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培凯

　　

一

大德寺枯山水庭园

　　一位懂茶的朋友问我，“茶禅一味”的历史脉络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荣西法师（1141-1215）到中国求法，得到圆悟克勤（1063-1135）的开示，圆悟手书“茶禅一味”四字，由荣西带回日本，藏于京都大德寺，肇始了日本禅茶的历史？朋友曾拜托大德寺的管事人去查，回答是寺藏之中没有圆悟大师手书“茶禅一味”的墨宝，而这段传说或许是后人编造的。

　　当然是瞎编的，荣西与圆悟相隔一个世纪，怎么个开示法？佛法再精妙，总不会像周公入梦，在孔子的睡梦中开示吧。那么，传说是谁编造的呢？我查了查日本茶学资料，日本学者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淡交社出版的《茶道辞典》，有“茶禅一味”词条，说的是村田珠光（1423-1502）在大德寺修禅，体悟了禅道与茶道“不二一如”的精神，再经过武野绍鸥（1502-1555）及千利休（1522-1591）的发扬光大，逐渐（请注意，是“逐渐”）成为日本茶道与禅道结合为一的表述。这三位日本茶道大家，生活在中国明代中叶之后，与北宋的圆悟克勤及南宋来华的荣西，相距三四百年。编造传说的人恐怕历史观念薄弱，才会混淆了宋代到明代的时间差距。圓悟克勤墨迹

　　倒是在二○○三年中国出版的一本《茶道》中，指出圆悟大师写了这四个字，被日本僧人携带回国，传到大德寺一休宗纯（1394-1481）手中，成了日本代代相传的国宝。珠光在大德寺跟着一休习禅，继承了圆悟手书“茶禅一味”的传统。中国学者的推想，到了“百度百科”，居然摇身一变，成了确凿的历史事实：“宋代高僧圆悟克勤以禅宗的观念和思辨来品味茶的无穷奥妙，挥毫写下了‘茶禅一味，其真迹被弟子带到日本，现珍藏在日本奈良大德寺，作为镇寺之宝。南宋末年，日本茶道的鼻祖荣西高僧两次来到中国参禅，并将圆悟禅师的《碧岩录》以及‘茶禅一味墨宝带回日本，于一一九一年写成《吃茶养生记》一书，成为日本佛教临济宗和日本茶道的开山祖师。”其实，大德寺曾经藏有一幅圆悟的墨迹，不是“茶禅一味”四个字，而是圆悟写给他弟子虎丘绍隆（1077-1136）的印可文书，与茶道无关。这幅墨迹原来藏在大德寺的大仙院，辗转到了一休和尚手中，一休转赠给珠光，成为日本禅道的至宝。这幅墨迹后来从大德寺流出，现在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属于日本一级国宝。圆悟墨迹的流传，以讹传讹，居然就成了“茶禅一味”，也真令人叹为观止。

　　“茶禅一味”在日本茶道史中，演变为明确概念，出现这四个字，是在村田珠光之后，逐渐发展出来的。追溯概念的源头，与中国唐代禅宗普及饮茶有关，与百丈怀海（749-814）制定《百丈清规》的寺院喝茶规矩有关，更与赵州和尚（778-897）的“喫茶去”有关。赵州和尚的一句“喫茶去”，充满了禅机，不过，我们得记住，赵州和尚说的喝茶悟道，讲的是个人回到日常生活去悟道，不是进入茶道来悟道，与日本发展的“茶禅一味”在具体实践上是不同的。“茶禅一味”指出，茶道即禅道，禅悟可以通过茶道的体悟程序达到精神超升。这是要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明嘉靖年间）才在日本成型的，而大德寺则在日本茶道即禅道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据说，珠光跟一休和尚在大德寺习禅，把参禅与吃茶视为一体，奠定了“茶禅一味”的基础。珠光的再传弟子武野绍鸥，后来跟随大德寺的大林宗套（1480-1568）参禅，并且推广珠光提出的“草庵茶”精神，发挥茶道的禅意。武野过世，大林曾为武野的画像题写赞语：“曾结弥陀无碍因，宗门更转活机轮。料知茶味同禅味，汲尽松风意未尘。”此后，大德寺就一直提倡“茶禅一味”的观念，成了日本禅茶发展的重要基地。

