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光

　　一

　　阿尔弗雷德·爱德华·纽顿（A. Edward Newton，1864-1940），出生于美国费城一个土生土长的富裕之家，十三岁即辍学从商，先是在邻家的杂货铺打杂，后来成为布朗兄弟公司的一名记账助手，并曾在波特-科茨书店文具部工作。凭着他的努力、精明与远见，一路打拼创业，于一九○○年坐上了卡特电器公司董事长的宝座。他虽然开玩笑说自己对电器术语不甚了然，“看到螺丝起子就头痛，一见活动扳手就害怕”，却以“独特多彩、隽永睿智”的广告文章享誉业界。纽顿曾自曝其成功秘诀：“此人之所以获致成功，丝毫非因其能力过人，而是他尽量避免让自己在天赋异禀、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士面前碍手碍脚。纽顿先生的法宝便是极尽所能延揽高手，让他们担负重大责任，并充分授权，盖责任与权力必须相辅相成方能开花结果。”（转引自威廉·斯科特《伟哉生意人—A.爱德华·纽顿》）他具有一种奥斯古德所说的“生生不息的淋漓元气与孜孜不倦的勇敢进取”的精神，总是身体力行一个“乐”字，带给企业活力，也给他的友人和读者带去启迪和深远的影响。这一点只要读一读他写的一系列谈书的书，便可以有足够深入的体会了。然而纽顿并不安心做一个成功的商人，更乐于把做生意当成唯一的娱乐与副业，把藏书、读书、谈书当成了主业。这种“主次颠倒”的选择，造就了美国藏书史上一位佞宋主人黄丕烈式的人物。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五十年间，正是英伦藏书及艺术品在资本裹挟下漂洋过海，大量涌入美洲新大陆的时代，也是一個收藏家“英雄辈出”的时代。如果置身纽顿所生活的时代，向前看到的是罗伯特·霍、约翰·皮尔庞特·摩根那样巍峨高耸的藏书巨擘；向身边扫视，与纽顿比肩而立的则是亨利·E. 亨廷顿、亨利·C. 福尔杰、哈利·埃尔金斯·威德纳、贝弗利·丘等美国藏书黄金时代的一干熠熠生辉的人物，纽顿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藏书家都建立了相知相惜的良好关系，其中一部分人物还成为了其文章的描写对象。作为藏书家，纽顿与法国藏书家布拉尔、英国藏书家里查·希伯那样的购书狂不是一个路数，而是藏有专攻，以质取胜，真正倾注心力于阅读和写作。著名书商罗森巴赫曾说，纽顿之前最受藏书家顶礼膜拜的是托马斯·弗罗格纳尔·迪布丁的《书痴》，因而整个十九世纪可以称为“迪布丁年代”；一九一八年《藏书之乐》的问世，为新的书话写作定制立法，则标志着“纽顿年代”的到来。稍后，纽顿又出版了《最伟大的书》《搜书之道》《糊涂旅行家》等，亦风行一时，极大地推动了大众阅读和藏书。

　　我想，愿意阅读这本藏书目录的同道中人一定会将它与上面提到的几本妙语连珠、趣味横生的纽顿书话对读—唯其如此，我们才可以了解在这些略显晦涩的条目背后隐藏着的动人故事，才可以了解纽顿是怎样的一个人。不过读过《藏书之乐》等书之后，你或许会对纽顿口不离书价高低、言必及收藏获利印象深刻，甚至会有点儿心生不满。其实他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浑身透着诙谐幽默的劲儿，那种对书价念念不离的腔调，既是商人的本分，也是一种戏谑调侃。他在《旧目与新价》中这样谈及阿诺德的藏书拍卖：“我竟然用‘他的获利这么铜臭味的词儿，恐怕是大错特错。其实他的真正获利是当初搜求、购置，以及（一度）坐拥那批宝贝的喜悦。至于介于一买一卖之间所增加的约莫一万元实际金钱所得，只能当作他孜孜不倦、勇往直前地花钱买书（当然，不少人原本都认为那是挥霍无度）的奖励罢了。”这一看法与他在《搜书之道》中提到的乔治·H. 帕尔默的看法如出一辙。如果可以的话，他愿意带着他的书一起走进坟墓，与那些曾经“耳鬓厮磨”的旧爱新欢永不分离，与那些他所挚爱的诗人智者永远相伴。诚如波特莱为本书撰写的序言所说，纽顿真正感兴趣的是人，藏书只是他深入了解那些有趣之人的一种方式，他倾尽心力撰写的书话也是对人的情感世界和命运的一种探讨，而一本本古书往往只是一根根燃烧激情的迷人引线。

