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仅见的盛成法国时期照片，底片经过改动（约1928）盛成（1899-1996）一九二○年到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七年以法文写成《我的母亲》（Ma Mère），由于得到文学大师瓦莱里作序，出版后引来不少评论，名噪一时。万里外的中国也出现反响，吴宓时任《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他亲自写了一篇长文《留法学生自传—我的母亲》，以整版篇幅介绍该书及其续集，并给予高度评价：“就其母亲一生的性情言论行事际遇，表见东方之灵魂和真精神，恰是为欧洲人提供了认识中国的一个形象视角。”如果他知道盛成在法国写作及出版的曲折经过，可能有会更多感触。
《和平中国》不和平
盛成在南部蒙伯利埃大学攻读蚕桑学和生物学，他热心政治活动，倾向无政府主义，爱好写作和演讲。一九二○年八月到法国才七个月，他就成为第一个给罗曼·罗兰写信的中国留学生。最初他以“同志”“老兄”“你”称呼罗曼·罗兰，到了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的信，才改用尊称：“我将要出版《和平中国》（La Chine pacifique）两篇演说词，曾经在塞特市世界语工人小组上宣读过的。里昂《战争退伍军人》杂志社的朋友建议我向您请序。”
盛成致罗曼·罗兰的第一封信（1920年8月）世界语和反战是当时无政府主义者的潮流，《和平中国》以中国古代和平主义为题，批判西方侵略中国。
罗曼·罗兰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对所有宣传和平主义的作品都很重视。他当时卧病在床，收到文稿后很快读完，不到十天便回信。他同意作序，但要求首先修改对基督教的攻击。没有想到这封信开罪了盛成，他写了一封怒火冲天的反驳信，拒绝修改。然后，他自信说服了对方，安静地等候序言。
等了两个月，写了两次催序信，没有得到答复。到了十月份，他从蒙伯利埃到巴黎，以南部学生代表身份，参加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总会组织的争分庚款运动。罗曼·罗兰收到他的信后，热心支持，同时告诉他没有时间替《和平中国》写序。盛成收信后没有反应，原来他在筹备会议上遇到了麻烦，由于领取法国外交部的助学金，他被人指责卖身给法国政府。“因为这些误解，我不得不拒绝了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学年的助学金，并且退回已经收取的第一季度部分，以免惹人猜疑。”（盛成致罗曼·罗兰信，1926年12月13日）
在盛成离开巴黎之前，罗曼·罗兰把他推荐给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参加明年夏天的联盟年会，又让法国分部主席杜修纳夫人与他见面，转达邀请。出乎意料，盛成回到南部过新年，寄来一封古怪的贺年信，不仅拒绝邀请，还诸多嘲讽，形容参加者是“善唱的鸫鸟，肥胖的麻雀，夜出的猫头鹰，和平的鹰”，如此等等。原来这时他已经解决了《和平中国》的出版问题，出版社同意另找人写序。罗曼·罗兰还以为这是青年人不够成熟，在回信中责备了几句，仍然期望他改变主意。没有想到盛成几个月来积聚的各种各样不如意的情绪，此时汹涌而出，写了一封长信逐点反驳，越说越起劲，最后翻出写序旧事来，指责对方言而无信，要求“文明人应该道歉”。
罗曼·罗兰这次生气了，以一封措词严厉的短信答复：
我拒绝为你的小册子写序言，因为其中表现了一种对基督教的狭隘无知，夹带着仇恨。因为我的意见没有使你改变初衷。
我不受任何宗教或世俗信仰的约束，但我要求尊重西方或东方的高度精神价值。我拒绝助长亚洲的排斥异己或不理解，这与欧洲的不理解和排斥异己同样有害。
