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玉

　　在寒冬之际，我发现在我心中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这让我快乐，因为不管这个世界如何与我作对，我的心中有一种更坚强、更美好的东西可以与之抗衡。

　　——加缪

一

　　我绝大部分的写作源于怀旧，失去、离别这些经验促使我写作，并在其中得到治愈。我渴望有所归属，属于一个大家族，属于一个社区。我的第一本书《幽灵之家》就是为了寻找在流亡中失去的祖国、家庭、朋友、工作以及家园而写。写作界定了我，给我身份。我是作家，因为我有一双擅长听故事的耳朵，有一个有点怪异的家族，和一个流浪者的命运。我一个字一个字，一本书一本书地写，创造了我自己的同时，也发明了这个我居住其中的国度……我们是自己故事的创造者，我们选择形容词来描述我们自己。

　　二○一八年十一月，一个开始变得阴冷的温哥华的冬夜，在市中心的大剧院，个子矮小，一头红褐色头发的伊莎贝尔·阿连德面对慕名而来的六七百人的听众，开始了她的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真理炼金术：故事改变世界”（The Alchemy of Truth： The Power of Story to Change the World）。

　　阿连德的演讲是从几个星期前刚刚去世的母亲以及她们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书信往来的故事开始的。阿连德十五岁那年，母亲跟随任外交官的继父去土耳其上任，她和弟弟们回智利上学，他们在贝鲁特与母亲分别。在回家的飞机上，阿连德开始了给母亲的第一封信，从那以后，她们几乎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来保持联系。那些信最初要在路上走很长时间才能抵达对方那里，后来变成几天，再后来她们用传真、电子邮件来传送信件。这些信她们都保存了下来，每年年底打捆收藏，这也是她们母女在后来辗转流亡的岁月中保持联系的方式，后来也成为阿连德参考的资料，因为她的写作很大部分来自个人和家族生活。她最重要的作品，比如《幽灵之家》（The House of the Spirits，1982）和《波拉》（Paula，1994）都采用了家书的形式。这种写信的情境—给外祖父、给女儿、给亲人、给朋友、给远方回不去的家园，使她的写作带有强烈的私人性质和女性特质。

　　阿连德用她一贯的个人化的、充满魅力的语言，敞开心扉，讲述了她常年坚持写作的缘由和动力，她在流浪途中失去和获得的几次婚姻，以及她因女儿的不幸而设立的帮助妇女儿童的慈善基金。年已七十六岁的阿连德充满激情地一口气讲了近四十分钟后，又花了同样时间回答主持人和观众的问题。她的幽默和热情使得这个听上去有点严肃的题目充满人情和生活的智慧。而她时不时插入的自我调侃，则令人温暖放松，开心大笑。

　　倾听阿连德的演讲，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她那充满生命活力的叙述感动，甚至她个性和经验中的种种过失你也会接受原谅，因为她就是生命本身，仿佛带着加州的阳光。任何理论、伦理的标签在她面前都显得多余和虚伪。还因为我们和她一样，都是来自二十世纪的流浪者，在寻找和重建家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个诚实的、充满爱和激情的故事帮我们理清反省旅途的意义。

二

　　一九八一年一月初，流亡委内瑞拉的阿连德接到来自智利老家的电话—她最亲爱的外祖父，那位孤独的老人在他快一百岁时，穿上一身黑西装，两手扶拐杖，坐在摇椅上，感到自己时日已尽，准备去死。远在卡拉卡斯的阿连德听到这个消息无比心痛。这个早年为智利的杂志和电视台撰写女性主义专栏，曾经采访诗人聂鲁达的有抱负的职业女性，曾经在一九七三年政变期间帮助大批民主人士逃亡的左翼知识分子，在离开家园后的几年里，试图忘掉过去，试图活成一个不问政治的舒适的中产阶级，一个用婚外恋情来麻痹自己的“平庸”女人。但是外祖父的消息让四十岁的阿连德不安，唤醒了她几年来一直压抑的记忆。她决定给外祖父写一封长信，告诉他外孙女并没有忘记他，忘记过去。结果旧日的故事和记忆如潮水而来，当外祖父离开人世，这封信已经堆成了整整五百页的一本书。阿连德把书稿给母亲看，母亲从中辨认出自己家族的故事，为它取名《幽灵之家》。

