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先菊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Jonathan Safran Foer）总共出过三部小说，《我在这里》（Here I am）之前两部小说都相当成功，并被改编成了电影，有著名导演和演员参与。第一部是Everything is Illuminated，译者杨雅婷把书名译成《了了》。我翻译他第二部小说Extremely Loud and Incredibly Close时一直忐忑、纠结，自愧找不到类似《了了》的好书名，其时电影已经获得奥斯卡奖提名，于是就沿用了大家已经熟知的电影译名《特别响，非常近》。弗尔另外还出了一本宣扬素食的非虚构作品Eating Animals（《吃動物》），他自己承认，写非虚构是因为他写不出小说了—宣传材料和讲座介绍中都多次提到《我在这里》是弗尔十一年来的第一部小说。

　　物以稀为贵，十一年而出一书，乔纳森·萨福兰·弗尔来波士顿的签售会是一定不会错过的了。老经验，因为工作忙而放弃参加某项活动，事后一定后悔，因为工作忙是常态，而某项活动不常有，留下的往往是遗憾，比如说一直想去见见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结果要么忙，要么他的讲题尽是哈西德犹太教（Hassidic Judaism），一拖二拖，他老人家于二○一六年七月二日去世了。

　　乔纳森·萨福兰·弗尔还年轻，见的机会有的是，但碰巧我翻译的《特别响，非常近》上个月还刚刚再版出了精装本，正好在NPR里听到他来布鲁克兰签售的消息，回头还认真查了查，是波士顿的布鲁克兰（Brookline），不是纽约的布鲁克林（Brooklyn）—巧了，这两个区都是犹太人传统定居区，于是去吧。

　　提前下班，在地铁起点站Alewife停了车，一路红线绿线转到柯立芝角（Coolidge Corner）。柯立芝剧院门口居然已经排了一小队读者，都是等着听讲座、签售的。放眼望去，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也难怪，组织者是犹太艺术协会（Jewish Arts Collaborative）。弗尔作品数量并不多，内容亦属严肃题材，并非畅销小说，却能够在读者群中享受到类似于摇滚明星一样的待遇，在人手一只智能手机、多媒体占据人们的闲暇时间、人的注意力越来越短的时代，更显得难能可贵。

　　弗尔不知从何处赶来，总之迟到了大约十五分钟二十分钟的样子。原创作家做活动的好处，就是可以念小说里的段落。弗尔大约讲了四十五分钟左右，其中一半时间是在念小说里的段落，剩下的是创作心得，他的心得也没有什么微言大义，这个没关系，作家么，最好的文字是作品本身，如果在这样的活动中讲得比小说更精彩，那倒是奇怪了。

　　原来这部小说在意大利和英国都已经出版，弗尔就从意大利讲起。弗尔说，他在米兰看米开朗琪罗的最后一部作品《隆达尼尼圣殇》（Rondanini Pietà），感触很深。米开朗琪罗老了，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在为艺术工作，希望现在能够为生命而工作（all that time， Ive been working on my art， not my life）。弗尔还年轻，四十来岁，还没有到只为生命而工作的年龄，所以他说，他觉得这本书是两者都有，在他的小说中，不存在这种艺术生命的二元论。

　　小说中描写的是住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美国犹太中产家庭，弗尔本人就是在华盛顿出生的，后来上了普林斯顿，现在定居纽约，在纽约大学教创意写作。他结过婚，有两个儿子，前妻是小说家妮可·克劳斯（Nicole Krauss），她的小说《爱的历史》（History of Love）已经有中文译本。

　　《我在这里》的主人公雅克布和弗尔年龄相仿，只不过弗尔只有两个儿子，而雅克布有三个儿子；他们同时经历着个人危机和外部危机：婚姻逐渐解体，以色列地震，中东的地区冲突。如此种种，很容易看出小说的自传成分。弗尔不承认小说是自传，但他又坦承，他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比与他从前的主人公更接近一些，也就是说，“生命”的成分更大。既然里面有中东，有以色列，有美国的社会生活，婚姻，家庭，政治，社会事务，那么，这部书是不是很“政治”？当然，他自己不愿意这么看，只是说，他本来可以提出一种观点、提供一种实例，但他决定不这么做，而是提出很多观点、提供很多实例。

　　初到意大利时，弗尔提出要去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出版商说，你是著名的美国作家，要看《最后的晚餐》还不容易。于是他和儿子们视频的时候就吹牛说，你老爹要去看《最后的晚餐》了。儿子问：《最后的晚餐》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最后的晚餐》描绘的是耶稣被门徒犹大出卖后和十二门徒一起吃的最后一次晚餐，尤其是看了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以后更是尽人皆知，犹太家庭的孩子居然不知道。弗尔就跟儿子解释，“最后的晚餐”，就和犹太教的逾越节晚餐（Passover Seder）差不多。这里面的幽默实在无法翻译，要解释又是一大段。

　　弗尔提到《隆达尼尼圣殇》这幅雕塑，是想说，米开朗琪罗这部雕塑并没有完成—雕塑里有两个人，却有五只胳膊，原来计划雕更多的人，等到只留下两个人的时候，这条胳膊却不能去掉，因为一去掉整个雕塑就会失去重心而无法站立。于是就留下了遗憾。

