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一纸风行的《读书》杂志，日本没有，声名较著的《图书》杂志（岩波书店），也没有如此风光过。但日本读书类杂志不少。稍有规模的出版社都有一种。走笔至此，似乎听见业内人士轻轻的笑声：你说的不就是所谓书讯杂志（PR [Public Relations]誌，指出版社的宣传刊物）吗？书刊广告前面有几篇随笔，归齐了，就是宣传品。

　　随笔与书目合二而一是事实，或曰成例。只是还不至于不屑一顾。书目是出版商与读者共同之欲也，随笔亦是作者与读者共同之欲也;其次，售价多为象征性的：一般为一百日元，相当于在便利店买一个豆沙包。不少还能在大型书店免费获得。再者，有些书讯杂志，执笔者不再是特定出版社的作者。出版商、读者与作者三赢，鱼与熊掌似可以兼得。

　　鸟瞰一下业界方阵。一、老资格板块。《学灯》，百年老店丸善公司（专营西洋舶来品）创刊于一八九七年，至今仍在发行（2012年由双月刊缩为季刊，每期印数10000，印数据《喜欢神保町书店街》第12期，2018年10月刊，下同;当年二周兄弟都曾通过丸善邮购书籍）。《图书》，老牌硬派出版社岩波书店创刊于一九三八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停刊;战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复刊（印数150000），月刊（以下如无注明，均为月刊），号称“爱书家的杂志”。日语“爱书家”大意为爱读书的人。《书斋之窗》（现在年发行十期，印数30000），日本近代第一家出版社有斐阁（1903年创立，以出版经济法律类书刊闻名）在一九五三年推出。二、出版大鳄板块。如《本》（《书籍》，讲谈社）、《书窗》（小学馆）、《波》（新潮社）和《本の旅人》（《书海旅人》，角川书店）等。讲谈社的《本》，封面大书“读书人的杂志”。众所周知，讲谈社是动漫出版名门，《本》中规中矩，只不似《图书》止于人文，而将政经社会一网打尽。末页的订购说明：邮局汇款、便利店或信用卡支付均可。三、大型报刊集团。如《一本书》（朝日新闻社）、《本の時間》（《读书时光》，每日新闻社）等。《图书》杂志

　　《学灯》杂志

　　中小人文类出版社的书讯杂志也不容小觑。如《未来》（未来社，2017年由月刊改季刊，印数15000）、《筑摩》（筑摩书房）、《春秋》（春秋社，印数10000）、《创文》（创文社）等。或因出版社中小，除了以上几家，其他都属“节衣缩食”型。如世界思想社每年一期，做成特集形式;更有活页装订的，如藤原书店、新评论社。较为“特殊”的一家是《UP》，东京大学出版会刊行。国立大学“一哥”的书讯杂志与民间出版商一样朴实无华。与中国有关者不止一家，《东方》（东方书店，多年来一直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重要交流园地，印数4000）、《汲古》（汲古书院，专注文史研究，年发行两次，印数13000），还有曾经的《中国图书》（内山书店）。

　　刊印形式。多为大三十二开本（日本称A5开本），页码在四十八至八十页间，随笔与书目的比例大致六四开。《图书》《筑摩》的书刊广告部分和随笔分立页码。与一般杂志相同，书讯杂志每期都附有订阅单，可以破季订阅。

　　也有异数。美篶（みすず）书房的《美篶》（印数6500）是标准读书类杂志。以哲学思想、文化随笔著称，并有国外来稿，如已故思想家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的首发文章。开本（大32开）、页码（52页）与一般书讯杂志并无不同，定价三百一十五日元，比其他高出两倍。该杂志每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为合刊，是读书界的开年小聚—读书问卷特集，向来为读书人所关注。该杂志每年向各界的读书人发去问卷，请他们向读者介绍自己过去一年的读书体会，每年都有一百多名读书人交来答卷。图书仅限五种，但不限于上一年出版物。虽然给每个人的篇幅有限（少则几行，多亦仅半页），回答夹叙夹议，可窥富于个性的表述：从对名家的致敬到对时局的感慨。作者来自文理各类学科，有些并非在高校执教，有些名人连年执笔。《筑摩》杂志

　　在高度商業化运作的环境中，编发接近奉送的书讯杂志，实属不易，在纸质书籍不再风光的今天，仍然刊发如常，似应同时关注可读性与编发的里里外外。笔者多年翻阅，感觉不少文字举重若轻，从容酣畅。尝鼎一脔，试举三例：一老牌兼大牌，《图书》;一名家，《筑摩》;一小不点儿，《创文》。

　　《图书》。发行量曾超过三十万册。《图书》的随笔与岩波书店的出版物一样，跨越文理两科。如在二○○八年前后题为“（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研究所与趣味物理”的连载中，日本物理学家龟渊迪回忆自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丹麦留学生活，笔触温润，玻尔音容宛在。有关互补原理的说明穿插在人物的描写之中。读上几遍后不免遐思悠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国内继爱因斯坦热后有一股不大不小的玻尔热，玻尔传记有四种之多，三为翻译，一为国内戈革教授著书。《图书》也有“壮怀激烈”的文字。一九六八年三月号的《图书》称：“本杂志小打小闹，不谈时事，仅刊登与书有关的文章，发行量却达到二十万部，似可谓一件惊异之事。”出版史研究者指出这与一九六八年前后席卷日本全国的“大学纷争”有关（佐藤桌己文，《图书》2013年7月号）。

