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晖

　　

广为人知的诗作和鲜为人知的诗人

　　未甘冷淡做生涯，月榭花台发兴奇。

　　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

　　这是日本幕末汉诗名家大沼枕山（1818-1891）的一首七言律诗。律诗后两句大获周作人的共鸣和激赏，因此国人虽对枕山本人不甚了解，但对这两句诗并不陌生。其实，即便在当今日本，这个生活在一个半世纪前的杰出诗人也绝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之所以还没有完全被尘封遗忘，或许得益于大文豪永井荷风写过一本以他为主角的传略《下谷丛话》，虽是冷僻的读物，仍不时有人提起，这本传记甚至还出了普及版文库本。

　　在日本，永井荷风是研究大沼枕山的先驱。

　　和大沼枕山一样，汉诗也早已淡出日本人的记忆。作为一种诗歌形态，汉诗曾是日本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不仅在文学史上长期存在，甚至一度居于韵文文学的主流。以幕府时代的终结为分水岭，日本汉诗从全盛逐步走向衰弱。一方面，在全盘西化背景下，日本人对文化的兴趣与眼光已经转向西方科技、文化领域;另一方面，晚清国势在不断的内忧外患中步入衰弱，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的惨败，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来了个大逆转，中国对日本来说已经不再是值得学习、仿效的对象。在这一时代氛围中，中国文化渐渐退场，汉诗文教养也从日本传统教育中淡出。对此，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曾不胜感慨地说：“我们的祖先曾酷爱汉文，虽非所有时代都如此，但在最鼎盛的江户时代，汉诗都是一种从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一流大手筆到广泛的武士、町人阶层的基本教养。即便到了明治时代还有诸如永井荷风这样一类知识精英从汉诗文中汲汲吸取养分。”明治维新后出生的文人中，极少数自幼受过汉学熏陶训练的文人如永井荷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等成了日本具备汉诗教养的最后一代。到了大正、昭和之后，汉诗文的读写对一般日本人而言已经恍如隔世了。这种文化上浅薄的功利主义引发了永井荷风的无尽感慨，决心再现汉诗人昔日的光华。他在钻研幕末文史资料、调查家谱和采访枕山遗族的基础上，写成《下谷丛话》，将处于新旧时代夹缝中的一代汉诗人的人生百态展示出来。

　　荷风笔下的“下谷”，就是现在的东京都台东区的西半部分，江户时代这里是“城下町”，与浅草、本所、深川构成江户城的外围，也曾是著名的“中国文化特区”。当时很多儒者、诗人在这里兴文教，开私塾学舍，创办诗社，使得这一带散发着浓郁的诗文气息。今天如到东京老城区游览，从上野高台东端的宽永寺坡道往千代田线驿站方向行走，沿着不忍大道方向走到与言问道交叉口，再向北走一百米就会看到一大片高低错落的豪华日式住宅，这就是江户时代的下谷，一个半世纪前枕山就在这里开设诗社，名震一时。他的墓地也就在住宅区后面一座日莲宗系的小庙瑞轮寺里。

　　大沼枕山生活于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汉诗坛重镇，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日本汉诗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其间，他的文学与生涯的种种际遇，无论是上升意志或下降感觉，无论光荣还是败北，都浓缩了这个转型期的文化潮流变迁。

汉诗千年

　　说到日本古代文学，人们大多会想到王朝时代的物语、军纪文学，想到和歌、连歌、俳句，还有江户时代蔚为潮流的通俗小说等， 至今大学的文学史基本也是按这个思路编写。不过这其中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被忽略被遗忘的地带，那就是日本汉诗。所谓日本汉诗，就是日本人用汉语写成的中国古代诗歌形式。日本汉诗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史中，产生了数以千计的诗人，也诞生了数以十万计的诗篇，不仅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世界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迹。

