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

　　这是一九三○年亚东版《胡适文选》的最新版本，可称为朱自清导读本，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推出。与以往版本不同的是，书中收入了朱自清写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的两万字长文《〈胡适文选〉指导大概》，还有叶圣陶一九五○年写的《〈读书指导〉后记》。此书原为一卷本，现在分成上下两册，普通平装本，配有不少图片。

　　《胡适文选》最初在上海亞东图书馆出版时，胡适本人在序言中有这样的交代：“我在这十年之中，出版了三集《胡适文存》，约计有一百四五十万字。我希望少年学生能读我的书，故用报纸印刷，要使定价不贵。但现在三集的书价已在七元以上，贫寒的中学生已无力全买了。字数近一百五十万，也不是中学生能全读的了。所以我现在从这三集中选出了二十二篇论文，印作一册，预备给国内的少年朋友们作一种课外读物。”

　　胡适说的“三集”，实际上共有十七册。《胡适文存》第一集四册，第二集也是四册，第三集九册，分别于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和一九三○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三集加起来有一百五十万字，显然不适合中学生阅读。胡适说“希望少年学生能读我的书”，并且选了较廉价的报纸（新闻纸）印刷，亦是一种着眼于大众的转播意识。还须补充的是，三集之外，其实另有第四集，书名变成了《胡适论学近著》，由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出版。

　　三集《胡适文存》曾经是民国最畅销的图书之一，也给胡适带来了丰厚的版税。从亚东图书馆给胡适的对账单可知，《胡适文存》第一集，一九二九年之前共印了十一版，四万三千册（平装本每部定价2.20圆，版税15%，共计14190圆）。第二集共印五版，一万八千册（每部定价2.40圆，版税15%，共计6480圆）。

　　至于一九三○年出版的单本《胡适文选》，朱自清在《指导大概》里说依据的是一九三三年二月第三版的本子，且说：“本书后方极少见，究竟已经出到几版，现在还不能查出。”但看旧书网上的信息，亚东的再版与其他书局所出杂七杂八的版本真也不少，比如亚东版就有一九四七年五月第八版，再比如奉天大陆书局伪满康德九年八月（1941）再版印刷发行本、一九四六年长春国民图书公司、一九五三年台北六艺出版社台三版，等等。当然，亚东图书馆之外的本子是否经作者授权，又是否与亚东版为同一个底本，尚有待考核。

　　《胡适文选》本有作者的自序，对选编本书的意图和所选文章乃至作者的思想脉络，都做了十分恳切具体的交待，再加上朱自清这篇两万字的《指导大概》，更是清楚明白地作了介绍和分析，况且胡适本人的文章用语本是再通俗晓畅不过，故而今日的读者由此作为了解胡适思想的入门书，实在不必再找其他的导读文字。

　　《胡适文选》的主体部分当然是其中所选的二十二篇文章，但我以为不能忽略作者那篇题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的序文，它较那些正式文章更直截了当地向读者交了底。譬如，对第一组文章，胡适从他的两个思想导师赫胥黎、杜威说起：“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在斩钉截铁否认了“化复杂为简单”的某种“十足的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之后，胡适继续从正面阐述他所认定的“根本观念”—实验主义，以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这就是当时和后来颇遭激进派诟病的那句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出的背景。

　　在领受了后来多少年的“目的热”而“方法盲”，“迷信抽象名词，把主义用做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武器”之后，回头细想当初胡适告诫之谆谆，真有恍然大梦初醒之慨。

　　除了胡适的序言，自然也不能忽略成为该版本亮点的朱自清那篇《指导大概》。本来这篇长文，是当初叶圣陶先生在战时大后方担任教育科学馆专门委员时，为编辑《国文教学丛刊》之《精读指导举隅》和《略读指导举隅》时，由朱自清撰写而属于七篇“略读”指导文章之一，足可见出朱、叶二人对《胡适文选》的推重。

　　朱自清首先对胡适的整体贡献作出判断：“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思想革命的一员大将”，后来又“实际政治的兴趣渐渐浓厚”，“他在文学革命和整理国故方面的功绩，可以说已经是不朽的；对于实际政治的贡献，目前还难于定论”。

　　对《胡适文选》中五组文章分别对应的胡适思想，朱自清详加评述，时见论断之精彩。建立在存疑主义和实验主义基础上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自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对中西文化所取的“鲜明的表示”，“历史的文学进化观”，以“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和四个具体步骤以及“严格的考据方法”统摄的整理国故，朱自清一一给以肯定。比如谈到胡适“几十万字的小说考证”，就接连用了“划时代”“第一个人”“不朽”这些最高级的判词来标举其意义：“他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上卷，固然是划时代的，这些篇旧小说的考证也是划时代的。而将严格的考据方法应用到小说上，胡先生是第一个人。他的收获很多，而开辟了一条新路，功劳尤大。”

　　毕竟是教育家和文体家，朱自清特别注意到了胡适的“文体”：“他的散文，特别是长篇议论文，自成一种风格，成就远在他的白话诗之上。他的长篇议论文尤其是白话文的一个大成功。一方面‘明白清楚，一方面‘有能力动人，可以说是‘立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还指出了胡适文体的来路：“但他那些长篇议论文在发展和组织方面，受梁启超先生等的‘新文体的影响极大，而‘笔锋常带情感，更和梁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笔锋常带感情”也许就容易跑野马，甚至导致“任情”而偏离理性，这在二十世纪另一些思想家、文学家笔下时常有之，怕是不必细说也都能想到的。然在朱自清看来，“胡先生在运用带感情的笔致，却不教情感朦胧了理智，这是难能可贵的。读他的文字的人往往不很觉得他那笔锋，却只跟着他那‘明白清楚的思路走。他能驾驭情感，使情感只帮助他的思路而不至于跑野马”。

　　在历史走过不少大弯路之后的今日，重读胡适旧文，竟然时时仍有“戚戚焉”之感，甚奇。

　　二○一七年六月三日，于杭州午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