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娟

　　《海外华语小说年展（2019）》（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是一部特别的海外华语文学选本，不叫“选集”，而叫“年展”，用“纸上展厅”的形式表达出对文学空间性的独特把握。海外华语文学是指在中国本土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用华语创作的文学，里面即隐含了“本土”与“海外”的空间对比。海外华语文学写作在空间移动的主题下形成开放、流动、越界的立场，正与“年展”空间式的表达相吻合，并创造出交互解读的可能性。“策展人”夏商本身是作家，其《东岸纪事》描写上海浦东的市井生活，可以说是上海底层生活的浮世绘。但此次，夏商却是以策展人的身份、以作家的眼光过滤当下海外华语文坛，进行充满创意的文本展出，这很符合夏商游走在不同职业之间的跨界身份;另一方面，“选本”往往具有浓厚的编者趣味，而“纸上展厅”更具开放性，能更好地呈现出入选作家的独特性和多面性。

　　在当下全球化写作的浪潮中，文学中多元性、丰富性的张力正在被不断游走和断裂的空间召唤出来。海外华语作家往往身处两个或更多的国家之间，感受着本土化的沉淀和全球化的改变，他们特有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的写作具有独特的视角，也使得他们的文学写作具有文化间性（intercultural）的特质。文化间性是“过去/现在”“自我/他者”等多重视域的融合，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海外华语小说年展（2019）》敏锐感受到了这种变化，并努力展示海外华语写作的文学现场，呈现全球化时代的文学转型和变动。

　　在《海外华语小说年展（2019）》中，可以看到一种呈现出海外华语写作纵向的文学生态的努力，在入选名单中，有白先勇这样的名家，也有陈河、张翎、陈永和、范迁等这样的海外华语写作的中坚力量，还有二湘、张惠雯、凌岚等文学新锐，他们构成了海外华语写作的梯队，也可以让我们一窥海外华语写作丰富复杂的文学构成。

　　海外华语文学的先驱者白先勇近年来新作渐少，该书收入的《Silent Night》就尤显珍贵。该文获得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描写了发生在曼哈顿的一个悲伤的故事。余凡和保罗神父、越南人阿猛和乔舅形成了对应的两组人物。余凡是曼哈顿的一个流浪少年，保罗神父建立了一个“四十二街收容院”，专门救助流浪青少年。余凡受保罗神父救助，对神父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恋，他跟着保罗神父为他打杂，并加入了他的志工团。保罗神父和阿猛在医院里先后去世，之后余凡和乔舅又在酒吧相遇了，余凡在乔舅身上找到了神父般的关爱，乔舅在余凡身上找到了阿猛似的慰藉。白先勇在这篇新作中延续了对人性的关注，在对人物的痛苦与救赎的处理中更见历经沧桑之后的悲悯和同情。

　　该书收入了陈河和张翎的两部中篇新作。陈河的《碉堡》依然是他擅长的温州人在海外的故事。温州人、海外奋斗、连接着世界的小商品市场义乌，是陈河写作中经常出现的情节要素，但陈河并不是一个单凭经验写作的作家，他有探索人性的野心。在《碉堡》中，阿礼在地拉那有自己的妻儿与事业，回国探亲仅仅一个月，他忽然发现自己的世界坍塌了。他的妻子玛尤拉借口萨斯（SARS），宣稱他已经死亡，老板刘甘肃遇到经济危机，抛下他偷偷跑路。阿礼被地拉那警察追查，只能藏身在黛替山的碉堡里。多年之后，阿礼在义乌东山再起，他专门买了一块山地，根据记忆复建了一座碉堡。阿礼说：“对我来说，生活中好的事情我总怀疑不是真的，灾难和挫折才是我命运里真实的东西。我建造了这个碉堡后，没有让别人知道，只有自己会秘密到这里待上一阵子，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让自己成为碉堡，不再做噩梦。”这个碉堡是一个看上去老实甚至有点木讷的男人对自己的保护，对生活的抗争，同时也正是他心灵上坚固的堡垒，可以让他一次次挺过绝境。陈河对海外故事的书写吸纳了西方文学的精华，并将其文学推进到对人性的正面强攻。

