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雯

　　十八世纪的欧美出现了一个众所皆知的“书信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英、法、美等国的启蒙思想家、哲人以书信往來互相切磋砥砺，盛况空前，而此时的思想家也因此得到了一个称呼“philosophe”。这个概念由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培尔（Pierre Bayle）首先正式提出，后来演变为启蒙时代文化研究广泛使用的术语，又在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笔下扩展为“文学共和国”这个概念。对于这个跨越欧美的文化网络已经有许多研究，从彼得·盖伊的名著《启蒙时代》到如今由斯坦福大学人文中心牵头组织的启蒙思想家人际网络研究。但这个文化人的社交网络如何与更宏大的历史进程相连，与政治经济史以及欧洲各国互相牵制又互相渗透的复杂关系相连，还很少有高度整合的论述。这样的研究自然具有奠基性意义，不过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必然相当可观，故很少有人尝试。南京大学江宁康教授二○一五年出版的专著《西方启蒙思潮与文学经典传承》就是这样一部著作。作者尝试回归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一直以来捍卫的对于“具体社会整体”（concrete totality）的研究，也因此造就了一部研究欧洲启蒙时代的核心参考书。

　　欧洲的启蒙思潮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江宁康的著作把这个时代放置于资本主义崛起，阶级关系变化的关键背景中来看待，从上可追溯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道主义和市民文化的兴起等几个关键语境入手，再与思想史结合，勾勒出欧洲早期现代（16至18世纪）理性和批判思维的进展。在这个宏阔的背景中继而考察十八世纪文学，强调了再现和讽刺现实社会，贴近市民生活和经验，体现个人情感的张扬，构建和彰显民族性等特征。

　　这本著作采用兼顾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章节架构，一方面分国别进行讨论，一方面勾稽欧美各国之间的互动和勾连，给读者纵横开阖的全局性视野。我们在书里看到，欧洲资本主义工商经济从意大利城邦萌芽，然后推进到荷兰、英国、美国等地，而启蒙思想和文学也通过意大利文艺复兴发轫，在英国扎根。十八世纪的法国在经济上并无显著地位，但凭借强大的法语标准化运动，也在欧洲启蒙文化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英法两国的启蒙思潮进而影响德国，也在较小的程度上影响了十八世纪的西班牙、北欧和俄罗斯等地，最终在法国大革命中启蒙时代达到高潮和终结。可见，虽然资本主义、民族文化与国家主义相互加固的过程在十九世纪发展得最为充分，但是也要归功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政治经济动态和文化变迁。这时期也发生了不少背离启蒙主流的事件，如意大利受西班牙腓力二世殖民统治而退居欧洲文化二线，而西班牙本身也在卡洛斯四世继位后因保守主义回潮而发展受限。

　　在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结构变动的背景下考察启蒙时代的思潮和文学的做法是对马克思文艺观的继承阐发，对晚近几十年欧美学界所普遍采用的“新历史主义”的研究视角作出了富有独立精神的回应。我们在书中看到，恩格斯所说的“文艺复兴到启蒙的一体化进程”是贯穿本书的一个结构性原则。全书按照具体的国别讨论划分章节，同时注重历史纵深，讨论时向前延伸至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文化状况，为关于启蒙时代的核心内容做好铺垫。

　　纵观当代西方学界对启蒙思潮的研究，在传承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外，有两种更为常见的视角：一是康德认为启蒙即“公共理性”的观点（后来发展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和晚期福柯所说的理性社会实践）；另一种视角是将启蒙时代与更广泛意义上的现代性相关联，主要见于二战以来欧洲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坚的声音是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eal] 2006年的《启蒙之辨》[Enlightenment Contested]），探讨启蒙与现代性形成的关系（包括现代主体意识，理性精神、宗教包容、民主、性解放、性别平等现代意识）。这两种视角与马克思文艺观具有不可分割的亲缘关系，也受到过包括阿多诺在内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检视和批判。作者江宁康对这两种关于启蒙的观点采取接纳的态度，使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形成了对话的关系。