　　《筑摩》。二十余年前有一桩旧事，在泡沫经济的巅峰时段，以出版纯文学书籍驰名的筑摩书房破产，成为一大新闻。数百名文化人携手支援，甚至包括勾销版税欠款。书房卖掉市中心的房子，搬到了被称为“下町”的老城区，重新起步。一九九○年九月《筑摩》月刊编者的话中写道：中午出去吃饭时，周围不再是同行的身影，听到的都是买卖人的叫卖声，反而有了一种新鲜的感觉。《美篶》杂志

　　《创文》。小家碧玉或仅仅是小家。与众多的中小业者一样，创文出版社的范围只限欧洲哲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经营未必乐观，《创文》月刊一度停刊，二○一二年在读者呼吁下以季刊复刊，新连载有“中国异人传”：从后藤朝太郎（当年的“中国通”）、辻听花（此人著书已有中译，《菊谱翻新调—百年前日本人眼中的中国戏曲》，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到中野江汉（当年的“北京通”。参拙文《当年一种老北京》，《北京青年报》2011年12月19日）等，爬梳剔抉，绘出二十世纪前期中日交往中的“另类”人物图。惜乎《创文》在二○一六年再度停刊，未能载完（幸好后来由研文出版社结集刊行）。当年久居大陆，议论中国社会文化的“异人”还有一些，如奥野信太郎、高木健夫等等。这些人的活动、著述以及对日本战后研究者的影响，进入我们的视线，还只是在最近。

　　令人高兴的是，近些年来，书讯杂志作者行列中出现了中国学者。比如孙歌题为“北京通信”的随笔，二○一○年起在《图书》连载数年，涉及范围广泛：从七七级同学重返母校联欢到与冲绳民众的思想交流。作者使用日文写作，轻松而不失学人品味，融入《图书》的风格。

　　其实，笔者想介绍的还有书讯杂志的编辑或曰广义的服务。

　　历多年经营，书讯杂志中连载随笔已占相当比例，连载结束后多以单行本刊行。杂志、出版社与读者“三赢”。

　　书讯杂志与多数日本书刊一样为竖排。左边常留出位置，安排其他出版社（一般是小型出版社）的图书和杂志广告。《图书》的读者涵盖了学术界，小型出版社在这里的广告，价廉而效宏。这一特点一直为读书人所盛赞。

　　仅仅一份书目，读者也许不愿拿甚至不屑拿，而加上随笔的书目，有了杂志的形式，提升品位又可基本免费享用，何乐不为？书讯杂志似乎是雕虫小技，甚至可有可无，但也能做得有滋有味。几十年一直做下来，也许可以推想编者的敬业精神。不过，似乎业界内无人发出此种感叹。做出版，自然要做书讯杂志，正常，普通。《菊谱翻新调》[日]辻听花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大概多余的介绍：日本的中小出版社—常常不过是三五人的“作坊”，一无例外尽其可能做公关。一般每年编发书刊目录，免费邮寄给读者，同时在大型书店免费发放。奇者如《东方》月刊曾在一九九二年做过一期特辑“北京书店指南”。地图配说明。编者后记不无自嘲：人家都说你自己卖中国书都卖不动，还要把读者推出去。笔者曾给某书讯月刊投稿。每次刊出后会在下月月初，同时收到两份邮件，一包样刊和一封信函，后者含感谢信，端正的手书。附有领取稿费的邮政汇单（按：不是邮局寄到信箱的小纸条—常常弄得有点脏的纸条）。曾经冒失地给岩波书店去信，询问有无某项史料。很快收到参考文献复印件，并附有《图书》编辑的一份回函，回信进化到打印，签名依然是端正的手书。据说，编辑书讯杂志一般都是一人世界。

　　举出例子并非要证明，读书人或有识之士正大行其道。在日本这样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文人的呼喊早无振聋发聩之力。比如《图书》杂志一九七四年一月号称“已经获得三十万名读者”，今日读来恍如隔世。席卷全球的纸质书刊危机风潮，也刮到了書讯杂志的小小角落。多年的经济不景气使之更是雪上加霜。以中国问题为主打的《苍苍》（苍苍社）原本就是节约型的活页形式，但在发行一百一十五号后，于二○○四年二月停刊，现以双月刊电子杂志形式维持。出版名家文艺春秋社同样如此，《本の話》（《书话》）月刊一九九五年七月创刊，二○一一年十月停刊。有关内容转入出版社网页。《月刊百科》（平凡社）于二○一一年六月停刊，《中国图书》（内山书店）于二○一二年十二月停刊。

　　书讯杂志的影响范围如今只在书虫之间，是小众的狂欢或偷着乐。在杂志中寻找真正的愤怒、幽默，越来越困难。人文类书讯杂志发行量的总和赶不上一份动漫杂志。尖刻一点说，个别书讯杂志不妨视为传媒大亨的口红或粉妆。一位社会学家如是说：现在，娱乐加时事八卦的通吃型办刊（办报）路线才能风行天下（《岩波茂雄与岩波文化》，竹内洋著，讲谈社学术文库 2013年初版）。

　　这样看来，所谓的书讯杂志，也是一个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