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键

　　领土丧失，最是我国近代史上令人扼腕痛愤的记录，库页岛却是一个特例，没有血腥的战争，也没有强邻的胁迫与欺凌，稀里糊涂就落入他人之手。从十九世纪初开始，俄日两国对该岛先是窥视，接着是试探着潜入，然后便登堂入室，开始互相争夺，小打小闹不断，双方之间的谈判也不断，真正的主人清朝却不闻不问，完全置身事外。

　　赫沃斯托夫率兵捣毁日本税务所，在库页岛南部留下五名士兵之事，发生在嘉庆十年，大清国力尚盛，又值彻底平定白莲教变乱之后，却忙于清剿东南沿海的洋盗海匪，全无顾及俄日对库页岛的渗透滋扰。口口声声白山黑水，口口声声不忘满洲根本的嘉庆帝颙琰，格局器识远不如皇父皇祖，与曾祖父玄烨的差别更不可以道里计。他的目光所及，主要是先祖陵墓所在的盛京与兴京，再远还有宁古塔、三姓与瑷珲几座城池，至于黑龙江下游与海中岛屿，当是不入法眼了。

　　民国间，该岛已为日本所据，舆地学家石荣暲痛感于一失再失，痛感于国家对一个东北大岛存亡的麻木，痛感于“国人习焉不察，政府置若罔闻”，慨然作《库页岛志略》，自序曰：

　　库页既亡于俄，复亡于日本，正乾嘉盛极之时，非国家微弱也。库页一失于勘界，再失于遗忘，均有保存管领之机，非同战争之不得已也。

　　写下这些文字时，石氏居住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对那种不管国土丧亡的淡漠，对于“被遗忘”，有着最为惨楚真切的感受。像他这样牵念记挂着故土之人，虽不甚多，却也从未断绝。

一、属民、遗民与“外夷”

　　清朝立国前后，东北东部以至外兴安岭地域部族众多，彼此亦掺杂融合，以其语言习俗大多相近，通常以熟女真、生女真、野人女真概称之。黑龙江中下游至海口和库页岛皆所领有，民族有赫哲、费雅喀等，而一旦编入八旗，即称作“新满洲”。颁旨命官军驱逐侵入的哥萨克匪帮时，康熙帝特别强调那里靠近本朝发祥地，一山一水皆为大清属地，所有部族皆为大清属民。雅克萨之役，清军水陆并进，打出了大国气势和威风，也打出了边境的安定。《尼布楚条约》签署后的一百六十余年，盗猎偷马之类虽偶有发生，然基本没有出现过沙俄军队越界的事件。

　　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现在回思，真觉得有些难以判断。历史不容假设，可阅读相关史料时，笔者还是忍不住设想：假如在康乾时代出现大规模入侵，清朝军队能战胜敌人吗？即使是失利或者惨败，是否也会刺激清廷，及早实现边疆政策与军队的变革？

　　正由于这种漫长的安定平静，使得大清皇帝、满朝文武直至守土将士普遍产生了懈怠；而东北大地的严寒，黑龙江流域尤其是左岸广袤土地的交通不便，亦使得此地越来越被忽略轻视。康熙以后的数朝，包括雍正帝胤禛和乾隆帝弘历，以及颙琰与旻宁，似都缺少对黑龙江的关注，缺少玄烨那种强烈而且明确的吾土吾民意识。雅克萨之战前，康熙帝决策在左岸兴筑黑龙江城，增设黑龙江将军，以控驭精奇里江口，堵御罗刹北来与东进之路。可千辛万苦耗费人力物力修成，不到一年就迁至右岸。皇上并不愿意，但架不住守土与巡察官员提出的各种理由—土地瘠薄啦，过江困难啦，经费过巨啦，等等。如果瑷珲仍是黑龙江将军衙署所在镇城，如果这座城仍在左岸，大东北包括库页岛的历史当是另外一种走向。

　　上有所忘，下必甚焉。雍乾之后朝廷的轻忽，带来各边城守吏的松懈疲玩，甚而者视其地在“边外”“界外”，呼其民为“生蛮”“生番”。道光二十二年，三姓衙门公文中竟出现将赫哲视作“外夷”的说法：