　　弗尔说的是艺术创作中的遗憾，不过他认为这种遗憾也是一种有意的遗憾（intentional regret），而不是意外的遗憾（accidental regret）。一部作品完工，给人带来的是一种满足。写一部小说，不是为了写些好句子，不是为了塑造一些成功的人物形象，而是知道如何结尾。他自己翻箱倒柜的时候，发现有一部书，写到百分之七十五却写不下去了，自己都把它忘了。而《我在这里》 这部书终于能够结尾了，他很满意。

　　弗尔念了两段，第一段是主人公雅克布上厕所时碰到斯蒂夫·斯皮尔伯格，然后纠结斯皮尔伯格是不是没有割包皮。第二段是主人公雅克布和茱莉亚在卧室里梳洗打扮，非常私密的场景。

　　结尾词是说，他希望他写的故事，情节，主人公们的喜怒哀乐和窘境，无论什么背景的读者都能够辨认出来。

　　知道提问时间不多，他一停顿，我马上就顺着他的最后一句话提问了：作为作者，知道自己的作品会被翻译成别的文字，那么，你写作的时候会想到读者吗？你的作品里有多少是个人的，有多少是犹太的，有多少是美国的，又有多少是普世的？弗尔首先感谢我把他的书翻译成中文，中国可是有十三亿多的人啊。我说是啊，《特别响，非常近》还刚刚再版了精装本，不久你就会和斯蒂夫·斯皮爾伯格一样富了（他念的那段小说里说斯皮尔伯格身家三十亿美元）。

　　回答我关于普遍和特殊的问题，弗尔说，写作的时候，很多情节、场景，是大家都有过经历、能够理解的，这一部分就是共通的，但是，到了某些特定的场合，比如夫妻在闺房的对话，这一段对话的前一段有可能是大家都有的，但过了某一条界线以后，就是他本人私有的了，他分享界线后面的细节，就是一种牺牲，因为他把自己私有的东西奉献了出来。

　　知道了他本人的婚姻变故，对他这段话有了新的理解。当然，他说的不仅仅是夫妻之间的个人私密，而是作品中的所有细节。其实，小说细节是否与他的个人生活吻合，这本身并不重要，故事的内核、事件、事例可以完全不符合他自己的生活经历。但他选择写作一个中年、中产、处于人生中途的犹太男人，和他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关切还是有关联的。

　　最后，他倒是推心置腹说了一句话：说实话，写作这么艰难，能写出来就不错了，写作的时候，真的顾不上考虑读者。

　　讲座结束了，去柯立芝书店（Coolidge Booksmith）等他签名，毕竟是在犹太聚居区，书架上有一堆乔姆斯基的书，也有我在校时的系主任乔纳森·萨纳的《林肯和犹太人》。今天顾不上买别的书，就请弗尔签了这次讲座新进的《我在这里》，还有刚刚再版的中文版《特别响，非常近》。

　　临走前和举办这次活动的犹太艺术协会人士聊了几句，他们感谢我去为他们的大明星捧场，提了好问题，但他们眉飞色舞的依然是我的中国人身份，好像我就是代表了十三亿多的中国人，来庆祝他们的犹太作家的成功似的。再看看周围占压倒多数的犹太面孔，我不得不承认，尽管乔纳森·萨福兰·弗尔是美国的，也是全世界的，但他，同时也还是犹太的，只不过他无法回答，这其中哪个元素有多少。其实哪个元素有多少，本也无关紧要。

　　这次讲座是二○一六年九月时听的，到现在一晃也过去了三四个月，之间各种耽搁，这本书搁在案头，断断续续地转年才读完，若是翻译，也差不多翻译出来了。和前面两本书相比，这本书似乎更接“地气”，如弗尔自己所说，更接近他自己的生活：一个横跨欧洲、美国和以色列的犹太大家庭，祖孙、父子、夫妻，世俗、宗教，犹太人、非犹太人，日常琐碎、突发灾难、生离死别，弗尔在这里一点一点地描述着每一个人的生活。

　　书中的男主人公雅各布，和弗尔年龄相仿，处在生命中同一个阶段，我们权且把他看作弗尔在书中的自我。如果说《特别响，非常近》的核心故事是大灾难后一个九岁孩子重新恢复生命勇气的故事，那么，《我在这里》的核心故事就是一个（美国）（犹太）X一代（六○及七○后）（文化）男人的中年危机。

　　与《了了》和《特别响，非常近》相比，这本书虽然题材不同，故事也不同，但他一样使用多面平行和交叉的叙述方式，而叙述中，平和中又时不时穿插着狡诘的幽默机智，时不时再玩弄一些出其不意的文字游戏。书中的大人小孩都有他们的脆弱之处，甚至在他们互相摧残、互相折磨的时候，你也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温情和作者对他们的温情：我在这里。

　　小说结尾时，雅各布在与他和儿子最钟爱的宠物狗告别后，告诉自己：“生命是宝贵的，而我活在此生此世。”（Life is previous， and I live in the world.）

　　我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