　　古代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公元三世纪从朝鲜半岛百济国传入的《论语》和《千字文》，是汉字输入日本之始。七世纪中期开始，以大化改新为契机，日本掀起全面输入和学习中国文化的高潮，此后两百年间不间断向唐朝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学习中国文化。中日文化交流不断升温，成为孕育日本汉诗的契机。此后汉诗作为一种高雅的时尚和才艺修养在日本上流社会流行。编撰于公元七五一年的《怀风藻》是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汉诗集，是日本汉诗发轫的标志，比第一部和歌总集《万叶集》早了十年。到了九世纪平安时代，《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经国集》（827）三种敕撰汉诗集的相继问世，把日本汉诗的发展大大推进了一步。唐末，日本废止了执行了两百多年的遣唐使制度，与中国交往的中断使得本来就小众的汉诗涓涓细流在日本陷于沉滞状态。

　　日本虽然与中国断绝了官方往来，但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并未停止。到了平安时代后期，皇室衰微，武士崛起，此后四百年间，先后出现了镰仓、室町幕府两个武家政权，文化中心随之由朝廷转向受到幕府控制和庇护的“五山十刹”。在幕府将军的扶持下，禅宗在日本迎来了鼎盛，渡宋求法的日本僧人和东渡传禅的中国禅僧交往频繁，他们在进行禅法交流的同时，也进行着诗文的切磋，一度萎靡不振的汉诗由于源源不断得到“源头活水”而再现生机，这一时期的汉诗文作者群主要出现在以“五山”为中心的禅门僧院，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王朝时代，造就日本文化史上光彩夺目的“五山文学时代”。

　　江户时代，随着武治社会向文治社会转型，日本出现了第三次汉文学高潮，汉诗创作迎来全盛期。在江户时代初期，汉诗主要盛行于研究儒家经学的学者中。朱子学奠基人藤原惺窝专注于程朱理学，门下林罗山、松永五尺、堀杏庵和那波活所继承了他的经学衣钵，有“四大天王”之称，他们也都擅长汉诗，但作诗只是治学的余兴。

　　到了元禄年间（1688-1703），日本文化出现繁荣景象，各种学术流派并起，汉诗之道渐趋昌盛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以创立古文辞学派著称于世的大儒荻生徂徕功不可没。他接过明代李攀龙、王世贞“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旗，以复古为己任，排斥宋诗，崇尚唐诗，形成了在江户汉诗史上鼎鼎大名的“萱园诗派”。萱园是徂徕创办的私塾，后来成为古文学派的代名词。与前代儒者将汉诗作为治学的余技理念不同，徂徕主张把诗赋文章作为治学的重要基础，倡导门生人人能诗，而且从门槛最低的仿写入手。荻生徂徕不但是一流学者、诗人，又是深受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器重的智囊，是红极一时的文化巨匠，因此他所倡导的理论和方法对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力，也为后世汉诗的普及开拓了新路。萱园门下诗人辈出，杰出者有太宰春台、服部南郭、山县周南、高野兰亭等，势力弥漫一时。萱园诗派影响力风靡日本达六七十年之久，但过于拘泥复古和模拟，失去规范和创新的萱园派汉诗最终失去艺术水准，陷入明人前后七子食古不化的窠臼。作为对萱园诗派的纠偏，在十八世纪中后期开始兴起了以山本北山、菅茶山为代表的反对复古、推崇宋诗的风气，涌现了一大批优秀诗人，其中佼佼者有紫野栗山、菅茶山、大田南亩、市河宽斋和大洼诗佛等，他们以清新自然的陆游、杨万里诗风为宗，拓宽了汉诗发展的道路，使得汉诗在日本得到普及，诗人开始独立于传统儒者之外，这是日本汉诗走向大众化和达到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转机。

