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昀

　　一

　　一九六一年，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莱昂内尔·特里林在寓所中平静地写下一篇长文《教授现代文学》。这一年，外面的世界并不平静：美国与古巴断交，约翰·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东德开始修建柏林墙，斯大林遗体被从列宁墓旁移出。国际政治风云诡谲的同时，在美国与欧洲的大学内部，进步主义思潮正在集结。令人惊讶的是，身处这样宏大叙事的年份，特里林竟感兴趣于英文系如何开设现代文学课。

　　在这篇长文中，特里林追溯了自己在哥大开设现代文学课时犹疑的心路历程。在当时，高校文学系开设现代文学课已是大势所趋，所有学科的目的都是为了引导年轻人去适应现代社会。几乎没有人能去反驳这种说法：如果大学里不开设现代文学课程，这岂不是构成了一桩教育丑闻？特里林对此却表示疑虑。一开始他与同事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主张不在课程中涵盖十九世纪末期以后的文学内容，后因学生抗议而作出让步，同意开设课程。当开课的任务落在肩上时，他又感到忐忑不安。

　　特里林所设计的课程大纲，并未遵循一般常规，将福楼拜、乔伊斯、卡夫卡、普鲁斯特、纪德等现代主义大师一网打尽，而是挑选了一些非常规性文本，如弗雷泽的《金枝》、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以及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等。文学作品虽也有列入，但选择眼光耐人寻味，比如选了十八世纪《拉摩的侄儿》；课程所选篇目中，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可算标准的现代主义作品，但他又心存疑虑。比如他为把《地下室手记》纳入书目感到后悔，觉得“存在着一定风险”。他不断地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所选择的这些导论性作品会不会过于偏激，会不会过于带有偏见？”即便两个学期的课程结束，特里林也未打消疑虑。现代文学究竟给学生造成怎样的影响，始终是他认真思考的问题。对他而言，这种忐忑不安的感觉“并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减弱”，反倒“有所增加”。

　　特里林对现代文学教学的疑虑似乎有迹可循，可在此后他为大学生编辑的《文学体验导引》（The Experience of Literature， 1967）中找到佐证。在这部选集中，人们若想找到特里林对《追忆逝水年华》《喧哗与骚动》《城堡》以及《尤利西斯》等这些现代文学经典的看法，只会徒劳而返（即便书中也零星列入卡夫卡、福克纳、叶芝以及奥登等人的作品）。特里林对现代文学教学采取的犹疑态度，难免令人好奇。尤其在一个开放而多元的社会氛围中，这种态度不禁令人想到晚年托尔斯泰对现代艺术的贬斥。那么，在对待现代文学教育的问题上，特里林为何犹疑不决？他的犹疑是否值得认真对待？

　　二

　　问题不仅在于作为文学教师的特里林在回避现代文学，而且身为批评家的特里林也对现代文学有所怀疑。《特里林为什么重要》（Why Trilling Matters）的作者亚当·基什（Adam Kirsch）在通读特里林的著作后发现，特里林几乎没有为那些现代文学经典写过专门的评论。在其作品中我们根本找不到他对卡夫卡、福克纳、普鲁斯特等人代表作的系统评价，即便他写乔伊斯，也把重点放在“书信中的乔伊斯”，而非“《尤利西斯》或《芬尼根守灵夜》中的乔伊斯”。与特里林的这种“冷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文学圈对现代文学的追捧，《尤利西斯》《卡拉马佐夫兄弟》《城堡》是那个“批评时代”最为热门的话题。比如埃德蒙·威尔逊的《阿克塞尔的城堡》可被视为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对叶芝、艾略特、乔伊斯、普鲁斯特、瓦莱里以及格特鲁德·斯坦因等现代作家作了极为精彩的阐释。基什由此猜测，特里林的“冷淡”是有意为之。与其去增添一篇无关痛痒的卡夫卡或托马斯·曼评论，倒不如去写写人们都不太关注的济慈、艾萨克·巴别尔以及威廉·豪威尔斯。