　　书稿几经辗转，最后落到西班牙文学经纪人卡门·巴萨尔斯（Carmen Balcells，1930-2015）手上。一九八二年，这本书在巴塞罗那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获得了智利文学大奖。随后又在英美出版，并被翻译成三十七种语言文字。它既是一部畅销书，也得到文学界的好评，成为IB国际文凭课程世界文学的读本。

　　阿连德的文学生涯如此顺利起飞，也是她运气好，得到了巴萨尔斯的青睐和出版运作。巴萨尔斯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掀起的拉美文学热最重要的推手。在她近五十年的经纪人生涯中，几乎世界上最重要的西班牙语作者都被她罗致囊中。经她代理的西班牙语作家就有六位获诺贝尔文学奖，包括诗人阿莱桑德雷、聂鲁达，小说家马尔克斯、略萨等。巴尔萨斯当年推出阿连德的策略就是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拉美文学热，尤其是《百年孤独》的东风（阿连德因此被称为“穿裙子的马尔克斯”）。的确，《幽灵之家》也是通过两个家族四代人之间的恩怨纠葛，从二十世纪初写到七十年代的軍事政变，以魔幻现实主义传统的手法，描绘了智利历史大变迁中各个阶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

　　但阿连德的作品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标志，那就是它鲜明的女性故事特色。虽然男主人公埃斯特万·特鲁埃瓦是线索人物，也是小说的主要叙述者，但这部小说的重心是特鲁埃瓦家族的四代女人，小说是通过这个家族的男主人来观察讲述这个家族的爱恨恩怨， 而他与周围的女性是爱恨交集， 互相依存的。在家庭生活和家族历史的背景上，女性和她们的生命经验成了小说真正的主体。从埃斯特万的恋人罗莎和妻子克拉腊到最后逃亡到加拿大的女儿布兰卡再到外孙女阿尔芭。她们住在位于街角的这个幽灵之屋，每一个人都不同寻常，彼此又有心灵感应。而其中“明眼人”克拉腊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心人物。虽然她很少说话，不识人间俗务，但她有超常的爱和神奇的预示的能力—她可以坐在椅子上飞在半空，可以解梦，可以与幽灵沟通。她始终是一个家庭的中心，代表了女性的凝聚力，是灵魂人物。没有她，家不能称之为家。在克拉腊去世后，整个街角大院都散了，荒芜得接近废墟。但她的灵魂未离开街角大宅，继续庇护着女儿和外孙女，用自己的特异功能暗中帮助她们摆脱困境。

　　阿连德塑造的这个女性，有着独特的吸引力，就像埃斯特万说的那样，他一生最爱这个女人的漫不经心和永远琢磨不透的心思。就像这本书中写道，克拉腊对女性以疯狂的形式表现的直觉和智慧坦然接受，并使之成为这个家族的一个遗产。

　　在外孙女阿尔芭很小的时候，她就告诉她：“每个家庭都有一个傻瓜或者疯子，你不一定能看到他们，因为耻于承认，她们被家人藏起来。藏到后面的房间里，客人们看不到。其实这根本没有什么丢脸的，他们也是上帝的创造。”

　　“我们家里没有这样的人吧，外婆？”

　　“没有，我们家里的疯狂都被均分了，没人还给自己独特的疯狂留有一席之地。”

