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元

　　

一

　　顺治十四年（1657）秋，泉城济南大明湖畔，杨柳叶始微黄，乍染秋色，呈摇落之态。一位二十四岁的新科进士，面对此景，不禁有所感触，于是写下了四首七律《秋柳》诗：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其一）王士禛（1634-1711）清禹之鼎《王士禛放鹇图》局部

　　桃根桃叶镇相怜，眺尽平芜欲化烟。秋色向人犹旖旎，春闺曾与致缠绵。新愁帝子悲今日，旧事公孙忆往年。记否青门珠络鼓，松枝相映夕阳边。（其四）

　　白门衰柳，秦淮烟云，晕染着一层朦胧隐曲、凄凉感伤的哀情愁绪;吞吞吐吐、模模糊糊、欲说又止的语言，既无违于新朝，又能引发遗贤野老“一代兴亡”的感慨与共鸣……这组托物而吟咏南明旧事的律诗，遂哄传一时，流布于大江南北。

　　诗作者王士禛，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是清诗史上大名鼎鼎、领袖群伦的人物。顺治十五年殿试居二甲的王氏，先任扬州推官、礼部主事，再入翰林院，为国子监祭酒，后充经筵讲官，又入值南书房，最后任刑部尚书，跻身六部九卿之列，成为康熙皇帝“甚为优眷”的宠臣，“绝世风流润太平”的开国宗匠、诗坛盟主。其《秋柳》诗四首“实处转虚，空寂见巧”的风调，与比一般文人士大夫更精明世故的王氏，终其一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醇谨”个性若合符节。他的门人冯景就曾说他，居谏诤之职而不敢言，只是“循默而迁秩”。

　　王士禛后来大力提倡的“神韵”说，于此亦已显出端倪。“我朝开国之初，”纪晓岚等《四库》馆臣曾写道，“士禛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风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遂翕然应之。”

　　王氏的《秋柳》诗，何以能够先后有数百人唱和，短时间内便得到天下之翕然响应呢？这自然与这组诗传达出的淡淡的朦胧的诗意韵味，大有关系。钱锺书《谈艺录》说：“夫自运谋篇，倘成佳构，无不格调、词藻、情意、风神，兼具各备;虽轻重多寡，配比之分量不同，而缺一不可焉。”而王士禛何以单单标举“神韵”，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推崇为诗美的最高境界呢？

　　作为一个辫发胡服、厚禄高官、得到康熙皇帝格外恩宠的词臣，王士禛作诗极力追求“超脱”，超越现实政治，刻意回避社会生活的抒写，盘桓且满足于歌功颂德、应酬赠答、咏怀古迹、流连光景的“风流自赏”的文辞当中。他所倡导的所谓“神韵天然”“不可凑泊”，亦即禅宗所言“不黏不脱，不即不离”，无非是清远、超逸、高妙、空灵的情趣和况味而已。与其在《香祖笔记》卷六所说的，“余尝观荆浩论山水，而悟诗家三昧，其言曰‘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意旨是一致的。王士禛曾称赏梅子翔的诗“风味澄夐，绝远世事”。他还说：“夫诗之为物，恒与山泽近，與市朝远，观六季三唐作者篇什之美，大约得江山之助，写田园之趣者，什居六七。”

　　钱锺书《谈艺录》又指出：“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将意在言外，认为言中不必有意;将弦外余音，认为弦上无音;将有话不说，认作无话可说……妙悟云乎哉，妙手空空已耳。”不能不说，“言中无意”“弦上无音”与“妙手空空”，的确点到了王氏的命门。对王士禛所谓“空无所有”，钱锺书还举例加以说明道：“渔阳固亦真有龙而见首不见尾者，然大半则如王文禄《龙兴慈记》载明太祖杀牛而留尾插地，以陷土中欺主人，实空无所有也。”

　　恐怕王士禛还并不仅仅是天赋不厚、才力颇薄的问题，更关键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服官四十五年，深蒙圣眷的御用文人。康熙十七年（1678）召对懋勤殿，康熙谕旨内阁：“王士禛诗文兼优，著以翰林官用。”随即以侍读入值南书房，其后一路春风，官运亨通。无论作诗论诗，他都不可能不被此种角色所规制、所束约。皇权专制独裁体制，至明清更加苛酷严密，清代尤甚。清王朝继四十天定鼎北京、四十年夺取全国的“武功”之后，又采取高压、利用、怀柔并施的政策，以血腥的文字狱和开博学鸿辞科的软硬两手，推行其博大恶辣的“文治”，逐步压服、震慑了广大汉族知识分子和民众。鲁迅说过，汉族士大夫的心灵和精神被清朝统治者驯扰愚弄之后，只剩下了“天马行空式的超然的性灵”。

