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慧瑛

　　二○一六年十二月，明四家之一唐寅的《王文恪出山图》（以下简称《出山图》）亮相于苏州市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单位联合举办的“烟云四合—清代苏州顾氏的收藏”特展上。有关这幅画的来龙去脉在《过云楼日记》《过云楼家书》中均有反映，是过云楼第一代主人顾文彬与无锡秦缃业交易的产物，其经过颇为曲折有趣。

　　顾文彬（1811-1889），字蔚如，号子山，晚号艮盦，苏州人，道光年间进士出身，是过云楼与怡园第一代主人，清代词家。同治十年正月，顾文彬就任宁绍台道员后，秦澹如这个名字开始频频出现在他的日记和家书中。他们作为同在浙江为官的江苏老乡，交往颇为密切，又是书画同道，为了唐寅的《出山图》斗智斗勇，既维护各自的利益和诉求，又不影响同僚朋友情谊，读来令人忍俊不禁。顾氏三代像（从左至右：顾文彬、顾承、顾鹤逸）

　　秦缃业（1813-1883）来自无锡著名的秦氏家族，字应华，号澹如，能书善画，并爱好收藏书画。道光二十六年（1846）副贡，官浙江盐运使，后托病而归，不久过世。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七日，顾文彬赴杭州，向浙江巡抚杨昌浚等领导报到，并与一班同僚相见，并开始到处拜客，三十日与秦澹如见面。紧接着两人经常碰头，如在余姚人郑谱香、苏州人吴引之及秦澹如做东的饭局上相聚，又一起到梁敬叔家共赏书画。二月十三日，顾文彬又到秦澹如处辞行赴宁波就职，从此开启他们的书信往来与书画交易。

　　同治十一年，远在苏州的顾承写信告诉顾文彬：“澹如新得六如为王文恪写《出山图》卷，是皖人携至杭州，被澹老六十金买去，即是当日鲍氏后人携苏求售，兰坡还三百千者，今竟为澹老得之，书画之缘，其有定数不浅。”鲍氏即鲍约亭，安徽富商，喜爱收藏。顾文彬得知消息，趁进省城向上级及同僚拜年之际，于同治十二年正月十四日拜访秦澹如，“观其所藏十余种，以王叔明《西园图》小立轴、唐六如《王文恪出山图》卷、王孟端《惠山图》卷为最”。唐六如即唐寅，他通过白描的手法描绘老师王鏊坐着马车，童仆伴随出山为官的场景，笔法灵逸，大块石头以墨色晕染，以小斧劈皴笔法为主，给人以刚劲、凝重之画面感。虽然顾氏已收藏多幅唐寅的作品，但《出山图》令其爱不释手，他在十六日的家书中写道：“在省数日，忙碌异常，仅于秦澹如寓中观其收藏数件……《出山图》即为昔年所见，的是精品。”但对其尺幅不大表示遗憾：“六如《出山图》果然精品，然长只二尺许，似尚不及《黄茅小景》也。”有意思的是，过了几个月他又否定自己的观点，说：“画之精与不精，岂以大小为断哉？”〔明〕唐寅《王公拜相图卷》（局部）

　　当年七月二十一日，顾文彬作为浙江乡试提调来到杭州，入住提调公寓，直至九月二十五日离开，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待在杭州，既参与考场事情，又进行书画买卖，公私兼顾。其实，顾文彬内心非常不愿意担任提调，究其原因主要是担心减少收入，因为看中宁绍台道位置的人实在太多，怕上司另外派人临时接替。当他从秦澹如信中提及上级领导有意让他做“秋闱提调”的消息时，立即到杭州面见杨中丞，希望考虑其他人选，但杨领导很有一套说辞，说：“汝在湖北充过两次提调，乃是熟手，必须帮我办理。”当时符合条件的只有三人，但一人生病，一人有事，按照当时的规矩，出任秋闱提调的人必须是科甲出身，且担任实职，顾文彬不得不服从安排。值得安慰的是，他可以带官印进省，一切公事令府中代行，并不另派他人，换言之，上交完规定的“国税”，多余的仍由顾文彬支配。