　　张翎的新作《胭脂》则延续其善写家族的笔墨，在叙事上更有突破。既是一幅画作的海外飘零，也是围绕着这幅画作的三代人的命运长歌。小说分为三个部分，上篇是作家黄仁宽的自述，他在弥留之际遇到了富家女学生胭脂，从此胭脂便一头栽进了自己的命运里。在中篇中胭脂已经成了外婆，她的女儿重复了她的命运，也爱上了自己的老师，这段爱情给胭脂留下了一个孙女扣扣。为了掩饰扣扣的身世秘密，胭脂不断地搬家。由于受到惊吓，扣扣一度再也不能长大，直到心结解开，这一富有魔幻现实主义的情节设置让小说充满了神秘的意味。下篇故事的发生地转移到了巴黎，扣扣偶然间发现了一张郎世宁的仿作，这幅画曾伴随胭脂走过战争年代，流落他乡，最终由其孙女在海外获得。以一幅画为线索，张翎于举重若轻中将大时代的苦难和小个体的悲欢交织在一起。

　　生长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土壤中的华语文学，必然会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文化之间的冲击和对话，这其中关涉着文化价值、人生选择、自我定位等。美国理论家萨义德指出：“流散者通常会陷于一个中间状态，他们既不能与本土文化完全分离，也不能完全融入到新的文化中去。人们会觉得流散者是他所处环境中的一员，但他总是格格不入，始终徘徊于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这种断裂和游离在很多文本中都有表征。凌岚《离岸流》描写一对年轻夫妻从中国来到大洋彼岸的洛杉矶生活，还没有学会在洛杉矶“游泳”，就被卷入了一个又一个漩涡。他们被车撞、被敲诈，失去了腹中的宝宝，妻子红雨产生了严重的精神问题，最后，他们把宝宝的骨灰撒到了大海里。新移民在生活中应对外来世界的挑战，往往是仓皇无措的，正像凌岚自述：“红雨叮嘱她老公多吃冬瓜海带汤可以去火，是突兀的无根基的，我们是多么希望能用自己熟悉的老一套来解决生活的挑战啊！移民第一代所携带的母国文化基因时时像过敏体质一样发作起来，让我们一次次回到发蒙的原点。”李一楠《蓝绣球》同样描写新移民的异国经验：在本地最大的一场雪灾中，由于老住宅区基础设施陈旧断电，我的朋友失去了孩子伊恩，这个打击让她久久无法走出。但是就如同窗下那株邻居送来的蓝绣球一样，她也在一点点弥合伤痛，敞开自己，接纳并开始新的生活。张惠雯《沉默的母亲》同样是书写新移民在海外的生存状态，而她关注的是全职妈妈这个群体，小说写了三段压抑而无助的母亲的生命体验：《沃克太太》中沃克太太的厌食症的背后是不可抑制的暴饮暴食，而无法控制的暴食背后其实是婚姻关系中严重的不平等，她只是丈夫的生育工具，在家庭中没有经济权，也无法获得丈夫的尊重，垃圾食品可以带给她暂时的填充感，但之后空虚和无力感又会滚滚而来;《水族馆的一天》中一对年轻的夫妻在带孩子去水族馆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生活的真相—嘈杂、纷乱、磕磕碰碰、迎合他人、妥协和忍受，但为了孩子，必须爱和忍耐;《沉默的母亲》则是从一个已长大的儿子的视角反向寻找在他五岁时就因抑郁症自杀的母亲，她曾经是一个美丽的画家，在异国他乡，为了一个新生的小生命，在焦头烂额的家务和育儿生活中消耗着自己，变得脆弱、计较，无法沟通，直至选择自杀。王芫《为了维克托》中，邱振锋和海伦夫妻两人也是在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就移民到了加拿大，在这个大时代里，他们只是无名的小人物，邱振锋是悲观的人，总觉得生活在欺骗他，而且骗局一个接一个，防不胜防，但是为了儿子维克托，他还是努力活着，按照生活的惯性活着。但这些移民者又是勇敢坚强的，就像《离岸流》，这个小说题目中的“离岸流”指的是不适合游泳的水流，海浪会不停地朝远离海岸的方向推，他们在洛杉矶这个大海里还需要游很久，“我觉得我有好几辈子可以活，直到离岸流把我的灰带走”。可以想象，最终他们必将战胜这块陌生的土地，形成霍米·巴巴所提出的“文化杂合”，在多元文化中并置生存。

