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

　　四、“就其请贡行成之机，

　　可施调虎离山之術”

　　兵部尚书石星企图用“封贡”促使日军撤退，得到内阁辅臣赵志皋的支持，宋应昌则在外与之附和。不过宋应昌与石星是有区别的，仅仅把“封贡”当作“调虎离山之术”。他后来在奏疏中解释，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迫不得已的：

　　继而倭奴并集王京，合咸镜、黄海、江源等道之众，据报实有二十余万。我兵不满四万人，转战之后，士马疲劳，强弱众寡既不相当，雨霪泥泞，稻畦水深，天时地利又不在我，是以暂为休息。惟广布军声，扬言臣与（李）如松前后统兵不下数十余万。多行间谍，发免死帖数万纸，招出王京胁从之人，以散叛党。修筑开城城垣，以示久住。令死士夜持明火飞箭射烧龙山仓粮，以空积储。又时时添兵运饷于开城间，以示不久必攻王京之意。于是王京倭奴既畏我已试之威，又不识我多方之误，复致书与（沈）惟敬，仍欲乞贡退归。臣复思就其请贡行成之机，可施钓（调）虎离山之术，随即听从。

　　宋应昌把这种调虎离山之术，当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段，多次向部下阐明。在给参军郑文彬、赵汝梅的信中说：“兵家用间，当在敌处两难之际。今倭奴欲守王京，则惧我兵火击；欲归日本，又畏关白（秀吉）族诛，正进退维谷时也。乘此机会，陈以利害，诱以封爵，啖以厚赉，无不乐从者。”在给提督李如松和赞画刘黄裳、袁黄的信中说：“当其进退维谷之时，伸以甲兵挞伐之势，长驱直捣，谁云不可？但事忌已甚，谋贵万全。故平壤捷后，本部既檄提督间说（小西）行长诸酋，招之来降，待以不死，阴图关白，永绝祸根……况平定安集，圣哲所先；间谍行谋，兵家不废……仰平倭提督即便一面会同刘、袁二赞画，一面转行沈惟敬等，前赴倭巢陈说利害，开谕祸福，令报关白，使之反邪归正，与朝鲜无相构怨，彼此罢兵，永为盟好。仍复许以奏闻朝廷，遣官册封，永为属国。倘使听从，则在中国彰神武不杀之功，在日本有受封之荣，一举三得，诚计之善者。”几天之后又说：“昨闻平行长移书沈惟敬，恳求封贡东归之意，似乎近真。故不佞特意宣谕，开其生路，既不伤上天好生之德，亦不失王者仁义并行之道。此谕幸门下即发王京倭，如听从，亦不战而屈人之兵矣。”他发给平行长（即小西行长）的“宣谕”这样写道：

　　朝鲜为天朝二百年属国，义所当恤，即覆载内有此凶残，王者耻之。以故我圣天子震怒，特遣司马重臣发兵百万，援彼小邦，用彰天讨。兵压平壤，政所以除暴救民。故直斥沈惟敬通贡乞哀之说，一意进剿。不逾时而斩获焚溺者无算，驱兵长进开城八道等，势如破竹，天朝神威亦稍见矣……汝等果能涤志湔非，尽还朝鲜故土，并还两王嗣以及陪臣等，归报关白，上章谢罪，本部即当奏题，封尔关白为日本国王，汝辈速宜束装回国。

