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侠”、对“江湖”的喜爱似乎是世界独一家的,而那些窈窕美丽、武功高强的侠女便是这江湖上最柔和的一抹亮色。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侠女形象的变迁无疑是十分有趣的。
一、唐代:男性的化身
唐传奇往往篇幅简短利落、情节瑰丽曲折。小说《红线传》正是出现在那个红拂、无双等女性们开始在豪侠小说中扮演不同角色的时代。这篇小说在中国知名度很高,讲述了蛮女红线帮助薛嵩“安邦”的故事,成功塑造了智勇双全的侠女红线形象。
红线身上的亮点着实不少:她不但“善弹阮,又通经史”,而且“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乙神明”,能够帮助男主角打倒有逆反之心的田承嗣。此外,她“梳乌蛮髻,攒金凤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的打扮想必也非常美丽。如此侠女:兼顾红装武装、完全不依靠男主角(也可说是薛嵩“反身闭户,背烛危坐”,“举觞十余”,并不真正参与到斗争之中,只需盼望红线的胜利“回矣”),实在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道明亮的倩影。《红线传》虽有男女主角,却与其他传奇小说不同:即使到文章最后也没有出现任何超出“老爷与侍女”之外的男女关系。红线的结局只是“伪醉离席,亡其所在”,从此两人再未相见。
再看当时其他传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无双传》中的无双只作为男主角王仙客一心寻找的对象出场,唯一由她本人说出的话是:“汝争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讫”便“呜咽”,只是小说中推动情节发展的“花瓶”,完全依附在王仙客的一举一动之上。尽管她能写出五幅“词理哀切,叙述周尽”的信笺递给王仙客,想必也是比较勇敢、受过教育的女性,但在此女性仍作为一个被拯救的形象而出现。而《虬髯客传》中的红拂,文中不但直言她是“十八九佳丽人”,强调她的年轻美丽,更让她勇敢地与李靖私奔,最终与李靖、虬髯客一并成为“风尘三侠”。可是红拂的侠气仿佛只到大胆私奔为止,后文只提得李靖“乃为豪家”、虬髯客“得事”,关于红拂的消息只字未提。事实上,她最为人称道的是一头乌黑美丽的长发,与“侠”并没有什么关系。
如此比较一番,红线的出现似乎的确非常“先鋒”、非常让人眼前一亮。然而原文却有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背景:“红线”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女性形象。既然如此,也就很难再自然地夸赞她是“侠女”—
某前世本男子,历江湖间,读神农药书,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芫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三人。阴司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而气禀贼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至矣。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辈背违天理,当尽弭患。昨往魏郡,以示报恩。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在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同可赎其前罪,还其本身。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
原来这么厉害、这么让人眼前一亮、这么“先锋”而具有现代性的侠女红线,竟是一个上辈子做错事的男子转为女身来赎罪的!红线并非没有与男性捆绑依附,恰恰相反,她自己正是一名男性!在后来故事的演变中,红线明明只是薛嵩的侍女,也屡屡被冠上“薛”姓,叫人啼笑皆非。当时文学作品中喷涌而出的其他侠女们,也皆需要依靠男性或鬼神之力。若是现在的女权主义者们读到这篇小说的最后几段,大概心中难免要大失所望。
然换个角度想想,文学思想的进步不可能如此之快,红线已经是进步路上一个浓墨重彩的形象了。再者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很难奢望更多:《红线传》写在一个男权时代,男性写作、男性读者当道,其人物设计、情感抒发都必然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或许这也是作者袁郊为了让红线更容易被接受而做的小把戏。无论如何,那“梳乌蛮髻,攒金凤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在美丽又矫健的侠女形象都已经铭刻在了我们的心里。
二、清代:回归婚姻的结局
到了清代,白话小说生动丰富的表达方式促进了小说字数的飞跃,也促进了人物形象的丰满。在当时,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有多么受欢迎呢?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提到,当时没有说书人不会说“雷轰电掣弹毙凶僧? 冷月昏灯刀歼余寇”一段,是为家喻户晓的名段落。
小说中的女主角十三妹自幼被当作男孩儿培养,武功高强;身负父亲冤死的仇恨,隐姓埋名,报仇路上也不忘行侠仗义。她在能仁寺凶刹中凭一人之力杀死了数十凶僧,解救了安公子与张金凤一家。文中屡屡见得她“从衣襟底下忒楞楞跳出一把背儿厚、刃儿薄、尖儿长、靶儿短、削铁无声、吹毛过刃、杀人不沾血的缠钢折铁雁翎倭刀来”之类的动作。一个鲜明的侠女形象便如此跃然纸上,别说比那些姣美温柔的姑娘,就是比那男主角安公子也更多几分气概—
……那女子道:“委屈你们几个,算填了馅了;只是饶你不得!”随手一棍一个,也结果了性命。那女子片刻之间,弹打了一个当家的和尚,一个三儿;刀劈了一个瘦和尚,一个秃和尚;打倒了五个作工的僧人;结果了一个虎面行者:一共整十个人。她这才抬头望着那一轮冷森森的月儿,长啸了一声,说:“这才杀得爽快!”