　　一个人对故土和母语的记忆，是无论怎样的时空变更都无法抹去的精神关联。对于海外华语作家来说，写作是他们回归故土和人性的重要途径。同时，他们也带来了不同地域空间的文学经验。范迁《寂寞沙洲冷》描写了奥勒冈海滨小城的寂寞荒凉、空旷安静和不绝如缕的寂寞情绪。小说记录了生活在库斯湾的男子和网友的一次见面，有试探，有慌乱，有惶惑，而最后终于什么都没有发生，留下的只有寂寞。热带潮湿的胶林小镇是黄锦树写作的背景，热带雨林、野兽、昆虫成为他作品的基本元素，他的叙事也如同茂密繁复的热带雨林一样纠缠晦涩。来自马来西亚的黎紫书《海》，写在海的背景下两个女子从年少以来的暧昧情愫。来自日本的陈永和《寻找裘方圆》，是一篇和她以往善写的小人物和时代变迁不同的黑色幽默的故事，但是在看似荒唐的故事背后又有她一贯的对人性的关注与观察，并延续了她在叙事上一贯的悬疑气氛和解谜路数。也有不少写作者让自己的写作现场回到故土。陈谦《落虹》描写了两代人的故事，上一代领养自己的葵娘，下一代木棉、晓旭和嘉田，两代人的命运如平行线，又隐秘交缠，文笔细腻，疏而不漏。柳营《红绸缎》借女儿的眼睛，写上一代人隐秘的爱情和隐忍。夏商的《雪》则写出了中年男人丁德耀的温情，他早年的《东岸纪事》是冷峻、苍凉甚至有点粗野的，在《雪》里他的写作却更多了一点宽容和温暖，不论是丁耀德和倪爱梅之间不无缺憾却互相容忍的夫妻关系，还是丁德耀对菜贩子的小孩潘冬子格外的爱护与温情，都可以窥见作者逐渐走向包容厚重，与生活和解的豁达态度。

　　海外华语小说写作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第一代移民面临着深刻的物质困境和精神危机，他们的主题往往是“乡愁”和“流散”，从而产生自我东方化的写作;第二代移民徘徊于原乡和异乡，往往具有身份认同的危机，到了当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交通日趋便利，空间移动便捷，乡愁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新一代华语小说不再把“文化冲突”和“乡愁”当成自己的母题，文学更多回归自身，表现出对文学本体的鲜明追求。

　　二湘是一个七0后作家，她的写作勾勒出了她和上一代人截然不同的精神画像，建构了横跨东西的现实世界。《罂粟，或者加州罂粟》小说里的华勇和华良，就像罂粟和加州罂粟，同一科，却是一个有毒，一个没有。华勇的悲剧是一步步造成的，他小时候在难民营受到了太多的欺负，必须野蛮生长才能活下去，难民营的经历在他身体里种下了暴力的种子。独自在美国时，他和学校的黑帮混在一起，后来又被送到遥远的威斯康星寄宿学校，他内心的孤独和痛苦从来没有人了解。早年人生最黑暗最残酷的记忆就像海底的暗涌在重重岁月里堆积沉淀，直至在挟持人质的最后时刻分崩离析，全盘崩溃。二湘的问题小说里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结构，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和“他者”并存，叙述者和被叙述者不是单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镜像式的结构，“我”介入故事的过程中，也成为这个故事的见证者、反思者和审视者。

　　黄锦树《论写作》也是一篇特别的实验写作，M和作家Y的遗孀的故事是通过M的博客上一系列文章隐含的信息透露出来的，整个文本像是一个猜谜的过程。黄锦树喜欢需求不同的文类之间的互文戏仿，甚至让文本本身自己说话。在他的作品中，真正的故事内核像是隐身在文本背后的一个影响，如同暮色中不甚分明的一只灰猫，虚构与真实的界限也不甚分明，文本形成了巨大的隐喻性空间。这正是海外华语写作令人欣喜的趋势—不是通过书写海外经验的猎奇感受吸引读者，而是真诚面对文学本身，在文学的叙事和价值上做出新的突破。

　　二00一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V. S. ?Naipaul），頒奖理由是：“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事实上，对于现实的关注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主题。面向真实的现实，怀抱着在场主义的自觉，表现弱势群体的真实境遇，以理性态度介入自我和时代，这是值得提倡的写作方向。文集中入选的作品看似选材多样，篇幅不一，但他们具有的共性正是这样一种对社会的关切和对自我的真诚。在这样一个迅疾变动中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把握不断变化的现实，真诚面对时代和自我尤为重要。

　　正像夏商所说：“移民文学是蒲公英文学，团状花丝随风飘散，越洋生根，萌发出花葶上新的绒冠。”而这每一颗种子之间其实并无太大关联，他们在海外都是孤独的写作者，有着自己独特的移民经验和生长故事。《海外华语小说年展（2019）》将这些人各自互为孤岛的写作连成一片水域，每个人的个体故事汇聚在时代的合唱中，微观历史就构成了宏大的群体经验，将会使这些孤独的写作者最后汇聚成一个时代的潮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