　　适奉宪饬：四月十一日，贡貂之外夷富扬古等赫哲人四名，经审问供称，伊等随刨夫佟兆福、戴景明等自乌苏里经旱路越过卡伦边界入城。

　　外夷，通常印象中指代外国人，如英、法、德、意，常还要在其国名人名前特地加“口”，以示非我族类。赫哲、费雅喀等部族本为大清子民，怎么也变成了外夷？在此之前，三姓副都统扎坦保还将赫哲人称为“外藩”，并严格限定来城贡貂之人的停留时间，认为他们不明礼法，容易聚众滋事。若在康熙朝，玄烨发现此类公文应会痛斥，可此际已然习以为常，清朝当地官员、卡伦兵弁大都如此。这种歧视必然反映到日常管理中，如禁止使鹿使犬部落拥有枪支铠甲，沿途设卡阻拦，不许他们擅自入城。此案中富扬古的名字较常见，在上年贡貂名单中即出现三次，赫哲与库页都有。经此一番逮治讯问，能不离心离德吗？

　　以东海极边之地民众为外夷，原为晚明官府及一些汉族读书人的说法，女真人就长期被如此称呼。雍正帝胤禛也曾痛加驳斥：

　　我朝肇基東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乃复追溯开创帝业之地，目为外夷，以为宜讳于文字之间，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谬已极哉！（《清世宗实录》卷一三○）

　　清代雍乾间大兴文字狱，以故史馆臣工在编述时，对“夷”“虏”等字避之唯恐不及，或设法曲为解释。胤禛儒学修为很深，仍能读出那隐藏心底的不敬，故有此一番训谕。却想不到数代之后，连满人都会将毗邻祖宗发祥之地的赫哲、费雅喀族，皆称为“外夷”了。

　　若说这种情况在道光间还是偶一为之，则在中俄《北京条约》签署之后，渐渐就多了起来。这也是令人感慨万千的历史一幕：江山已入他国版图，而淳朴的库页人每年七月间仍驾船渡海，坚持到奇集木城贡貂，居然连往年经常缺贡的舒、陶二姓，也是连年越海前来。此事一直延续到光绪间，“贡貂诸部入俄多年，至今眷念中国，不改俄装”（曹廷杰《条陈十六事》八）。这不正是所谓的“民气可用”吗？遗民的祖国与正统之思，实在令人感动，而当地官方则视若无睹。在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中，多数已冷冰冰地将“颁赏乌林”，改为“颁赏外夷”，咸同两朝皆如此。

　　被迫签署《瑷珲条约》的奕山堪称“千秋罪人”，而他仍能在困难的谈判中，坚持在条约中加上一条，即左岸满洲人“照旧准其在原地永远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不准俄国人等扰害”。俄人对于三姓衙门派员到原行署木城发放乌林，起初并不干涉。自同治七年始，俄方哨卡开始进行阻拦，“不准下往颁赏”（《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于是贡道阻绝，彼不能来，我不能往，贡貂之典已属虚文。即间有数十人或百余人至三姓穿官者，亦皆随华商入境，借以自置货物，貂皮均由华商垫出，非真本人之贡”（曹廷杰《条陈十六事》九）。大块领土此时已真的成为“界外”，延续约两百年的朝廷“颁赏乌林”，也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之后，还有零星赫哲、费雅喀人不远千里抵三姓贡貂，然很快就告消歇。

　　庚子之变，中国再遭劫难，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远走西安，而陈旧僵硬的贡貂体制仍无改变。我们看押运貂皮的员弁在京师投送无门，看领乌绫的官员在盛京苦苦等待，看地方大员为采购宫廷用的貂皮绞尽脑汁，看神通广大的商户在界内外的活跃身影，却再也看不到關于“库页六姓费雅喀”的消息……

　　他们去哪儿啦？朝廷中怕没有人会想到他们，负有管理之责的三姓副都统衙门也没有文件再提到他们。古人作《孺子歌》，写沧浪之水，孔夫子从中读出凡事皆“自取”的道理，孟子则再作引申：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