　　克拉腊留给家族女性的另一个遗产就是把生活记录下来的习惯。克拉腊在男人当权的社会里，坚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并在一本记事本上写下所有的所见所闻，而这一传统，在阿尔芭身上得到继承。“我的外婆在她的记事本里写下五十年的巨细……她之所以把这一切记录下来是让我有朝一日把握过去，克服自己的恐惧。”

　　在书的最后一章，我们看到的是阿尔芭成为叙述者，代替外公埃斯特万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在那间住满幽灵的街角大屋里，在等待她被捕的爱人归来，她腹中的孩子降生之时，她决定把家族七零八碎的故事整合起来。趁外公弥留之际，他俩一起翻开家庭影集，把家族故事写下来，因为这样，“有一天如果你要离开的话，你可以把你的根一起带走”。

　　在这样带有自传性质的写作中，作家阿连德诞生了。

三

　　每个优秀的作家都有自己对写作的理解，或者说有自己独特的进入写作的方式。写信的姿态，给远方的亲人和不能回去的故乡写信，就是理解阿连德写作的动力、本质和意义的线索。

　　如果说给外公写信成就了《幽灵之家》，开始了阿连德的小说想象之旅，那么《波拉》这封给早逝的女儿的信，则是阿连德写作回忆录的开始。

　　这本书的缘起是阿连德的女儿波拉，二十七岁时在西班牙突患疾病，由于误诊，陷入昏迷的状态。阿连德和其他亲人从美国和拉美各地赶来探望陪伴。几个月后，她们把波拉带回美国医治。在波拉从患病到最后离去整整一年的时间里，阿连德一直守候在女儿身边，等待她的醒来。在那些无眠的夜晚，看着正当年华的女儿逐渐陷入无知觉的状态，听到医生无情的诊断，并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是让波拉结束生命还是人工延缓？对于母亲而言，这无疑是个无比困难的决定。阿连德诚实地记录下内心所经历的各种煎熬、犹豫、搏斗、悲伤，直至最后读了女儿立下的遗愿后的释然和解脱。

　　听着，波拉。我现在要开始给你讲一个故事。这样当你从昏迷中醒来时，你就不会迷路。

　　这是全书的第一句话。这个故事就是阿连德自己的故事，也是波拉从哪里来的故事。

　　此时你在哪里踯躅彷徨？你醒来以后会是怎样？你还会是我的女儿吗？或者你我将成为陌生人，必须从头开始了解对方？你还会有记忆吗？还是我得耐心地坐下来，把你二十八岁的人生我四十九岁的人生从头到尾讲述一遍？

　　在回忆录中，阿连德关于自己前半生的回忆是与她眼下照料女儿的叙述纠缠在一起的。它记录的现实时间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到次年十二月波拉由得病到去世的一段。回忆则从阿连德十八岁的母亲遇见她的父亲然后两人私订终身开始。这个浪荡子在阿连德母亲怀孕之后就消失了，所以阿连德从小就是在圣地亚哥外公外婆身边长大。后来母亲跟随外交官的繼父到中东拉美各国，阿连德也因此见识了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人生。母亲在任何困难拮据的情况下都能把日常生活用美食和热情装饰得无比美好，这种对生活的热爱传授给了阿连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阿连德与丈夫带着年幼的女儿波拉在欧洲求学。在接触了西方的女性主义思想，回到智利后，她给妇女和儿童杂志写专栏，用幽默和玩笑的方式来表达女性主义思想，批评保守现实中的性别歧视。她的教育和经历使她接受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生活态度和社会主义理想，对其叔叔建立的带有社会主义理想的政府抱有同情。一九七三年在美国政府支持下智利发生了军事政变，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自杀。在随后皮诺切特军人政府的恐怖镇压中，阿连德帮助很多左翼人士逃离智利。一年多后，她也带着一家来到卡拉卡斯，追随当时已经从阿根廷大使馆辞职逃亡到委内瑞拉的母亲和继父，从此开始了与故乡渐行渐远的流亡生活。