　　总之，“茶禅一味”成为具体观念词，出现得很晚，概念的雏形来自中国禅寺茶道，却在传来日本之后，经历了长期的实践总结，出现了“茶禅一味”。

二

　　日本茶之汤文化协会会长仓泽行洋教授，是著名的茶学学者，二○○七年曾应香港商务印书馆之邀，来参加我主编《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的新书发布会。仓泽先生温文尔雅，谈吐颇有古代学人之风，对日本茶学历史研究极为精湛，特别注意史实的考订，所以对我们出版一本详细考订中国历代茶书的工作，大加谬赏，以日本老派学者带有矜持的兴奋，说这是一部“不世出的精审著作”。其实，要说严谨与精审，仓泽教授探讨日本茶学的历史，那才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对茶道历史上的传说，经常提出质疑。

　　仓泽研究过村田珠光参禅的传说，怀疑珠光曾经跟随一休和尚参禅，更怀疑一休和尚赠送圆悟克勤的墨迹给珠光，就由此创始了“茶禅一味”传统的说法。他觉得传说与历史是两回事，历史是真实发生的史实，要有可以稽考的证据。传说可能是后人无中生有的想象，口耳相传，无从稽考，但能在后世发挥作用，影响视听。他明确指出，日本茶道从一休传道给珠光的说法，都出自后来一两个世纪的茶书，很可能是后人对茶道最初发生的向往，强加到一休宗纯与村田珠光这两位人物的光辉形象身上。例如，薮内竹心（1678-1745）的《源流茶话》说：“珠光乃居住于南都称名寺的僧侣。他参禅于一休和尚，悟得教外之旨后，将作为参禅印可的圆悟禅师的墨迹悬挂于方丈之中，炉中煮茶，沉湎于茶禅之味。”这段记载，叙述了珠光向一休和尚参禅悟道的经过，以及得到一休印可，获赠圆悟大师的墨迹，得以悬挂在施展茶道的茶室中，展现了“茶禅一味”的精神，说得活灵活现。同样的说法，在早一点的记载中也可见到蛛丝马迹，如山上宗二（1544-1590）的《山上宗二记》说道：“圆悟禅师之墨迹，堺的伊势屋道和所有。该挂轴本是珠光从一休和尚那里获得的。茶道挂轴使用墨迹即始于此。”《宗湛日记》在天正十五年（1587）有记载，说千利休在闲谈中也提到这个传说。然而，仓泽指出，至今为止，从实证性的历史研究来看，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实上述的传说。

　　有趣的是，传说中珠光从一休和尚得到圆悟墨迹，是因为他参禅悟道，获得一休的印可，所以一休把圆悟手书的墨迹传了给他，就好像五祖把衣钵传给六祖慧能的翻版。这里就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传说形成模式，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历史人物、文物、事迹，出现了合乎想象与愿望的排列组合。从珠光参禅到“茶禅一味”的出现，最合乎后世茶人想象与愿望的发展程序是，珠光向一休大师学禅，因为一休不但是日本的禅修大师，还是家喻户晓的传说人物，由他把禅道传给珠光，发扬光大为“茶禅一味”的茶道，真是禅茶有传承，光芒万丈长。还有作为悟道印可的信物，就是编写《碧岩录》的圆悟克勤墨迹，甚至有人以为写的是“茶禅一味”四个字。

　　其实，以圆悟墨迹作为一休传道珠光的信物，本身就透露了编造传说的想象轨迹，一心想要在特定的时空拐点上，确立茶道即禅道的历史渊源。早先传布故事的日本茶人，或许都无缘见过这幅圆悟墨宝，没有细读圆悟书迹的机会，当然也就不清楚圆悟书迹写的是什么。这幅字的确可谓印可文书，却是圆悟印可他的弟子虎丘绍隆参禅悟道的文字，现在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与日本“茶禅一味”的源起毫无关系。北宋时期中国禅宗的悟道印可文书，居然摇身一变，到了十五世纪（相当明代中叶），成了日本参禅的印可传说，用来支持茶道即禅道的传承，也真是难为了日本茶道的传人。

