这时他看到了周围斑斓游动的水蛇，禁不住对它们发出了赞美，进而感动了天神，奇迹随之出现：脖颈上的信天翁沉入海底，接着天降甘霖，众仙灵附在死尸的身上，一个个拉绳牵缆。同时出场的还有南极神怪、两个空中精魅，他们协同将老水手送回故里。船在驶入港口后沉没，前来营救的是一只木筏子，上面坐着领港人父子和一修行的隐士。连日来的颠簸折磨，让老水手形容枯槁，营救者以为遇上了鬼，吓得神魂错乱。隐士问为何这等模样，老水手将自己的经历说完后发现内心的痛苦有所缓解。此后每当痛苦来袭时，他就必须将自己的经历重述一遍。他有一种神奇的本领，瞟一眼就能从人群中看出谁是他合适的听众。
如今他已无数遍地讲过自己的故事，但他的讲述还远未结束。他终年流浪，为的是告诉人们：“对人类也爱，对鸟兽也爱，/祷告才不是徒劳。”婚礼宾客深受触动，丧失了参加婚宴的兴致，到了第二天，这个年轻人性情变得更悲伤，但也更明智。
这样一个复杂的故事，极有可能写得拖沓、冗长，但柯勒律治凭着他高超的技巧，将情节编织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此诗模仿的是古民谣，采用了故事套故事的框架结构（frame story）： 最外围的叙述者是一个民谣诗人，转述老水手和婚礼宾客的对话，最里层才是老水手的故事。老水手也不是从头讲到尾，而是跟宾客之间不时互动（多发生在每个部分的开头和结尾），增添了情节的戏剧性。不过，对于初读此诗的读者，要弄清故事的来龙去脉并不容易，最主要的是诗人古奥的用词，试看开篇第一节：
It is an ancient Marinere，
And he stoppeth one of three：
“By thy long grey beard and thy glittering eye
Now wherefore stoppest me？”
（这老年水手站在路旁，
来三个，他拦住一个。
“你胡子花白，你眼神古怪，
拦住我为了什么？”
[杨德豫译，后文凡源自本诗的译文都是杨先生所译]）
诗人的初衷是为了“文时相契”，用古旧的文字暗示老水手生活在遥远的过去（全诗只字未曾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但问题是这种拼写形式，即使对于十八世纪末的普通读者，也是生疏的。不只如此，全诗还大量使用十六世纪之前的旧词（如eldritch、ween、eftsoons、lavrock）和专门的航海术语（如weft、clifts）。如此逆时晦涩的措辞，着实是让华兹华斯捏了一把汗。后者在一七九八年《抒情歌谣集》的广告词中特地做了说明，说此诗作者“是在模仿前辈诗人的风格和精神”，但读者会买账吗？
二
《抒情歌谣集》于一七九八年九月十八日在布里斯托尔市匿名出版，《老水手行》被放在诗集的开篇位置。评论界对《抒情歌谣集》褒贬不一，有溢美之词，也有苛责之声—集中攻击的对象就是《老水手行》，言辞激烈，如：“此诗的众多诗节有一种费力的美，但是诗节之间的联系十分荒诞，或曰不可理解……我们无法理解这个故事，也就无从分析。它像是丹麦人尝试德国式的崇高。”说这话的不是外人，正是柯勒律治昔日的盟友、如今的妹夫、日后的桂冠诗人—骚塞（Robert Southey，1774-1843）。类似这样的负面评论，无疑影响了《抒情歌谣集》的销路，而这正是华兹华斯最不愿意看到的—实际的情况是喜欢《老水手行》的读者不在少数，它尤其受到水手群体的青睐。
到了一七九九年六七月，《抒情歌谣集》决定再版时，华兹华斯给出版社去信，从诗歌字词的变动，到具体篇目的选取，甚至字体的大小、排版的样式，他都要严格过问。无怪华兹华斯的传记作者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说，华兹华斯“获得了完全的控制权，导致一八○○年版的抒情歌谣只有微末的合作痕迹”。此时的华兹华斯已经将诗集当作自己一个人的作品—甚或是能带来利润的产品，柯勒律治根本没有置喙的余地。
至于《老水手行》，在华兹华斯的敦促之下，柯勒律治对它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从标题，到正文前的内容概要（Argument），再到诗歌正文，甚至标点符号，尤其是更换了那些过于陈旧的拼写、替换了一些废弃不用的废词。当一八○○年《抒情歌谣集》第二版出现在市面上时，《老水手行》的面目跟先前的相比已大不一样。但柯勒律治的修改并未让华兹华斯满意，后者在此诗的末尾添加了一段附记：