　　万历二十一年四月八日，双方在汉城府龙山和平谈判，达成以下四点协议：

　　一、返还先前加藤清正俘虏的朝鲜王子与陪臣；

　　二、日军从王京（汉城）撤往釜山浦；

　　三、布阵于开城的明军，在日军撤出王京的同时撤退；

　　四、明朝派遣使节赴日本谈判有关“封贡”的相关事宜。

　　四月十九日，日本放弃王京南撤。二十日，李如松率军进入王京。王京收复，国王向宋应昌表示感谢：“此缘天声震迭，凶丑丧魂，不敢保聚负固抗拒。王师拯小邦水火之中，措生灵莫居之地，义系存亡，恩浃民心，君臣上下感激无已。”同一天，宋应昌向国王发去回函，表示即将前往王京，筹划善后。信函写得颇有一点文采：“本部拟于五月二日自新安馆东发，历平壤以至王京。诵麦秀之歌，则欲谒箕贤之墓；悲草露之泣，则欲吊战场之魂。赈济流离，抚恤士卒。历形胜，由目击以实耳闻；观民风，思心契，以合神会。少图善后之计，协助鼎新之基。务使天造东藩，从兹虎踞，明月沧海，永息鲸波。然后振旅而旋，方敢与王相遇，敬瞻丰度，庶慰积怀。”几天之后，又致函国王，请他速发兵符，号召全罗、庆尚、忠清各道水陆军兵，协助天兵夹剿倭贼。

　　五月初六日，宋应昌向内阁辅臣赵志皋、张位及兵部尚书石星报告：“幸仗洪庇，已得王京，而调兵前后截杀，倘再得成，又何贡事足言哉！近贼于十九日尽离王京，日行止三四十里。二十九日才到尚州，未及一半，且又住下。至五月初三日尚未起身过河过江，随后尽毁船只桥梁，恐我兵追袭故也。若我兵亦不使骤进，缓缓尾后，只当护送，以安其心。”这些话是讲给主张“封贡”的赵志皋、石星听的，宋应昌自己却另有打算，指示部下趁机歼灭日军有生力量，阻止其重返王京。他对新近入朝增援的总兵刘綎说：“国王固已催促汉江以东各路搬运粮草，以济我兵。但残破之余，未知果能集否？不可不深虑也。本国龟船甚利，且发杠瓜子炮，比中国所制更奇。已于三月预设一千余只，并水兵万余，俱集海口，专俟倭归出港，遇其船或撞碎，或烧毁，使其前不可过海，后不可返王京。我兵则须俟其粮尽力竭，一鼓灭之，谅无难者。”宋应昌担心日军的撤退并非真心，关照李如松与朝鲜军队前后夹击：“近倭奴假贡请降，非出真心。本部明知其诈，将计就计，欲诱离王京，无险可恃，庆尚、全罗官军前途邀截，我兵从后追袭，前后夹攻，大加剿杀。”直到五月二十七日，得知日军已经退至釜山，朝鲜全境业已恢复，他还不放心，关照李如松，纵令倭奴全部归岛，也应留兵代替朝鲜防守。

　　根据协议，明朝议和使节谢用梓、徐一贯前往日本名护屋（名古屋），谒见丰臣秀吉。六月二十八日，丰臣秀吉提出议和七项条件：

　　一、迎明朝皇帝之女，为日本天皇之后妃；

　　二、两国年来因间隙而断绝的勘合贸易（朝贡贸易）应予恢复，希望官船商船往来；

　　三、明朝大臣与日本大名之间交换通好不变的誓词；

　　四、朝鲜一分为二，北部四道及京城返回朝鲜，南部四道给予日本；

　　五、以朝鲜王子及大臣一二人作为人质，送往日本；

　　六、归还去年俘虏的朝鲜二王子；

　　七、朝鲜大臣向日本提出誓词。

　　明朝使节提出三项条件：

　　一、返还朝鲜全部领土；

　　二、朝鲜二王子归国；

　　三、丰臣秀吉谢罪。

　　七月二十日，谢用梓、徐一贯从日本返回釜山，小西行长随即送出王子、陪臣及家属。大批日军乘船离开釜山回国，小西行长带领部分日军前往海中的西生浦暂住，等待谈判使节小西飞的回音。

　　问题在于，这一切朝廷并不知晓，一旦明白了原委，立即引起轩然大波。万斯同写道：“当是时，（石）星、（宋）应昌以封贡款倭，倭以封贡退师，而中朝犹未知也。六月，倭复送还王子陪臣，遣其将小西飞随（沈）惟敬俱来中朝，始知之。于是兵科都给事中张辅之、巡按山东御史周维翰劾（宋）应昌。应昌初抵讳言：臣许封不许贡，臣之许贡，特借以误倭，前破平壤，收王京，皆用此策，非实许也。”看来张辅之、周维翰对宋应昌有点误解。