　　正式阐述“茶禅一味”的著作，在日本出现的时间比较晚，要到十七世纪末的《南方录》与十九世纪的《禅茶录》，是两三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三

　　讲日本茶道，一般总是举村田珠光为禅茶的开山祖，继之以武野绍鸥与千利休，从而开创了“茶禅一味”的传统。我多次指出，珠光、绍鸥、利休三位茶道大师在世时，从未明确提出“茶禅一味”这四字真言，只说过茶道与禅道有相通之处。也就是说，他们在发展茶道的过程中，融入了禅悟的精神，逐渐转化了日本饮茶之道的脉络，充满追求精神超越的悟道意识，同时也影响了后世的茶道仪节。不过，以严格的历史研究角度而言，“茶禅一味”四字真言的出现，是千利休弟子那几代人在江户时代总结的教训，虽然可谓之弘扬师说，却已经是珠光过世百年之后的事了。

　　珠光作为日本禅茶的开山祖，最重要的贡献，是超越了当时上层社会精英所沉湎的书院茶传承，脱离了室町时代茶道仪式的繁文缛节，以及对唐物茶器的怀古依恋，回归到禅宗一贯强调的简约美学，相信自己内心呼唤的自然审美品位。他创立的草庵茶，与幕府将军宫廷书院茶的华丽浓艳形成强烈的对比，把茶道审美的方向，从炫耀茶器与室内装置的金碧辉煌，转向内心修养的自然发抒，也就与禅道强调日常生活的精神相通，在担柴挑水之中可以发现美感的意义。

　　珠光曾写过一篇给弟子古市播磨法师的短文，讲茶道的精神，译文如下（多谢沈國威兄指点）：

　　此道最忌我慢我执。嫉妒能手，蔑视新手，最是亵渎此道。须就教于前贤，只言片语皆须铭记在心，亦须提携后进。此道第一要义，乃化解和汉之境，至要至要，此事须用心。当今，初学者为彰显“冷枯”，争索备前、信乐之物，无凭无证，自以为珍，真乃言语道断也。一休宗纯像

　　枯也者，谓能品味上好道具之美，从而在心底深刻体会其旨。如此则不假外求，无不得其“冷枯”之意。然而，未曾具备鉴赏与拥有珍品的资格，亦无须羡嫉他人所有。同时，无论个人多有修养，亦须记取本身缺陷，有所自律，此为至要。谨记自慢自傲即是故步自封，同时要有自信，否则难隮此道。语云，当作心之师，莫被心所师，古人亦如此说也。

　　珠光这篇短文讲了几个重要观点，可以视为日本禅茶的立意基础。首先，珠光明确指出茶有其“道”。此道的关键是心态开放，“最忌我慢我执”，这是禅宗佛学与印度宗派佛学大不同处，因为吸收了中国原始儒家的精神，也就是孔子讲的“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还要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态度。如此，在施用“茶之汤”的过程中，不断开放学习，就能超越习惯性自我认知的限制，进入神思翱翔的悟道境界。具体而言，是对日本本土与唐土舶来的文化，都要有审美的体会，而且有所化解而能包容，有容乃大。有了开放心态的“道”为指导，才不会像书院茶会那样以炫耀唐物茶器为目的，成了品赏珍贵茶器的集会，也不至于为了追求“冷枯”，而一味强调本土产品，无视备前、信乐茶器质量低劣，敝帚自珍，实在贻笑大方。

　　其次，珠光对“枯”（kareru）与“冷”（hie）作了文化审美的定位，把品味茶器的美感，与品赏枯山水庭园与书画的枯淡笔调联系起来，更让人想到世阿弥《风姿花》探讨艺能，以“枯木逢春之花”作为表演艺术的极致。“枯”的境界，是简约美学的极致;“冷”的态度，是矜持审美的升华。要有开放的精神来理解茶道，切忌因循固蔽，绝不自大自傲，但同时要有自信，有强大的心灵才能登隮此道。要成为心的主导，绝不能师心自用，就如古来禅师所说。