　　江户汉诗星空灿烂的局面出现在幕末时期，也就是从十九世纪初到德川幕府统治终结为止的六七十年间。这一时期日本汉诗的最大特点，就是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汉诗集和中国古典诗集大量出版，汉诗诗人密集涌现，大量诗话应运而生，成为江户汉诗理论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而且相比以往，这一时期汉诗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就是随着诗社的大量出现，诗人开始成为一种职业，涌现了紫野栗山、菅茶山、大田南亩、市河宽斋、大漥诗佛等名家，后来还有梁川星岩、广濑淡窗、大槻磐溪、佐藤一斋、赖山阳、大沼枕山、森春涛等新秀活跃于汉诗诗坛，可以说汉诗在日本列岛无远弗届，诗人遍及朝野，诗艺臻于成熟，日本汉诗完成了本土化的蜕变，形成了独有的特色。成就之高，连大洋彼岸的晚清诗界都为之惊艳。明治六年（1883），大学者、翰林编修俞曲园受岸田吟香之托，编选的《东瀛诗选》四十卷（补遗四卷）中，精选了江户时代中后期以来到明治初年的日本杰出汉诗诗人（计537人）的五千首优秀诗作（计5319首），足见日本汉诗的成就。

　　大沼枕山，作为活跃在日本汉诗鼎盛期的杰出诗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日本汉诗所达到的高度。

江户诗坛盟主

　　大沼枕山，名厚，字子寿，幼名舍吉。文政元年（1818）生于江户城下谷御徒町一个幕臣世家。父亲大沼右卫门是江户著名汉诗诗人，号竹溪，与菊池五山、梁川星岩等诗人交友颇深。枕山自幼在武家町的寺子屋开蒙，曾随父亲学汉诗，颖慧早熟远近闻名。十岁时父亲亡故，被送到尾张藩的叔父鹫津松隐家抚养成长。弱冠之年回江户，投入当时执江户诗坛牛耳的梁川星岩门下学汉诗。枕山成名很早，二十岁就出诗集，风华冠于“三都”。一八四五年，梁川星岩得罪幕府高层，被迫出走江户。枕山自立门户，在三枚桥创办“下谷吟社”，成为江户诗坛的盟主。

　　枕山一生作诗数千首，出版诗集几十部，是幕末到明治初年日本汉诗的一面旗帜。他的汉诗，远宗唐宋名家，如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杨万里等，都是他悉心追摩的楷模;近取明清诗家，尤其推崇袁宏道、袁枚的性灵说。反映在创作上，枕山的汉诗以性灵说来折中唐、宋两代诗歌艺术，并自成一格，为日本汉诗开拓了新境界。对汉诗艺术，枕山主张诗中须有大格局，须“声清”，而“思深”。按这个标准，前者有高青丘、查慎行，后者有袁枚和赵翼，在江户时代汉诗领域中独树一帜，《东瀛诗选》卷三十中就收录了他的八十六首诗作。

　　汉诗诸体中，枕山本人颇为自许的是咏物诗和咏史诗，有《枕山咏物诗》传世。咏史诗是汉诗中一个挑战性极高的领域，需要器识、胸襟和视野，即物即事，化实为虚，写作上无论质料（遣词）和密度（用典），技巧要求很高，难学更难工，中日诗评家似乎对枕山的咏史诗评价较一般。倒是那些咏物叙景的篇什清新可爱，绘其形又能传其神，生动而亮丽，回味隽永。比如写几块冻豆腐，就有一种平淡中见趣味的宋诗风韵，很能代表他的诗风：

　　干了冬晴个个全，囊盛筐贮远堪传。

　　东都气暖凝成脆，北信风严冻得坚。

　　出彼金峰夸致密，比他黄檗喜轻便。

　　晃山消夏曾游寺，下酒尤宜浸冷泉。

　　枕山爱吃豆腐，门生投其所好从北信州（今长野县）给他寄来当地特产冻豆腐，欣喜不已。他笔下的冻豆腐，是日本至今最常见的家常菜“冷奴豆腐”。玉玺大小的冰镇豆腐，撒葱花、姜末、鲣节刨花，淋上鲜味酱油，虽然简素，却别有风味，是居酒屋寻常小菜。在酒馆点完单，正式菜肴上桌前，一碟“冷奴豆腐”可先对付着喝一两盅清酒。枕山酷爱的这种吃法，江户时代就有了。