盛成法文演讲集《和平中国》（1927）当时复印技术不发达，罗曼·罗兰的回信没有留下副本，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间写给盛成的七封信，大部分用来指导和规劝他，如果收信者不公开，永远没有人知道内容。一九六六年，盛成重到法国居留，把珍藏的罗曼·罗兰回信全部赠送给法国国家图书馆，让公众阅读，信件打字文本的页端注明“根据盛成在一九六九年转交的影印抄录”（copié sur photocopie transmise par Cheng Tcheng en 1969）。在这件事上，盛成表现出过人的度量，对罗曼·罗兰的说话不以为忤，反而希望能够永远保存下来，他意识到这些书信是重要的历史见证。
在当時，这封信似乎起了作用，盛成改变主意，接受了赴会邀请。但是他很快就遇到更大的烦恼，由于被迫退回法国助学金，失去主要的生活来源，要向家庭紧急求助，又要替人补习来补充。这种先勤工后俭学的日子，他从来没有试过，仅仅坚持了五六个月，就决定抛弃学业，中止已经开始的博士论文，打算离开法国，去苏联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一九二七年八月，他从蒙伯利埃出发，前往巴黎。在罗曼·罗兰的催促下，他打算首先绕道去日内瓦，参加国际妇女争取和平与自由联盟的年会。罗曼·罗兰在闭会前三天的九月五日到达，盛成第一次和他见面：“我与罗氏，通信结交己七年，至今方相识，我们在花园草径上，走了一刻，多少人全来围他，伟大的生活，实在是不好受！”（盛成《海外工读十年纪实》，下同）
罗曼·罗兰六十寿辰照片（1926）会议在九月八日结束，盛成与在年会上结识的加皮夫人（Marcelle Capy，1891-1962）乘搭同一趟火车去巴黎。
在巴黎，他得到加皮夫人的慷慨帮助。她本人是作家，在瑞士聚会的晚间活动时，曾经听过盛成朗读《我的母亲》片断，于是建议他整理成书，好拿去出版社换钱。她让盛成到自己家里来工作，向妹夫借来打字机，教他打字，一式五份，打成后为他“斧削了一下”，让他去寻找出版社。在此期间，盛成没有收入，“加皮夫人叫我到她那里去吃饭，无论中晚。她说：‘我们有饭大家吃！”
提到出版，盛成首先想起罗曼·罗兰，书稿还未整理好，就赶紧在九月十三日发出一封长信，开头以瑞士年会作话题，说了一大通话，然后进入正题：
我正在写《我的母亲》，打算不日完成。……我有责任向法国和欧洲公众介绍我的母亲。我不知道如何着手。你是否愿意能够在这方面给我一些指点，以助《我的母亲》出版？请告能否寄上手稿。
回信很快来到，但复信人不是罗曼·罗兰，由妹妹马德兰代书，建议他去找《欧洲》月刊的出版商里德印书局。罗曼·罗兰移居瑞士后，不再踏足法国，马德兰则每到年底，都去巴黎会见亲朋戚友。回信后不久，她到巴黎，约见过盛成，请他吃了一顿饭。
瓦莱里序言幕后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底，盛成一封信寄到奥尔加别墅，像前一年那样，又是一封古怪的贺年信，以抒情诗形式写成，通篇充满“沉默”两个字。
……
沉默是一首美丽的乐曲，阴影是一张美丽的图画。
在沉默中，我更单纯，更真实，我是我自己。
在阴影中，我看见自己头上罩着一个光环，单纯由颤动的泪珠连续组成。
……
沉默也会表达。
表达我的心灵和情感。
……
我的沉默把那些平庸的人，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轻藐和不快埋葬在我心底……
盛成的“诗意”从何而来？原来在这两个多月中，盛成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他在等候罗曼·罗兰回信的同时，拿着几份稿件到不同出版社碰运气，没有一家愿意接受。倒是加皮夫人明白法国的情况，在知道这一切后跟他说：
瓦莱里在巴黎寓所客厅（20世纪30年代）她问：“你还认识些甚么伟大人物？”
我说：“皮育克乔治，罢儿比斯—他在俄国—以及《进化杂志》之加邦底野，这都是我所认识的左派伟人！”
她说：“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的人物，你还认识甚么伟大人物。”
我说：“我曾同瓦乃理氏通过信。”……
加皮夫人读完了瓦氏的信，叫道：“你的救命星到了！”