　　由论水而论人，再至齐家治国，义理相通。以往我们常习惯于单一地谴责列强入侵，说起来理直气壮，义愤填膺，分明忘记了孟子的至理名言。清廷之骄矜自伐、荒疏愚蔽，从号称盛世的乾隆中晚期就开始了，轻忽东北边疆，贱视荒徼边民，其结果便是强邻入侵、大块国土的割离。

　　谁应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二、庙尔之眺

　　庙尔，即我们所称的庙街。这个名字的来历已然不详，推测应与曾存在的中华庙宇相关。明代的奴儿干都指挥使衙署距此地很近，永乐至宣德间，大太监亦失哈奉旨多次率大型舰队前来巡视，在特林修建了一座观音庙，庙街一带曾发掘出古城遗址，或也有寺宇存在。而涅维尔斯科伊闯来时，这里仍是规模较大的村屯，既有原住民，也有来做生意的满洲商人。

　　契诃夫抵达之际，这里已是俄国的尼古拉耶夫斯克。涅维尔斯科伊带人闯入后立足未稳，便选定在此建立要塞，既拥有隐蔽性极佳的天然良港，又能扼定黑龙江入海口，军事地位极为重要。穆拉维约夫第一次率领船队航行黑龙江，即以加强庙尔的守备为重中之重，大量补充兵员，运来重炮与大批武器弹药。当时的确是要防范英法战舰来袭，而穆氏的长远目标，则是要建成殖民统治的坚固堡垒。不久俄新建滨海边疆区，庙尔成为首府和军港，一度颇为兴盛。再后来俄人大举南扩，首府迁往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又作伯利），该城失去了区块政治军事中心的地位，迅速走向衰落。

　　契诃夫从这里换船赴库页岛时，因等待航班被迫逗留数日，是以《萨哈林旅行记》开篇即写庙尔，触目凄凉，“几乎有一半房屋被主人遗弃，东倒西歪，窗扇已不知去向，只有一个个的黑洞，好像骷髅的眼窝，注视着我们”。发大财的机会往往附着于行政设置，庙尔降为普通小镇后，欺骗和盘剥库页费雅喀人，便成为一些俄国奸商恶商的生财之道。作家在此居停时间虽短，仍然捕捉到一些实情：有个叫伊凡诺夫的俄商，每年夏天到岛上向原住民收缴贡赋，不缴者会被施以酷刑乃至绞死。没有沙俄军队的支持，一个商人怎么能做到这些？

　　在庙尔盘桓期间，契诃夫百无聊赖，当不止一次地朝着库页岛眺望，急切想要登船前往，又怕因自己没有官方文件被拒绝。而在此之前五年（光绪十一年，1885），同样是在夏月，也有一位怀有特殊使命的中国文人抵达庙尔，也曾于此眺望库页岛，心情应更为复杂。

　　此人名叫曹廷杰，字彝卿，时为候选州判。他本来在京师的国史馆做文员，当东北吃紧之际，激于爱国大义，投笔从戎，分配到三姓军营办理边务文案。这是一个通常被视为无关紧要的闲差，可让有才华和责任心的人做来，便觉不同。十年京师史馆经历，使廷杰别具慧眼，通过搜集勘查边疆历史地理史料，很快编成《东北边防辑要》《古迹考》两书，令人刮目相看。当年四月，副将葛胜林邀他讨论绘制中俄交界地图之事，廷杰直言现有两幅三姓地图很粗疏，一旦打起仗来，几乎全无用处。他提议应该学习俄国的绘图方法，也说到刚编成《东北边防辑要》一书，再用几个月“比次排类，绘图贴说”，即会对边防有实用。