　　没错，珠光是在说禅，茶道就是禅道。

四

　　一休和尚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传说人物，颇似中国民间传说中济公活佛与徐文长的形象，不修边幅，滑稽突梯，但又超尘出俗，充满智慧。日本茶道有个传说，认为“茶禅一味”始自村田珠光在大德寺向一休和尚学禅，遭到棒喝而开悟，肇始了茶道即禅道的传统。故事说得活灵活现，是说珠光因为传承了书院茶的规矩，对名贵的古董唐物茶器极具鉴赏能力，又视若珍宝，有一次正捧着爱不释手的名贵茶碗喝茶，一休突然大喝一声，举起手中的铁如意，一棒捶下来，把茶碗击个粉碎。在错愕的刹那中，珠光如梦初醒，从此大悟，觉悟到茶道的真谛是超脱世尘，不再留恋于物欲的牵挂。

　　这个故事很有戏剧性，也合乎想象中禅师开悟过程的风虎云龙气象，听起来过瘾，好像就该是一休和尚棒喝传道的桥段。可惜与历史的真实情况不符，人物、时间、地点都配不上套，只能算是姑妄言之的传说。由于大德寺传承宋元禅茶的渊源，人们想象“茶禅一味”的起源，不自觉就会想到大德寺，联系起相关的禅师与茶人，倒也无可厚非，就使得传说的形成有了着落。大德寺是大灯国师（宗峰妙超，1282-1337）创立的，他的师父则是南宋时期在径山寺学临济禅及禅茶规仪的南浦绍明（1235-1308），因此，大德寺习禅的传统既有禅道，也有中国传来的禅宗寺院茶道规仪。把著名的一休与珠光连在一起，以大德寺作为“茶禅一味”风云际会的联系点，也很容易让人姑妄听之。

　　一休宗纯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出身极不平凡，是室町时期后小松天皇的皇子，因宫廷斗争的影响，被迫从小出家，后来投入大德寺华叟宗昙和尚门下，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悟道，曾写过一首和歌：“欲从色界返空界，姑且短暂作一休，暴雨倾盘由它下，狂风卷地任它吹。”据说他的“一休”法名，就是这样来的。正长元年（1428）华叟病故之后，他就离开大德寺，云游天下，成為一代狂僧。按照他过世后弟子撰写的《东海一休和尚年谱》，到了日本文明六年（1474），一休八十一岁（虚岁）时，受后土御门天皇的诏令，任大德寺第四十七代住持，但他晚年住在京都府京田边市的酬恩庵（俗称“一休寺”）。一休和尚与大德寺的关系固然密切，时间却可以确定在正长元年他三十五岁（虚岁）之前，与文明六年他八十一岁之后。传说珠光到大德寺向一休学禅，是在三十岁左右，已经浸润于幕府宫廷的书院茶道之后，大约在一四五三年前后，这时的一休和尚正浪迹江湖，与大德寺同门相互攻讦，处于关系破裂之时，不太可能回到大德寺向珠光传授禅茶之道。一休宗纯遗偈

　　倒是珠光受教于能阿弥，得以进出室町幕府的书院茶会，对他追求茶道超越精神有一定的刺激与启发。珠光出身于庶民背景，对日本民间文化的审美意境有相当的体会，感到书院茶会的贵族氛围不接地气，而模仿宋元宫廷茶道的精致点茶又过于繁琐，引发他融合高雅意趣与简约审美的契机，从寺院禅茶的规仪与民间艺能的修炼之中，得到审美鉴赏与禅悟超越的结合。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政将军，是贵族化书院茶的爱好者，同时也有独特的审美眼光，通过能阿弥的介绍，对珠光的简约茶道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珠光问答》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将军义政公，召珠光问茶事。珠光曰：“一味清静，法喜禅悦。赵州如此，陆羽未曾到此。入此室者，外离人我，内蓄和德。交接相见处，谨兮敬兮，清兮寂兮，及至天下太平。”源公欣然，相逢恨晚。

　　这段话是珠光茶道“谨敬清寂”的来源，也是千利休“和敬清寂”四字真言的前身。更重要的则是，珠光认识到，赵州和尚“喫茶去”的禅意，是陆羽茶道未曾意识到的境界，也就是茶道不能只是茶的技艺，还得要有禅悦。

