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张错以诗名世，长期执教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近年由文入艺，从中西文学文本转入视觉文本与物质文化研究。《礼藏于器》是张错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版的艺术研究书籍，他自述：“器物的研究，不只是用文字表达它的外观与名称，而且与历史、文化史、艺术史、考古学、文学五大学术领域息息相关，对器物的研究，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中西文明。我之视物， 对‘为何存在比‘其为何物更有兴趣，探究它是什么之余，更要探讨它在历史、文化、艺术、考古、文学时空里的互动意义。”

　　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张错独具诗心慧眼，又对西方文艺理论运用自如，因此所见更为广阔。他研究清代画坛“四王”的王原祁，对“古意”有新的理解：从古意入手，便是王原祁画意近古的根源。时人有谓王画仿古甚多，类多重复，并无新意。殊不知恰恰相反，这类摹拟，正是其画作精神所在。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中对悲观的定义内指出：“悲剧为一种行动的模拟，严肃、完整，且有一定伟大广度。”所谓戏剧行动的“模拟”（an imitation of an action），亦即是行动的“演绎”（an interpretation of an action），绘画也一样，摹古并非仿古，而是知古并演绎古人原意，不同的古人，不同的原意风格，古而弥新。

　　世人对八大山人的“哭之笑之”解释万千，张错也有一解：八大山人有一种庞大的悲哀幻灭，半喑半狂、似哭似笑，借绘事以宣泄，颠覆了历代传统画坛建立的和谐秩序。这种悲情，前有古人如倪瓒、徐渭，后有来者如“扬州八怪”。近人齐白石、潘天寿、张大千等人画中写意，许多蛛丝马迹，难脱其窠臼。张错更有诗意地进一步解读：“八大画风虽云夸张怪诞，然其布局境界，独步天下，世间无双。寥寥数笔，可说得是简无可简，说无可说，然细观却言犹未尽，意趣无穷。一鱼一鸟，翻起白眼，看尽世态炎凉、人心虚伪奸诈，翻覆手掌为云雨—‘安能徇机巧，争夺锥刀间，然却仍不得不怆然处世：鱼在水中抹不干自己的眼泪，鸟在天空找不到自己的归宿。”

　　石涛与八大山人同列清初“画坛四僧”，同为明宗室之后，但画风不同。张错分析：石涛不像八大山人，有点像王原祁，明亡时石仅四岁，并无太多国破山河在的包袱。倒是家散人亡的悲痛，加上在北京三年不见重于当朝，饱历沧桑，令斯人憔悴，重返江南，终老扬州。画作之中，时有突兀感触，虽无八大山人尖锐，但笔意恣纵，工笔写意兼具，山水人物、花鸟兰竹皆精，确是一代奇才。张错也发现八大山人与石涛惺惺相惜：八大山人长石涛十八岁，于晚年与石涛忘年诗画交往，极是难得。论者常以此时期为石涛画作分界线，其实是沧桑过后，心无挂碍;饱览名山大川，搜尽奇峰打草稿，“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掌握自然万物神韵，心眼妙悟，显诸身手，有如神仙九转丸成，得心应手。八大山人与石涛的异同之间，读者自可意会。

　　在探讨清代“扬州八怪”中的金农与罗聘时，张错由班宗华、高居翰等人合著的《中国绘画三千年》说起，有一妙论：“绘画史以朝代分期，有利有弊。利者可把历朝递变当作分水岭，人物层次脉络分明。弊者则有如刀切蛋糕，把蛋糕切开成为若干均块，如此切者食者均释然安享分配蛋糕后之美味，却不悉作为蛋糕整體的书画结构部分。”金农与罗聘师徒情同父子，罗常代师作画酬酢，己画亦请金农署名于上，被列“八怪”之末。时至今日，鉴证专家仍常常难以定夺孰为金孰为罗之画作。罗聘遵师嘱历游名山胜水，三上京师，结交老师当年旧识及文人如翁方纲、钱载、钱大昕等人，誉满京城。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三《滦阳消夏录》中有一段记述：“扬州罗两峰，目能视鬼，曰：凡有人处皆有鬼。”两峰即指罗聘。然鬼眼看到的人间竟是世态炎凉，并非春风得意，多年后罗聘黯然买棹回归扬州，这独剩的江南一怪，遂亦垂垂老去。

　　该书“礼藏于器”之说，出自经典。孔子尝云：“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所谓“器以藏礼”，就是指这些飨宴器具一旦用于关涉贵族人际关系的饮宴，就有尊卑上下之分，反映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礼仪。张错以《红楼梦》第四十一回为例，从妙玉拿出的杯子来进行考证，更提到沈从文先生的考证文章。沈先生说，明代以来，南方新抬头的中层士绅阶层中，流行呼朋唤友，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出行时必须携带一些雅致轻便的茶酒器具，这些器具后来在清初成了流行于北方宫廷贵族中的时尚器物。