　　其时俄军大兵压境，得寸进尺，“逼珲春为垒，开通图们江东岸以窥朝鲜北境，行船松花江以窥三姓上游”（《西伯利东偏纪要》附一：醇亲王奕譞奏折），东北边务情形更为严峻。吉林将军希元决定派密探潜入俄界侦察，本已选定他人，经葛胜林推荐，改为派遣曹廷杰前往。这应说是特务间谍之类活计，时时有生命危险，一介书生能担当吗？廷杰慷慨任之，仅带一名士兵，化装成商人，携带一些轻便货物，由徐尔固乘船进入俄境。此程大半为水路，廷杰先顺江下至海口，然后逆江而上到海兰泡，再折返，由伯利过兴凯湖至红土崖，改由旱路至海参崴，从那里直接返回省城吉林。

　　在《东北边防辑要》和据此行报告辑成的《西伯利东偏纪要》中，曹廷杰不断提及库页岛，视该岛与东北大陆为一体，视其部落与黑龙江下游居民为同类，叙写甚多。当年六月初，廷杰抵达庙尔，测定经纬度和日时，察看地形、港湾与军事部署，记曰：

　　查庙尔地方在伯利东北二千二百

　　七十余里，凡外兴安岭以西、以南，长白山以东、以北诸水俱于此处总汇，再向东偏南行百余里，即出海口。口内有天然八岛，天气晴明时，立岛上以远镜望之，可见库页岛高山。（《西伯利东偏纪要》十五）

　　曹廷杰没能登上库页岛，当在于吉林将军已将该岛划为域外，上峰下达的侦察指令仅限于大陆地区，可他仍念兹在兹，凭高远眺。而在庙尔是看不到库页的，据所记文字，他大约也没有前往江口八岛。但曹廷杰还是积极探询有关库页岛的信息，特别指出该岛屏藩黑龙江口和东北沿海，作为“海外门户”的重要性。此后，廷杰以数节文字，对俄人在岛上的行政设施、驻军情况、水路铁路交通、煤矿开采以及居住华人数量作了记述。

　　曹廷杰在俄据地区待了一百二十九天，经行较为重要的地方皆写入报件，共一百一十八条，附有地图八份，“凡彼东海滨省所占吉江二省地界，兵数多寡，地理险要，道路出入，屯站人民总数，土产赋税大概，各国在彼贸易，各种土人数目、风俗及古人用兵成迹……皆汇入其中，终以有事规复一策”。他所念念不忘的是恢复被占国土，对很多地方都提出如何攻打的具体建议。在最后一条，廷杰激情难抑，预作了一个王师反攻的总规划：

　　江省由卜魁驿路、呼兰小道，可出爱珲，抵大黑河屯，直捣海兰泡；吉省珲春出图们江口、彦楚河口，由海道捣海参崴，由旱道取彦楚河、阿济密、蒙古街、虾蟆塘四处；宁古塔由旱道出三岔口，取双城子；三姓水陆并进，取徐尔固、伯利二处。

　　筹谋规划颇有气势，也不乏可行性。廷杰还提议战事一起，即在黑龙江、乌苏里江狭窄处伐大木堵塞水道，并发兵扼住俄军陆路咽喉要道赵老背，切断俄方电话和铁路线。就连堵江地方的水道宽深，都做了实测。

　　曹廷杰的报告“有图有真相”，得到希爵帥的赞赏，命整合为三十五条，呈报军机处。他还沿途结交华商，在海参崴探知沙俄打算“借地修道”，即从中国境内修筑贯通海兰泡至海参崴的铁道，希元也在密折中特别奏报，引起清廷关切。至于恢复大计，希爵帅基本上吸纳了廷杰之议，政治和军事视野却大为扩展，提出东北与西北边境同时兴兵，调集北洋和盛京海陆劲旅，以期一鼓而下。他还提出曹廷杰“深入俄境，不避艰辛”“胆识兼备，勇于任事”，又说“方今时局多艰，人才难得”，建议破格使用，最好仍留在吉林任用。军机大臣奉旨命“送部带领引见”，廷杰在引见时显然受到重视，军机大臣等垂询颇多，“奉旨以知县发往吉林委用”，并命他向朝中大员详细介绍俄国方面的情况。