如有读者中意此诗或此诗的任一部分，此等美事我实难拒绝。我必须告诉读者，他们的中意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我，因为这首诗的作者特别不希望将这首诗公之于众。他之所以有此愿望，是因为他对这首诗的缺陷了然于心，知道很多读者对此诗并不满意。我朋友的这首诗确有重大缺陷：其一，主人公没有鲜明的品质，不管是就他水手的身份，还是作为一个长期受超自然印象的影响、也许应该参与超自然现象的人;其二，他不主动，而是不停地处在被动当中;其三，众事件前后之间没有必然关系;最后，意象看上去像是费力的累加。尽管如此，此诗含有很多对情感的精致点缀，感情处处跟自然吻合;有不少诗节呈现的意象很美，使用的语言异常精当;尽管此诗的格律不适合长诗，但他使用得很有艺术感，变化多样，展现了格律的各种形式，最大限度地展现了格律的潜力。这些优点（尤其是第一点，即含有最高的情感）在我看来赋予了这首诗在其他更优秀的作品里所不具备的一种品质。为此，我要求我的朋友允許我将它再次出版。
这段文字话里有话，值得细细品咂：首先，柯勒律治不想发表此诗，是因为华兹华斯的举荐，此诗才得以再跟读者见面，读者应该感激他的坚持;其次，这首诗缺陷明显，柯勒律治对此心知肚明;再者，此诗虽有缺陷，但仍有价值，不过正因为存在缺陷，因此它算不上是佳作。华兹华斯所言是否属实，读者自可判断。细细看来，华兹华斯列举的四大缺陷哪一点都禁不起推敲：老水手只是在信天翁死后才陷入被动，在信天翁被射之前和被隐士救起后都有主动的时候;老水手的射鸟之举凸显了人性之恶，为了补偿罪恶，他必须永远流浪寻找下一个听自己故事的人—这是以传说中的“流浪的犹太人”（Wandering Jew）为原型的，具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诗歌不同于散文，允许情节上的适当跳跃，尤其是涉及超自然元素的哥特式诗歌，允许一些无厘头的情节，过多的说明或证明反而会削弱诗歌效果;诗中的意象或神奇瑰丽，或诡异森然，实乃优点，并无堆砌之嫌。我们很难想象华兹华斯写这段文字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第二版的另一处变化是此诗被降级了。《老水手行》被挪至诗集上册倒数第二的位置（下册全是华兹华斯的新诗）。它没有被放在末尾，因为最后的位置仍然是引人注意的，结篇的依然是华兹华斯的《丁登寺旁》。位置如此变动，很明显是对《老水手行》信心不足，担心它仍然会招来诸多非议。有理由相信这是华兹华斯的主意，因为再版的《抒情歌谣集》，其扉页上只署了他一个人的名字，至于柯勒律治，华兹华斯只在序言中一笔带过，连名字都没提，只说：“出于多样性的考虑……我就向一个朋友要求帮助，他于是给了我几首诗。”
但我们都知道柯勒律治的诗，并非徒具形式，而是有着深刻的、不易被发现的内涵。前文已经提及他认为诗歌的直接目的是提供愉悦，但他接着又说：“如果要能提供永久的愉悦，就必须包含它为什么如此。”光有美是不够的，还应该有对真的探寻。就《老水手行》而言，此诗展现了四个世界：瑰丽凶险的海上世界、隔膜生疏的人类世界、神秘玄妙的超自然世界和幽暗隐秘的内心世界，依次考察的是个体与自然（生态）、个体与他人（伦理）、个体与神（形而上学）、个体与深层意识（心理）之间的关系，乃是一首关注人类生存、窥探宇宙秘密、透视人的内在生命的伟诗。
让我们回到兰姆对华兹华斯附记的不满。兰姆的抗议是有效的。当《抒情歌谣集》第二次再版时，附记不见了。但华兹华斯的这个附记，柯勒律治一直念念未忘，一直找机会解释自己的作品没有那么糟。一八一七年，他出版了诗选集《西比尔的叶子》（Sibylline Leaves），首次收录了《老水手行》—这是自此诗问世十九年来首次署名发表，并且别有深意地将它放在整部诗集的开头。除了对诗歌正文再次修订外，他还加了一段拉丁文引言，其要义是老水手瞥见的精灵神魔也许并非真实存在，但想象这样一个超验的世界有助于我们释放心灵，超越琐碎的现实世界。此外，他还针对诗歌正文中某些晦涩难懂的部分加了五十八处旁注。引言和旁注有无必要，目前仍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诗人生前此诗再版时，一直保留着这一体例，这一版本也一直是此诗最通行的版本。