五

　　日本茶道集大成的千利休有个弟子山上宗二，曾被丰臣秀吉封为“御茶头八人众”之一，是当时著名的茶人。他的命运与千利休有点类似，都是因为个性耿直，坚持自我信念，忤逆了脾气暴躁的丰臣秀吉，遭到杀身之祸。在他过世前两年，写过日本茶道史的重要文献《山上宗二记》，其中不但明确提出茶道出于禅道的雏形观念，而且指出，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是一脉相承，展现了侘茶的精神就是禅悟：“因茶汤皆出自禅宗，故茶人修行以僧人为准。珠光、绍鸥悉禅宗也。”

　　熊仓功夫写有《〈山上宗二记〉研究》，其中特别讨论了日本茶道传统中，“一座建立”与“一期一会”概念的出现及其意义。《山上宗二记》提到，武野绍鸥对初学茶道的人说：“做好一个客人，主要在于‘一座建立，但具体做法很多是属于秘不外传的。”“一座建立”的主要意义是营造出一体的氛围，有客观具体的茶室与茶席的环境，也有主客在施用茶汤时的精神交流，使参与茶会的客人进入一种艺能审美境界，可意会不可言传。书中还提到千利休的态度：“当时宗易（千利休）则不愿意多讲这些，只是偶尔在晚上聊天时会涉及一点儿。早晚的‘寄合（日文‘聚会之意）使用新道具或举办切茶壶封的茶会时，自不必说，就是一般情况施展茶汤，从进入露地（茶屋的庭园）到退场，主客皆须以一期一度之参会心情来对待。”熊仓认为，武野对茶会的仪式规矩，要求“一座建立”，是比较属于艺能的审美感悟，而千利休则让茶会顺其自然，带有充满禅意的随兴与活泼，同时要参与者体悟“一期一度”（一期一会）的意义，是生命流逝中值得珍惜的聚会，刹那之中体会永恒。

　　千利休的另一个弟子南坊宗启记载了千利休的言行，经后人整理成《南方录》，在十七世纪末面世，其中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人出席宗易的茶会，问他：为什么你要亲自提水桶，往净手钵中注水呢？宗易回答说：在露地里，主人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运水。客人的第一个动作是用水，此乃露地草庵的根本所在。净水钵的作用，是让露地中的问答双方，互相洗净世尘的污染。”故事的主旨是千利休规划饮茶的环境，精心设计经营茶屋与庭园，目的是为了隔绝尘缘，进入饮茶的清修境界，也就是禅宗精神超升的境界。《南方录》还记载了利休的一段话：“小茶室的茶汤，是指佛法修行得道的第一事。居美屋、食珍味为乐，乃世俗之事。居处以不漏为宜，饭食以吃饱为足。此乃佛之教诲，茶之汤的本意。运水、取薪、烧水、点茶，供佛、施人、自享、立花、焚香，皆是效法佛祖之行。”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禅宗日用悟道的痕迹，搬柴、运水、吃饭、喝茶，饥来吃饭困来眠，一切顺应自然，不加意勉强，便可随缘悟道。千利休像

　　从珠光、绍鸥到利休，可以看到，唐宋寺院茶规与禅道简约审美观对日本茶道的启示与影响，但是，这三位茶道大师都不曾明确提出“茶禅一味”的理论。他们是以自身对禅修的体会，融入“茶之汤”，以实际经验的表现，促成了茶道与禅道相结合的历史进程。“茶禅一味”成为明确的理论，斩钉截铁咬定茶道就是禅道，不允许饮茶还有禅修之外的念想，把茶道当成是灵修的道路，一切仪式与程序都是宗教修行的过程，要到十九世纪初《禅茶录》的出现。此书一开头就说，“茶事以禅道为宗旨”，通篇都在阐述“茶禅一味”的道理，甚至强调没有禅意，就没有茶之汤：“茶意即禅意，故除去禅意则外无茶意，不知禅味亦难晓茶味。”

　　到了《禅茶录》的“茶禅一味”，就成了彻底极端的宗教清修，不懂禅就不知茶味。好像人的感官都有碍灵修，只有通过禅修，才能尝到茶味，才有精神境界的茶味，生命才有意义。不禁令人疑惑，兼有精神性与物质性的茶饮，色香味俱全，有口感有喉韵，让涉及感官的六根得到审美提升，若是完全转化为宗教禅修，为什么还要喝茶？光是禅修，不就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