　　其时已是光绪十二年夏，总理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譞刚刚巡阅北洋水师还京，要求曹廷杰“抒呈管见”。廷杰即写成《条陈十六事》，痛陈沙俄侵占吉林黑龙江与库页岛土地之广，全面阐述强国强军和光复之计，曰：“俄夷东滨海省地，布置尚未尽善，可及时一战，恢复旧境也……若再迟数年，待其火车道既修，铁甲船既置，不但东三省不能言战，即畿辅重地亦难言守。此曲突徙薪，所以有先事之虑也。”后来清廷终不敢兴兵一战，而东北大势不幸被廷杰言中，日本的侵入更是始料不及，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恢复旧境”？

三、被迁走的永宁寺碑

　　廷杰此行，对奇集、特林等地均有较多描述，还有一个意外的重大收获，即实地勘察了明代永宁寺遗址，并拓取两碑碑文而归。这使得“永宁寺碑记”第一次为世人所知，从而引起广泛关注，引发学界研究的热情，对中国明清疆域（包括库页岛的归属）提供了重要实证。《西伯利东偏纪要》六四：

　　混同江东岸特林地方，有石砬壁立江边，形若城阙，高十余丈，上有明碑二：一刻“敕建永宁寺记”，一刻“宣德六年重建永宁寺记”，皆述太监亦失哈征服奴儿干海及海中苦夷事。论者咸谓明之东北边塞尽于铁岭、开原，今以二碑证之，其说殊不足据。

　　岁月匆遽，上距明朝太监亦失哈重建永宁寺、立碑纪事又过去四百五十余年，两碑虽仍旧挺立于江岸，而风雨剥蚀，已成为传闻中的“残碑”。二碑在中外文献中虽有些记载，然绝多皆如日人间宫林藏，仅于江中船上遥遥相望，倏忽即过，难以详知究竟。就连在当地世代居住的部民，也都说不清楚何时所立了。下江地区沦陷后，曾有过往汉族商人试图将碑文拓下来，被俄国人发现后严厉制止。

　　在辑录东北边境古迹时，曹廷杰即简记有关此碑的传说，以及俄人禁拓之事：“今三姓人贸易东海者多知之，亦多见之。惟王守礼、守智亲至碑所，思拓其文，因被俄夷禁阻未果，故其弟守信能为余述其详云。”王氏兄弟大约也是内地来的商人，往返做生意途中闻知江畔二碑的故事，前往拓制而未得。殖民地的情形大都如此，欲久占其地，先要逐渐覆盖湮灭其文化。昔日的永宁寺已被改建为东正教堂，连同两块石碑也为教堂所拥有。

　　曹廷杰到达此地后，不知用什么话语或物件打动疏通，俄教士竟允许捶拓，也算幸运。廷杰等共拓得六分，两份送给俄方，四份由中国人带回。拓碑时始终有沙俄教士铺拉果皮（曹氏原译，后来金庸作《鹿鼎记》，韦爵爷呼俄人名字多类此）在场，大约一以监视，一因好奇。附近也有六七位原住民来看热闹，都说这两块碑为康熙朝剿平罗刹后所立，并称赞石碑“素著灵异”。铺拉果皮也同意立碑年代的说法，却不能容忍灵异之说，对他们好一通训斥。

　　在呈送军机处的《庙尔图》中，曹廷杰特地凸显“特林古碑”的位置，并于图注中写道：“特林在恒滚河口，上十里有古碑二，并有炮台营壕旧迹，土人及俄人皆谓数百年前大国平罗刹所立。”费雅喀不立文字，纪事唯靠祖祖辈辈传说，难免以后事覆盖前事。亦失哈代明天子巡行东北和建置官府寺院，何壮伟也，却因年事久远淡出记忆；而哥萨克强行侵入，杀戮抢劫，宁古塔将军率兵前来剿灭或逐除，令边民感戴殊深，便借此二碑附会其事。廷杰在现场即对碑文作了初步释读，应知始立于明中叶，唯不识碑阴之女真、蒙古文字，转生疑惑，误以为清初出征罗刹后，借此碑记功并作为界石。

