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隽

　　天才是什么？天才就是人类最精英的那一批，他们英姿飒爽、天才横溢、勇于进取，在人类思想、知识和活动的各个领域前沿积极探索，并取得了辉煌的事功。英国学者彼得·沃森此前就有著作《20世纪思想史》，凸显“德国人在思想领域的卓越地位”，他认为“尽管美国扩大影响的口味变大，思想世界（譬如，哲学、艺术与人文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宰仍然是德国，更为确切地说是讲德语的国家。这一不争的事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德国人的知识传统与后来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思想史》，朱进东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8页）。在这部《德国天才》（张弢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中，彼得·沃森更是以煌煌四卷的内容给我们展示了德国天才的天资卓越与思想创造，他们用自己的心力和努力，构建出一个何等灿烂辉煌的知识和理念的世界！难怪别林斯基这样高傲的人物，都推崇德国是现代人类的耶路撒冷了。但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慧心洞见，他选择了一个极为常见但又并非容易着手的角度透视德国，即把握住时代精神最具体最生动的体现者，那些展示人类黄金年华的时代创造者—天才们，具体而言，就是“德国天才”。

　　作者解释此书要研究的是：“天才是如何诞生、达到顶峰，并以超出我们所知的方式来形塑我们的生活，或者它致力于揭示：这一切是如何被希特勒所毁灭的，但是—这又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其又如何在时常不被人承认的情况下还续存下来。其存续不仅在战后诞生的两个德国—这两个德国从未得到其（文化、科学、工业、商业、学术）成就的全部声望—而且也针对下列问题：德国思想究竟是如何形塑现代美国和英国及其文化的？合众国与大不列颠或许说的是英语，但他们有所不知的事实是，他们以德国方式思考。”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颇为惊人的事实，就是德国的实际影响力，虽然是“二战”战败国，却以其德国方式在影响着美、英等大国。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我们只要想想这样的基本事实，按照哈耶克的说法：“两百多年以来，英国的思想始终是向东传播的。曾在英国实现的自由法则似乎注定要传播全世界。至一八七○年左右，这些思想的流行或许已扩展到其最东端。从那时起，它开始退却，一套不同的，并不是真正新的而是很旧的思想，开始从东方西进。英国丧失了它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思想领导权，而成为思想的输入国。此后六十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二十世纪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李斯特還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比较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还是不那么激进的‘组织或‘计划，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在我看来，这种德国影响的上沿和下延都应当延长，自十九世纪初期以来，德国模式就在极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政治上。而之所以德国能在人类文明史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它所拥有的人才优势，按照沃森的说法，就是这些德国天才，正是因为拥有着这样一批天之骄子，德意志民族才能够傲然屹立于世间。或者，我们竟然可以说，对于这个民族来说，它何其荣耀，何其骄傲，曾经拥有那样一个天才成群结队而来的时代！那又是一个怎样令人心生向往、感之念之的天才时代呢？