　　在杭州期间，顾文彬通过秦澹如的牵线搭桥得到不少珍品，秦澹如将嘉兴张姓古董商的唐六如《湖山春晓图》巨卷出示给顾文彬，对方开价一百六十元，高一尺三寸左右，长一丈五尺左右，可惜是绢本。过云楼只收纸本，不收绢本，因其易破损，难于保存。但这幅画却让顾文彬心动了，他对顾承说：“就画而论，所见六如，此为第一。如此巨卷，几无隙地，其认真可知，浑厚中仍饶明秀。石法北宗，余皆参用南宗，决非东村所能捉刀。澹如还过八十元，前途不允，只得让与我看，则其心爱可知也。此卷虽绢本，然亦不可失，购得之后，意欲与澹如婉商，交易其《出山图》。”这是顾文彬首次提到“看中”《出山图》的愿望。有意思的是，顾文彬不仅看中了《出山图》，而且对秦澹如所藏的王麓台册“虎视眈眈”，“至麓台（王原祁）册，即欲设法，亦当在此卷后也”。至三十日，顾文彬在日记中写道：“唐六如《春晓图》售主也，又持黄石斋的《草书讲业》册一本，共还价一百四十元。”顾承对唐寅的这幅《春晓图》是否是真迹，存有疑问，顾文彬在八月初一的复信中肯定儿子的眼光：“汝以为六如潇洒之人，未必如此认真，所论极是。然款字甚佳，或者请人捉刀而自题耶？后有邵僧弥题词，题明‘六如春晓图，并非两来船，今以百元得之，倘能与澹如交易《出山图》固妙，否则待价而沽，决不吃亏也。”顾文彬再次提到交易《出山图》的想法。〔明〕唐寅《洞庭黄茅小景图卷》

　　九月二十一日，顾文彬的收获可以用“惊人”两字描述，“共购得恽南田花卉山水合册，张尔唯书画册、石溪山水册……杜东原《南村十景》册”等十八位名家的作品，共花费九百四十四元。刚到手的东西，还没有捂热，顾文彬与秦澹如就开始交换，“以旧藏王麓台《云山》卷及新得的陈惟允轴、汪舟次字册与秦澹翁易得王麓台山水册、赵仲穆马卷”，只是秦澹如的王麓台册还在其外甥张雨生手中，承诺十月寄来。在当天的日记中，顾文彬写下这样的文字：“澹翁尚欲以所藏唐六如画《王文恪出山图》卷易余新得的杜东原册，余许以姑俟异日。”从以上这些即可推知秦澹如没有答应顾文彬以唐画换唐画，而提出以唐卷易杜册，也可能顾文彬一直没有提出交换的想法，而是等待秦澹如先提出，從此两人为这幅《出山图》开展近一年的拉锯战。

　　顾文彬没有获得心心念念的《出山图》，但有了意外的收获。秦澹如介绍其外甥张雨生与顾文彬认识，顾文彬以两百元的价格从张雨生手上获得唐寅的《风木图》，而这幅《风木图》也是顾文彬父子一直想要的，之前曾想托常熟的曾伯伟打听，现在通过秦澹如“和会得之”。而与秦澹如交换获得的王麓台册，在顾氏看来，“精妙之至，竟与烟客一样笔墨”。