　　从细节层面来说，本书对欧洲各国之间频繁的思想文化交流勾勒得很引人入胜。我们看到：意大利剧作家哥尔多尼借鉴法国剧作家高乃依创作《说谎人》（1750），又汲取英国作家理查逊的艺术特点将他的书信体小说《帕梅拉》改成剧作《未出阁的帕梅拉》（1750）；法国、英国的启蒙思想家多有交集，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对英国同侪有着（至少是有限）的兴趣，而休谟在法国担任英国使馆秘书达三年，受到法国思想影响；歌德受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的影响，并称《新科学》为“圣书”，认为它预言了“未来终将迎来的美好和正义”（1787）；德国文坛在十八世纪开始译介英国作家如笛福、理查逊等人的作品，也在法国古典主义之外融汇了戏剧作家莫里哀作品中的市民精神；反过来，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首先在德国由歌德译成德文出版（1805），然后才译回法文（1821）；俄国作家如康捷米尔先后担任驻伦敦和巴黎大使，广泛接触启蒙思想，成为彼得一世时期首位为反对贵族统治而说话的诗人；西班牙十八世纪作家也受到法国文学的影响，对古典主义和启蒙时代市民戏剧都有所接受；丹麦剧作家霍尔堡广泛游历欧洲各国，再现北欧社会的世俗生活，其剧作对俄国启蒙主义剧作家冯维辛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当然，必须补充的是，十八世纪也是欧洲国家主义不断强化的时期。一六四八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欧洲“三十年战争”划上句点，成为欧洲国家主权观念（state sovereignty）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而启蒙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国家意识（nationalism）在欧洲各国的渐次抬头。法国与英国都经由摆脱拉丁文的控制和与对方的持续战争建构了各自独特的文化身份，英法两国在整个十八世纪（尤其是1740年之后）战争不断，为争夺海外殖民地和欧洲皇室的权力而势如水火。而德国在法国文化的笼罩下，一直陷于发展滞后的文化焦虑，不过也因此对“民族”概念（Volk）提出了最早最全面的阐释（尤其是赫德），在十八世纪下半期民族意识和文化飞跃中为国家统一奠定了基石。本书虽然没有强调国家主权观念和国家意识的区别，但对启蒙时代民族精神的昂扬多有论述。

　　我们最后再爬梳一下书中涉及的大量文学作品及其谱系。根据作者本人的概括，这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呈现三个特征：现实精神（批判反对宗教权威）、科学理性精神和市民精神，不过在实际勾勒文学版图的时候，也涉及了个人情感的张扬这个重要的时代主题。

　　以这样的标准来分类梳理，作者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串联起欧洲各国的文学衍生链。如对绝对君主制和贵族统治加以批判，弘扬古典或科学理性的作品：意大利诗人帕里尼的批判性诗作和剧作家阿尔菲耶里的悲剧作品；英国斯威夫特的政论文和讽刺小说；法国孟德斯鸠的《波斯人札记》，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伏尔泰的哲理讽刺小说。这股浪潮在美国反殖民斗争中得到强化，在俄国和北欧各国也产生了余波，催生了对旧制度加以反思和批判的作品，如俄国罗蒙诺索夫的悲剧《伪皇德米特里》等。

　　在市民化写作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一条类似的跨国线索：意大利哥尔多尼的喜剧创作；众多突破古典主义禁忌的法国戏剧，勒萨日《吉尔布拉斯》；英国笛福的底层女性小说，菲尔丁和斯摩莱特以漫游为结构方式的叙事作品，谢里丹的喜剧；德国莱辛的市民悲剧，克洛卜施托克的“自由韵律体”颂诗《救世主》，维兰德的小说《自然战胜了狂热的幻想》；俄国冯维辛的讽刺喜剧；西班牙莫拉廷的讽刺喜剧《姑娘的默认》；丹麦霍尔堡的讽刺喜剧《假面舞会》；瑞典达林的叙事诗《瑞典的自由》等。

　　在张扬个人情感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书中摸到一条相对粗略的线索，包括英国理查逊和法国卢梭的书信体小说，贝尔丹纳·圣·皮埃尔的爱情小说《保尔和维吉妮》，也要算上歌德、席勒的早期小说和戏剧，还有俄国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小说《叶甫盖尼和尤利娅》等。

　　整合了政治经济史和思想史的多国长时段文学史在当代文学研究著作中实属异类，即便有，也会以集体著作的方式出现。但正如很多学人感受到的那样，独立著作的文学史有着多人合著难以企及的优势，包括思想的高度、视野的清晰和材料的条理性，更容易具有流通和收藏价值。这个判断无疑适用于江宁康的这本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