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园

　　朋友中可称著作等身的，唯有老钱（理群）。其次即陈平原。

　　与小我九岁的平原一见如故，在我的经验里也属仅有。通常的情况下，这种年龄差足以使对方以晚辈至少“学弟”自居。台湾地区朋友的信札有一“晚”字，我开玩笑地说，看看人家，你们“晚”都不“晚”。平原不故作谦抑。我将这看作他的长处。别人或许不这样认为。

　　那次是平原来北京读博。事后知道，他也到过文学所。只是以他对人事的大而化之，对某人说见过某某，对某某说见过某人，却不知某某与某人素“不相能”。结果可想而知。

　　我到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找在那里借住的平原，和他绕未名湖走了几圈，免不了倚老卖老地有所“教诲”，平原却直率地批评了我的文章。说了什么已不记得，记得的是毫不见外，像认识已久。

　　王富仁来京读博，我们曾极力向王瑶先生推荐，王先生推说自己“不知道博士什么样”。这回又竭力为平原游说;王先生读了平原论苏曼殊、许地山的论文，竟痛快地答应了。因此我们有了这个师弟。

　　那时的平原还是青年学子。北大校园中既流行迪斯科，又有学交谊舞的场所。据说平原短暂地学过交谊舞。那期间应已与夏晓虹交往，晓虹不太可能参与其事的吧。他们的婚礼是在晓虹的宿舍举办的，由黄子平的夫人玫珊一手操持，简朴却不简陋。我们这几个玫珊的同学、富仁和子平的研究生同学季红真参加。气氛松弛，就不免放肆。那晚我随意提到了鲁迅关于婚礼是性交的广告的说法，让季红真大为惊诧，过后一再提起。

　　王先生门下，平原是较少被先生训诫的一个。我和老钱都领教过王先生的严厉。凌宇关于沈从文的硕士论文答辩，据说师徒间犹如战场上的攻防，火药味十足。师弟中有畏先生如虎者，据说在王先生家，只敢将半边屁股搁在沙发上。对平原的客气，或因王先生骨子里对旧学的看重，也应因平原自己神情姿态的坦然。得之于学术史的陶染，平原较我重师门、传承，却未必有志于“学派”。我则惯于单打独斗;与同门交谊的深浅，只基于情缘，与师门不大相干。

　　对于老钱、平原，北大的确是适于他们的舞台。在北大，在香港中文大学，我都亲见平原课堂的活跃，平原与学生间互动的自在。教书对于二位，显然不是苦役，甚至不止于一种“工作”。他们享受教学，乐于也善于与学生沟通。晓虹的课堂，氛围想必不同：亦如其人，节调平淡徐缓，别有一番风味吧。一次偶然的机会，参与平原、晓虹与研究生的聚餐。大家各自由食堂打了饭来，围坐一处，边吃边聊，气氛轻松，师生间无拘无束。平原有古代书院研究。对于处理与门下的关系，想必自有心得。不便想象老钱、平原如当年未能留在北大会怎样。想来老钱没有了北大的庇护，会多一点坎坷;平原则少了这方舞台，难以施展其长才。

　　有一个时期，在公共场合，不熟识的人会将我和晓虹弄混。几十年间，晓虹几无变化，而我已老得一塌糊涂，这种事不再会发生。晓虹给人飘逸之感，安詳由性情中来，我则偶或不免锋芒毕露。听说晓虹“老插”（指插队知青）年代有好酒量，有关传说或不免夸张。你难以想象其豪饮的样子—或许生当另一时代是女中豪杰也未可知。平原不能饮，王瑶先生对此略感失望。大约在王先生看来，文人不必都是酒徒，仍以善饮才够风雅。但平原好美食，善品茶，亦一种文人风采。潮州人的味蕾确与他处不同。平原飨客，每到我们不知的所在，吃的既是菜品，也是情调。后一次香港行，平原、张健带我到西贡临海的排档，让绝无“吃货”资质的我，初次领略了海鲜之为美味。至于每有饭局，必与得后争相买单，则出于随时为别人着想的细心。

　　因有家学，且出身京城的名校（景山学校），使用学校自编教材，晓虹较我更有古文功底。我最怕看现代文夹杂似通非通的文言。晓虹的文字绝无此病，文白兼用而无妨畅达;也如其人，笔墨间有一种不易捕捉的温暖的气息。我对文字一向挑剔。平原秉性厚道，笔有藏锋，不像老钱的直白无余蕴。看他近年来写钱谷融先生的文字即可知。晓虹的文字似乎更得好评。文风也者，系于学养也基于性情，正不必苛求。