　　顾文彬像着了魔的孩子，一直盘算着《出山图》，虽然先后得到唐寅的《风木图》《黄茅小景》，尽管《黄茅小景》“精绝，但出山卷亦足相埒，倘若能并得，则二美共矣”。可是秦澹如仍坚持以唐卷换杜册，始终没有松口。同治十三年正月，顾文彬写信告诉顾承：“秦澹如有信来，复申以杜易唐卷前议，我仍权词答之，并告以新得《黄茅小景》，六研斋推为天下唐卷第一者。言外见得，既有此卷，则其他皆在可舍之列。伊是聪明人，或者会意，不复再申前说，亦未可知。倘若竟缠绕不休，只得以直告之，唐画已多，杜画甚少，故不愿交易。如唐卷肯售，竟以两百元购之，亦我之所愿，汝意为何如？”从顾文彬的家书中，可以获知，他非常尊重顾承的意见，但为了获得心爱之物，也会一再表达自己的意愿，希望做儿子的理解并支持他。顾氏想着唐寅的《出山图》，秦氏则看中杜东原的《南田十景》册，两人各有所爱，各有所图。胡芑孫、任薰《吴郡真率图绘》（真率会七老，从左起依次为顾文彬、彭慰高、沈秉成、吴云、潘曾玮、勒方锜、李鸿裔）

　　显然，秦澹如没有达成自己的愿望，最后作了让步，顾文彬于三月一日致顾承的信中提到交换条件的变化：“澹如欲觅四王、恽、吴扇面，可于所藏中择数页携来，以备价买唐卷作为媵物。既不肯践以杜易唐之约，必于备价外佐他物以饵之。”其实秦澹如还看中上年九月二十一日顾氏收藏的王鉴（廉州）册页，三月初十顾文彬在家书中说：“前所得戴子余之廉州册，澹如亦欲得之，前有信来，又径提及此册甚精，断不能让。我家所藏廉州册，择其中驷，带一二本来，以备购买唐卷贴补之用。”秦澹如因为没有得到杜册，就不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顾文彬因为要获得《出山图》，也与儿子密切商量对策，作出适当的妥协：“连接澹如两信，唐卷既为香严（李鸿裔）叹赏，声价更增，幸尚可图。渠所要唐绢本卷已为香严购去，当以实告，作为罢论。渠所要廉州八页，虽亦是精品，不应舍去，然再靳而不予，未免过于不恕。我意竟将此册予之，作价七十元，再加洋一百三十元，凑成二百元之数，择下人来宁者，令其持册与洋，走内河送至杭州，将唐卷易归，所赠南田、石谷、麓台扇面，只算白贴，不能计较矣。”顾文彬在书画收藏上有个“冤家”，即他的好友李鸿裔，此君在书画方面出手阔绰，所以他只得忍痛割爱廉州册，担心不抓住这次机会，《出山图》有朝一日“必为香严攫去”，就后悔莫及了。事隔四天，又将前信中的意见重述一遍，征求顾承意见，并关照抓紧时间。紧接着连续发出两封家信，谈论此事，决定由三孙顾麟诰将廉州册带到浙江。

　　然而秦澹如并不完全同意顾文彬的提议，除了廉州册外，他又明确提出新要求。五月初四，他致信顾文彬：“唐卷本意在易杜卷，不得已而及绢本一卷，亦聊以解嘲，且免外人以为求售图利耳。”进一步提出补偿扇面之事：“弟所有扇面中尚少烟客、渔山，而廉州亦无其白面，如能拣选至精者三扇及廉州册，并贴以百番，弟必将六如卷奉上，而先来之扇，亦仅留两恽二王也。如以整部未便拆散，而随便充数，则仍当奉璧，竟作罢论。”言下之意，所要扇面必须上档次，否则双方的协议就此中止。