　　《枕山诗抄》中有许多描摹江户城内外的景观名勝，展现一个与今天恍如隔世的老东京风情，如《墨堤遣兴》：

　　春如少女正芳芬，江路留人看夕曛。

　　临水柳姿装翠雨，腾空化气化红云。

　　中年有感歌偏激，三月多风酒不醺。

　　窃喜锦城依旧好，万家丝管正纷纷。

　　“墨堤”就是今天流经东京市区的隅田川的河岸，是江户时代文人墨客杜撰的雅称，同样“锦城”指的就是江户城。江户因为位于入海口，地势低洼，古时经常发生洪涝灾害。幕府时期为了防洪，在沿河两岸筑起堤岸，并在大堤上植樱数千棵以加固堤岸，后来成了江户一大赏花名所。每年樱花时节，两岸游人如织，是江户城市民一大赏心悦目的所在。

　　枕山在日本诗名极盛，风靡近半个世纪。夏目漱石的弟子、明治时期的通俗小说家假名垣鲁文在《西洋道中旅行》一书中对当时枕山明星般的影响力有过生动描述：幕末时期，各地藩国到江户参勤交代的大名或行商，返乡之际《枕山诗集》是必购物品;在江户上流社会的各种诗会雅集上，热门话题永远离不开“两山”（大沼枕山与小野湖山）—大沼枕山俨然江户流行文化的象征。

半生负气成今日

　　一八六七年，枕山年刚半百。这一年统治日本两个半世纪的德川幕府退出历史舞台，次年明治天皇向日本国民颁布“五条誓文”，下定决心要“广求知识于世界”。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意味着深受传统熏陶和哺育的文化人注定要面临种种不适和尴尬。枕山出身江户幕臣世家，世代蒙受幕府泽惠，对德川家的“深仁厚泽”怀有很深的感情，在文化、思想上对江户幕府百年“文治”之功也有很深的认同。这种感情从他的五言诗《春望》中可见一斑：

　　化政极盛日，才俊各驰声。

　　果然文章贵，奎光太照明。

　　上下财足用，交际心存诚。

　　宇内如圆月，十分善持盈。

　　耳只听歌声，目不见甲兵。

　　余泽及花木，各墅争春荣。

　　枕山心中念念不忘幕府治下的太平繁荣盛世，生性孤傲又不愿降尊屈身去与世推移，这样的性格注定了他无法适应新社会，渐渐沦为“不识时务”的前朝遗老。在刊行于明治二年（1869）的诗集《东京词》就反映了他内心的复杂感受，也是他后半生的写照。

　　在这部由三十首七律汉诗构成的组诗里，对激烈社会变革中新旧杂陈的明治社会做了独到的观察，入木三分地写到汉诗里，或针砭世道乱象，或痛陈道统衰微，或嘲讽新官僚和精英阶层的浅薄虚荣，等等，真是包罗万象。虽然诗中不无偏见，但对于了解那个巨大历史转型期的世道人心，颇具认识价值。比如《东京词》劈头第一首就是写迁都：

　　天子迁都布宠华，东京儿女美如花。

　　须知鸭水输鸥渡，多少簪绅不顾家。

　　一八六八年，天皇到江户巡游，从此一去不再回銮，迁都后的江户改名东京。“鸭水”是指京都的鸭川，“鸥渡”也是隅田川的另一个雅称。这首诗写了随着首都东迁，原京都朝廷公卿和在“倒幕维新”中崛起的政治暴发户取代幕府成了东京的主人，他们沉迷于新都的花花世界，乐不思蜀，浑然忘了故都祖家。在枕山看来，由这样一群浅薄之徒组成的精英社会是值得怀疑的，自然也就对各种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无动于衷，对各种习俗变迁极尽冷嘲热讽。

　　明治维新后，举国在西化轨道上奔驰，“破除旧来之陋习”成为“文明开化”的一大内容，移风易俗成为时代潮流，诸如穿西装、变发型、吃牛肉、喝牛奶、撑洋伞等成为新的社会时尚，甚至有天皇、权贵带头倡导，举国响应蔚为潮流，不曾出现因为易装变发弄得人头落地、血雨腥风。一八六八年，东京出现第一家西式理发店，思想开通的武士率先尝鲜前往剃发改变发型。幕府时代的武士对仪容仪表有严格要求，双刀与发型是武士身份的标配，将头顶剃光，脑后留髻，支棱上翘的“月代”发式，俗称“丁髷”，剃掉发髻后就变成垂肩短发。服装上也同西方接轨，脱掉松松垮垮的武士服，改穿笔挺严谨、肩宽背广的西服，脚下却依然夹着两块木屐，在通衢大道上旁若无人，昂然阔步—这副尊容当然也招来了枕山的嗤笑：