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是著名诗人和作家，他的家乡在塞特，就是盛成求学的地方。这年五月，瓦莱里回乡料理母亲丧事后要返回巴黎，盛成在蒙伯利埃车站瞥见他，寄了一首诗给他表示吊唁。对方按礼节写了一封复信，盛成一直带在身边。
加皮夫人拿了笔与纸过来，不由我分说，叫我坐下，写这封李白上韩荆州的书。
……我信写好了的时候，加皮夫人念过一遍，她在提囊中，拿出五法郎，叫我去发快信。信是去了。回来之后，加皮夫人，又签了一张支票交给我，我先后已用了她八百法郎。
瓦乃理接信之下，他正启程赴英，到牛津大学去演讲，他嘱书记给我回信。他回来之后，我去看他。
话说得很简略，实情更为复杂。瓦莱里有一位好朋友莫诺（Julien Monod，1879-1963），酷爱文学，对瓦莱里尤其崇拜，两人结识后成为莫逆之交。莫诺为瓦莱里处理不擅长的日常事务，连带财务、稿费、出版合约也包揽下来，部分信件由他作答。莫诺的忠诚完全没有条件，只有一个愿望，收集他的偶像的所有作品版本，以及来往书信和传媒评论，建立一个瓦莱里博物馆，传之后世。他的收藏如此丰富，超过一万两千种，成为研究瓦莱里的无价之宝，现在保存在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研究者称之为瓦莱里典藏室（Valeryanum）。
典藏室有一本莫诺整理的资料集，题名《〈我的母亲〉研究》（?tude pour Ma Mère），里面收集了有关的盛成书信、自撰生平、瓦莱里序言手稿、打印稿和排印稿，以及报刊评论的剪报等，都是原件，装订成一册。盛成的第一封来信也在资料集中，写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日，直截了当请求出书。这类信件几乎每天都有，自然不会得到正面的回应，莫诺代为答复，介绍他去找布萨尔出版社（?ditions Bossard）。但盛成锲而不舍，一次又一次来信，既写给瓦莱里，又写给莫诺，反复请求帮助，又提議把瓦莱里的诗歌《海边墓园》译成中文。
到了十一月四日，他寄来一封信，开头是一首诗，悲叹鞋子破了，没有吃，没有喝，没有钱交租，面临被逐出旅馆的命运，最后两句呼喊：“精神万岁！打倒物质！”瓦莱里在十五日读到这封信，触动了恻隐之心，在二十一日第一次以自己的名字复信（打字信），首先责备他“你在信中强迫所有打扰你的声音停下来，好让你听到自己高呼‘精神万岁的叫声”，然后好言安慰，建议他自行去找出版社。信后还有一段附言，嘱他带此信去见著名的《新法兰西杂志》主编，希望能选用一些章节。
十二月一日，盛成再次来信，诉说路路不通，希望能与瓦莱里见面，请他“写几行序言”。可能像《和平中国》一样，他在接触出版社过程中，曾经提到瓦莱里的名字，出版社不会错过建议他请序。
在这封信第一页上端，有莫诺以铅笔留下的笔迹：“五日复信，同意一封序言信。”几个星期之后，十二月二十一日，瓦莱里在家里接见了盛成。见面后第二天，盛成首先写成那封给罗曼·罗兰的“诗意”贺年信，再越一天，才写信感谢瓦莱里。
对文学史家来说，瓦莱里这样的举动不常见，数十年后，雅雷第教授在二○○八年的《瓦莱里传》里写道：“这一次，这篇序言不属于那些他心甘情愿大量撰写的序言，为了应酬，或者为了糊口（besognes alimentaires）而作出牺牲，而是一个真正的友好举动。”瓦莱里对盛成的帮助不限于写序，盛成曾回忆说：“其实瓦乃理为人，非常诚恳！他低声对我说：‘你没有钱时，可来对我说。”还有另一个没有记下来的更大帮助，瓦莱里把好朋友班乐卫介绍给他认识。
勤工俭学留学生都知道班乐卫（Paul Painlevé，1863-1933）的名字，这位知名的数学家在法国政坛很活跃，多次出任总理和内阁部长。他对中国很友好，在他的推动下，法国同意仿效美国，把退还的庚子赔款资助中国留学教育，并且成立巴黎中国学院（L?Institut des Hautes ?tudes Chinoises de Paris），这个机构存在至今，官式译名汉学研究所，隶属法兰西学院。他曾在一九二六年访华，接受北京大学颁授名誉博士学位，成为得到这种名衔的第一个外国人。