　　要知道，“从一七九○年到一八四○年之间的五十年是现代学术演进关键的成形年代。到了一八四○年，自然和物理科学、历史学和语言学在确定了学科边界的同时，生成了主宰二十世纪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学者都促成了这个知识组织化的英雄时代，但其中，德意志学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里准确地把握到了文明史和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关键时刻，即十八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中期的黄金时代，正是在那样的岁月里，德意志精神全面崛起，不仅有这里所描述的德国学术的发达，而且更有德国文学、德国哲学的同时兴盛，以莱辛、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大诗人们，以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为英雄的大哲人们，基本上都同时产生，更重要的是，他们往往并不在意后人给他们规定的知识边界，而同时在多个领域中自由驰骋、不羁奔腾、奇思瑰想，譬如歌德在自然科学、艺术（绘画）、小说、诗歌、戏剧等领域全面探索，席勒也在哲学、史学、文学之间自由切换……按照德国学者自己的看法，真正具有独立主体意识的德国学术大致始于十八世纪后半期，而且与文学、哲学等其他文化门类相关联：“这是德国的学术与他们文学的和哲学的创造生息相通，同样从十八世纪后半期起取定一个新的，自己的方向，在这方向中德国的学术第一次和西方英法诸民族的精神完全分开了道路。随着赫尔德和莱辛，学术界就起始趋向一个德国民族所特有的精神发展，然后这种精神在德国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运动时期，在德国学术工作和思想方法中，创造了一种为理想而献身和以道德为基础的根本联合。人格地而又客观地造出来这种德国学术的道德性。一些运动被‘绝对的无上命令和严格的自制所锻炼，正在这运动里又重新表现出一个德国精神创造中普遍世界性的原则。赫尔德最先唤醒对于民族精神和民众文学的兴趣，所以在德国新发祥的语言学便很热心研究外国的文化和文学。”（中德学会编译《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我觉得，这段话很关键的地方在于凸显了德国学术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中，学术本身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没有学术和知识系统的整体建构的话，就没有其他各个领域的所谓的天才的诞生和辉煌的成就。

　　或许，外来者这样的判断并不错：“德国学术薪尽火传，代不绝人;德国的学术传统源远流长，有着丰厚的历史积累，从未被天灾人祸、战争和革命所破坏或中断。德国人既从中得到滋养，又不断给它增添新的内容，造就了德国学术博大精深，德国学者大师辈出。”（张汝伦《激情的思想》，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这里强调的德国学术及其学统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之前所言，正是德国学术为其他领域的德国成就奠定下了坚实基础，进一步推论可以说，舍却深厚积淀的知识学筑基，其他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如何才能造就一国学术的成就，建构起整套独立的知识学系统呢？沃森提供的思路是：“国家最重要的机构无疑是政治组织，其次便是大学”，这是《德国天才》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天赋是与生俱来的，但是没有充分的—不只是充分的—教育，它也不会开花结果，大学及学术创造性都是至关重要的。”从直接致用的角度来说，权力机构当然很重要;但从长远来看，无疑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尤其是大学，其作为教育规训者的意义是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它还兼具学术研究和文化承续的功能。但当大学还不得不从权力、资本那里获得经费来源的时候，其实它的独立性是遭到质疑的，此时就必须要求这些可能的“控制者”让渡权力，“在大学里，文化获得了高度自觉的表现形式，在那儿得以发展和保存。所以，国家不但应该为它的大学和文化的寄托者提供服务和支持，还要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从而使文化的保存和发展成为可能。一个国家的大学充当了它知识强国地位的象征。如果国家这么做了，大学便应对国家支持、尊敬和服务……在此基础上，大量金钱流入大学，文化国家理念为普鲁士知识分子和国家在政治上引人注目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尽管有着很多冲突，这样的合作还是绵延了整个十九世纪”。“文化国家”（Kulturstaat）这种理念，对于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并最终实现了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德国大学的崛起，乃至整个民族的德意志道路尝试的成功，这是一条非常核心的原则，用洪堡的话来说就是，国家“不应就其利益直接相关者要求大学，而应抱定以下信念：大学倘若实现自身目标，那也就实现了、并且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而这样的收效和影响的广大，远非国家之力所能及”（引自洪堡《人类学与修养著作集》一书中“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在和外在组织”一文）。这种超越国家直接利益的原则高度，促成了大学的学术自由，并且使得其爆发出巨大的学术、知识和思想当量，在日后德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点，后世之人认识得似乎还很不充分，仿佛只有急功近利地服务社会、服务国家，才能显出作用，其实“无用之用”有时更见长远之功。

　　在沃森的眼里，德国天才是一个持续呈现的历史过程，他不仅描述了“德意志命运大转折”和“第三次文艺复兴”，最后还写到了“断裂与承续”，也就是写到了纳粹时代对德国的巨大伤害，也写到了战后的哈贝马斯等，但这显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是与古典时代的辉煌无法相提并论的，或许也是西方现代性必然的断裂过程。想要承续的善良愿望普遍存在，但真能付之于实践却远非易事。