　　八月初五日，宋应昌写信给内阁辅臣王锡爵、赵志皋、张位及兵部尚书石星，说明自己见解：“不佞愚见，讲贡一事，始而平壤，继而王京，皆借此一着，用以退倭。翁台尊意亦复如是。故不佞原无奏疏，前次王京塘报亦只虚虚谈及，不敢实说……今日之事，只宜借用此着，了却前件，若待实做，委为不敢。乃畏倭之反复难定，实非因人言之哓哓也。”待到张辅之、周维翰上疏弹劾，他写了洋洋洒洒的“讲明封贡疏”，为自己申辩：“惟是通贡一节，臣原无成心，亦未曾轻许。特以兵家之事，虚实有隐机，经权宜互用。臣固不敢谓始事，而度其计之必行；亦不敢谓既事，而矜其术之已遂。顾廷臣之中有疑臣之迹，而以为许成；又不谅臣之心，而以为开衅。”接下来，他追述了“始事讲贡计破平壤之说”“再事讲贡计出王京之说”“目前讲贡退釜山之说”，来证明原本是“借此一着，用以退倭”，并非真正答应“封贡”。他反问道：“若谓臣真许其贡，则倭出王京之时，何以令大兵尾进？何以调朝鲜兵船？何以屡檄将领，不曰坐困以逼其归，则曰剿杀以灭其类？何以不奖（沈）惟敬之功劳，而责（沈）惟敬之罪过？”

　　其实“封贡”的始作俑者是兵部尚书石星，遭到弹劾后，一面请求罢官，一面为自己辩解。他的辩解没有宋应昌那样理直气壮，把宋应昌比作胡宗宪，把沈惟敬比作蒋舟，显得不伦不类：“自御倭朝鲜以来，所有一应攻取计划，皆臣与经略宋应昌，或面相计，或书相达。近日议论愈多，观听愈淆，其势必至尽没将士血战之劳，大陷经略叵测之谋，臣之狗马愚衷，亦且死不瞑目。臣见往者胡宗宪有平倭大功，卒挂吏议，身且不免；谋士蒋舟等亦各以罪重谴。臣不及今一言，窃恐（宋）应昌之复为（胡）宗宪，而沈惟敬之再为蒋舟。将使用间机宜，为世大忌，文网过密，展布愈难，尤臣之所大惧也。”他既要揽功，又要推卸责任，一则说：“经略（宋）应昌以挞伐为威，以许贡为权，冀成功，无嫌诈计。而其遣使行间，臣（石）星实与之谋。”再则说：“夫通贡屡奉明诏，孰敢轻许！即封号亦未尝轻假也。（小西）行长尚在西浦，关白未具表文，计出要求，未可遽听。”

　　皇帝对宋、石两人的申辩，明确表态：“朕以大信受降，岂追既往！可传谕宋应昌严备，劝彼归岛，上表称臣，永为属国，仍免入贡。”

　　皇帝表示不追究既往，可是兵部职方司主事曾伟芳仍然不肯罢休，继续追究既往。在他看来“款贡”一无是处，主张“款贡”的大臣是首鼠两端：“臣窃睹倭奴款贡之害，三尺竖子类能言之。乃疆场当事诸臣犹踌躇四顾而不能决，非谓不款则倭不去乎？臣则曰款亦来不款亦来……今称克开城，复王京，还王子陪臣，以议款故，则彼又何威我慑我，而能就我束缚，守我盟誓哉？且以沈惟敬前在倭营见与为媾，咸安随陷，晋州随拔，而欲恃此许贡以冀来年之不复攻，则速之款者速之来耳。故曰款亦来。夫不款无忧其不去，则何必借款以市其去。款之难保其不来，则何必重款以饵其来贡之当绝。此两者足以观矣。今不料绝贡之无关倭之去来也，而首鼠两端，阳讳阴设，内自树疑，以外招众口，窃为首事者惑焉。今日之计，以中国而守中国则易，以中国而为朝鲜守则难。欲不留兵，将前功尽弃；欲宿重兵，则师老力困，祸无已时。”又说：“宜敕责朝鲜国王，数以荒淫沉湎、失守社稷之罪，朝廷已为若靡金数十万，恢复境土。今以俾汝，若不亟图，天且厌弃。如果不可化诲，其子光海君珲颇堪托国，俾自处分。”