班乐卫当时担任中国学院董事会主席兼院长，学院开设七门课程，其中“中国科学”一直未找到合适人选，暂时以讲座形式进行。为了解决盛成的经济困境，班乐卫出面让盛成得到这份工作，讲题“比较蚕桑学”，从一九二八年三月开始，每周两次，至五月结束，总共二十四次，酬劳一万八千法郎，几乎等于大学教师的两年薪金。他从南部到巴黎时口袋里只有三十法郎，这不啻是一场黄金雨，他写信给莫诺说：“以前我站在干涸的泉水前嘴干唇焦，现在面对一个大海。”讲座名称很清楚，比较西方和中国的蚕桑业历史及现况，但是盛成另有想法：
盛成题赠罗曼·罗兰的《我的母亲》（1928）先一日，已有人对我说过，我的课，不能草率从事。还有人说，近代的中国青年，不知中国。啊唷，我的肩儿要硬些才好，不然，担当不起啊！还要我这黄帝子孙，不要丢了世界学府巴黎大学的面子。真难真难。
那末，我就来讲《易学》，“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讲这没有西方人能了解的中国科学！
他特别为“还有人说，近代的中国青年，不知中国”这一句加了一条注解：
恐怕是白希和先生说的。相传有一位中国某大学教授，到巴黎大学预备博士论文，文成而不可印者再，最后人情面子，將这篇论文通过了，因此白希和对新博士有感而发，此一网打尽惊倒华山之论！
白希和这句话在当时的巴黎汉学界引起很大波澜，恰好出现在聘请盛成的时刻，甚至有人流传，这是学院循例向白希和征询聘请盛成意见时的回答。
《我的母亲》前台
讲座大约在五月底结束，瓦莱里也在这个月的二十一日寄出《我的母亲》序言。这本书早已排好版，序言一到，不出一个月，便在六月印制完成上市。一九二八年的瓦莱里，经常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文化活动，被视为法国的官方作家。盛成的作品在他的序言护航下，加上这是在陈季同之后，第一本中国人以法语撰写的当代中国题材作品，在文坛上引起的反响超出他本人的预料。本来准备书出后便回国，看到这种情况立即决定推后出发日期，留下来推销这本书。
最早的推广活动通过莫诺的人际网络，盛成接到比利时和瑞士一些讲座邀请，而阿丁阶出版社的母公司在瑞士，也为他在瑞士安排一些活动。早在当年七月初，盛成寄了一本《我的母亲》给罗曼·罗兰，这本书现在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扉页有盛成的题辞：
送给敬爱的罗曼·罗兰：
我相信这本小书比我自己的解释更清楚，因为这是沉默的声音，黑影的光明，神圣的“一”：真理！
盛成
1928年6月28日于巴黎
仍然充满弦外之音，但是书到得不是时候。这一年六月，罗曼·罗兰旅次巴黎，得了感冒，引发支气管炎，回到瑞士后感觉很疲劳，在七月初住了半个月疗养院。出院后没有回家，由玛德兰陪同直接前往洛桑附近的瑞吉山。此山高不过一千八百米，二十五岁的歌德在一七七五年登上此山，惊其美景，封其为“群山之后”，令此山成为十九世纪欧洲最著名的登山圣地。罗曼·罗兰爱其清静，可以集中精神整理关于印度的文集。玛德兰负起秘书之职，替他回复每天一大堆的请求信件：改稿、求序、画肖像等等。八月中旬，盛成来信告知即将到瑞士宣传《我的母亲》，并追问是否接到赠书，罗曼·罗兰例外亲自答复，给他最后一次劝告：
我想你最好返回中国，而且刻不容缓。……革命中的国家变化极为快速。今天的中国不再是孙逸仙的中国，更何况孔夫子的中国。这一切已成过去，我们不需要以过去来创造今天！今天才重要。你要去那里重新接触现在的中国，留心倾听，成为它的现在声音，用来和欧洲的声音对照！你在巴黎或者伯尔尼是听不到的。
盛成没有即时反应，过了一个月才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像过去那样，否定罗曼·罗兰所有观点：
今天晚上，我要在洛桑演讲“一个中国人眼中的中国”。
地球人比火星人更理解地球。因为地球有自己的历史和起源。地震不过是一个短暂的事实。物理学家看不到棍子在水中歪斜。
我不久将出发到中国去。
地球人爱地球，因为他要单独承受地球的灾害。
只要把信中“地球人”换成“中国人”，“火星人”换成“西方人”，便知道盛成在说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外国人描绘的中国不是中国，只是中国的“地震”。中国人不需要西方人，自己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自此之后，罗曼·罗兰再没有回答盛成任何来信。