　　德意志的古典时代或许是一个人类至今为止尚未能超越的巅峰时代，那个时代知识精英所攀立的思想高度，至今仍然在规定着后来者前行的进程和轨迹。天才时代是一去不复返的，德国天才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概念，但德国天才时代却至今只有一个，那就是古典时代，那是一个天才成群结队、接踵而来、彼此推重的年代，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化辉煌阶段，“那个时代，老天爷真的不拘一格降人才，世界文明史上少有这样伟大的时代，我们这些研读世界文明史的人，说起怦怦然而向往之，这和我们这种时代出几个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完全是两个世界”（陈嘉映《德国古典哲学与精神生活》）。这固然是有感而发，但我们需要追问的或许更是，为什么德国能够出现这样一种天才成群结队而来的现象？或者，反之，沿着沃森的思路问一问，中国历史上是否也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我觉得是否可以提一个相对的概念，就是“中国精英”。自近代以来，中国产生了无数的精英人物，他们虽然并未像德国人那样天才横溢、辉煌至极，但也曾沧海横流、尽显本色，尤其是通过输入西学（德系知识是其中极为重要的组成），进而融化新知、创生自我，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和层次。正是因为有这数代精英的持续努力，才有今日中国的蒸蒸日上，也许，中国能给世界留下一个也算灿烂的精英时代，但这绝对是在纵向考察的全球史维度中彰显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德两国，或作为东西方文明两大核心子文化的关联性，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也是一个知识侨易史过程中值得深探的命题。相比较德国古典时代的辉煌，应该说，中国文化的辉煌时代还远没有到来，那是一个必有中国学术的复兴和创造才能达至的时代，也只有在坚实的学术和知识大厦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实现中国文化在学术、文学、思想等各领域的巅峰状态。

　　沃森饶有意味地将中德相提并论：“中国和德国犹如两条宽阔并行的直线，初看隐而不见，但读者或许可以感觉到。我要强调的是这条平行线是宽阔的，不是很紧密的，但无论如何，是发人深思的。”应该说，他的目光是极为敏锐的，这个“中德平行线”论，颇有理论意涵，因为这涉及“东西方文化内部的两种核心子文化的互动”，无论是德国古典精英对中国文化的汲取和接受（这个过程一直延续下去），还是近代以后中国精英对德国文化的追慕和学习，都凸显出这两大文化的包容、学习和创造能力。当然，沃森的眼光更超越“影响”而论“平行”：“我确实认为中国在许多方面经历了德国在一七五○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经历的类似变迁。”这个判断很重要，也给我们如何深刻认知“中国模式”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镜子，对于“德意志道路”的经验究竟该怎么看，仍是一个学术和思想上的难题。他引用林格（Ringer Fritz）的观点，凸显文化市民阶层或受教育的中间阶层的功用，称之为“士大夫阶层”，并自然地将其溯源到中国古代历史，更彰显了中德文化间深层的“互文性”。林格在那部被称为“一部连接起思想史、社会史和知识与文化社会学的杰出之作”的《德国士阶层的衰落：1890-1933年间德国的学术共同体》中，用士阶层这个中国化的概念来形容德国的官僚和教授群体，指出了他们被新兴的金融家和商人群体取代的现象。虽然描述的是德国，但背后却是有中国概念的浓重影子，因为在林格看来：“无论魏玛时代的德国知识分子读了多少康德或黑格尔，他们的思想方式并不仅是一种遗产有自的逻辑产物。”