　　除了基什所给出的理由以外，这一切可能还和特里林对现代文学本身的价值的复杂看法有关。

　　让我们尝试着从特里林的评论中寻找一些证据。相较于对十九世纪文学的赞赏，这位批评家的确对二十世纪文学有一些负面评价。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以前的文学比较温和，那时的艺术与知识生活比现在的更具亲切感，社交与友情得到称颂，作家与艺术家也没有那种想要远离人类普遍愉悦的冲动，体面的日常生活也并未遭到攻击，这可以从济慈、华兹华斯、奥斯丁以及亨利·詹姆斯等人的作品中找到例证。二十世纪是文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敏锐的文学家们像是不约而同地被某种现实的焦虑所感染，文学逐渐走向社会的对立面。在作品与读者的互动中，读者逐渐产生这样的认知：“世界是个骗子，其社会制度都是虚构的。”同时，当代读者也日益要求文学具有形而上属性，而非道德属性，“从未有如此多的人希望过上开明的生活，希望看穿社会所强加的幻想”。

　　比如从他的文集《知性乃道德职责》中可以看到，特里林认为现代文学可能让我们无法对生活中那些普通的、直接的、平凡的事物产生共鸣，因为在卡夫卡的《城堡》、艾略特的《荒原》中他们总是以极端的方式把这些事物构成的世界描述为“人间地狱”；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室人”对社会的敌视态度并非源自他对社会生活的缺陷所作的反应，而是“源自社会对他的自由所表示的污蔑—社会希望自己具有仁慈之心，希望自己能体现‘崇高而美好的存在元素”。此外他还担心在詹姆斯·乔伊斯身上所弥漫的虚无主义元素，认为他“对实体化生活所作出的超验式肯定伴随着一种深刻的漠然态度，甚至是一种敌意”。

　　進步主义者自然会把特里林的这番见解视作反动，因为这令他们想起利维斯与托尔斯泰式的道德主义，也激活了他们对柏拉图驱逐诗人以及宗教审查的遥远回忆。“如今，我们在美学上都成了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我们都深信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提出的艺术理论是错误和幼稚的。但在这一信念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真理，我们变得与我们所思考的文学内容一样……我们对粗鲁的思考并不会让我们变得更人性，反倒粗鲁；重复诉说我们人性中的污点只会让我们去认同它。”特里林在日记中的某段文字似乎也印证了人们的担心。

　　如此说来，特里林真的只是一位托尔斯泰式的道德主义者吗？他真的要回到与时代脱节的反动立场上去吗？事情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不妨从特里林与“垮掉一代”的代表诗人艾伦·金斯堡之间的私人轶事说起。就如康德对卢梭的敬意那样，人们恐怕也很难想象特里林这样一位温文尔雅的教授怎么会与一个离经叛道的诗人产生交集。

　　一九四四年，十七岁的金斯堡作为哥伦比亚学院的新生来到了特里林的课堂。时值二战，实用主义至上，课堂里的学生很少有精神上的余裕来投入文学和对文学的思考。在二战期间，金斯堡无疑是为数不多在文学上天赋异禀的学生。师生之间很快产生一种惺惺相惜之情。金斯堡经常拜访特里林，并给他写长长的书信。每有新作诞生，特里林总是金斯堡的第一位读者。由于金斯堡与父亲关系破裂，特里林实质上成为了他的精神之父，并一再对这位状况频出的学生施以援手。金斯堡曾因在窗上写下侮辱哥大校长与反犹的言论而被勒令退学，后在特里林的帮助下，学校才对他从轻发落，使其一年后重返校园。另有一次，金斯堡与另一位垮掉派成员因密谋盗窃被捕，特里林则说服了警察使其避免了一场牢狱之灾，而在精神病研究所度过相对安稳的岁月。正是在那里，金斯堡创作了备受争议的《嚎叫》（Howl）。