　　顾文彬收到秦澹如的这封信有点小情绪，想不搭理他，但想到《出山图》“究属精品，不忍决然舍去，况所求扇面尚不难照办”。他吩咐顾承：“汝择烟客、渔山、廉州扇面各一张，要好些的。此公眼光甚好，中下驷不能将就，待其退回，徒多周折。”最终秦澹如与顾文彬达成一致意见，三个扇面作价三十元，廉州册作价七十元，共一百元，再贴补一百元。顾文彬算了一笔账，即使加上之前送出的三个扇面，这桩生意并不算吃大亏。顾文彬认为秦澹如只提出要廉州白面，似乎要烟客与渔山金面，而他们的藏品中“烟客金面尚多，渔山金面尚少，汝酌量择取，无金即白亦可”。五月底，秦澹如又致信顾文彬，解释自己想要“烟客、廉州、渔山（吴历）三便面，以便配成六大家，亦聊以解嘲意也”。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历、恽寿平被称为清六家。秦澹如在信中流露出如果双方成交，他将以顾氏所贴经费购买其他作品：“此间亦尚有九龙山人小卷、李太仆书画卷、沈恒吉山水轴可观，欲俟尊处津贴之百番以购之。”如果顾文彬不愿割爱王时敏、王鉴、吴历扇面，那么他们的交易只得作罢。然而顾承回复没有合适的渔山金面，向父亲请示如何操作？顾文彬有点心急了，告知最近书画行情—“故交之物”都在上涨，没有金面就用白面替代，但务必抓紧，他实在担心秦澹如也跟着行情讨价还价。宋刻本《锦绣万花谷后集四十卷》

　　六月初一，顾文彬终于收到顾承从苏州寄来的扇面，立即派人将三个扇面和廉州册带往杭州，“与澹如交易，事之成否，未可知耳”。应该说，他的心理还有点不踏实，担心再出什么“幺蛾子”。但到六月四日顾文彬接到上述那封秦澹如写于五月底的信件，表示要将顾氏所贴百元购取其他作品的话语时，他的心顿时放宽了不少，认为秦氏“意在肯售，谅不致再有中变”。至此，顾文彬、秦澹如都向对方开出条件，并彼此得到满足，可谓皆大欢喜。

　　六月五日，秦澹如收到顾氏送来的廉州册与三个扇面，心生不满，于第二天的回信中说：自己已有金面，所求扇面皆要白面，原打算配齐六大家扇面成一册，而金面与白面要均匀才好，且王时敏的作品“秀而欠苍”，推测是崇祯年间的作品，而吴历的“太荒率”，既然“尊处无白面可换，亦只得勉留，惟作价三十番，鄙意犹不值”。同时他说前两年廉州册到过他家，此册“原用致佳之印木面，今忽易以红木”，让他大失所望，认为“既作价换物，总求大家情愿，彼此求当”。再三说明并非要斤斤计较，故提出三个扇面与廉州册的作价都要作相应的调整。顾文彬连忙作出解释，以为印木与红木相等，故易去印木，改为红木，实是无心之为，又许诺赠送笪重光的扇面作为补偿，而维持前议。六月十二日，顾文彬派人从杭州取回梦寐以求的唐寅《出山图》，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澹如唐卷专由省取回，以王廉州册并烟客、廉州、石谷、南田、渔山扇面，贴以百洋易归。”同天他写信给顾承，说秦澹如“尚有许多不满意，得此一种已费千气万力矣。渠尚点戏，要龙友、尔唯、润甫、江上四家扇面，我思杨、张、卞三家扇面皆我家所求而未得者，即偶得之，安能分赠。惟笪扇或不甚爱惜，倘有之，即寄来转交，以了此公案”。