　　对《红楼梦》的器物考证后，张错说：“其实人世虚华，红楼一梦，真斝或包假，酒器或茶杯，杯中是茶是酒，又何必认真？倒是金庸《笑傲江湖》第十四章，祖千秋与令狐冲论何酒用何杯时，竟也提到青铜酒器的爵及犀角杯，那才是古代饮酒的杯子。”通过《红楼梦》与《笑傲江湖》二书，张错自抒己见：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这些器物的珍贵，不仅在于手工精细，亦在于它们仿古的美学文化内涵。也就是说，饮食男女的饮食，不只在于何饮何食，亦在于饮食何物、应用何器的适宜与否，也就是《笑傲江湖》祖千秋长篇大论向令狐冲解释喝什么酒要用什么杯子。西方希腊罗马古典主义有所谓“合宜”（decorum）之说，当然那是文学风格上讨论“文学的恰当”（literary propriety），什么人、什么身份、做什么事、说什么话、用什么语言，都需要有某种合理的恰当。市井之徒的言行举止，卑琐俚俗;皇室贵胄，则举手投足之间，展现出雍容华贵的风范，一切必须恰如其分。

　　从宋明文人的尚古清玩，张错看出民间用铜、玉、陶瓷、竹、木、匏等质材去仿制古代器物，乃一时风尚，更添文人雅趣，尤其清代金石、考据、训诂学的复兴，益增文士鉴赏器物的内涵或新貌的挑战与趣味。这就是所谓味外之味，礼藏于器，以器辅食。味道，不只是食物或饮料，或佳肴味道与烹饪的提升，它还牵涉对器具的雅赏，借这种高雅鉴赏发展出一种味外之味。味道，不只是食物的声、色、味，或享用者官能的眼耳鼻舌身意，它同时也是知识活动，借对器物的认识与欣赏产生另一种味蕾与品位。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强调“辨味”，品味诗歌犹如人们饮食，不可止于醋盐的酸咸，而应在酸咸之外，正如食物需要领会醋盐加工后“醇美之味”的“味外之旨”。司空图指的是诗歌，礼器仿用指的是器物模拟再造后的艺术作用，演绎与创新兼备，其味无穷。就像赵希鹄在《洞天清禄集》序中所说的“悦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声”，那是色中之色、声内之声、味外之味，可惜“人鲜知之，良可悲也”。

　　张错的文章富有学理，但是无学究气。他在研究器物时，难免带有诗人气质。论及东南亚的“娘惹瓷”（Nonya wares），张错深带感情地回望前尘旧事：每次《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活动过后，萧依钊总会兴致勃勃地带着评审们去马六甲参观运河，吃海南鸡饭，也会品尝糅合了马来本地与闽粤一带风味的峇峇菜，参观峇峇屋，屋内展览着花团锦簇的娘惹瓷、螺钿酸枝家具、英国瓷地砖、意大利七彩玻璃窗花、透雕通花屏风或窗楹、云石圆餐桌及花梨木座椅、曲折有致的走廊，还有静谧光亮的天井，一丝阳光透入，让人仰首沐浴在闽粤大户人家及晚清“中国风”（Chinoiserie）的回忆里。一九八九年，张错和“越界”舞团云门第一代舞者罗曼菲、郑淑姬、叶台竹和吴素君等人在马六甲漫游，真是生命中的“时光旅社”，那时连贺婉蜜还是云英未嫁时。通过实地的考察，张错所见更富文化内涵：“娘惹与峇峇在马来民族的源流，以及移民与本土结合后独特的历史背景与语言，庞大复杂得可成为前殖民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学术专题研究。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本就是社会文化（social culture）的表征（signifier），娘惹瓷亦不例外，它們显示出东南亚一个华人与本土民族结合而成的族群的兴起与衰落，尤其在马六甲、槟榔屿、新加坡一带的代表瓷器，常为嫁妆、寿辰、节日喜庆而整套购置，所以一度被称为‘海峡华瓷（straits Chinese porcelain）或‘土生华瓷（peranakan porcelain）。‘海峡，当是指英国统治马来亚时的马六甲海峡。”

　　在美国大学的学术训练，使张错的研究具有世界眼光。他观察江西景德镇陶瓷，有一番思考：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China）以瓷为国名，因为“china”亦作瓷器之义。以此类推，“China” 就是瓷器之国，中国人（Chinese）及一度被视为种族歧视语言的“China-man”原意应为“瓷人”或“制造瓷器的人”。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就是文化的表征。文化是一个活的有机整体，语言含义也经常跟随着文化历史的变异而更动。他研究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香囊，指出元稹有《香球》诗：“顺俗唯团转，居中莫动摇。爱君心不恻，犹讶火长烧。”就是指金属熏球香囊，其诗隐喻浑然天成，语带双关，一点不逊西方的“玄学巧喻”（metaphysical conceit），既描述香囊结构，又能奇妙附会情爱，自圆其说。

　　张错在南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系大学部讲授的课程有一门“亚洲文学禅宗及道教思想”，教科书包括英译《金刚经》及《六祖坛经》，多年来反复讲解持诵之余，对此二经遂有偏爱。张错因与六祖同为岭南人，益感亲切，多年来百计千方欲访曹溪一谒六祖真身，终于二00一年间自穗租车北上韶关，直奔南华寺。并撰文云：“当然时光迢递，景移物换，许多旧时踪迹，都似过眼烟云，今日亭台楼阁，不过是今人今物。往昔一切，如露如电，如梦幻泡影。”

　　而他游遍广东四大名园，梁园、可园、余荫山房、清晖园，于余荫山房深柳堂见园主自撰对联：“鸿爪为谁忙，忍抛故里园林，春花几度，秋花几度;蜗居容我寄，愿集名流笠屐，旧雨同来，今雨同来。”不免感慨：“浮世虚名，朴散为器，一旦返璞归真，‘愿集名流笠屐，不分贵贱，新知旧雨，共聚一堂，亦是快事。”器物研究与诗情画意融为一体，使张错的笔下别有生机，更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