　　“释氏言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古言云羚羊无些子气味，虎豹再寻他不著，九渊潜龙，千仞翔凤乎？此是前言注脚，不独喻诗，亦可为士君子居身涉世之法。”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一中的这段话，正可视为其人的“夫子自道”。可见他的处世哲学、人生之道及政治抉择，与其在诗艺诗学上的追求，其精神指向是完全相同的。

　　然而，偏偏有不识时务者，不满于这位“挟官位以为重”的炙手可热的宠臣，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无所畏惧地对其发起了挑战。“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时人的这句诗，指的就是此事。康熙二十八年（1689），佟皇后病死，按规定百日之内不得作乐。官居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的赵执信，在“国恤”期间“违制”，观看好友洪昇所编传奇《长生殿》演出，因而遭到礼部给事中黄六鸿的参劾，结果以“大不敬”销官，不到三十岁便废锢终身，此后息影田园五十载，蹭蹬落拓一生。

　　然而，一身傲骨、特立独行的赵执信，并未就此屈服沉沦而忘怀世事。后来他专门撰写了《谈龙录》一书，对弟子如群星捧月般景从景行的“泰山北斗”王士禛，发起了公开的论争。其实，作为王士禛的山东同乡及从甥婿，赵执信是很鄙视“以诗文致通显”的王氏的，更反感他利用自己的权位“笼罩群才，广于结纳”。他也早就察觉了王士禛的问题之所在。年轻的时候，他与洪昇都曾向王士禛学诗。那时他对王氏有关诗的见解，便开始产生了腹诽，也就是他在《谈龙录》自序中，追忆当时情形时所说的“心怦怦然每有所不能惬”。而赵执信特别服膺的，则是遗民诗人吴乔在其《围炉诗话》一书中提出的见解：“诗之中，须有人在”，并视之为“名言”。赵执信还对周昂“文以意为主，以言语为役”的看法深表赞同。越到后来，他对王士禛无“我”失“真”的诗风及“神韵”说的不满，便越发强烈，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遂有《谈龙录》面世。此著虽为薄薄一册，却以深沉的思想力量与锐利的精神锋芒，准确击中了王士禛的要害。

　　赵执信与王士禛公开谈龙论诗，堪称吾国诗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清诗史专家严迪昌认为，《谈龙录》是“清代乃至历代以来第一部最不‘温柔敦厚的诗论”（《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

二

　　《谈龙录》开篇便回忆起往事，有一次在王宅，赵执信和洪昇与王士禛一起谈诗论艺。孤傲清高的洪昇愤然于“时俗之无章”，首先道出了自己的看法：“诗如龙然，首、尾、爪、角、鳞、鬛一不具，非真龙也。”王士禛则立即“哂之曰”：“诗如神龙，见其首不见其尾，或云中露一爪一鳞而已，安得全体！”

　　桀骜不驯的赵执信，当即针锋相对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龙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只不过是“恍惚望见者，第指其一鳞一爪”罢了，绝不可“拘于所见，以为龙具在是”！他的意见十分明确，就是认为王士禛所谓“云中之龙时露一鳞一爪”，并非“真龙”耳。赵执信（1662-1744）

　　王士禛以“一鳞一爪”，为“真龙”“全龙”，且充“神龙”，说穿了，也就是“取一端而概全体”，或“以割裂为美”。其实是以强调诗的形式美，来回避和排斥诗的真实性，以“一鳞一爪”来取代“全体”，与“失真趋伪”的儒家“《诗》教”，是一脉相承的。

　　《诗经》本来称《诗》，或“诗三百”，后来才被尊奉为“经”，于是乎也就具有了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和神圣性，成为垂教后世的“经典”。到了战国的时候，《诗经》又列入了儒家的“六经”之中。据说，儒家的祖师孔子，不但听过配乐演唱的三百零五篇诗歌，而且还对曲调不准的篇章一一做了校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这样写道：“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圣人还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里的这句话，等于给《诗经》定下了一个基调，影响至大至深。《礼记》还记载着孔夫子的一句话：“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溫柔敦厚，诗教也。”到了后来，经过汉儒功利主义的解释和发挥，《诗》的研究也便全面地“经学化”了，并且形成了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温柔敦厚”的“《诗》教”。闻一多在《匡斋尺牍》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课本。”

　　显而易见，《诗》三百篇，绝非是“思无邪”“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云云，所能概括、所能“蔽之”的。