　　自从你得病以来，我除了你没有力量应付任何事情。你已经沉睡一个月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唤醒你。我一次又一次呼喊你的名字，但它们消失在医院的拐角。我的灵魂在悲哀的沙漠里窒息。我不知道怎样祈祷了。我不能让想法连贯起来，更别说写书了。我之所以还写了一页又一页，是希望借此来克服恐惧。也许，当我把灾难给予形式，我就能帮助你，也帮助我自己。而这个习作的练习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十一年前，我给我的外公写了一封告别的信，今天，一九八二年的一月八号，我给你写信，把你带回人间。

　　虽然阿连德的书写并没有挽留住波拉的肉体，但她把女儿的精神留下了，让她永远活在每一个曾经受到她影响的人的心中，并让波拉永生。这本非常私人的笔记，一九九五年出版以来，在美国、拉美和欧洲都得到了巨大的反响。这是一本记录亲人死亡的悲恸之书，但同时也是一部直面生活的挑战，反省一个人是怎样生存下来的生命之书。在这本书里，阿连德不加掩饰地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拉美女性的成长故事和离开家乡的经历，以及在另一块大陆寻找家园的故事。它跨越国界，冲破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触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灵。她用这本回忆录为女儿而送行，“一路平安，波拉，女人;欢迎你，波拉， 神灵”。

　　某种意义上，《波拉》可以归为自白文学、自白忏悔的叙述传统。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到法国哲学家作家卢梭和纪德，当生命面临最大的挑战，人们常常从内心反省，找到生存下去的动机和力量。波拉在阿连德的笔下，的确犹如圣女，因为波拉在她短暂的一生中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信守服务和同情的精神，在委内瑞拉和西班牙最贫穷的社区做志愿者。每天面对这样灵魂美丽却没有言语表情的女儿，阿连德与她的交谈就成了一种忏悔的仪式，反省和审视自己在世界中的意义。

　　

四

　　女儿的死给阿连德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但是她依靠写作，把自己从几近抑郁的状态中拯救过来。“她带着悲恸、失去，但不是悲哀的心情，进入人生的新的阶段。”以一己的经验同情人类。一九九六年，阿连德用《波拉》一书的收入设立了阿连德基金。基金主要通过支持美国和拉美各地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来帮助女性维护生产的权利，达到经济独立，免于暴力。阿连德每年都把她写书收入的一部分放入基金。

　　在《波拉》这本回忆录前后三年，她没有出版其他作品。当她再次回到读者的视线，她带来了一本用性感的语言写就的不可归类的书，就是以美酒佳肴和性爱的关系为线索的《春膳：感官回忆录》（Aphrodite： A Memoir of the Senses，1998）。阿连德把世界各地尤其拉美的佳肴菜谱和关于食物与性欲的奇闻轶事，以及文学中的想象描述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烹制了一桌华丽刺激的盛宴。这个生命力顽强的女人，又一次从挑战中幸存下来，并且带着更大的激情投入生活。