这样酣畅淋漓的打斗,这样表面娇小玲珑却以压倒性的气魄“美救英雄”的侠女形象,怎么能不叫人拍案叫绝!
小说中,十三妹不但有勇有江湖义气,更有十分的胆识气魄:面对满是尸体的古刹,她留下“他杀人污佛地,我救苦下云端,铲恶锄奸。觅我时,合你云中相见”的大字,巧妙地揣摩官员们的心理,后来糊涂官断案时果真就凭着这句话察觉出行侠仗义者身份的不一般,没有追究,免去一桩事。
但其中最了不起的变革还要看第十回“玩新词匆忙失宝砚 防暴客谆切付雕弓”中的这句话:“又因他自己是个女孩儿,看着世间的女孩儿自然都是一般的尊贵,未免就把世间这些男子贬低了一层。”在清代,又有多少女子能如此痛快地承认自己对男子的轻蔑、对女性的认同,而不是将自己看作一个盛放贞操的容器、一样战利品、一个以泪洗面永远在等待荡子的“楼上女”?由此看来,十三妹是个彻头彻尾挣脱了容器的侠女。
然而可惜的是,故事才进行了四分之一不到,十三妹的人物形象就令人困惑地驶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第二十六回“灿舌如花立消侠气? 慧心相印顿悟良缘”一节中,十三妹大仇得报,摘了“侠女十三妹”的名号,用回了本名何玉凤。纵是她再心如磐石,经过众人软磨硬泡的轮流劝说,也终于“消侠气”“悟良缘”,嫁给了男主角安公子。此后的事情也都可以想见了:何玉凤彻底成了一个贤妻,夫唱妇随;安公子也一举中举,安家歌舞升平,只是何玉凤与安公子之间到底是否有“平等的爱情”叫人半点也读不出。好好的一个侠女形象在最后突兀地回归婚姻,浑身武功的唯一用途成了打击闯进安家的小毛贼。无怪乎《儿女英雄传》的另一个名字叫《金玉缘》,无怪乎有人评价十三妹是一个“化神奇为腐朽”的人物!
但我们仍要理智地看待历史进程:至少十三妹曾经是一个鲜活的侠女形象。在前十二回中她的表现可圈可点,曾最大限度地挣脱了“依附男性”的桎梏,不知是多少后来文学中侠女形象脱胎而出的本源。纵使最后回归婚姻,却也是她自己选择的结局。尽管这仍是被男性作者扭曲的情节,但从局部角度来看,这也恰恰是侠女們逐渐挣脱寄生男性角色的证明。侠女们开始能够真正地在保有女性身份(甚至是被作者刻意强调的)的同时拯救男性角色。
只是后来那个作为优雅淑女、贤妻良母的何玉凤不知会不会想起当年自己背个小包袱浪迹江湖的时候,一人杀死多少凶僧,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行侠仗义,痛快自由?
