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田

　　东京大学林少阳教授的《鼎革以文—清季革命与章太炎“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不仅是近年来章太炎研究非常重要的突破，也为重新思考晚清和五四的文化政治开放出非常大的讨论空间。这本书在出版之前，一些章节以单篇论文形式发表，我都学习过。这本书出版后体现出一个更完整的构思和意图。林少阳老师这些年孜孜矻矻做章太炎的研究，这确实是晚清思想史中难以处理的问题。相较于其他思想家，章太炎牵涉的问题极多，而研究难度也更大。我自己在进行晚清研究的时候，深切感到思想家还是有着某种“等级性”，或者说他们的思想宽度和深度还是有差异的。在思想宽度和深度的意义上，晚清罕有能与章太炎相匹配的思想家，其思想影响力可谓无出其右。

　　林老师对章太炎的重视，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关怀就是怎样言说近代的“中国思想”。这里“中国思想”要打个引号，就是把“中国思想”作为一种原创性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理论来对待。今天人们谈及“理论”时，每每征引的都是西方的理论，但是“中国思想”也应该被理所当然地当作一种理论。林少阳通过研究章太炎，是想挑战或者颠倒在当代学术生产中的一系列简单对立，比如理论和对象、西方和中国、普遍和地方，等等，这种知识和认识装置的影响已经相当深远。只有通过对“中国思想”的重新理论化和普遍化，才能扭转这种不平衡和偏颇，才能真正落实像查克拉巴蒂所谓的“将欧洲地方化”。如果习惯于套用西方流行理论来阐释晚清人物和思想，不仅是削足适履，更重要的是无法真正释放晚清思想的活力和可能性。

　　当然，这并不是说林老师这本书回到经验，其实，这本书里的理论关怀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可能使它不同于那些高度学科化的章太炎研究。书里面涉及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起源与性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脉络与导向，十九世纪以后突破资本主义的种种尝试及其竞争性关系这些重大理论问题；还有语言的问题，林老师反复使用“文”这个概念，特别看重革命的“语言化”或者说“‘文化”的层面。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作者的理论关怀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论关怀，他对章太炎很多文本的解释确实是创造性的，发现并揭示了很多新问题。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关怀，这些文本可能就始终是一个“死文本”，而不是承载了中国经验、可以作为思想资源、可以与今天对话的“活文本”。在这个意义上，该著在继承以往章学研究前辈们的成果的基础上，又有了非常明显的突破。当代意识的介入，推动了研究向纵深拓展。

　　这本书的贡献很明显。比如，章太炎坚持用“光复”，到底有什么意义？只是要“恢复汉官威仪”，或者“十八省”的格局吗？还是有更多内涵？这本书认真对待和处理了“光复”的复杂性。还有，以前讲章太炎是“章疯子”，多是在个性意义上强调他行事很奇怪。但林老师把章太炎放到“狂狷”的儒学传统中，他的语言行事是内在于这个传统之中的，对他的格局的把握就更深刻了。而且，这其实也启发了我们重新理解鲁迅，理解鲁迅与儒学传统的关系。此外就是“南方”话语的问题，东京作为东亚知识、思想、人员流动的空间的问题。这些都是对晚清思想与文学研究的突破。

　　我在读这本书时，特别关注如下四点。第一，以“鼎革以文”的概念来统合全书。这不仅是对章太炎本人的一种新的概括，也是对晚清以降中国革命的特征的一种新的阐释。“鼎革以文”直击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革命”与“文明”，或者说断裂性与延续性的关系。这是以往晚清思想史和文学史研究中没有得到系统论述的问题。兹事体大，今天可能没法展开。但我特别想强调这本书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也许具体论述上还可以讨论，但这个问题是重要的。“激进”与“保守”的争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各持一端。