　　返回之后，曹廷杰将永宁寺碑记的拓片分送军机处、吉林将军希元和左副都御史吴大澂。吴大澂出身翰林，又是著名金石学家，历任学政、道员等职，“慨然有经世之志”，曾随吉林将军铭安会办三姓等地军务。此时正奉旨再到吉林，担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在中俄珲春勘界过程中据理力争，纠正原立“土字碑”之误，收回被沙俄侵占的黑顶子百余里领土。他将廷杰视为同道，在日记中详述永宁寺碑记之事，曰：“彝卿采访俄事至此，并手拓二碑以归，亦可谓壮游矣。”彝卿为曹廷杰的字，他为侦察俄据地区做了许多努力，绘制了八幅地图，将俄军驻防要害一一标注清晰，也提出一整套光复策略，皆付之于烟尘！倒是他对永宁寺二碑的发现与拓录，尽管研读中有某些误判，实在是一件大功德事。

　　两块永宁寺碑后来被俄国人从原地移走，现存于海参崴博物馆。不知是在何时由何人搬移，亦不知是否由于曹廷杰的拓制，以及费雅喀人的灵异说引起俄方警觉，总之是不久就从江畔消失。

四、“一件粗硬的囚衣”

　　文章最后一节，还是要回到契诃夫与他的旅行记。

　　一八九○年的库页岛（萨哈林）之行，对于契诃夫是一次淬炼意志的人生苦旅、一次精神洗礼。未去之先，年仅三十岁、在文学界声望日隆的他正陷入苦闷彷徨；离岛之后，他的写作欲望重新勃郁喷发，作品也得以在思想境界上整体升华。短短几年间，契诃夫写出《第六病室》等惊世杰作，大都与在库页岛见闻感悟相关联，而最为直接的产品便是《萨哈林旅行记》。这是一部考察记录、报告文学，还是旅行随笔？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契诃夫的洞察秋毫与博大同情心。他笔下的该岛不乏自然美景，海岸，礁岩，溪流，草甸，月光下的宁静……却又分明是一座人间地狱。理想和人道之光是那样黯淡微茫，人性之恶则无处不在：赌博、酗酒、卖淫、偷窃、高利贷，在这里皆是最普通的事情。于是就导致了逃亡的发生，出现不顾一切的逃亡，那逃出地狱的绝望和渴望，让人感同身受。

　　作者烛照幽隐，将挣脱桎梏的逃亡，写出此地独有的繁复与阴森恐怖：看守士兵暗中运作与引诱逃亡，为的是分得赏格；牢头狱霸鼓动甚至陪伴逃亡，为图谋新犯人的衣物钱财，然后在密林中加害。恶劣的环境最能催生恶劣品质与残暴行径。“两条毒蜘蛛放在一个罐子里，他们会把对方活活咬死的”，说的是两个曾任行刑员的犯人互相仇恨和折磨，在苦役地到处都有这样的“毒蜘蛛”。

　　也感谢本书的两位译者刁绍华、姜长斌，他们的译笔准确简洁，在第一版之后，又补译了《寄自西伯利亚》，撰写的两个前言都下了很大考订功夫。由此可了解契诃夫踏访前的资料准备（“书单包括65种书刊”），以及离岛后的写作过程（“写作《萨哈林旅行记》的过程中，书单又增加了两倍”）。这一部书的写作历时数年，与同一题材的小说创作交替进行，作家在完稿后抒发感慨：

　　我很高兴，在我的小说的衣柜里，将挂一件粗硬的囚衣。

　　囚衣，粗硬的囚衣，真是一个极为形象贴切的比喻。古往今来，世界上哪座监狱或苦役地的囚衣不粗硬？又有哪里会比库页岛的囚衣更显糙砺呢？

　　灰色囚衣，是这个苦役岛最常见的服装，也是苦刑犯得以越过严冬的保温续命之装备。卷首的几张照片显示，在源源而来的运送犯人的轮船上，在登岛后为连车重镣犯人砸上锁链时，他们穿的都是这种囚衣—多数为皮质长大衣，也有短大衣。这种囚衣并非库页岛所独有，而岛上严酷的生存环境，却能给它带来特别的“粗硬”。作家在第五章有一段具体描绘，恰可作为注脚：