三、当代:新形象的脱胎
到了现代,“侠女”的形象已经“千岩竞秀”了。这其中不得不提的便是以“先锋”著名的作家王小波的《唐人故事》:这部短篇小说集是其对唐传奇小说的“故事新编”,其中就包括了前文提到过的《红拂夜奔》和《红线盗盒》。他后来又专门将这两篇小说扩写成了长篇小说《红拂夜奔》与《万寿寺》;前文提到过的《无双传》也被改编为《寻找无双》,仍然保留了无双是个爱哭、被王仙客寻找着的形象—当然她所代表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这里不多赘述。显然,作者是很爱恋这些传奇故事本身的。
《万寿寺》是一部长篇小说,比较难分析,因此我们仍然从《红线盗盒》入手,试析这个从唐代“穿越”而来的刁蛮侠女是怎样在保留了原本的设定之后被解构成了一个崭新形象的。
王小波《红线盗盒》中反复强调了红线的南蛮形象:她是当地酋长的女儿,有着橄榄色的肌肤和匀称的身材。因为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薛嵩,她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小妾。当然她并不清楚“小妾”的真正含义;薛嵩则是一个保留了唐代大男子主义风气的人,总是要求红线在家里对他毕恭毕敬,还要以“小贱人”自称,否则就要被打手心。
“打手心”,却又不重打,这就带了几分调情的意味,当然是纯粹现代性的描写。作者只用简单的人物设定就清晰地立起了南蛮与长安两方生活习惯的碰撞、思维方式的巨大不同。而红线对薛嵩如此百依百顺是因为“爱情”,这一改编则是赋予了女性去爱的权力,而不是被“侍女”的枷锁锁住,性质自然也与过去“依附男性”的婚姻截然不同了(如前文所提《儿女英雄传》中,众人对十三妹百般劝说她才勉强同意嫁给安公子,只是回归传统,与爱情全无关系)。同样,红线为薛嵩弹奏乐器,以当地人特有的熟悉与胆识给出建议,也都是因为爱情。人物形象到此已经大大丰满—这是个重情重义又颇有小女儿姿态的南蛮侠女。事实上,当作者以真挚的笔调描写女孩的一见钟情时,她已经可以真正被现代读者理解了。
然而作者并不只限于这一点—他花了许多笔墨描述红线内心对薛嵩所作所为的深切不满:她其实并不愿意称呼自己为“小贱人”、称呼薛嵩为“老爷”;尽管表面上她因为爱情仍然颇为顺从,但心里却颇有种“算了,我不与你计较”的孩子气的落落大方。这样立体的、自我的人物设定,当然是《红线传》不可能达到的。更不要提,红线是个彻头彻尾的女孩子:没有什么男人转世,没有什么上辈子的记忆加持,就是土生土长、比男人们都更厉害的侠女红线。
小说中仍然保留了薛嵩被红线拯救的一段,只是其中又增添了红线的情感变化:她先是觉得薛嵩窝囊,有些不齿;后来薛嵩想要“割首酬蛮婆”,却又真真切切地使她感受到了薛嵩的气度,决定继续追随他。她的爱情并不是盲目铺展的,这当然又是独立女性形象的一个巨大飞跃。
类似的情节是文章的结尾部分—这次红线当然不是因为什么还清了上辈子的孽障才要离开:
当时就要册封红线为正妻。红线踌躇三日,最后对薛嵩这么说:“老爷,你真是一条好汉,奴婢也确实爱您。不过当你太太的事,我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吧。下了山,我也算朝廷命妇啦,要是不遵妇道呢,别人要说闲话,我对不住你。要是恪守妇道,好!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关在家里不准出来。这都不要紧,谁让我爱老爷呢?还得裹小脚!好好一双脚,捆得像猪蹄子,这我实在受不了!如今这事儿,只好这么计较,你到山下去做老爷,我在山上称老娘,这凤凰寨原本是我的,还归我管。……老爷还是我的大爷,要是想我了呢,就上山来看我。总之,拜拜了您哪。”
好一个红线!这段话中除了隐隐反映出她对薛嵩的不耐烦(这就是女性思想上的现代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红线的心明眼亮—“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是的,这是一个至今都难得一见的女性形象—她有自己的追求,一旦察觉到爱情将要滋生出不平等便愿意为了自由放弃爱情。而即使没有爱情的元素,她也依然是可爱的、鲜活的、女孩子气的,被人们所喜欢的。