　　皇帝对他的观点颇为赞同，朝鲜应该自己加强防守，至于更换国王，则以为不可。几天后，他致函朝鲜国王，就此次战事表明态度：

　　尔国虽介海中，传祚最久……乃近者倭奴一入，而王城不守，原野暴骨，庙社为墟。追思丧国之因，岂尽适然之故！或言王偷玩细娱，信惑群小，不恤民命，不修军实，启侮诲盗，已非一朝，而臣下未有言者。前车既覆，后车不可不戒哉……大兵且撤，王今自还国而治之，尺寸之土，朕無与焉。其可更以越国救援为常事，使尔国恃之而不设备，则处堂厝火，行复自及。猝有它变，朕不能为王谋矣。

　　既然皇帝主张“朝鲜自为守”，兵部尚书遂有撤兵之议。宋应昌忿然力争说：“吾官可去，兵必不可撤！”立即上疏讲明理由：“臣以兵力倦而姑听封贡，权也；守朝鲜全（罗）庆（尚）以备倭，俾不敢生心窥我，经也。臣能逐倭于朝鲜之境内，不能逐倭于釜山之海外。倭今日以畏威遁，他日必以撤兵来。且夷心狂狡，未可据封贡为信。”他已经预料日军他日必定再来，但是朝廷不听，还是下达撤兵命令。宋应昌愤懑不已，突然中风，决定向皇帝乞骸骨归乡。皇帝恩准：宋某东征劳苦，既有疾，着还朝调理，经略职务由蓟辽总督顾养谦代理。回京后，他多次上疏乞休，终于回到家乡杭州，高卧西湖，绝口不谈东事。

　　五、“秀吉妄图情形久著，封贡亦来”

　　皇帝给朝鲜国王的国书中，流露了即将从朝鲜撤军之意。蓟辽总督顾养谦（字益卿，号冲庵，南直隶通州人）上疏，力主从朝鲜撤军，皇帝当即批准。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皇帝正式下令撤军，要顾养谦代替宋应昌前往朝鲜处理撤军事宜，蓟辽防务暂令顺天巡抚代管。

　　兵是撤了，至于是否要同意日本的“封贡”请求，朝廷一时议论不决。多数官员持反对态度，吏科给事中逯中立态度最为鲜明，直斥兵部尚书石星以“封贡”误国。他说：“自东倭未靖，而请封请贡之说兴也，中外诸臣言者甚夥，其揣情形析利害者亦甚备，虽三尺竖子亦知其不可矣……顾是说也，宋应昌始之，顾养谦成之，本兵石星力主之。沈惟敬密计于倭，刘黄裳昌言于朝，请封易而为请贡，请贡易而为开市，开市易而为和亲。顷已专意请封，业已奉有明旨矣。臣窃惟贡不可许，而封亦不可许也。是东征诸臣误本兵，而本兵因以误国也。”接下来，他分析封贡的危害：“自倭奴狂逞，盘踞朝鲜，我皇上宵旰而忧，为之遣将出师者，计年余矣。蹂躏我属国，戕杀我士卒，靡费我金钱，是中国之仇也，而臣子之羞也。今不思灭此朝食，而反欲宠以封号，金册银章，赫奕岛外，此可令四夷见乎？”他毫不客气地批评石星：“当事者以冥冥决事，不曰选将，不曰练兵，不曰沿海修备，而今日议封，明日议贡。倭盘踞于釜山，为敢取之计；我冀望于侥幸，为苟且之谋。倭以款要我，而操术常行于款之外；我以款自愚，而智虑常陷于款之中。排盈廷之公论，捐战守之长策，阻忠臣义士之气，为逃责议功之资。此人臣之利，非国家之福也；旦夕之谋，非久远之计也。”