四
时至今日，没有人还去怀疑《老水手行》的价值。衡量一首作品好坏，除了看旁人对它的点评，另外一个标准就是看它对同代和后代作家的影响。一部优秀的作品，好比一个多棱镜，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家眼里，折射出不同的光芒和价值。它又像是一支川江号子，诗作者就是那个号工，其开创性的领唱势必会吸引众多的后来者帮腔合唱，同时催生出新的号工和新的帮唱者，形成一支支彼此照应而又连绵不绝的曲子。《老水手行》就是这样一支具有领唱性质的号子。
在《老水手行》旁注出现的第二年（1818），玛丽·雪莱（Mary Shelley，1797-1851）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问世了。玛丽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柯勒律治，因为他是她家的座上宾，有一次柯勒律治到访，准备朗诵《老水手行》。朗诵中，玛丽的继母突然发现八岁的小玛丽正躲在客厅沙发的后面偷听，因为担心这首涉及怪力乱神的诗会吓坏女儿，想将养女支走。不料柯勒律治上前劝解—他一直认为应该让孩子多读一些鬼怪故事，于是小玛丽这才获准留下，兴奋而又稍带不安地听完整个故事。谁都不曾料到，柯勒律治声情并茂的朗诵会成为小玛丽终生难忘的记忆，诗中的老水手四处流浪、痛苦巡行，犹如暗夜的长影投在了她敏感多思的心上，成为《弗兰肯斯坦》中的三个主要形象—怪物、弗兰肯斯坦和故事叙述者罗伯特·沃尔顿—的原型，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不愿停歇的流浪者。一八三一年，玛丽修订此书，特地借沃尔顿队长之口向柯勒律治致敬：
我即将前往那个“迷雾冰雪之地”的未经探索过多的地区，不过我是绝不会杀死信天翁的，所以你也不要为我的安全担惊受怕，难道我会像那个“老水手”一样形容枯槁、满怀忧伤地回来见你吗？你一定会笑我引用了这个故事，不过我要向你披露一个秘密。我常常把自己对于海洋暗中危险和神秘的眷恋，以及对它的炽烈的热情，归因于当代最富想象力的诗人的那部作品。（伍厚恺译）
《老水手行》的声名还传到了海峡对面的法国，经大批评家圣伯夫（Charles-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的成功译介，此诗俘获了众多读者。波德莱尔很可能是其中之一，《恶之花》里有一首诗就叫《信天翁》，很可能正是受到了柯勒律治的启发而作，因为两首诗都涉及了船员对信天翁的粗暴对待。不同的是，波德莱尔笔下的信天翁不是自愿落至甲板然后被射杀，而是恶意被擒后，成为众水手奚落的对象。这个原本遨游天际的空中之灵，成了现代社会落魄诗人的化身—他已从浪漫主义的云端跌落，委身俗世，遭受无知庸众的侮辱嘲弄。
在法国，真正让此诗名声大噪的是另外一个人，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e，1832-1883）。多雷风格多样，早年尝试过石板印刷和油画，后来转向木刻，曾为拉伯雷、巴尔扎克和塞万提斯的作品配过图，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那些神秘、晦暗，带一点哥特式风格的作品，如《神曲》《失乐园》等。读完《老水手行》后，多雷发现诗中那邈远的时空、神秘的想象和不可参透的灵异事件跟自己的口味不谋而合，并唤起了他对童年孚日山（Vosges）的记忆。他的第一幅配图，老水手阻拦婚礼宾客，其场景就取自他早年熟悉的阿尔萨斯一处森林。多雷为此诗总共作了四十二幅木刻画，从细部来看也许谈不上完美，但成功营造了一种森然可怖的氛围，这可以从克拉姆斯柯的评论中窥见一二。克拉姆斯柯力荐自己的学生列宾多研究多雷：“那才叫幻象，那才叫想象力呢！他的东西不适宜长久细看：既无素描功夫，也不讲究形式。可是背景和气氛多么可怕，一见难忘！”
多雷的木刻画于一八七五年在伦敦出版，刚开始市场反应一般，但很快走俏，并热销至法、德等国，尤其是在美国，其棕色封皮、金色烫字的大幅画册被成千上万的家庭珍藏。