比起唐代的那个英姿飒爽的红线,想必读者们都会更喜欢这个在脖子上围了条金蟒蛇,还像个孩子般泼辣又任性的侠女红线。因为她终于真正做到了成为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立的思想,自始至终都能够铭记“自我”,而不是屈服于女性的身份、屈服于婚姻、三从四德乃至盲目爱情的囹圄。
四、电影:光影中的孤独
二○一五年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上映。这部改编自唐代传奇小说《聂隐娘》、阿城与朱天文参与编剧的电影被评价为塑造了近年来最好的银幕侠女形象。在这部电影中,我们触碰到了一个新的标签—“孤独”。
侠客必定是孤独的,可在过往的一切文学戏剧类作品里,“孤独”都极少与侠客、特别是女侠客联系在一起。而《聂隐娘》中隐娘十岁便被掳走、年纪轻轻就归隐(电影中保留这一设定),与红拂、红线等人比起来的确很符合名字中的“隐”字,竟未能在这部电影之前的文艺作品里拥有孤独这类个人性极强的情感。
传奇中的聂隐娘,不但精于剑术,而且能够变作飞虫,带了几分奇幻的意味。此外,即使在原作中她也颇有人性的光辉:文中她要去刺杀某大僚却失败,前去向培育自己的道姑道歉—
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
也許正是因为这种不同于其他侠女的先锋的“人性”之展示,侯孝贤才会独独选择将她搬上银幕,并且保留了这一段故事。
原作中的聂隐娘受雇杀人,突然倒戈向刘昌裔的原因也并未说清楚。而电影中的聂隐娘拥有了更为复杂的故事背景与更为生动的情感:她从小被道姑教育刺杀一人便能够拯救千人,是值得的。然而面对青梅竹马的田季安,她也是迟疑的。朱天文说“这只是一个女孩子杀不了自己心爱的人的故事”,这般解释赋予了角色柔弱的情感,其实何止这么简单。全片隐娘与田季安都未有过于亲密的举动,困扰着她的除了若即若离的情愫,更多的是对“杀一人,救千人”的怀疑,以及她善良的本性。
最后,隐娘觉察出刺杀田季安一人亦将伤害千人。她因为大义、因为遵循自我而选择“倒戈”,“事了拂身去,深藏功与名”,若说她是刺客,终归更像侠客。
与戏曲略有相似,电影也是一种通过视、听两种观感让观众们感受作者思想的艺术。光影的魅力与特性正在于它能够向每一位观众呈现声音与图像,因此最大限度地展现了隐娘的孤独:导演采集自然中真实的虫鸣声、风动树叶声,并将这些细微的声音放大。这使得观众们在不知不觉间就进入了隐娘的世界—这是一个灵敏的刺客才会拥有的世界。
影片中舒淇扮演的聂隐娘无疑是美的—她年轻、身手矫健,如一匹生命力旺盛的豹,总是一身黑衣隐匿在黑暗之中。面对昔日的青梅竹马掷过来的剑,她只回身一挡,眼中满是无奈,然而除此之外却没有过多表情流露;面对母亲留给自己的玉玦,她面上仍是平平,只有紧盯着玉的目光泄漏出心中情感;当听到孑然客死他乡的公主的故事时,她无声地、以布紧紧遮面地恸哭,竟然哭成了一尊一动不动的雕塑。全片对话极少,长镜头则很多,打戏也不过是刀光剑影,几下便结束了,难免会叫冲着刺激的武打场景而去的观众失望。但也正是这样的拍摄风格,无比丰满地、细致地展现了聂隐娘的孤独。
她的孤独有个人经历的因素,也有个人情感的因素。爱情、亲情、家国情怀终于没能走进角色的心里,她成了一个纯粹的“个人”。那些安静的镜头里有她的挣扎、彷徨、思索,那些虫鸣鸟叫的细微声响中有她的孤独,也有她在享受孤独。最后是“孤独”胜过了爱情,个人深邃的情感战胜了二人可以一起演绎的喜剧或悲剧。在过去的文学作品中,都少有能探讨到这类情感上的;在近些年爆米花电影光影横流的市场背景下,聂隐娘的横空出世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侠”的背面,更是“女性”长久以来被文学与艺术忽视的一面。当这一面终于通过美妙的视听途径从光影中脱胎,一幅新的画卷也已然徐徐展开。聂隐娘是一个美丽的开始,愿她不是一个辉煌的结束。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