　　沃森总结说：“海德格尔是有先见之明的，他与德国的思想家们自康德开始至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等一脉相承，他们都对现代性持怀疑的态度，他们提醒人们，人之本性—生命自身—乃是关乎自尊、廉耻、独立、凝聚、尊重等，它们既施于他人也针对自身，它们适用于道德，人的‘内在环境、自治、直觉以及厌恶—因为它事关金钱、市场、谋利动机和技术的硬性驱使。德国不仅是一个在现代性方面‘延迟了的国家，还是一个对现代性不太情愿的国家，然而这种不情愿或许是有教益的。如果科学和资本（或者说市场）无法阻止人们的生存环境乃至人类世界的退化，如果它们现在反而是造成荒芜的首要因素，那么只有人做出改变、做出意志的转变，才能停止这一切。德国人告诉了人们，脱离这种两难境地的道路并非是技术性抑或科学性的问题，而是哲学性的问题。”这段话可谓振聋发聩，为至今仍在行进过程中的西方现代性难题提供了一个很可借鉴的思路，即德国人的内在精神，始终是在探寻另一条出路，他们在面对西方的时候始终没有放弃自身的“另一种西方”的身份，甚至是西方内部反对者的声音。当然如此立论，并非代表德国天才就是绝对正确，德国思想就是绝对真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性。

　　总体而言，德国学术素来有着自己标立的传统，费希特认为：“知识本身是人类文化的发展。”洪堡进一步提出大学的目的是“将知识推向最深和最广”。这种将大学功用和知识创造定位于纯粹的学术目的，而远离功利主义路径的选择，正是德国大学与德国学术的本质所在，也是德国天才时代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更是德国天才源源不断得以代代产生的根本缘由。但可惜的是，德国现在走的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包括卓越大学的建设等，都似乎是在追逐美国，而与自身传统相去日远。当今时代，正面临着世界知识体系转型的重大命题，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学术中心场域，虽曾以德为师但并未沿袭德国学术的正统，所以本就存在严重问题;而在应对新时代的各种新型挑战，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生物工程等，就更是危机重重。这个世界面临的是一轮新的知识体系建立和学术场域中心确立的过程。

　　在欧洲人看来，“知识融通的梦想在启蒙运动初期首次展现，它是心智的伊卡洛斯式的飞跃，跨越了十七和十八世纪。它运用世俗的知识为人类争取权利，并推动人类进步，这个远见是西方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它为整个世界开启了现代的新纪元，我们都是这个梦想的继承人。然而，后来它失败了”（爱德华·威尔逊《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梁锦鋆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德国古典时代可以说是这个知识融通理想的最佳例证和巅峰时代，以康德、歌德、席勒、费希特、黑格尔等为代表的知识精英正是向此努力，而后来者如叔本华、兰克、谢勒尔等则在各个知识领域内将这种建构确立为学科成绩。那么我要说的是，这种知识融通的理想就是现代学术努力追求和奋斗的方向，中国精英应当接续这样的理想，将自己定位在世界知识谱系之中，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承继自陈寅恪那代人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独立之梦，而且要在世界学术史的谱系中完成现代知识转型的历史使命。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任何地方，任何国家，并不存在一个完美的知识体系。任何知识体系都是处于变动之中的。”也就是说，知识体系的问题也必须以一种流动性的眼光来审视之，说到底也就是一个知识侨易的过程，不但知识本身是流动不居的，是运动、发展、变化的，而且知识体系、文化体系亦然。作为文化组成的知识体系，是其中的核心部分，是具有支配性地位的架构，同时它又与文化发生千丝万缕的关联，彼此是互动生产的关系。或许，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侨易知识体”的概念，也就是说，在知识创造和异文化博弈的互动关系之中，产生了不断迁移、接触、发展、变化和创造的知识体系，而它始终是“大道不居”的。“中国精英”所需要承担的，正应该是这样一个“侨易知识体”的创造使命。如此，我们或者不但可以仰望歷史星空中的“天才成群结队而来”的景象，也可以营构未来空间的“数精英人物，还看今朝”的风流时代。

　　当然也需要指出的是，此书的外文印刷有时误植，譬如将“The German Academic Community”写成“The German Academic Germany”。不过瑕不掩瑜，并不能掩盖这部四卷大作的学术和思想含量，这是一部值得关注的思想史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