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改革开放给所有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读书人带来新的生机之时，那小小的三十二开本的《读书》毫无疑问是中国读者最多、声望最隆的期刊。一九七九年创刊首期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李洪林先生所撰《读书无禁区》，宣称中国人有读书的自由，有选择的自由。在经过长期的封闭状态之后，《读书无禁区》那篇文章恢复了书的价值，让中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读书，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实在具有振聋发聩的巨大冲击力。在这样一个重大转折的时刻，《读书》以书为中心，讨论思想文化各方面的问题，其中刊载的文章可以说发出了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和知识分子的心声。

　　《读书》一九七九年创刊时，我正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一九六六年我念完高三，毕业于成都九中（现在叫成都树德中学），属于所谓老三届。“文革”当中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在农村生活了三年。后来回到城里，在工厂里又做了五年学徒工。在那动乱而且艰苦的岁月里，我一直没有放弃读书自学，而当时读书，绝不可能想象将来会有什么实际用处，纯粹出于兴趣，出于对知识本身的渴求，所以那时候学习的动机真可谓纯之又纯，完全是为追求知识本身的价值而学习。“文革”后恢复高考，对于百废俱兴的中国具有根本意义，由此可以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教育，为国家培养急需的各方面人才。对我们老三届那一大群人说来，那实在是生命当中一个具有关键意义的转折点。当年我以“同等学力”直接报考研究生，并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大西语系英美文学专业。一九七八年进校，在北大这个中国的最高学府有三年扎实学习的机会。一九八一年毕业留校，在北大西语系工作了两年。就在那时，《读书》成为我们每个月期待着必读的期刊。

　　在北大学习，对我说来最重要的是有机会接触到当时尚健在的好几位前辈学者。在西语系，李赋宁先生、杨周翰先生都给我们研究生上课，与我们一起讨论西方文学的经典著作。我一方面由杨周翰先生指导，撰写关于莎士比亚悲剧的论文，另一方面因为对文艺理论极有兴趣，与朱光潜先生经常交谈，几乎每天见面，从朱先生那里获益极多。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陪同荷兰学者佛克马（Douwe Fokkema）教授去见钱锺书先生，由此得以识荆，后来更经常向钱先生或当面请教，或书信往来，这对我后来在学术上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由钱锺书先生结缘，使我与《读书》有一段特别密切的联系，或曰缘分，因为我不仅是《读书》的读者，也成为其众多的作者之一。那应该是一九八一年初秋，正是天高日晶，气爽宜人之时。未名湖沉静如睡，沿湖一带草木葱翠，不时可见有学生在湖边散步交谈，或捧着一本书坐在湖畔细读。未名湖边的备斋那时候是教工宿舍，我和一位姓陈的同事合住一间房。某日，《读书》编辑部董秀玉女士到备斋来找到我，说是钱锺书先生介绍她来，希望我为《读书》撰稿。

　　那也正是比较文学开始在国内兴起之时，由东语系季羡林先生发起，会同西语系李赋宁、杨周翰两位教授，中文系乐黛云副教授，还有刚刚毕业、开始在西语系教书的我，我们一共五人，成立了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小组。又通过我去联系，聘请钱锺书先生做我们小组的顾问。当时国内对比较文学还相当生疏，于是我们办了一份油印刊物，叫《北京大学比较文学通讯》（以下简称《通讯》）。此《通讯》由我主编，收集和翻译了一些有关比较文学的文章，印好之后，邮寄到一些大学的中文系或外文系，以有助于推动比较文学在国内的发展。我把与钱先生交谈中的一些相关内容，写成《钱锺书谈比较文学与“文学比较”》一文，发表在《通讯》上。因为那是一份非正式的油印刊物，董秀玉便把此文拿去，正式发表在一九八一年十月的《读书》上。当时北大的比较文学研究小组非常活跃，做了不少事情。我发动和我同一届的西语系研究生同学们，翻译了国外一些重要文章，编辑了《比较文学译文集》；又与中文系同届研究生同学温儒敏合作，收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编辑了《比较文学论文集》。这两本书都交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成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比较文学研究丛书最早的两本。比较文学后来在国内发展得很快，成立了全国性的学会，现在已经有专门叙述中国比较文学史的著作问世，但当初我们那个小组的存在，现在却很少有人知道，甚至专门的比较文学史著作者也似乎茫然不知，少有提及。我在此略加叙述，也算是立此存照。