　　雨天，苦役犯下工回监狱过夜时，衣服往往淋得湿透，满脚是泥水，但没有地方烘烤。一部分衣服挂在床头，另一部分只能湿着铺到身下权当褥子。皮外套散发着羊皮的腥膻味，鞋子散出皮革和焦油的臭味。

　　粗硬，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炼”成的。

　　人类的逃亡史应是一部大书。逃亡之险与苦，逃犯的坚忍与机智，皆非常人所能想象。被抓回的固属于多数，可也总会有苦刑犯能够生离萨哈林。在日本，在夏威夷，在加利福尼亚，都曾有逃离库页岛的苦役犯之行踪。他们自然是穿着囚衣离开的，却不知道是否愿意将它保留下来？或长或短的灰色外套，是专制与迫害的象征，也是一种屈辱身份的标志，最能映现出苦刑犯的苦难岁月，凝结着斑斑血泪与怨愤。而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彼时彼地，它又是一笔不算小的财富，一种“特权”，甚至会令自由移民艳羡。典狱长竟会因此鼓励犯人逃跑，说：“如果能在发放冬装的十月一日以前逃掉三四十人，那就意味着典狱长可以多得三四十件短皮大衣。”这些剩余出来的囚衣会转卖给自由民，于是囚衣在这座岛上就更为流行，更难分清罪犯和平民了。

　　一旦苦刑犯真的出逃，除了一些极端的例子（如疯狂杀害原住民），我们曾经的同胞费雅喀人倒也有事可做了。“沿着整个特姆河都有一条基里亚克人小径可走”，该岛督军曾邀契诃夫沿着这样的小径去打猎，作家扭伤了脚，疲累难耐，几乎回不到驻地。费雅喀人通常有两种选择：可以帮助逃犯隐藏或越海远扬，得到一些微薄报酬；也可以与狱卒或惯犯沟通一气，把逃犯押回监狱，一起分享赏金。而不管哪一种方式，参与其中的原住民都会在蝇头小利中迷失自我，与原来的善良真纯渐行渐远。

　　在第二十二章一个脚注中，契诃夫提及另一类全然不同的逃犯，即被遣送来的中国“红胡子”：

　　我听说，中国的逃犯“红胡子”比任何人都能更持久地过逃亡生活。这些人是从滨海省流放到萨哈林的，听说他们能够一连几个月地靠草根和野菜果腹。

　　此际的俄罗斯的滨海省，本为我乌苏里江以东至海地区，原属三姓副都统衙门管辖。曹廷杰侦察俄据地区，也写到“有犯重罪者，发往库页岛（俄名萨哈林）掘煤”（《西伯利东偏纪要》四四）。红胡子，旧指在东北深山老林中打家劫舍之辈，其中颇有些绿林好汉，先是抗俄，再是抗日，都有他们矫健的身影。虽说是在注文中，契诃夫亦流露出对其坚毅强悍个性的敬重。

　　他们能逃出生天吗？

　　走笔至此，脑际盘袅着囚衣的意象，以及对亲爱的老契之感激。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前清直到今天，没看见一个国人像他那样深入地去感知库页岛，没有一个国人如此深切地描绘那里的风土人情，武人没有，文人也没有。每回思至此，感伤、迷惘与愧疚之情便似从前世飘来，弥漫于我的心绪。

　　由是我有了对库页深沉浓重的牵念，开始打探去那里的旅游路线，想去走走看看，却又找不到一個适合凭吊与怀古的地点。是啊，不管是明朝还是清朝，似乎都没在岛上进行过任何成规模的兴作营建，又哪里可堪登临呢？差不多两百年了，库页岛由起初的苦役地变为俄罗斯的萨哈林州，所有的城市、村镇、码头、港口都是俄国风格的，就连费雅喀人也成为俄少数民族基里亚克，曾经的中国第一大岛早已归属他人。

　　如果说回复故土已是“非分之想”，则我们仍有权利（或者说有必要）进行深刻省思，化为追寻与写作，尽可能真实地去梳理这段历史—库页岛的沦亡史。红尘万丈，往事如烟，没有谁能割断我们心底的牵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