　　第二，尝试把晚清的文化革新和新文化运动联系在一起。大概从王德威先生的著作开始，在关于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和面相上，“晚清”和“五四”一直就是争辩的中心。这本书比较有意思的是，它并不试图重新把晚清确立为“正典”，而是有一种“逆写”的企图，把新文化运动上移，同时强调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阶段性。不同历史阶段所处理的主要问题不一样，但都是必备的，绕不开的。这背后牵扯到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说维新与共和是中国现代进程中的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呈现出两个阶段性，用不很恰当的类比的说法，在中国现代确实也存在“维新”（晚清文化革新）和“第二维新”（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共和”（民国）和“第二共和”（共和国）的问题。后者固然是对前者的超越克服，但并不是简单取代或者抹除。我们看章太炎，其实他是晚清文化革新的中坚，但同时他对这个文化革新的主流又有批判、有溢出；他的弟子们发起并参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他对这场运动也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回应。关于“共和”的意义和限度，也是章太炎最早说得最清楚的。林老师这本书真正让“晚清”与“五四”有了一种深度的对话。

　　第三，暴力革命与“文”的革命的关系。这个刚才几位老师都讲过了。很明显，林老师对“革命”的看法受到阿伦特的影响，基本认同阿伦特，甚至也受限于阿伦特的论述，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类似对法国革命的缺陷的批判，才发掘和提示出“另一种”“文”的革命的意义。但这里对暴力有点抽象化，放弃了在现实情境中思考和分辨暴力的努力。而这里有一点矛盾的地方在于，书中反复强调太平天国的重要性，可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暴力性是非常明显的，它的“文”的特性是比较少的。那我们怎么看待这种矛盾呢？另外，如果说暴力革命主要是“破”，那么“文”的革命在“破”之外，显然更多的是要处理“立”的问题。这本书比较多地讨论了章太炎对压迫性的意识形态，对当时主流的进化论的抵制和批判，但对革命主体的打造讨论得比较少，虽然提到了《革命之道德》等文章，但章太炎在革命伦理和革命“新人”上具体有怎样的见解，特别是鲁迅是如何在章太炎的延长线上对待这些问题的，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如果我们结合“实力”与“文章”、“政党政治”与“文化政治”这些概念来进一步剖析，可能“文”的革命的价值能更好地凸显。“文”的断裂与延续，“文”的保守与激进，这之间的辩证关系的确是晚清到五四的核心问题。

　　第四，章太炎和鲁迅的关系，是这本书里特别重要的部分。章太炎和鲁迅的继承性，这些年来很多学者都有讨论。不过，在承继性的一面以外，其实两者的差异和分歧也是很重要的。章太炎虽然也讲到“民”，但是总体上他还是在士大夫、精英文化、传统中华文明这些立场上来展开他的思考的。而鲁迅确实是跟他的老师不一样。他对无产阶级文学、对民众、对未来中国的想象，是在经过了新文化运动、经过了無产阶级文学理论翻译和论争等之后而展开的。鲁迅也高度强调主体的状态，但是他期待的主体与章太炎融合诸子和佛学所构想的主体不一样。虽然鲁迅没有描画出未来的图景，但是他是向未来敞开的。

　　如果我们把林少阳这本书和慕唯仁教授的书（《章太炎的政治哲学》）放在一起比较，他们之间确实构成了一些对话关系。比如，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到底哪一个才是章太炎最担忧、批评得最激烈的问题？慕唯仁比较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内在动力造成了帝国主义，章太炎首先要批评的是资本主义，所以他引用了非常多的当代批判理论；但在这点上，林少阳可能有所保留，认为章太炎直接批判的还是帝国主义以及进化论史观。又比如，国家的问题。两本书都强调章太炎的政治理论构图中对国家的疑虑，就像也有西方学者强调章太炎是民族主义者，但不是国家主义者。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也有对国家的重视，否则很难想象他要依凭什么来抵制强大的全球性的帝国主义的扩张。在《中华民国解》等文章中他都表现出了对国家的政治意义的重视。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即章太炎的表述是高度语境化的，前面和后面可能有矛盾，或者是在明显的论战语境中的发言的。我们在阐释时，不能仅仅根据文本的字句，也要注意结合这种语境和对象。

　　最后，关于标题中的“章太炎主义”，依我理解除了揭示章太炎思想的意义，这里似乎更后设地提示了与某些康有为研究的区分。林老师在章太炎研究中的分寸感非常精当，既没有湮没在史料和琐碎问题中，也没有简单地投向空洞的立场站位。怎么避免当年章太炎对康有为“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批评，怎么比较合适地处理现实政治与文化政治的关系，我想在今天是格外有意义的。在研究中投射当代关怀，但不能以这种关怀扭曲研究对象，这是章太炎思想的启示，也是林少阳学术工作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