　　刚刚受命出任朝鲜经略的蓟辽总督顾养谦，是支持石星的，他主张“封”与“贡”不可以分割，要么都批准，要么都拒绝。其实他是主张既批准“封”又批准“贡”的。皇帝要兵部会同九卿科道研讨此事。

　　参加此次会议的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写了一份非正式的会议纪要，从中可以大体了解当时会议的情况。

　　王德完责问石星：“外传总督（顾养谦）贻书，有贡市禁绝，能以身任等语，信然否？”

　　石星答：“难必，倘强索贡市，只革其封号便是。”

　　王德完又问：“釜山倭户肯尽数归巢否？”

　　石星答：“难必。”

　　王德完又问：“特遣辽东巡按亲至釜山，查看倭户有无归去，可行否？”

　　石星答：“不可。”又说：“倭得封，即飏去不吾犯也。”

　　王德完反问：“倭即犯，胡以卒应？”

　　石星答：“吾与总督、巡抚三人当之。”

　　王德完反唇相讥：“何足当此？三人即捐躯，其为二祖八宗之神器何？”并追问石星：“辽左战士有几？”

　　石星答：“不过二千有零。”

　　王德完问：“二千之卒何足御数万之倭？”

　　与会的其他大臣说：“吴惟忠、骆尚志南兵暂留辽左，不宜速撤。”

　　石星说：“业已先奔。”

　　其他大臣又说：“刘綎兵撤回，亦要留住辽左。”

　　石星说：“川兵难久，不如募土著，倭虏皆可挞伐。”

　　王德完描述道，对话至此，“臣以为本官或自有主见，及叩其所以，茫如捉影捕风”，无怪乎与会大臣“相与咨嗟叹息”。

　　王德完对石星所说“倭之封而不贡，倭之去而不留”云云，给出这样的判断：“毫无足凭，何能轻信”。他列举大量事实，揭穿石星所说“只封不贡”，并非真相。比如，在沈惟敬答倭书中写道“既许尔乞降封贡”，显然“封贡已兼言之”。比如，倭国的表文写道“比照旧例”，“永献海邦之贡”，明白直言“既封且贡”。所以他责问石星：“何谓一封即可了事？”兴言及此，令人发上指。

　　石星把九卿科道会议情况报告皇帝，对于多数官员反对封贡，耿耿于怀。他说：“一意罢款，两言可决。但三旨许封，岂宜失信。况督臣（顾养谦）有言，若不与封，则小西飞无词以复（小西）行长，（小西）行长无词以复关白（秀吉）。此其说诚为有据。”他主张，由朝廷出具敕书，由小西飞递交丰臣秀吉。敕书内容大略谓：“封已许定，断在不疑。但釜山非封命所出之途，留兵非叩关乞封之礼。且表文要约未明，难以遽受，宜即归谕关白，更具表文，备开釜山之倭尽数撤回，永不侵犯。”然后派遣正副使节，从宁波旧道，附关乞款。如果译审无诈，朝廷也派正副使节前往日本册封。皇帝鉴于多数官员反对，下达了“未可轻拟”的圣旨：“朝廷降敕，事体重大，未可轻拟。还行与顾养谦，一面谕令倭众归巢，一面将倭使赍来表文，验其真正与否，如果倭情真心归化，表文是实，即与奏请，候旨处分。”

　　尚书陈有年，侍郎赵参鲁，科道官林材、赵完璧、徐观澜、顾龙、陈惟芝、唐一鹏等，陆续上疏反对封贡。

　　在众多反对封贡的声音中，福建巡抚许孚远（字孟中，号敬庵，浙江德清人）的议论最有针对性，也最为知己知彼。他之所以反对封贡，是基于派赴日本的密探提供的情报作出判断——即使“封贡”也难以遏制日本对朝鲜的入侵。