三个月之间，盛成从一个无名的中国人，成了巴黎知名一时的人物。最初被聘为中国学院讲座教师时，还有点战战兢兢，自知没有博士文凭，在致莫诺信中谦称“夸张的教授”（professeur “emphatique”）。等到作品印出来，传媒热闹了好一阵，他相信已经成名，炎夏天气，不辞劳苦跑到瑞士兜圈子，因为“名人处处要到，才得出名，更出名”。
左：瓦莱里《鸭绿江》自印版封面，右：盛成书写的中文标题实际情况不如想象那么简单。盛成在九月十日到达日内瓦，直到十九日写信给罗曼·罗兰的时候，还没有举行过一场演讲。他在给莫诺的信中私下诉苦，邀请他来的教会组织临时取消了活动，交给他一个信封，内有五十瑞士法郎，约合二百五十法郎，作为报酬，相当于来回路费。很可能组织者在最后一刻，才发现他反教会的激进立场。
法国漫画盛成，《欧洲人》周刊访谈插图（1929）但是他不甘心白走一趟，自行安排了另一场演讲会，赶制广告传单派发，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也夹上一张。上面没有讲座的组织者名字，只有售票地点，那是一家旅行社。由此看来，这是盛成自费租赁场地，由旅行社代售门票。
踏进一九二九年，盛成在巴黎已经无事可做。一本新书的寿命不过几个月，过后就要把书店橱窗的位置让给更新的书。他在四月离开法国前往中东，三个月后，他写的續集《中国革命中之母子》（Ma Mère et Moi à travers la première Révolution chinoise）出版。这一次，再没有瓦莱里序言，传媒回复到对待不知名作者的态度，只有简短的出版消息。
盛成返回中国后，继续给两位大师写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他为了“故宫盗宝案”的调查工作再到欧洲，详细的经过记录在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旧世新书》中。据该书所述，他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初路过瑞士，“十二日早晨，我见到了瑞士女画家玛莎·苏黎士，并住在她家。……我原打算去看罗曼·罗兰，但玛莎说他已不住在瑞士，回法国去了”。罗曼·罗兰四年后才迁居法国，这条消息不知从何而来。盛成还见过“奥地利母亲”鲍楷诗夫人和阎宗临夫妇，他们都在奥尔加别墅出现过，盛成没有向他们查询，错过了和大师见面的最后机会。
盛成三月下旬去看了瓦莱里，“当时徐悲鸿托我带了一幅画送他，是经亨颐的水仙。还有梁宗岱带给他的两方图章，一阴一阳。……他希望我有机会时把他在甲午战争时写的《鸭绿江》译成中文。当时他在哈瓦斯当秘书。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才晓得他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文化的融化实属惊人。难怪他在写《我的母亲》序时下笔万言”。
一九三一年刘海粟欧游归来，宣布一九三四年再往欧洲举办中国绘画巡展。徐悲鸿知道后，抢先在一九三三年来欧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巡展。出发前，盛成把他介绍给瓦莱里和莫诺，帮助他顺利举办了巴黎展览，经亨颐的水仙画就是感谢礼物之一。
至于《鸭绿江》（Le Yalou）一文，这是瓦莱里一八九五年的旧作，一九二八年为盛成《我的母亲》作序时，翻出手稿印刷了三十份，以私人征订方式出售。巴黎杜塞文学图书馆收藏的一份夹着一张散页，上方瓦莱里手写的书名及签名，下方三行直写中文字，“鸭绿/瓦乃李保禄/千八百九十五年”，右下角有瓦莱里备忘笔迹，“盛成手书”。根据上面盛成的回忆，当是这次见面时写下的。
盛成和两位大师的交往到这一天结束。回首他这方面的经历，留学生中除梁宗岱外，再找不到另一个有他那样的好运气，两位大师尽管性格不同，立场各异，但对中国留学生的友好态度，爱才惜才，多方指点，热心帮助，却是一致的。
二○一九年十一月二日于巴黎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