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芳

　　近年来，阳明心学大热，王阳明的各种文集整理也纷至层出，相较之下，作为明代心学奠基者陈献章，则相对受冷落。陈献章（1428-1500），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县白沙村（今属江门市蓬江区）人，世称白沙先生，因此称其开创的心学流派为白沙心学，又因白沙村濒临西江入海口之江门，亦称江门心学。明代大儒黄宗羲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因与王阳明一同配享孔庙（有明一代共四人）;二人的学说影响在当时也相埒，所谓“天下学说半阳明半陈湛（湛若水，白沙心学主要传人）”。但是，当下受关注研究的状况相去悬隔，尤其是至今尚无一本完善的陈献章全集，实在令人遗憾。

　　有鉴于此，一九九八年，陈永正先生在辗转获得全本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明弘治九年吴廷举刊本《白沙先生诗近稿》的复印件后，“不禁狂喜”，以其为白沙先生晚年手定本，也是传世最早的白沙诗集;而前此一直无人关注，不少研究陈白沙的学者甚至不知道有此本存在，仅湖南省图书馆有一残本。陈先生随即复印分赠有关研究者，希望有助于“重编较为准确翔实的白沙年谱”，更希望有一部完善的陈白沙全集早日问世。后来，黎业明教授编撰的《陈献章年谱》于二○一五年出版，陈先生即感“已了却心愿”;而黎教授编校整理的《陈献章全集》也于日前面世，相信陈永正先生更会备感欣慰，咨嗟赞叹。

　　黎业明教授早年求学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又师从汤一介先生，获哲学硕士学位，后来又在中山大学师从冯达文先生，获博士学位。现为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明代思想史研究，特别重视文献整理，确保论从史出，杜绝空疏之弊。其于明代思想家，尤其是明代心学的两位宗师陈献章与王阳明的研究及文献整理，可谓一枝两花，各竞其妍。而于陈湛之学（陈献章与他的弟子湛若水一起开创了“陈湛之学”）的研究与整理创获尤大，先后整理出版了《陈献章年谱》《湛若水年谱》《陈建著作二种》《张诩集》等;为求会通，也整理出版过清人张烈的《王学质疑》和日人佐藤一斋的《传习录栏外书》，并发表了《〈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点校指瑕》一文，纠谬三百余处，可见其用力之大。其相关研究成果，则集中见于《明儒思想与文献论集》。这些，都可视为整理《陈献章全集》的重要准备和水准保障。在二○一八年的纪念陈献章诞辰五百九十周年研讨会上，学术主持杨海文教授说，当今对陈献章研究最精深的，非黎业明教授莫属。于是《陈献章全集》的水准，也就值得信赖了。

　　当下，学科以及学者的研究越分越细，不仅文史哲分途，文献与研究也常歧为二，研究者或因文献不熟流于游谈无根，文献整理者或因义理不明胡标乱点。此前，《白沙集》最完善的本子，当属孙通海先生点校的中华书局版《陈献章集》（1987年7月初版，1993年12月重印，2008年7月挖改、修订并重印），无论从录诗的数量还是校勘的质量，都远胜其他刊本。但《白沙集》一些重要的版本，如明弘治九年吴廷举刊本《白沙先生诗近稿》、万历元年何子明刊本《白沙子全集》、万历三十二年许钦赋刊本《白沙先生全集》、万历十一年刊刻《白沙先生文编》、万历十二年袁奎刻本《白沙先生遗诗补集》（简称“遗诗补集”）等，孙通海都未能觅得。列目参校的天启元年王安舜刊本，据孙启华博士考证，也实未见用。而且由于不太注重高简等人刊刻的《白沙子》、四库全书本的《陈白沙集》以及其他刻本的校勘价值，致使某些重要的差异与错漏未能校出。如孙本第三百五十二页《南归寄乡旧》有句云：“山童呼犬出，狂走信诸孙。”其中“信”字，四库全书本《白沙集》作“狺”。狺，犬吠也。应以作“狺”为是。在标点方面，由于孙先生对一些经典文献不太熟悉、对一些地名不了解以及对部分段落的文义不理解等原因，亦時有错误。如孙本第六十四页《书孔高州平贼诗卷后》：“吾意副使之贤劳，谦而不伐……”“劳谦”为一词，见《周易》“谦卦”九三。此处句读应作：“吾意副使之贤，劳谦而不伐……”又附录第八百三十四页《编次陈白沙先生年谱卷二》“寻改师宗州”，师宗，地名，在云南。此处句读应标作“寻改师宗州”。而因义理不明点断有误者，则可以第五十八页《仁术论》一则为代表：“夫人情之欲在于生，圣人即与之生;人情之恶在于死，圣人不与之死，恶众人之所恶也。圣人即迸除裔夷，恶难施也。”此处句读宜作：“夫人情之欲在于生，圣人即与之生;人情之恶在于死，圣人不与之死。恶，众人之所恶也，圣人即迸除裔夷，恶难施也。”