　　鲁迅曾经指出，三百篇中“怨愤责数之言”多矣。钱锺书也认为，“三百篇中有直斥，有丑诋，词气非尽温良委婉。”鲁迅还说，二《雅》“或美或刺”，并非皆如《颂》那样“大率叹美”;《大雅》里还有《瞻卬》一类的“甚激切者”;“激楚之言，奔放之词，《风》《雅》中亦常有”。《小雅·四月》有句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对此钱锺书的解读是，自斥乃祖为“匪人”，其忧生愤世令人不能忍俊;然而，“儒生尊《经》而懦，掩耳不敢闻斯悖逆之言”，“苦心曲说，以维持‘《诗》教之‘温柔敦厚”。

　　意在维持“《诗》教”之“温柔敦厚”的“苦心曲说”，亦即钱锺书在另一处所说的“取一端而概全体”。显然这是罔顾事实的有意“歪曲”。此种“苦心曲说”的“歪曲”，实质上抹杀了文学的真相，遮蔽了文学性，把读者引入了思想艺术的迷魂阵。这一做法，被鲁迅称之为“以割裂为美”，即“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说是怎样超然物外，与尘浊无干，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了。

　　将先民在《诗》三百篇里发抒的喜怒哀乐、表现的悲喜歌哭，一言以蔽之地说成只是“思无邪”，从而弄出一个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恐怕也就是从三百篇里撕下一块令人“迷离惝恍的绣花”吧。

　　“歪曲”“苦心曲说”“以割裂为美”，在吾国诗话文论史上，可谓源远流长，大概算是一种痼疾吧。谈诗衡文，习于炫耀雅趣、标榜超然，喜为空腹高心之论，刻意营造象牙之塔，仿佛离社会现实越遥远、越超然，越超出人世间，越虚无缥缈、迷离惝恍、凌空高蹈，就越是好诗、好文学，就越高雅、越玄妙。

　　“以割裂为美”的毛病，也每每见诸文学史上常见的选本。鲁迅以为，选本在文学上的影响不可低估，“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在谈选本之弊的文章里，鲁迅写道，选本总是经过选者的择取、删减和过滤的，甚至有时还加以批评，“提醒了他之以为然，而默杀了他之以为不然处”。

　　譬如萧统的《文选》，未收嵇康的《家诫》，很容易使读者觉得他只是一个愤世嫉俗，好像无端活得不快活的怪人;不录陶渊明的《闲情赋》，则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对于蔡邕，有的选家只取他的碑文，让读者仅觉得他是“典重文章”的作手，而不明白他并非单纯的老学究，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而对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同一个陶渊明，选家则常常抹杀他“金刚怒目”的一面，故意把他捏成了一个“整天整夜的飘飘然”。

　　

　　曾有学者在诠释唐代诗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诗时，有意割裂全诗，将“衰飒”说成“淳朴”或“静穆”，竭力标举“超一切忧喜，泯化一切忧喜”的“静穆”境界，并尊之为“诗美的极致”，认为“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还说“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像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则以事实雄辩有力地反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历来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揄扬“静穆”而贬抑“热烈”，分明可见“温柔敦厚”“思无邪”之“《诗》教”的深巨影响。鲁迅说：“凡论文艺，虚悬了一个‘极境，是要陷入‘绝境的。”“虚悬‘极境”式的談诗论文，也实在是“近乎说梦”的。从曹丕缥缈的“气”，到司空图玄虚的“味”，再到严羽以禅喻诗的“一味妙悟”，很多文论诗话，大都在形式主义迷宫里兜圈子。“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也好，“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透澈玲珑，不可湊泊”也罢，皆如钱锺书所说“几同无字天书”。不管多么神秘、多么玄妙，也都无法切中诗歌创作脱离社会生活、回避政治现实、不能“放言无惮”“撄人之心”（鲁迅语）的致命缺陷。

三

　　明中叶后文坛出现了“公安”“竟陵”两派。公安派的袁宏道提出了“性灵说”。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也主张“独抒性灵”。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把王士禛置于诗史坐标上，梳理了他作诗谈艺的来龙去脉，以为竟陵派对王士禛的影响较大。

　　他说：“清人谈艺，渔阳似明之竟陵派。”清人何焯《复董讷夫》有云：“新城（按：王士禛是山东济南府新城人）《三昧集》乃钟谭之唾余。”《唐贤三昧集》是王士禛所编的一部显示其诗学思想的唐诗选本。所谓“三昧”，是哪三昧呢？前文引述过他的一段话已经道出，“余尝观荆浩论山水，而悟诗家三昧，其言曰‘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