　　一九八二年春，我受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邀请，到中大英文系访问一月。当时内地的新版外文书很少，就连北大图书馆也收藏有限。我就利用到香港的机会，购买了许多西方文学理论的新著。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计划编辑一部介绍国外学术最新动向的书，俄苏文学理论一篇，交由吴元迈先生执笔，而西方文论一篇，则想请钱锺书先生或由他推荐一人来执笔。钱先生推荐我来写这篇文章，到香港中大访问，恰好给我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使我得以购买相关的外文书，比较系统地阅读了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主要著作。董秀玉和我商量，决定在《读书》开辟一个专栏，题为“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略览”。于是从一九八三年四月开始，我每月在《读书》发表一篇介绍西方文论的文章，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三月，前后一共刊载了十一篇。这个专栏从总览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发展趋势，到具体讨论精神分析与文学批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神话与原型批评、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接受美学与阐释学等各派主要的文学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知识界从完全封闭的状态走出来，对知识充满了渴求，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有强烈的好奇心和了解的意愿。我在《读书》的那个专栏算是最早介绍西方当代文学理论的系列文章，所以颇受读者欢迎。当时每成一篇，我太太薇林就工工整整抄在稿笺纸上，或邮寄到三联书店《读书》编辑部，或编辑部派专人到北大来取。在《读书》上，我那些文章颇有点特别，因为每篇引用书刊和论文，都注明出处页码，而且有许多外文，全都排印出来。往往每篇一脱稿，便立即发排，没有一字的改动或删减。沈昌文先生在《阁楼人语》书中回忆当年办《读书》的经历时，特别提到“专栏文章”是《读书》的特色之一，并且提到我和其他一些作者，认为我们“组成了一支坚强的作者队伍，成为《读书》的台柱”。不过我那个专栏写作的时间并不长，一九八三年四月发表第一篇，十月底我就离开北大，到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去读博士学位。到美国之后，一方面因为学习很忙，写作也变成以英文为主，另一方面在美国大学的学术环境里，发现文学理论逐渐让位于表现激烈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批判理论，文学研究也逐渐被文化研究所取代，便觉得我已经介绍过的文学理论—从美国新批评到俄国形式主义，从结构主义到接受美学和阐释学—基本上都与文学密切相关，而往后西方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激进和政治化，我自己需要去理解，也就没有想要继续写下去的意愿。同时我还意识到，西方理论对各种差异的强调往往把东西方对立起来，西方人论及中国，也往往把中国视为西方的对立面，不利于我感兴趣的东西方比较。福柯认为中国人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思维，代表了不可理喻的异托邦（hétérotopie）；德里达认为中国的象形文字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没有语音中心主义，也就没有贬低书写文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最能夠充分体现他所谓的差异（différance）。这些都是显著而有很大影响的例子。于是我的研究兴趣转向东西方比较文学，针对把东西方绝对对立起来的倾向，注重跨文化理解，更积极参与近年来兴起的世界文学研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读书》的作者和编辑可以说是十分亲密的朋友，大家都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几乎把《读书》看成是自家园地，每成一稿，首先想到的就是《读书》。这当然只是自己的幻觉，在《读书》上其实有各种不同内容、不同风格、不同声音，有时也有不同意见。我那时候刚开始写文章发表，比较起许多知名作者，只算得是晚辈。我在介绍西方文论时，常常引用中国古典为佐证，就曾引起一位我很尊重的作者的质疑。我在评述神话与原型批评时，说最早的语言和神话都是一种隐喻，便引许慎《说文解字·序》依据《易·系辞下》的说法，认为文字就像卦象，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创造成的。我接下去又说：“头顶为‘天，人阴为‘地，就是用人的身体器官作比喻来命名宇宙上下。”这位作者看到我的文章，颇不以为然，就写了一封信交给董秀玉，批评我说“人阴为‘地”完全是“毫无根据”。其实我那句话并非没有根据。“头顶为‘天”就从《说文解字》为依据。按《说文》释“天”为“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从字形上看，是在“象人形”的大字上面再加一横，段注就说“颠者，人之顶也”，所以我说“头顶为‘天”。但《说文》释“地”为“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这的确没有直接说人阴为地，但段注说，“坤道成女，玄牝之门，为天地根，故其字从也”，便强调相对于天为乾，地则为坤、为女，并引《老子》第六章“玄牝之门，为天地根”一语，突出大地生育万物，说明为什么“地”该“从也”，而《说文》释“也”字，正谓其为“女阴也”。然而我说“人阴为‘地”，依据不是《说文》，而是章太炎先生讨论文字起源的著作《文始》对“也”字的解释。他引《说文》谓“也”为“女阴”，认为“此合体象形也”，又说，“人体莫高于顶，莫下于阴”，而且进一步解释说，“足虽在下，然四肢本可旁舒，故足不为最下，以阴为极”。这一说法完全符合“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语言发展原则，即人在认识和命名事物时，往往最先用自己的身体器官去比喻所认识的外部世界。“头顶为‘天，人阴为‘地”，就是用人身体最高和最低的部位来比喻至高无上的天穹和陈列万物的大地。当然，对于“也”是否就是“女阴”的象形字，语言学家有不同看法。王力先生在《同源字典》里就批评许慎和章太炎说：“由于迷信《说文》，章氏跟着许慎闹笑话。‘也字本是‘匜的古文。许慎偏要说是‘女阴也，章氏跟着错，甚至说‘地字古文也当作‘也，因为重浊阴为地。这种议论是站不住脚的。”王力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但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研究中国古代语言文字重要的依据，而章太炎也是近代著名的大学问家。你可以赞同王力先生的意见，认为释“也”字为“人阴”是一种误读，但你不能完全抹杀从许慎到段玉裁，再到章太炎的学问，不能说“人阴为‘地”这句话“毫无根据”。于是我用极平和的态度和尊重对方的语气，写了一封回信给我敬重的那位作者。据董秀玉告诉我，他接受了我的解释。