　　此事说来话长。万历二十年十二月，许孚远出任福建巡抚，下车伊始，就有两名指挥使级别的军官沈秉懿、史世用来参见，称是兵部尚书石星命他们秘密前往日本，“打探倭情”。许孚远鉴于沈秉懿年老，而史世用体貌魁梧，举止倜傥，便选用史世用作为密探。万历二十一年四月，史世用扮作商人，秘密到泉州府同安县，搭乘海商许豫的商船，前往日本萨摩州，同行的还有海商张一学等。六月出发，七月初四日抵达日本庄内国内浦港，得知萨摩州首领滕义久同中国商人许仪后随关白丰臣秀吉去名护屋（名古屋）。名護屋是关白屯兵发船进攻朝鲜的基地，史世用与张一学分别潜入名护屋，一方面寻觅许仪后，一方面察看关白居住的城堡，刺探其动静起居。八月二十七日，许仪后随史世用来内浦与许豫会见。九月初三日，许豫与史世用带了绸缎等礼品，会见日本人幸侃，由许仪后翻译。九月十九日，大隅州正兴寺和尚玄龙来内浦，会见许豫，问道：“船主得非大明国福建差来密探我国动静之官耶？”许豫回答：“是，尔国侵伐高丽，杀害人民，我皇帝不忍，发兵救援。近闻差游击将军来讲和好，我福建许军门听知，欲发商船前来贸易，未审虚实，先差我一船人货来此，原无它意。”玄龙将信将疑。十一月，滕义久、幸侃又派黑田前再次试探后，准许许豫将购买的硫黄二百余担运载回国，并将滕义久文书一封，转交许孚远。

　　万历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许豫回国，把刺探所得报告许孚远。许孚远把情报归纳为七点：

　　探得关白姓平，名秀吉，今称大阁王，年五十七岁，子才二岁，养子三十岁。关白平日奸雄，诈六十六州，皆以和议夺之。

　　前岁侵入高丽，被本朝官兵杀死不计其数，病死与病回而死者亦不计其数。彼时弓尽箭穷，人损粮绝，思逃无地，诡计讲和，方得脱归。

　　关白令各处新造船只十余，大船长九丈，阔三丈，用橹七十枝；中船长七丈，阔二丈五尺，用橹六十枝。许豫访诸倭，皆云候游击将军和婚不成，欲乱入大明等处。

　　日本六十六国，分作二关，东关名相板关，西关名赤间关。内称有船数千只，限三月内驾至大溪点齐，莫知向往何处。又点兵十八岁至五十岁而止，若有奸巧机谋者，虽七十岁亦用之。

　　日本长岐（崎）地方，广东香山澳佛郎机每年至长岐买卖，装载禁铅、白丝、扣线、红木、金物等货。进见关白，透报大明虚实消息，仍夹带倭奴，假作佛郎机番人，潜入广东省城，觇伺动静。

　　关白奸夺六十六州，所夺之州，必拘留子弟为质，令酋长出师以侵高丽，实乃置之死地。各国暂屈，仇恨不忘。及察倭僧玄龙与许豫对答语气，滕义久等甚有恶成乐败之意。许豫于写答间，亦微有阴诱之机。

　　浙江、福建、广东三省人民被掳日本，生长杂居六十六州之中，十有其三。住居年久，熟识倭情，多有归国立功之志。

　　十月十五日，许豫同伙商人张一学、张一治，把关白城堡侦探事情开报，许孚远加以整理，排除与许豫相同的内容，归纳为以下十一点：

　　平秀吉始以贩鱼醉卧树下，有山城州倭酋信长，居关白位，出山畋猎，遇平秀吉冲突，欲杀之。平秀吉能舌辩应答，信长收令养马，名曰木下人，又平秀吉善登高树，呼曰猴精。信长渐赐与田地，改名森吉，于是助信长计夺二十余州。信长恐平秀吉造反，嘉奖田地，镇守大堺。有倭名呵奇支者，得罪信长，刺杀信长，平秀吉统兵乘势卷杀参谋，遂占关白职位。今信长第三子御分见在平秀吉部下。