　　重生后的阿连德非常多产， 从一九八二年开始，她在三十五年里写了二十三本书。虽然其中小说居多，但我个人更喜欢她的回忆录，这种非虚构文类更能帮助我们了解作为一个独特的流亡作家的阿连德。回忆录与讲述一生的自传自有区别，它是围绕生活中某一事件或一段经历的叙述，有很强烈的个人成长和反省的主题。比如《波拉》就是围绕女儿患病去世以及对阿连德产生的影响这一经历展开的对死亡与生存，以及家庭的探讨。她的另外两部回忆录，《我创造的国度》（My Invented Country： A Memoir，2003）和《所有的日子》（The Sum of Our Days： A Memoir，2008）也十分精彩。前者有点像林语堂的《吾国吾民》，是从流亡者个人的角度，根据她的青少年记忆，从家族的生活琐事，介绍了智利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以及现实政治。全书因此带有浓重的人文记忆和怀旧的深情。后者则讲述作者在美国加州重建家园的经历，呈现了她丰富多彩和不断扩大的人生。阿连德一九八七年与第一任丈夫离婚后，在一次图书宣传巡回途中遇见了美国人威利，她像十几岁少女一样投入这场恋爱，并且勇敢地进入他混乱不堪的家庭。移民北加州后，年近半百的阿连德带着西班牙文化的热情和传统，用美食和家庭聚餐，把自己的孩子，丈夫以前婚姻中所生和所收养的孩子，以及他们各自建立的年轻家庭，还有闺蜜、丈夫的同事，逐渐吸引到她的身边，建立起一个不只是血缘关系的大家族。这里面有出生在富裕的加州却吸毒上瘾无力自拔的继女，有不会一句英文但学会逐渐独立的邮递新娘，还有对美国失望而决定移民他乡的艺术家朋友。记得有人说加州的包容开放和多元文化使她成为独立的国度。阿连德在《所有的日子》里讲述的这些有趣到匪夷所思的故事会让你看到这个国度的千奇百怪，也让人了解为什么不循规蹈矩的阿连德能够让这块新的家园长得枝繁叶茂。

　　移民或者流亡者大多数水土不服，像用中文写作的流浪者，从张爱玲到龙应台，旅美旅欧不管多长或多短写下的都是过去的背影和无根的困窘。这种流离者的心态使她们最后不是孤独寂寞地客死他乡就是要挣扎回到故土才能一展身手。但阿连德却在故乡之外的世界找到了读者和舞台。这与拉美人的乐天和热情有关，也与她自己选择的勇敢开放和相信奇迹有关。

　　我的外婆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向我灌输，世界除了奇妙以外，其他一切都是人类伟大的错觉。所以任何事情对我来说都有可能。魔幻不只是文学技巧，不是像我的敌人说的，只是我书中的调味品，它是生活本身。而深刻的魔幻可以改變人的经验。

　　我的儿子问我为什么相信奇迹、神灵和其他可疑的现象。他那唯物实用的大脑仅仅用外婆的那些故事是不能说服的。但是我无法解释的事物如此之多，他们使我不得不去相信奇迹。奇迹对我来说一直在发生，比如我们这个家族不就是一直坐在同一条船上，合力划桨，逆流而上，虽然我们有不同的见解、信仰和机遇。

　　回到温哥华的冬夜， 阿连德正在解释她最新的小说《在寒冬》（In the Midst of Winter，2017）的名字的意义。

　　书名来自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的一句话：“在寒冬之际，我发现在我心中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

　　二0一六年她正经历生命中的另一个寒冬，当时她刚刚跟第二位丈夫威利离婚，“第一次体会没有伴侣的孤独生活”。于是她小说中三个主要人物也在经历情感或说生命的冬天。一个大学里的政治学教授、一个住在地下室的女记者和一个没有身份的来自中美洲贫困之乡的姑娘伊芙琳。他们在纽约这个拥挤匆忙的都市中，各自在过去的创伤和孤独中作茧自缚，躲藏逃跑。偶然的相遇，使他们开始看到对方，看到自己以外的世界。在这过程中，重新发现了爱和友情，并一起创造了自己灵魂的春天。

　　阿连德说，小说的人物来自她在阿连德基金会遇到的那些来自中美洲和南美洲的难民， 她们让她的写作突破个人的局限。“伊芙琳的故事很重要，我要将她的故事写出来。通过她的故事让读者们互相接近。也许有人会由此开始重新思考他们以前的那些假定。”

　　我得承认，我被阿连德顽强的生命力所感动—她对生活的热爱，她克服流亡者生命中的障碍的勇气;我更钦佩她在各种境遇下都能激发出的创造力，以及通过写作来超越自己的努力。这些诚实的个人故事，成为她与这个世界、与他人联系和互助的桥梁。

　　我想这也是阿连德在全世界能拥有如此多的读者，能被如此热爱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