　　凡此，黎业明教授的《陈献章全集》相较于《陈献章集》，多有所改正、改进。在标点断句方面，《陈献章全集》后出转精，更为准确。在校勘方面，《陈献章全集》除根据校本加以校勘之外，还根据其他资料来补其阙文、校其异文，或根据其他资料改正其错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献章全集》在校勘中比较注重对白沙遗存墨迹的利用。例如，《处士容君墓志铭》云，“处士姓容氏，名某，字某”，《陈献章全集》加校勘记云，“‘名某，字某，碑刻作‘名恪，字允敬”（上册，第130页）。又如《游心楼为丁县尹作》云，“乾坤一点龙门意，分付当年尹彦明”，《陈献章全集》加校勘记云，“‘尹彦明，原作‘尹彦诚，据林齐本、高简本、萧世延本、白沙文编、何熊祥本、黄之正本改。此时墨迹尚存，墨迹亦作‘尹彦明”（中册，第573页）。此外，《陈献章全集》对于白沙诗文集中的一些颇为重要的问题，通过考证，加以辨正。例如，《襄阳府先圣庙记》云“侯名绅，字廷章，沅之宜春人”，其中“沅”（亦有版本作“阮”）字，《陈献章全集》根据《明一统志》将其改正为袁州之“袁”（上册，第67页）。又如《李子高墓志铭》云，“八世祖文溪先生忠简公讳昴英，英宗龙图阁待制、尚书、吏部侍郎”，其中“英宗”有误，《陈献章全集》将其考定并改正为“理宗”（上册，第124页）。再如，对于所谓白沙“与林时矩”的数封书信，《陈献章全集》根据胡居仁书信、白沙文编等资料，将其考定为“与何时矩”（上册，第331页）。由此，可见《陈献章全集》校勘精审、缜密之一斑。

　　在诗文补遗方面，孙本《陈献章集》根据其他版本、其他书籍，补录了各体诗四十九首、赋一首、题跋二首、书信五十一首，其实这只是白沙所佚诗文的很少一部分。而在附录白沙传记资料编选方面，像白沙高足东莞林光所撰《明故翰林院检讨白沙陈先生墓碣铭》（载《南川冰蘖全集》卷六）等都未辑出，实在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遗漏。《陈献章全集》较《陈献章集》，多辑录出集外诗文三百九十余篇（首），其中文三十余篇（序二篇、记一篇、论五篇、说一篇、题跋二篇、杂著一篇、语录四组、墓志铭一篇、祭文三篇、书信十首、赋一篇），诗三百六十余首（四言诗一首、五言古诗十六首、七言古诗四首、五言律诗五十二首、七言律诗一百六十六首、五言绝句十三首、六言诗三首、七言绝句一百一十二首），数量更富;而在附录白沙传记资料方面，《陈献章全集》不仅辑录了林光所撰《明故翰林院检讨白沙陈先生墓碣铭》，而且在辑录张诩撰白沙先生行状时，收入了徐纮《皇明名臣琬琰后录》中的《翰林检讨白沙陈先生行状》，其所选录更完备，辑录更佳。

　　如此巨量的纠谬和辑佚，自是此番整理的大成功，更可谓是陈白沙研究的一个新起点。而其所以能够如此，一方面是在版本收集方面“竭泽而渔”，另一方面是对中国哲学史尤其是明代思想史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各种方志和时人文集的稔熟。《陈献章全集》编校的成功，有赖于研究的深入和对义理的精熟。而于义理之探索，我们可从黎业明先生《王阳明何以不愿多提陈白沙—从湛若水与王阳明关系的角度考察》一文窥见典型。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自万历十一年唐伯元编次《白沙先生文编》在评语中批评王阳明不语及白沙，再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大表疑惑，此案几不可解;今人虽屡有索解者，包括罗香林等大方之家，然俱不能切中肯綮，以其对王学和陈湛之学均无全面深入的考察，也未能全面深入占有材料之故。而黎業明教授正是在全面占有材料和深入研究理解的基础上，从王阳明与湛若水的交谊视角切入，深刻而雄辩地揭示了王阳明从早期的“崇孚于白沙”，逐渐过渡到绝口不提白沙，乃是与湛若水学术分歧益渐加大的结果。（《明儒思想与文献论集》，第157-180页）

　　其实，一个优秀的编校本，宜在前言中对全编的主旨有深入浅出的全面准确的介绍，正有赖于义理的精深探求，而能做到这一点的其实并不多，从《陈献章全集》前言看，黎业明教授堪称这方面的佼佼者。近年来笔者遍阅相关研究著述，于陈献章的学说特质，说得明白简洁的甚少，而黎业明先生在前言中的短短一段，既揭示其学说演进形成之迹，更标明其特色及影响，相信普通读者看了，也会恍然会心。

　　四十岁之前，陈献章思想与朱子比较接近，理学色彩颇为浓厚，可从其成名及存世第一首诗《和杨龟山今日不再得韵》见出;四十岁之后，其理学色彩渐渐淡化，心学倾向日益明显，可概括为“自然”“自得”“静坐”数端。所谓自然，乃指“鸢飞鱼跃之机”“生生化化之妙”，亦即天道之流行，所指乃不事造作、不加雕琢、不见安排之境界。所谓自得，就是“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鸢飞鱼跃，其机在我”（《赠彭惠安别言》）。以处世行事言之，指不为外在事物所移;以为学求道言之，指不迷信经典、不轻信古人、不偏信他人、不人云亦云，其云，“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今是编也，采诸儒行事之迹与其论著之言，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道学传序》）而所谓静坐，作为其为学之方、教人之法，乃使人身心得到调适，达到心境之虚明，以“养出个端倪来”，以“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最终使此心与此理有“凑泊吻合处”，进而臻至“心理合一”境界。至此心学即底于成，白沙云，“为学当求诸心，必得所谓虚明静一者为之主，徐取古人紧要文字读之，庶能有所契合，不为影响依附以陷于徇外自欺之弊，此心学法门也”。（《书自题大塘书屋诗后》）由此，可见其思想承上启下之特色，上承孔孟周程之旨（并融摄佛道，尤其是禅宗、庄子），下启甘泉阳明之学，其历史地位也就昭然若揭。

　　前言如纲，大纲既明，那编校之目，自然灿若披锦。“《陈献章集》理应有个更可信的校定本”，陈永正先生的这个愿望，随着黎业明教授编校的《陈献章全集》的出版，应该说得到了基本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