　　回顾三十五年前这些评述西方文论的文章，觉得其中大部分内容到现在仍无须大改，我当时所持的看法，大多数也至今没有改变。然而毕竟时隔多年，中国的社会环境和语境已有很大变化，如果今天来写这些文章，有些地方行文一定会很不同。例如关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我现在仍然觉得把一切都归结到力比多即性欲的冲动，是这派理论的局限，但我在写《读书》上那篇讨论精神分析与文学批评的文章时，对弗洛伊德还没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一九八三年我去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里才真正读了弗洛伊德的主要著作，发现他的文章不仅说理清晰，而且不像后来许多精神分析派批评家那样简单武断。我在那本《比较文学研究入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里讨论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的著作時，就特别提到他对弗洛伊德文章的精彩分析，说明“弗洛伊德很明确地意识到终结意识之重要，同时也意识到终结之建构甚至虚构的性质”。此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些用语和语气有当时的时代背景，现在很多读者恐怕不能清楚理解。例如我在第一篇文章结尾提到“习惯于‘一分为二看问题的我们”那一大段话，在当时的语境里，明显是带反讽意味的口气，当时的读者大多可以领会。我说：“东方和西方不仅在空间上有很大距离，在时间上似乎也有不小的距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有机会走出国门，到外面的世界去，才大为吃惊地发现，全世界大概多数的人都比当时的我们物质条件要好。所以我接下去更明确地说：“这种傲慢的态度最终是使我们自己受了损失。”像这类的话，到现在大概不会这么说，也不必这么说了。不过在当时，却自有要这么说的道理。这也许是现在回顾当年与《读书》的一段缘分时，可以聊做一点说明的赘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