　　对于金斯堡这样的学生，特里林的妻子戴安娜·特里林有颇多抱怨：为什么这样的人不能被送进监狱？为什么因为他读了兰波与纪德并决定成为作家，便可得到特殊照顾？为什么一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不能走一条正路：毕业、发表作品、发展事业，远离监狱呢？与妻子不同，特里林对金斯堡有很深的同情，他能够真切体会现代艺术家对现代社会伪善的拒斥，也充分认识到金斯堡无论在个人还是在文学上对习俗道德的反叛正处于现代主义“真实性”（authenticity）传统中。

　　由此可见，特里林虽然对现代文学有一定的怀疑，但绝不是拒斥。通过检视他的作品，也可以再次证明这个结论。无论是特里林个人漫长的现代文学阅读史、在思想上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接纳，还是他倾其一生对真诚与真实主题的关注，都充分说明他对现代文学的熟谙和对现代价值的尊重。他太了解现代文学，“历史上没有任何文学能在力度和宏大的气概方面胜过当今的文学”。他也一再表述自己并不否定现代文学的价值，并能欣赏其特有的魅力：“分裂本身就能令我们着迷，因为它是一种力量。”既然如此，特里林为什么要在教授现代文学课程的问题上如此纠结呢？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与特里林对文学伦理政治维度的特定关注密不可分。

　　三

　　不同于威尔逊对文学内在审美的关注，特里林对文学的兴趣主要在文学的社会效果。他的兴趣在于把“文学状况视为文化状况”，因此他的首要关注在于“作者的意图，他的意愿所涉及的对象，以及他希望得到或希望发生的事物”。对他而言，现代文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强大的“个人化力量”。这种个人化特征，给他的文学课带来挑战。他认为，文学教师的身份与批评家的身份有所不同：批评家可以面对理想化的、不受环境约束的读者去写作，甚至可以去研究那些在实际的世界里属于有害的势力；文学教师则有所不同，因为听众就站在眼前，而且会问及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现代文学作品不断地向读者发问：忠于家庭有意义吗？我们满意自己的婚姻吗？社会与他人是不是自我的地狱？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不是非常可耻？虽然文学课聚焦点于分析语言结构、叙事手法以及审美体验，但教师与学生终究无法回避作品所透露出来的价值判断。要当着学生去直面事实和价值之间越来越宽的鸿沟，作为教师的他感到尴尬与不适。比如学习了劳伦斯的诗歌《资产阶级是多么糟糕》（How Beastly the Bourgeois Is）中如下段落后，学生不可避免会把诗歌内容与当下生活相联系：