　　征高丽兴兵，平秀吉有三帅，名曰石田、浅野、大谷，大小谋议俱是三帅。

　　平秀吉发兵令各州自备粮船干米，船运络绎接应，家家哀虑，处处含冤。

　　丰护州酋首柯踏，统兵在朝鲜，闻大明助兵，丧胆逃回，平秀吉探知，剿杀一家，立换总督。

　　兵入朝鲜，在内浦港抽选七十人，近回者止二十人。日向国有大船装倭三百，近回者止五十人，损失甚多。

　　萨摩州乃各处船只惯泊之处，今从此发，有往吕宋船三只，交趾船三只，东埔船一只，暹罗船一只，佛郎机船二只。兴贩出没，此为咽喉也。

　　器械不过黄硝、乌铅为害，硫黄系日本产出，焰硝随处恶土煎炼亦多。惟乌铅乃大明所出，有广东香山澳发船往彼贩卖，炼成铅弹，各州俱盛。其番枪、弓箭、腰刀、鸟铳、铁牌、盔甲，诚亦不缺。

　　城池附在山城州，盖筑四座，名聚乐映淀，俱在大堺等处。每城周围三四里，大石高耸三四重，池河深阔二十余丈。内盖大厦楼阁九层，高危瓦版，粧黄金。下隔睡房百余间，将民间美丽女子拘留淫恋。又尝东西游卧，令人不知，以防阴害。

　　日本有罪，不论轻重，登时杀戮。壬辰年，一以是六十六州水陆平宁，任其通行贸易。

　　平秀吉丙戌年擅政，倭国山城君懦弱无为，壬辰征高麗，将天正三十年改为文禄元年。平秀吉号为大阁王，将关白职位付与义男孙七郎。七郎字见吉，年几三十，智勇不闻。

　　掳掠朝鲜人民，多良家子女，糠餐草宿，万般苦楚。有秀才廉思谨等二十余人，被掳在日本，平秀吉令厚给衣食，欲拜为征大明军师，廉思谨等万死不愿。

　　用现代眼光衡量，上述情报有不少属于道听途说，不够精确。但在当时信息封闭的时代，许孚远能有如此战略头脑，殊为难能可贵。

　　在提供上述情报之后，许孚远陈述自己的观点，作为封疆大吏，对于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必须明确表明态度，提醒朝廷当道，平秀吉野心勃勃，即使封贡，也不能阻挡其侵占朝鲜，进而染指中国的图谋。他在奏疏中特别强调，绝不可小觑平秀吉，此人有奸雄之智，有攻伐之谋，有窥中国之心：

　　看得平秀吉此酋，起于厮役，由丙戌（万历十四年）至今，不七八年而篡夺国柄，诈降诸岛，絷其子弟，臣其父兄，不可谓无奸雄之智。兴兵朝鲜，席卷数道，非我皇上赫焉震怒，名将东征，则朝鲜君臣几于尽为俘虏，不可谓无攻伐之谋。整造战舰以数千计，征兵诸州以数十万计，皆曩时之所未有。日夜图度，思得一逞，不可谓无窥中国之心。

　　他提醒朝廷衮衮诸公，千万要警惕平秀吉“凭其破朝鲜之余威，思犯中国”的野心。因此他认为当朝大臣的封贡方案，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都是不可取的。