　　浑头漆黑发蒙肩，下马店门垂柳边。

　　小女惯看先一笑，伞如蝙蝠帔如鸢。

　　武士剃发易装，是时代变迁使然，但在枕山看来性质很严重。因为对武士来说，忠义高于云天，发型与服饰与其说是外形，不如说是一种文化符号，是一种身份和荣耀，随便改易无异于变节，是一种背叛和堕落行为，在他眼里简直连游廊妓女和人力车夫之类的底层人还不如，起码他们还保留着传统和服着装：“满世夷装士志迁，力人妓女服依然。”种种“迂腐”的背后，自有他一以贯之的“坚守”。他留给世人食古不化的最生动例子，就是直到去世前还是穿武士服装，梳着武士发型招摇过市，成为东京一大怪。他所坚守的其实就是武士社会中被奉为圭臬的忠义观念。他的价值观也是建立在这标准之上，口诛笔伐那些幕府的叛臣贼子，也动情哀悼为幕府血战到最后一滴血的会津藩武士：

　　孤军援绝奈俘囚，顾念君恩泪暗浮。

　　一片丹衷学何事，为臣死节睢阳候。

　　靡他今日复何言，取义舍生吾所尊。

　　快受电光三尺剑，只期一死报君恩。

　　《东京词》在当时产生很大反响，到了家家争抄传诵的地步，尤其引发了不少前朝幕臣的共鸣，却也激怒了明治政府主管文教的部门。《东京词》诗集中附录的《大沼枕山传》，写道：“赋东京词三十词，讽咏时事，词意并妙，忽为弹正台所纠问。”枕山被追查文责，书籍禁止流通，书版尽遭毁弃，这部诗集渐渐湮灭。直到一九八一年，一个明治时期派驻日本的美国外交官的后裔将初版刻本捐献给日本，东京太平书屋将之翻刻出版，《东京词》才得以重见天日。

“斯人其萎，诗道从此衰”

　　不仅仅是改朝换代引起的巨大冲击，作为一代诗人，最大的困境在于文化上的迷失。枕山最先感受到的焦虑是原先驱使自如的汉诗，该如何去应对时代潮流变迁。

　　穷则思变，也是文学发展的一大铁律。在枕山同侪中就有致力于自我变革的诗人，比如同出自梁川星岩门下的森春涛，即属于成功转型的代表。明治维新后，大量新生事物涌现出来，森春涛感到旧有汉诗的格局范式不足于表现新的时代生活，在突破汉诗局限方面做了不少探索，他率先尝试把来自西方的新事物、新语汇纳入汉诗中作为表现内容。在这个理念指导下，一八七五年，森春涛、槐南父子创办汉诗杂志《新诗文》，以每月一期的力度推出讴歌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成果的汉诗作品，诸如在咏物诗方面，以“眼镜”“电气”“瓦斯”“汽车”“轮船”“氢气球”等新生事物，取代传统的“堤岸”“杨柳”“风鸟”“花夜”;在社会风俗方面，以“女学校”“新闻纸”“博览会”等新名词替代因袭古板的《竹枝词》。这种“旧酒瓶里装新酒”的所谓“文明开化新诗”曾给明治汉诗坛吹来一阵新风，风靡一时，也获得凡事标新立异的政府高层欣赏，森槐南因此被伊藤博文拔擢到明治政府外事部门培养。但对于森春涛父子汉诗创作的所谓“转型”，枕山是不屑的。