　　资产阶级是多么糟糕

　　尤其是雄性种类—

　　装扮得俊俏，像一棵蘑菇

　　站立在那里那般时髦、笔挺而又中看—

　　像一株蕈菌依赖过去生命的残余为生，

　　从那些比它自己伟大的生命枯叶中吸取生命。

　　（参照秦希廉译本）

　　劳伦斯的看法值得赞赏吗？愤世嫉俗是否是一种更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特里林感到这类问题相当私密，我们通常通过无意识状态，或者是通过隐秘的有意识状态来思考这些问题；即便进行交流，对象似乎也应该是年龄相仿、交往甚密的朋友，而在年龄差距甚远的教师与学生之间交流，让他感到为难；此外，当他作为一位教师在讲述这些厌恶文明、反叛社会的作品时，常常感到自己就是这些作品所批判的对象。尽管他同情并欣赏金斯堡，却从没想过有朝一日过上金斯堡式的“本真人生”。这是不是有一点“叶公好龙”的虚伪？在《诚与真》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文化中的知识生活的鲜明特征就是，它鼓励一种形式的赞同，但并不意味着真正相信。”这种“形式的赞同”有问题吗？他不确定。是否应该鼓励学生去“真正相信”，去成为乔伊斯笔下的斯蒂芬或纪德笔下的米歇尔？他还是不确定。如何在现代文学与现实人生之间构建实质的联系，这类问题令他感到困惑与艰难。有的时候似乎只有把这些内容变成试题（“叶芝、纪德、劳伦斯、艾略特都曾运用有关性的主题来批判现代文化的缺陷，请就他们的不同手法进行比较”）才能化解困局。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特里林的疑虑被证明是完全合理的。他的课上存在三种类型的学生：第一种占极少数，这些学生完全看不懂作品，他们既无敏感性，又没有焦虑感，完全拒绝现代主义的挑战；第二种学生则以游戲的心态来阅读作品，他们不仅不会被文学中所反映的“荒原”所震撼，反倒会发现这些虚无与深渊的“有趣”，当然这类学生也不占多数；特里林最为担心的是第三种学生，他们占了最大多数。这些学生在阅读现代文学之前已经对现代价值了熟于心，这一前提“彻底化解了这些作品对他们的震撼”。众所周知，在特里林写这篇文章之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已渐成气候。二○一六年芝大英文系教授丽莎·罗迪克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起他们那代学生的“峥嵘往事”，反叛意识是这代人的共性：

　　作为战后婴儿潮的一代，被现代社会的贪婪与暴力所唤醒，想要像僧侣那样净化自身，并从这个世界所珍视的价值中逃离。如果资本家珍视美学愉悦，我们学者就拒绝在我们所教授的作品中享受美的愉悦。如果权力把道德作为借口来传播社会污名，我们就否认内在的良知。如果那些人珍视家庭的价值，我们就唾弃家庭。

　　特里林在这代学生身上考虑的问题是：首先，根据他的观察，很多學生并非出自专制权威的家庭，也并没有真正体验过社会的迫害。他担心，他们对社会的反叛意识并非基于个体处境的现实思考，而是很大程度来自文化共同体的时尚与压力。他们热衷于参与“反社会者的社交活动”，并“时刻准备着去取悦教师和崇尚进步论的社会”。其次，现代文学的激进意识进一步鼓励了他们已有的被环境所塑造的激进意识，因为当时的文化极为肯定地认为，“艺术能比其他任何一种知性行为产生更多的真理”，因此他们“在大学里任何一门学科中所遭遇的思想都无法在力度和影响力方面企及现代文学向他们传达的思想”。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对此有深切的体会，他在《我们所交往的朋友》中以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与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为例指出，学生可以通过阅读这些现代文学经典，在灵魂中铭刻出“一幅关于疏离、抗拒，并且好斗的自我形象”。

　　归根结底，令特里林不安的是，现代文学会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空中丧失其启蒙价值。当学生们已经接受了一套反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后，这些反中产阶级的现代文学非但无法让他们对既定的看法作出批判性的怀疑，反倒更容易加深他们原有的偏见。而且，这种偏见的力量甚至可以简化乔伊斯与奥威尔作品本身丰富的内涵。在这种情形下，不是文学去解放禁锢的头脑，反倒是禁锢了的头脑试图去解放文学。

　　因此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现代文学本身，而在于那个时代的阅读心态及其背后的文化状况。特里林的学生们太自信了，自信到极有可能对自我缺乏怀疑，对作品缺乏足够的敬意。如果说特里林以“真正的书可以阅读读者”来表达某种谦逊的话，他的学生们则极为自信地在这些作品中“将自己埋进去的东西再重新挖出来”（尼采）。尤令特里林忧虑的是，他们对于自己执着的信条毫无怀疑，丝毫没有觉察出这类“反社会的社会运动”以及“以我们的名义追求自我”之中所隐含的悖论。

