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佳

　　弗格森教授的名著《现代性的前景：赞比亚铜带省城市生活的神话与意义》（Expectations of Modernity： Myths and Meanings of Urban Life on the Zambian Copperbelt）终于有了中文版。除了向译者致敬，我也想作一些简单评论。詹姆斯·弗格森是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讲座教授，在国际发展领域地位很高，也是被征引最多的人类学家之一。他的征引率长期处于北美人类学征引榜前十位以内，与福柯、格尔兹、布迪厄、阿帕杜莱等人不相上下。弗格森长期研究南部非洲，对传统发展主义持批评态度，主张均衡分配以及有限度的、可持续的发展。他曾多次受邀访问中国农业大学，与那里的非洲研究团队过从较密。如今的中文译本，正是他们长期合作的结果。

　　如副标题所说，《现代性的前景》一书是一部赞比亚铜带省城市生活的民族志，主标题则点出了本书的总体论点—这里的“现代性”并未实现它承诺的前景。赞比亚铜矿矿工们奋斗一生，也没有过上他们一直憧憬的美好生活，而是被迫回到乡村，生活在贫病苦痛之中。该书分析了这些人的幻灭与苦难，描述了他们在乡村生活中的种种“撕裂”。

　　全书分为七章，大致从历史与民族志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历史维度上，弗格森分析了“罗德斯-利文斯顿学院”（Rhodes-Livingstone Institute）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至七十年代的有关赞比亚铜矿业发展的历史档案。在这些档案中，社会科学家叙述了一个“理论上的铜带省”—那里的工业和城市发展蒸蒸日上，前途不可限量，堪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典范。这一叙述并非简单的印象笔记，而是一套严整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解释着发生在赞比亚的一切变化。的确，赞比亚铜矿业一直发展得不错，一九六四年独立之后也势头不减。到了一九六九年，赞比亚人均GDP高于巴西、马来西亚、韩国，成绩斐然，甚至成了许多艺术家的目的地。物质上的丰富，强化了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所支撑的“现代性期待”（此处或许用“期待”翻译expectation更贴切，就像莫斯所说， 涂尔干社会学的基本课题就是 “集体期待”； 西美尔、舒茨等人也有类似看法），赋予了从乡村迁徙到城市的赞比亚矿工们一套“都市风格”（cosmopolitan style），它的内容包括核心家庭、漠视和鄙视乡村、美好的城市前景，等等。但这些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并非完全与农村断绝关系，成为封闭的城市无产阶级。相反，他们仍然与农村亲属保持着联系，并在城市空间里运用着来自农村的“地方风格”（localist style），以此表达与家乡和农村亲属的关系。弗格森说，相对独立的两种风格并非“城乡”二元差别，而都属于城市，共存于铜矿工人身上，他称之为“文化二元性”（cultural dualism）。这是两种“表演能力”（performance capacity），是应付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两种“意指体系”，对于实践是不可缺少的。

　　可是，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和铜价下降，赞比亚城市工人阶层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他们的理想、信念、尊严也付之东流，“现代性期待”也随之破灭。赞比亚的农业化“方案”，标志着工业化进程的终止，政治和经济力量都有意驱赶剩余劳动力迁回农村。弗格森说，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移民等话语体系，一直主宰着赞比亚的政治经济表述，相反的过程几乎从未出现在正式话语体系里，更不存在于“地方风格”与“都市风格”共存的二元文化中；但实际上，发展主义的成败造成人们生存策略的变动，导致人们的流动是双向反复的。铜矿业的萧条，使稳定的城市社会和稳定的劳工大军变成幻象，那种认为农村人口会随着城市化而最终定居城市的想象也随之破灭。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政策失误，而是因为赞比亚从一开始就没有走西方工业化的发展路径，而只是一种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赞比亚铜矿业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兴起至今，一向如此。可悲的是，毁灭现代性期待的力量，正来自建立这一期待的工业化国家，来自当年的殖民宗主国。更可悲的是，长期主宰铜矿业和城市生活发展的话语体系，对此几乎毫无察觉，更无力表述现代性期待的幻灭。这一话语体系，把工人引入幻觉的世界，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灰溜溜地搬回农村。

　　接着，弗格森展开了民族志分析。这方面的材料主要来自他本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一个矿区的田野工作，访谈那里的退休矿工。这些人在城市住不下去了，只能回到农村投亲靠友，却无法再融入乡村的生活方式。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骤然下降，矿工的尊严大大受挫，个人感受也随之重新组织。这些曾居于城市里的人，已经习惯了单线进步思维，却要面对“退步”；他们不再具备乡村生活的表演能力，而曾经对乡村的鄙视、漠然、炫耀、优越感—那一套“地方风格”结合“都市风格”的城市生活方式—也同样已然坍塌。随着阅历的增长，他们已经不会也不可能重拾旧俗，但却不得不与乡村亲属为伴，与旧俗为伴；他们既放不下“架子”，也无法重建新的“意指体系”，重建新的“表演能力”；他们生活苦闷，贫病交织，有的家庭因此破裂。那些没有到城市打工的亲属邻里，还记得矿工们昔日的白眼，把他们视为自大无知者，甚至排挤他们的妻子。

　　在该书的最后，作者写道：“对于很多赞比亚人而言，最近所经历的历史并非像现代化蓝图使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是一个迈步向前与世界接轨的过程，而是一个将赞比亚从它在这个世界上曾经占据的位置上排挤出去的过程。”然而，这一过程并非赞比亚独有，而是一个全球过程，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经历。其原因可以归结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日益加深的全球不平等。而对弗格森来说，传统的发展主义只是一块掩饰不平等的遮羞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发展概念工具……不过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组织一种已经存在的实实在在的不平等，并将其合法化”。其中的奥秘，是把政治上的支配关系转换成经济和社会上的发展问题，就像他在另一本书中所说的，发展话语只是一台“反政治机器”，将不平等“去政治化”（The Anti-politics Machine："Development"， Depoliticization and Bureaucratic Power in Lesotho， 1990）。弗格森说，或许可以讨论发展的终结了，可即使如此，第三世界也不会感到获得解放，而只会感到遭受背叛。那么出路何在？弗格森在一九九八年的后记中提醒人们，注意马克思主义、全球劳工运动、凯恩斯主义等趋势的力量。我们今天知道，正是这些力量促成了“反全球化”潮流和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他对传统发展主义的激烈批评，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深刻质疑，今天已经耳熟能详，但在二十年前，却不那么容易听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格森成为传统发展主义的忠实反对者。

　　《现代性的前景》是有关非洲资本主义、社会变迁、城市文化的一本力作，很可能会在中国读者中引起共鸣。弗格森运用了研究现代化与城市化的新方法，将文化维度纳入经济分析，揭示了社会科学话语霸权给第三世界的普通人所造成的创伤。虽然弗格森并没有深入讨论矿业衰败的具体过程，但他的“话语分析”并未仅停留在文本分析上，而是深入到话语体系所造成的具体社会过程中，这要比很多纸上谈兵的后现代批评难做得多。美中不足的是，本书过于强调“都市风格”与“地方风格”的差异，并假设二者无法相融。或许，这种抵触被作者夸大了，并用它来批评新自由主义，伸张作者自己的主张。同时， 对于这本书的目标读者，即那些自认为可以改变世界的人来说，现代性期待的失败，或许只能算一次理论模型的失败。没关系啊，他们可以修改理论，重新预测。在这个意义上，用理論模型改造世界的专家，与用石头鸡骨占卜未来的巫师，大概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拉图尔的话说，“我们从未现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