　　背负太多历史文化包袱的人要转型谈何容易，尤其像枕山那样的文化人。枕山晚年以旧幕府逸民自居，自称“前朝陈人”。他在《古香诗稿评说》中自我解嘲：“余不读新聞，固陈人也，陈人而过七旬，是故乃一生之陈人者也。”他远离豪门新贵，居下谷，在陋巷，“平素无他好，终日杯盏在手，翻诗集与古人为友，看花玩月之外，不复出门”。如此冥顽不化，被疏离于社会主流之外，被时代淡忘自是情理之中。

　　幕府垮台后，大沼枕山失去了俸禄，他立志不食周黍，婉拒新政府伸出的橄榄枝，晚年靠微薄的版税和挥毫写字获得的润笔之资，保持一种穷且益坚的“风骨”。据载：有一年枕山生日，门人向他提议：先生桃李满天下，冠盖满京华，何不以此为名大办寿辰诗宴雅集，可筹得巨资救急也。枕山振振有词说道：

　　中兴（明治维新）以后与世疏阔，彼奔走于名利之辈，我所唾弃也。今宁饿死，亦不乞求彼侪辈。

　　一八九○年，著名汉诗评论家市村瓒次郎发表《期待今日之诗人》，对大沼枕山汉诗创作的局限性提出批评，指出他拘泥于汉语、汉典的诗歌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不能用日语表达的诗，就没有作为日本文学的价值，期待他能由“汉诗人”向“国诗人”转型。末了市村又写道：“期待大沼枕山、小野湖山等前辈诗人改弦更张已不可得，所寄望者，其森槐南、国分青涯之辈乎！”诗评家的酷评给贫弱交加的枕山沉重一击，从此一病不起，翌年在下谷家中辞世，享年七十三岁。当年著名诗刊《明治诗评》发文悼念，哀叹：“斯人其萎，诗道从此衰。”日本汉诗的辉煌时代由此画上了句号。

　　半生负气成今日。《下谷丛话》的结尾写道：枕山殁后，遗族很快陷于贫困之境，穷得揭不开锅，除了作诗一无长技的嗣子大沼湖云在变卖家产和枕山生前留下的所有书籍美术品之后坐吃山空，最后到了流落街头，在东京市养育院度过余生的可悲地步。

花间留晚照

　　一代诗家的颓然败落，不仅仅是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际遇，也是一种文化处境的隐喻。

　　激发永井荷风为一个过时的老诗人作传的动机，既有对一种悠久传统坠失的痛惜和哀悼，也寄托了对前辈文化遗民心有戚戚的“理解之同情”。

　　大沼枕山的父亲原姓鹫津，是与永井荷风有着血缘关系的亲族。荷风的外家鹫津氏是德川幕府“御三家”之一的尾张藩（今爱知县）望族，从曾外祖父鹫津幽林开始世代任藩校儒官。枕山的父亲大沼右卫门是鹫津幽林的曾孙，后来过继给江户幕臣大沼又吉门当养子，才改姓大沼。枕山早年起在鹫津家私塾“有邻舍”读书成长，与小七岁的堂弟鹫津毅堂感情极为深厚，毅堂即是永井荷风的外祖父。鹫津毅堂后来继承家业成了尾张藩硕儒，门下弟子众多，其中有一个品学兼优的门生永井久一郎，就是后来荷风的父亲。所谓“荷风成为最后一代接受汉学熏陶的日本文人”，其家学渊源即来自鹫津家。从家族系谱上说，大沼枕山是荷风的祖父辈，两人都属于旧时代文化精英人物。

　　《下谷丛话》，是为一个在大时代浪潮中湮灭的书香之家存史，是为江户文学天空最后一抹美丽的斜阳晚照留影存念，是一首哀悼斯文不再的挽歌。

　　推崇晚唐诗风的大沼枕山还喜欢写落花，在他看来也许两者本质上异曲同工，有一种繁华散尽、落日孤城的颓废美。想起他的一首《台东看花杂咏》，写的是忍冈上野晚开的落樱：

　　半天乔木已空枝，矮树仍能弄艳姿。

　　气魄旋消华彩在，晚开花似晚唐诗。

　　二○二一年元宵节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