　　程青溪在给周亮工的一封信中曾说：“竟陵诗淡远又淡远，以至于无，叶荣木画似之。”这里所说的“淡远又淡远，以至于无”，与王士禛所激赏的“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庶几近之。钟惺《答尹孔昭》有云：“兄怪我文字大有机锋。我辈文字到极无烟火处，便是机锋。”“极无烟火处便是机锋”，也给何焯所谓“《三昧集》乃钟谭之唾余”，提供了一个颇为恰当的注脚。

　　钱锺书《谈艺录》又云：“钟谭论诗皆主‘灵字，实与沧浪、渔洋之主张貌异心同。”钟惺说过：“诗至于厚，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厚出于灵，而灵者不能即厚。古人诗有以平而厚者，以险而厚者，非不灵也，厚之极，灵不足以言之也。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钱锺书颇认同这一看法，并以为严羽所谓“别才非学，而必学而极其至也”，意思与此是相同的。他认为，在这一点上，王士禛显然不及钟惺，钟“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贤于渔阳之徒言妙悟，以空为灵矣”。

　　在《谈龙录》里，赵执信还提到了王士禛“素狭”，故吴乔以为王氏作诗“清秀李于麟（李攀龙）”。钱锺书对此的看法则是：“世人仅知渔阳作诗，为‘清秀李于麟，不知渔阳说诗，乃蕴藉钟伯敬（钟惺）也。”但实际上，王士禛“徒言妙悟，以空为灵”，并不如钟惺。

　　赵执信《谈龙录》还说，王士禛“酷不喜少陵”，“又薄乐天”。何以如此呢？无非是因为杜甫与“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他的诗是公认的“诗史”;白居易则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写下的是“惟歌生民病”的“为民请命”之诗。恐怕也正由于如此，王士禛才被焦袁指为“蚍蜉撼大树”。据清人杨锺羲《雪桥诗话》续集卷三记载，焦袁“论诗黜新城，谓神韵一说，其毒比竟陵为甚，可谓蚍蜉之撼大树”。

　　“馆阁文章已尽删！”从旧营垒中脱身而出的赵执信，疏离了朝廷和权力，由庙堂回归乡里，走向山林，与官场、与权势从此一刀两断。尽管生活非常艰窘，但他对一度可能“复职”的机会，却全然不屑一顾。对赵执信来说，罢官解职的最重要收获，是得到了心灵的彻底解放与精神的自由独立，他可以在诗里尽情地抒写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悲喜歌哭了。

　　“四海歌吟听未洽，怜伊在野独鸣秋。”（《闻蟋蟀有感》）“虽缘草成质，不借月为光。……君看落空阔，何异大星芒！”（《萤火》）“莫向官园争物色，深山始有万年枝。”（《栽檍》）赵执信的诗大都有违“温柔敦厚”的“《诗》教”，而往往以“常在野”的位置，由“冷处看”的视角，抨击时弊，揭露黑暗，诅咒恶政，直面民生疾苦，发抒真情实感，字里行间闪烁着批判的锋芒，蕴含着威武不屈的精神力量和孤特前行的人格光辉。在《题顾黄公景星先生〈不上船图〉》一诗里，他写道：“近代词臣那敢尔？礼法拘牵才委靡！” “不见圣朝爱士过唐明，诗人千里随船行！”则大胆抨击讽刺了康熙第五次南巡时那些纷纷颂圣献诗的文人。

　　“笔力锐入快出，直击鼓心，胜于阮亭”，朱庭珍在《筱园诗话》里这样评价赵执信的诗。乾隆十九年（1754），曾编过《国朝山左诗抄》的卢见曾，在为赵执信《饴山诗集》所作序言中写道：“余未亲侍先生，读先生之诗而见先生之真性情。当吾世而后，不乏奇怀尚友之士，以两公之论（按：指吴雯、陈恭尹之序）读先生之诗，并读千载以上之诗，谓先生与李、杜、韩、苏诸公长存天地间可也。”诗史家以为这是“公允而不夸大之辞”（严迪昌语）。赵执信《饴山诗集》，乾隆刻本

　　落入社会底层、穷愁潦倒的赵执信，对遗民的节操和风骨由衷钦佩，并在诗中以“冰与雪”赞誉其品格。著名遗民诗人、“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是他的忘年之交。对平生抗直不惧权势的“吴中二冯”（冯舒、冯班），他极为敬服，称许冯舒诗中所表现的民族大义。据《常昭合志》载，“赵执信于近代文学家少许可者，见（冯）班所著，独折服，至具衣冠拜之。尝谒其墓，写‘私淑门人刺焚冢前。”可见，赵执信能写出有如空谷足音而又影响深远的《谈龙录》，实非偶然。

　　二○二○年四月六日改定于山海旅次之北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