说起此诗在美国的流行，不得不提一个学者的名字—约翰·洛斯（John Livingston Lowes，1867-1945），其论著《通往上都之路》（The Road to Xanadu）被认为是最具有开拓意义的柯勒律治研究著作。这本近七百页的书中只讨论了《老水手行》和《忽必烈行》两首诗—后者只有短短的五十四行。洛斯为柯勒律治诗中离奇的情节和诡异的意象所折服，认为这源于诗人的广泛阅读，而非真实的经历—柯勒律治在创作《老水手行》前从未出过海。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洛斯首先通读柯勒律治的札记，然后拟出后者可能的书单进行回溯阅读，接着再跟诗中的每个字词进行比照，推测可能的出处。比如对腐海的两句描写：“满眼是鬼火磷光;/海水忽绿、忽蓝、忽白。”（第129-130行）洛斯考证出了三个可能的源头：发现氧气的化学家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1733-1804）的著作《光学史》、三下太平洋的库客船长（James Cook，1728-1779）的《航海志》，甚至英国皇家学会的《自然科学会报》（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不难看出，柯勒律治无所不读，从莎士比亚、弥尔顿这样的经典作家，到各类哲学、神学、科学著作，再到当时流行的旅行札记和航海日志，阅读量可想而知。一九二七年，《通往上都之路》甫一问世，旋即博得了读者（包括学者、作家）的一致好评，连向来苛刻的艾略特都对洛斯爬梳揣摩的功夫赞不绝口。洛斯渊博的学识、缜密的考证和侦探小说般的叙说口吻，即使在今天读来，依旧让人爱不释手。此书给读者，尤其是作家读者，一个启示：创作离不开阅读，看似漫不经心的阅读都会存留在阅读者的无意识当中，成为日后写作时可以调用的素材宝库。
遗憾的是，《老水手行》在我们国内的接受始终是不温不火。尽管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辜鸿铭、朱湘、周煦良的译介，但认可度似乎一直不高。提起浪漫主义，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思想偏激进的第二代浪漫派—拜伦、雪莱，甚至是济慈，然后才是思想倾向保守的第一代浪漫派—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在他们中间，华兹华斯因为清新的语言、自然的题材和偏正统的道德观，比较符合中国读者传统的欣赏趣味，而对于柯勒律治神秘离奇的魔幻诗，人们有点不知所措，连学者和诗人也对之施以冷遇。王佐良在《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一书中，只用十页的内容对柯勒律治匆匆述过，却用大得多的篇幅专论华兹华斯、拜伦、雪莱和济慈。卞之琳在他的《英国诗选》中，直接忽略了柯勒律治，连一首都没选，原因是其内容“涉及神异”，而“中国自有中国的欣赏口味、借鉴需要”。不知卞先生为何说这类神异作品不适合中国读者，惯读《西游记》《聊斋志异》这类鬼怪神仙的读者，对于《老水手行》这样的故事應该会感到天然的亲切才对。欣慰的是，读者的口味的确在变。近年来，有多家出版社重印此诗。在众多的译本中，以杨德豫先生的译文最为考究，他“刻意遵循原诗的节奏和韵式（包括诗中屡屡出现的行内韵）”，在信、达、雅上堪称完美—唯一的缺憾是他漏掉了一八一七年的引言和旁注。
爱尔兰作家兼教堂牧师布鲁克（Stopford Augustus Brooke，1832-1916），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曾说过：“柯勒律治全部美妙的诗篇可以装订在二十页中，但是应该全部用纯金。”诚哉斯言！在这些纯金的诗篇中，《老水手行》无疑占据着极大的比重。从一开始的备受争议，到逐渐被广为认可，直至被奉为经典，这是一条坎坷但是逐步上升的道路。诗人若天堂有知，对此应该感到欣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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