　　〔清〕顾沄《怡园图》（藕香榭）

　　顾、秦一场书画交易至此已成定局，不料风波又起，原因在于顾文彬答应赠送的是笪重光的扇面，但秦澹如收到的却是卞文瑜的，且并非卞氏真迹。秦澹如在一封信中表示了抗议，认为顾氏所给的二王一吴的扇面并非“至精”，廉州册印木面也被换掉，因而责备顾文彬：“不惮其烦，而屡致徒劳往返也……已许赠江上（笪重光）一面，何忽易润甫？”还说：“弟处九友本配不全，亦非定要江上，如冬心（金农）、新罗（华嵒）能得一面”，他也能接受。秦澹如以一个书画家的职业素养评判作品的优劣与真伪，并向顾氏一一说明。首先他觉得卞氏作品在九友中属于殿后，“魅力不如二王，秀逸不如程邵”;其次落款辛卯年有问题，前一个辛卯在万历十九年，“烟客未生”，后一个辛卯则在顺治六年，卞氏已死;最后一个问题是印章“文喻”，“从文不从玉”，显然不是文瑜之瑜。明末清初的董其昌、杨文聪、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李流芳、王时敏、王鉴被称为画中九友，因此秦澹如对所谓的卞画作出如此判定。他表示自己所割让的《出山图》在《风木图》之上，这是不言而喻的，而其“初意欲得杜册”，既然无法以唐易杜，只得一再迁就，仅是出于“成人之美起见，而非图利于其间”，而过云楼因此成为“海内甲观”，他功不可没。通过双方这次书画交易，可以看出秦澹如的书画鉴赏水平不同一般，又是过目不忘的聪明人。他还和顾氏强调，“真伪不可不明，是非不可不辨”，并非在至好前锱铢必较。顾文彬同样是一位高水平的书画鉴赏家，又颇具书画商人的精明。面对秦澹如的“指责”，顾文彬只得“虚心”接受，立即于七月初十致信顾承，说秦澹如“将不合意之扇面送还，尚要笪江上和冬心、新罗三家中或一或二，我思此三家扇不甚值钱，尽可送一二，以了此局”。笪重光、金农、华喦均为清代画家，他们的作品颇受推重。

　　顾文彬告知顾承，秦澹如大约在七月底回无锡，倘若经过苏州，就将扇面送给他。顾承是个颇有主见的人，对父亲的意见并不全部采纳，顾文彬只好让步：“新罗既不忍割爱，或以他件小名家任其拣取一二，即可塞责。正文已完，此特余波而已。”顧文彬毕竟是在官场历练过的人，自个儿想要的已到手，没必要过多计较。他在七月初七的日记中写下这样的话：“酌送扇面与澹翁，以酬其让唐之功。”在家书中则说“澹如相让之意究属可感”，可见他深知此画的价值及秦氏转让的情义。

　　顾文彬的好友李鸿裔评价《出山图》在《黄茅小景》之上。顾文彬对此也有一番独特的见解：“两图同用斧擘皴，不点苔，而《黄茅小景》尚有纵横习气，《出山图》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实觉此胜于彼。”《风木图》《出山图》《黄茅小景》同归过云楼，顾文彬得意之极：“六如妙迹尽归我家，甲于天下。”顾文彬再次关照顾承，他日秦氏“道出吴门，汝检扇面中一二小精品酬之”。然而到七月底，仍未见秦澹如的人影，而顾承准备到宁波探望父亲，于是顾文彬叮嘱：“汝出门前，倘秦澹如未来，新罗、冬心等扇面（次者）检出一二页交四孙，待其来访出示之，任其取去。”书画痴迷者，对收进书画不惜代价，但拿出去时则心有不舍。顾文彬之前还要求顾承选精品送给秦氏，过了没多久，又改为次等的新罗和冬心的作品了。从落款为九月二十六日秦澹如致顾承的一封信中，可以了解秦澹如于八月到过苏州，并受到热情接待，只是与顾承擦肩而过。

　　从同治十二年正月顾文彬得见唐寅的《出山图》到第二年的六月正式成交，顾文彬可谓花尽心思，用尽“千气万力”。然而不知传到哪一房子孙，已更换了主人，书画于人，确是过眼烟云。《出山图》上有四个收藏印章，即“商丘陈氏书画印”朱文印、“鲍氏约亭珍藏”朱文印、“顾子山秘箧印”朱文印、“孙邦瑞珍藏印”朱文印，秦澹如虽然一度是此画的主人，但并没有留下痕迹。江阴人孙邦瑞是民国著名的书画收藏家，和吴湖帆是好友，曾请吴湖帆鉴赏，故此画留有吴湖帆的墨宝：“辛巳中秋，孙邦瑞见示乡贤名迹。吴湖帆谨观。”辛巳年即一九四一年，这说明一九四一年或更早些时候此画已归入孙家，如今孙邦瑞的藏品大多在国家公共文化机构，而唐寅的《出山图》则成为故宫博物院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