　　四

　　历史的无情常常在于它的宏大叙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特里林的犹疑连带着他的文章早就被众声喧哗所淹没，他所在的哥伦比亚大学也早已成为革命圣地。或许只有在时间中，事物才能展现其真正的价值。十多年后，作为当时社会与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追忆了那段往事，同时也对曾经参与的激进主义实践有所反思。在他看来，六十年代学生运动在后期所暴露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丧失了现实感，学生执着于扮演某种敌对角色与创造戏剧效果，而非去为社会问题作真正现实的抗争，其根源正在于特里林所暗示的“文学性”。但在那个“极端的年代”里，“强悍、凶猛、自信和好斗的人深受推崇”。特里林的犹疑与他的时代并不合拍。在他身上，从来都找不到那种确信无疑与志在必得的气概。

　　别尔嘉耶夫曾言，伟大的思想家都存在着思想上的矛盾与不一致之处。但很少有像特里林这样的思想家，完全以矛盾的形象示人，并使矛盾显得如此有魅力。特里林的犹疑在于，他既同情道德，也同情非道德；他既赞赏简·奥斯丁，也不排斥纳博科夫；他是传统“真诚”价值的捍卫者，但也并不拒绝承认“真实”对现代生活的影响；在他的身上，马修·阿诺德的“光明”与弗洛伊德的“黑暗”彼此拉扯，自我与社会左右平衡。有一回，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对他调侃道：“你没有立场，你总是身处立场之间。”（You have no position， you are always in between）特里林则回应道：“之间才是唯一的诚实之所。”（Between is the only honest place to be）

　　特里林的“之间”—一种充满了思考的犹疑—来自于他对现实的诚实。正如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所言，一个人若要保持正派与诚实，就需要不断付出智力和道德上的努力。这不仅因为世事是复杂的、冲突的，甚至是艰难的，人的认识总是存在着局限；还因为人的思考本身很难在缺乏现实环境的抽象中运作。正是强烈的现实感，使得特里林对文学的教学环境分外敏感，即便作为批评家，他也摆脱不了教师的身份。文章的撰写一定有它的读者以及背后的时代语境，人的思考绝不能在没有现实压力的情况下进行。思考一旦松懈就会成为教条，沦为“惰性的道德”。恰恰是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平庸之恶”，造就了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之灾。特里林不断地批评他的美国同行，他们总是远离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转而进入一种抽象的整体性感知”。他尤为赞赏亨利·詹姆斯在《卡萨玛西玛公主》中所塑造的海厄森斯·罗宾逊这一人物形象，他的犹豫不决看似脆弱不堪，却能像柔软的芦苇那样，在经受住意识形态洪流的冲击之后，依然缓慢地立起来。

　　这种充满思考的犹疑，是感性上对世界的惊奇，是知性上对现实的探究，同时也是伦理上对生活的困惑。它从不拒绝异质思想的挑战，也绝不固执己见。“让我们的敌人获得启迪吧！……我们的危险来自于他们的愚蠢，而非他们的智慧。”约翰·密尔的慷慨大度令特里林激赏，但在那个时代，密尔的另一判断则让他意识到现实的残酷：“我们要想从既有的人类思想档案中精选出最能彰显人类的愚蠢与偏见的东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从人们对其他人看法的看法中找到样本。”这样的判断，即便放在多元的当下也依然成立。

　　面对这些，文学依然是重要的。如果特里林还在世，他一定还会开出文学的药方。因为文学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增加我们对自我与世界的犹疑，让高速运作的机制适当地减缓节奏，让看似坚硬的信条适当地审视自身的根基。它不会让一切坚固的事物都烟消云散，而是可以滋养一切坚固事物的土壤。特里林对现代文学教学的反对，绝不是为了削弱或否定现代文学的价值，而是担心在某个固执己见的时代，连能够照亮生活的文学之光也日益黯淡，甚至被这个时代不容置疑的呼吸所湮灭。若真走到这一步的话，令人遗憾与焦虑的就不仅仅是文学教育的现状与未来了，而是犹疑的智慧在人类文化中奄奄一息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