　　平原不自诩“公知”，更无论“战士”;选题也不有意踩线，却仍然会触犯禁忌。这在平原，可能“非所计也”，不过犯了学人凡事“较真”的病。无奈“事实”“真相”并不总是人们希望面对的。平原曾写过“学者的人间情怀”，多少招致了点儿物议，似乎“人间情怀”意味着不准备有更大担当。实则平原并不藏身在学术的铠甲后。对于他确有洞见的时弊，针砭不遗余力。即如他的大学论述。对时政即使不随时点评，却有属于正常人的反应。在我看来，知识界中，有人失去了的，正是“正常人”的反应。至于友朋间差异显然，却尊重各自的选择，不苛责于人，也是我所认可的交友之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对于王先生及其门弟子，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幸有朋友相拥取暖。由日本学者出资创办了《学人》集刊，平原是三位编辑之一。三人间想必有旨趣的不同。该刊物组织的关于学术史的讨论，我猜想应当是平原的主意。平原这一时期对学术史视野、学术规范的强调，构成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学术转型的一部分，影响不便低估。对于这种努力，即友朋间也反应不一。直至富仁辞世，老钱写纪念文章，还用了鲁迅《华盖集题记》“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那段话，我以为引用不当。那种姿态，鲁迅本人也不曾有。写《中国小说史略》，惜墨如金，尚被指为抄袭—亦学术史一大公案。

　　我已一再说到，我的转向明清之际，听从了平原、晓虹的建议。依兴趣，我本来更钟情宋代：开封既是故乡也是我童年的城市。但以我的条件，选择明清之际显然更明智。这一点事后也得到了证明。一旦这项考察启动，即不曾回头;将二十多年的岁月消耗于此，不但不悔，且心怀感激。明清之际学术积累深厚，我自不敢再像面对中国现代文学那样率尔操觚，对于“学术史”和“规范”的重要性有了切身的体会。过后回望，庆幸自己没有错失这一次补课和重新学习的机会。

　　那时学术转型曾被视为妥协的姿态。当时就有思想/学术贬值、升值之论，暗含的，不过以学术为“象牙塔”、对于现实的“逋逃薮”的传统偏见。这种意见，至今仍为某种圈子持有。我的转向明清之际，也被由这一方面解读。我在不止一个场合，被要求解释。我只能说，我早有转入其他领域的意向。其实解释本无必要。别人怎么看，跟自己有何干系。

　　这已是前尘往事。不过二三十年，跨界即成新的时尚，亦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个人选择从来就有，永远会有。尊重他人的选择，本应当是一个成熟的“学术共同体”的共识。我们这里，“知识社群”早已撕裂，还有所谓的“学术共同体”吗？知识界、文化界普遍水准的下降与缺乏共识，无不是“学术共同体”难以维系的征兆。

　　平原思维活跃，精力充沛。涉猎既广，兴趣时有转移。每涉足一领域，即有著述。对学术史的熟稔，想必对他的选择构成了压力：不自满假，尺度过苛。在我看来，较之嚣张跋扈、予智予雄者，这种对学术的敬畏更可贵。戒慎恐惧，不应当只是应世的态度，也应当是治学态度。尽管平原给人的印象，是自信满满，我却相信他随时有得之于自省的清醒。

　　月旦人物，品藻文章，本是文人分内事。这种文化似乎流失已久。见诸报章的评论文字更像是高级广告。衡文而能服众的人物已然稀有。有句圈子中流传的话，我已引用过，即，学术文字，老钱说好的，不一定好;平原说好的，一定好。平原品鉴的眼光，自与他的眼界有关。平原学术史的宽广视野，“大学术”的眼界，专业圈（中国现代文学）内罕有其比。因视野而方法，大有益于年轻学人的造就。平原门下人才济济，赖有培养得法，也得力于王风的鼎力相助。王风以其亲和力与学术经验，因材施教，与平原一起，鼓励了才具互异的年轻学人，将各自所长作极致的发挥。几十年来，学术风气几经变换，我们已渐成古人。平原因其所处的位置，始终保持着与一批批年轻学人及当代学术的联系。

　　平原的行政能力也在知人善任。不像我，一点小事，也必一手包揽。较为大型的学术会议，平原及其门下，总能组织、操办得井井有条。往往还有“余兴”，让严肃的活动热闹地落幕。这种时候我也会配合。记得那年与日本三十年代研究会学术交流，会后的酒宴上晓虹和我与日本学者合唱了《国际歌》，我又另邀远东对唱《夫妻识字》。平原或不善歌，晓虹却有一副中低音的嗓子。分处两地时平原手中有晓虹唱歌的录音。持续的操勞总会有代价。只是平原看起来从容裕如，他人于此不觉罢了。

　　我虽不以为然于传统的师弟子关系，自己处“师门”，仍然遵循了“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王先生门下各尽了一份弟子的责任，其中老钱为王先生付出最多;具体琐碎的事务，却例由平原承担。他也从不推脱。能者多劳，我们乐得坐享其成。我自己缺乏行动能力，包括行政能力，羡慕那些既能坐而言、又能起而行者。我借用别人的说法，说一个人一生只能做成一件事，其实半是解嘲。近代史上就大有反证。二三知己中，能应对繁剧的，唯有平原。书生能谈兵论剑不难，难的是确能上马杀敌，下马草檄。总以为以平原的能任事，这一方面应有未尽之才。他的不能以“事功”名世，亦所谓“时也命也”。