　　其一是，若册封平秀吉为国王，将置山城君于何地：

　　窃谓日本有山城君在，虽其懦弱，名分犹存。一旦以天朝封号加之僭逆之夫，且将置山城君于何地？崇奸怙乱，乖纪废伦，非所以令众庶而示四夷也。

　　其二是，企图依赖封贡求得日本退兵，迹近于幻想：

　　平秀吉无故兴兵，声言内犯，陷我属国，东征之师相拒日久，损失亦多，碧蹄战后，暂退釜山，尚未离朝鲜境上。而我以细人之谋，听其往来讲封讲贡，若谓朝廷许我封贡则退，不许我封贡则进，要耶非耶？近朝鲜国王李昖奏称，倭贼方于金海、釜山等处筑城造屋，运置粮器，焚烧攻掠无有已时，至称屠戮晋州，死者六万余人，尚可谓之退兵乞和耶？

　　其三是，平秀吉豺狼之暴狐兔之狡，变诈反复，毫无信义可言：

　　（小西）行长、小西飞诸酋慑于平壤、王京之战，未能长驱直入，而又兵入朝鲜者死亡数多，恐无辞于秀吉丧师之戮，则亦姑假封贡之说，以绐秀吉而缓其怒。是以沈惟敬辈侥幸苟且之谋，得行乎其间。若我经略、总督诸臣不过因（沈）惟敬辈而过信（小西）行长诸酋，而错视平秀吉。不知秀吉豺狼之暴狐兔之狡，变诈反复，必不可信义处者也。

　　其四是，平秀吉狂谋蓄积已久，封贡不足以厌其意：

　　平秀吉狂谋蓄积已久，一封必不足以厌其意。要而得封，必复要而求贡求市，得陇望蜀，凭陵及我，朝廷又将何以处之……今当事之议，欲令倭尽归岛，不留一兵于朝鲜以听命。顾彼方进兵攻掠，肆无忌惮，又安肯收兵还国，幡然顺从？揆情度势，臣等恐其不能得此于彼也，即使暂时退兵，旋复入寇。败盟之罪又将谁责耶？议者多谓封贡不成，倭必大举入寇，不知秀吉妄图情形久著，封贡亦来，不封贡亦来，特迟速之间耳。

　　许孚远的奏疏写得有理有据，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预见到“即使暂时退兵，旋复入寇”。同时代人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孙鑛说：“时倭挠朝鲜，浪传乞封，本兵议许之，众论不然。方纷纭未定，然其端原自闽发之。公（许孚远）至福建，密募死士，往彼国侦焉。已而侦者来，悉得彼诡谋，并诸岛酋相仇状。疏闻于朝，谓发兵击之为上策，御之中策，不可轻与封。本兵至胶执，见之亦悚然。至亲见司礼道其实，谓即切责某数语，罢封贡最善。”叶向高说：“时平秀吉猖狂岛中，滨海岌岌，朝议主封贡。先生（许孚远）侦得其情形，具言：其废主僭位，六十六州劫于威，上下怨毒，势必败。堂堂天朝奈何假之名器，而与之市！”

　　在此之前，许孚远就向内阁首辅王锡爵表示了对封贡的不同看法。待到“请计处倭酋疏”呈上后，再次向王锡爵陈述自己的观点，如果实行封贡，后患无穷，悔之无及。但是，由于主张封贡的势力过于强大，他的主张虽然得到共鸣，却并未付诸实施。

　　福建巡按刘芳誉全力支持许孚远，再次力争。他在“侦探倭情有据”奏疏中说：“据商人许豫等探称，关白名平秀吉，令各处造船千余，大船长九丈，阔三丈，用橹八十枝；中船长七丈，阔二丈五尺，用橹六十枝。（许）豫访诸倭，皆云候游击将军和婚不成，即乱入大明等处。” 之后他又在“贼臣和亲有据辱国难容”奏疏中，斥责兵部尚书石星辱国：“据新回海商黄加等投送朝鲜人廉思谨书，内开和亲一段云：往年游击将军沈惟敬进兵朝鲜时，与倭连和，约送大明王女于日本。据此以质于礼部郎中何乔远、吏科林材、御史唐一鹏之疏，若合符节……（石）星以握枢大臣，辱国至此，尚欲觍颜就列耶？”朝廷不但不予采信，反而把他贬谪为温州知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