　　平原极少臧否人物，即有褒贬也绝不刻薄。我自愧不能。虽办事缜密周到，城府却不深。其招物议处，也因率性，或有潮汕人的脾气;本可委婉的话，会冲口而出，再经辗转传播、附会，难免招致误解。别人记恨，他未见得知晓。在这个机阱处处的社会，不设防未必不也是长处。我听到过与平原有关的非议。不能理解的，是那种刻意的贬抑，刻意贬抑、排斥中包含的恶意。何以如此？何以至此？何不将这种心思用在更值得用的事情上？好在平原有强大的自信，也如老钱，不大容易为人言所伤—或有伤害而不为我所知。学界乃一大名利场，亦是非之地，顾忌太多，无益也无用，不如随它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三个月，赖平原推荐。此外更有不动声色的体贴。还记得一九九八年北大校庆期间老同学在香山，平原坐在我的房间里，相对无语。这样的交流已不必借诸语言。交游广阔，却不曾冷落了老友。为朋友谋，竭忠尽智;更为我虑及长远，预作安排，令我感激莫名。我曾在怀念中岛碧先生的文章中写到过平原是好旅伴，周到细心而又能适度。你享受了他的照顾却不必有负担。这方面把控分寸，也是一种教养与能力吧。那次我和平原、中岛先生一同乘车一日一夜，要有平原这样的旅伴才不致难挨。

　　我对平原的姿态不无腹诽，对他的议论也不都赞同，即如“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那本是他一篇旧文的题目，发到了微信朋友圈，我当即表达了异议，说即使再活一世，我也会读鲁迅的书，却不会走胡适的路。平原不以为忤。平原对我的支持却是无条件的。最后一本书出版前，他即说要赴港参加该书的发布会，尽管并未读过书稿，只是基于对我的信任。二○一五年春骨折，得后不在家，在床上困了一天，不敢打电话给平原，怕的是他会当即做出安排。二○一九年夏得后发病，我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平原，却推谢了他派学生来护理的建议。我知道遇到难题，最有可能得到的帮助来自平原，因此更自我约束，不愿轻易开口，是平原未必想到的。

　　也如我，虽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却谈不上“家学”，不过在荒芜的年代有条件读书而已。我插过两年队，教了六七年中学，平原则做过“民办教师”（亦作“赤脚老师”）。这类名目，年轻人已渐不知其为何物了。他本科、硕士就读于中山大学。那所学校我曾去过，是在夜间，只见校园中树影幢幢。穿过校园，是珠江。江边有消闲的学生。平原对母校，似乎一往情深，无论中大、北大。前不久将大批藏书捐给了潮州的韩山师院。我不大有这种情结。由一个曾经的落脚处走开，不大回头。偶尔“怀旧”，更像是做文章，并不那么刻骨铭心。在这意义上，更是旅人，过客。情之至者，一往而深。我自以为少了一点“至”与“深”。

　　第一次去看平原、晓虹圆明园小区的新居，当时以为的“豪宅”，在出租车上开玩笑，说下次再去，就是跟着农民起义军了。司机凑趣，随口附和说我也去。第二次去，已是多年之后，小区已然破败，看不出当年欧式建筑的风采。因平原晓虹的疏于打理，杂物堆积，室内也早已不复当年模样。看两人被满屋子的书所困，相信房子大小新旧都无关乎生活质量。

　　二○一四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了平原任组织者之一的学术会议，临行前一晚送我回宾馆，张健在车上嘱我劝平原将关系转来香港中文大学。看过平原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临时住所，看他在课堂上与学生间的互动，我也倾向于支持这种意见，以为在为北大贡献了几十年之后，到一个草木葱茏且人事环境相对单纯的地方，未尝不可。后因种种考量，平原放弃了这一机会。

　　平原、晓虹惯于行旅，处处屐痕。每年元旦的贺卡，是当年旅中留影。在这一点上，应无遗憾。平原是好旅伴，晓虹更是。与他们同行，你身心松弛。你本来就不愿撑着，装着。区别在于，与“外人”一起，不免会留意对方的反应;与平原晓虹，即免去了这种旁顾。对于我，朋友就是在一起而不必随时意识到对方的那个人。晓虹的随性恬淡，玫珊见事通透而不失纯真，所见女子中，都极为难得。

　　旧雨凋零。送别了富仁，平原又患病。生命是这样的易碎品。那年中秋节，与得后去看望平原，听其病友说院方已交代不放人探视，以免交叉感染，只在病房外的接待区向晓虹了解了情况。这种关头，晓虹的柔韧尤其令人感动。尽管辛苦焦虑，看起来依旧云淡风轻。这种平淡包含了优雅与自尊，如上文所说，出诸性情，与“道家”未必有多少关系。平原本不是我这样的书斋动物，大病初愈，并不就放下，调慢节奏，或索性给自己放一个长假。邀约仍多。他也精力弥满，活跃依旧。

　　我经历的二○一七年像是凶年，随时感到自己的世界在土崩瓦解，一片片碎裂，脱落。那时尚不能预见接下来的二○一八、二○一九、二○二○年。此后的事更不能预知。只能希望“渡尽劫波”，挚友仍在。到那时看晓虹豪饮，听平原的谠论，不亦快哉！

　　二○二○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