　　二

　　纽顿生活的时代，处置私人藏书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种是将藏书捐诸公藏，奠定并丰富了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等社会公共智慧库的收藏，从而介入到文化、学术的传承和发展之中；一种是通过私人基金建立个人图书馆，介入到大众知识与文化的传播之中，如摩根、亨廷顿的藏书楼；一种即是通过拍卖，使所藏珍本再次得以流通，造福收藏家。纽顿藏书采取的是第三种方式。在正式拍卖之前，纽顿之子斯威夫特委托拍卖公司印制了《纽顿所藏善本与手稿》（The 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s Collected by the Late A. Edward Newton）一书，意在为拍卖造势。据该书斯威夫特所撰前言介绍，纽顿去世前交代后事时并未对藏书的处置提出具体意见，而是全权委托其子处理。斯威夫特虽然清楚地意识到这批藏书是当时最杰出的收藏之一，但究竟是整体出售、零敲碎打地出售还是付诸拍卖，并无定见。后来他清楚地记起了父亲偶然之间与他的一段谈话，纽顿希望能将他的藏书拍卖，让其他的收藏家也有机会享受“追逐的快乐”。其实，这正是纽顿在他的书中屡次表达过的观点。前文已经提及，纽顿认为藏书所带给人的最大的幸福就是汲汲搜求的过程，而不在于一旦拥有。他笃信龚古尔遗嘱中的一段话：“谨依吾愿，余所庋藏之字画、画片、古玩、书籍—丰富此生之艺品也者—等等物事，切莫移交博物馆冷藏，任由无心过客懵昧观览；务必托付卖场标售落槌，借此，余长年逐一搜求各物过程所得之种种乐趣滋味、品味雅兴，方可再度一一施与同好中人矣。”他是个绝顶厉害的钓客，要像《钓客清话》的作者艾萨克·沃顿一样，将垂钓善本的技术与快乐与人分享。而斯威夫特以及拍卖行的工作人员也有志于编制一本“最伟大的书籍目录”，作为对纽顿先生最好的纪念。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纽顿藏书目录》，就是纽顿去世后据其所藏手稿、书札、珍本而编辑的拍卖目录，汇集了其藏品的精华，比较全面地呈现了纽顿藏书的风貌及品位，是对书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纽顿藏书目录》分为A-D、E-M、N-Z三册，共二千零三件拍品，分三次由PAKER-BERNET GALLERIES， INC.拍卖，具体拍卖日期是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五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十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值得注意的是，《纽顿藏书目录》的一部分条目的内容出自纽顿手笔。据PAKER-BERNET GALLERIES， INC.古书部门副主管阿瑟·斯万（Arthur Swann）所撰No Bunching， Please一文，大概十年前斯万先生造访橡树丘，曾建议纽顿书籍应在其百年之后拍卖。鉴于许多珍本只有纽顿自己熟知其妙处，斯万当时还建议纽顿能为一些书卷撰写一些掌故轶事或简要说明，直接放在书中或另建一个文档。事实上，斯万先生是橡树丘的常客，曾与纽顿多次商讨藏书目录的编撰工作，在纽顿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斯万也曾与他会面。因此，由斯万及其同事来编撰这份目录是比较不错的选择。重检纽顿藏书的过程中，斯万在其中发现了纽顿撰写的一些注释，有些是打字稿，上面有纽顿的亲笔评注，有些则完全是他亲笔撰写，均细心地加以排列，数量多达数百页。斯万列举的第一个例子是兰姆的《梦中的孩子》：

　　查尔斯·兰姆的《梦中的孩子》。手稿本。路西塔尼号沉没之日购自罗西手中，连带其他书籍共耗资三千五百美元。系鄙人图书收藏中价值最高者之一。评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纽顿的兰姆藏品十分丰富，第二册第五八三号至六三一号拍品皆与之有关。《梦中的孩子》手稿被标为第五八三号，被纽顿誉为兰姆藏品之冠，温特罗德在本书序言中也特别提到了它。此外，斯万No Bunching， Please一文還引录了哈代手稿《远离狂嚣》、约翰逊《伦敦》、葛雷《挽歌》的题跋等，将二者对校，会发现本书内容更加丰富全面，全文引录了纽顿的题跋文字。不过二者文字也稍有不同，例如纽顿买书的一些价格信息没有出现在纽顿的题识中，同时直接点明了Rosy即罗森巴赫，这些应当是出于拍卖考虑而作出的改动。病中的纽顿似乎也很清楚无法为自己的每一件藏品写一份简要说明，交代藏品的来龙去脉，但他已经尽了力。他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九日写道：

　　人生至此，我深感遗憾。老朽似乎已无力妥善地为这些藏品编撰索引和评注了。然而，（即便没有简明评注）这些藏品对于任何一位编制鄙人藏书拍卖目录的人来说，都应是深具价值的。

　　纽顿藏书尤重关联本和前人手泽，他的众多题识说明无疑为其藏书以及本书增色不少。诚如《纽顿所藏善本与手稿》所言，本书在编制过程中收录了按照惯例应收的信息，如书籍的版本形式（手稿或印本）、开本、字数、页数等，以供严肃收藏家以及其他人参考，有些重要藏品还摹印了部分手稿，但更重要的是收录了纽顿所作注释和说明（多以斜体排印）。当然，书中的小字说明还涉及手稿的重要性、版本、与印本的差异、递藏情况、诸家评论等。兰姆、哈代等人手稿的著录，很好地说明了这份目录的专业水准，与今天那种粗制滥造的拍卖目录不可同日而语。

　　耶鲁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波特莱（Frederick Albert Pottle）在第三册序言中指出，到二○四一年纽顿的这本拍卖目录将不易觅得。他大概没有想到，八十多年后会有一家有眼光的中国出版社将纽顿的藏书目录原样影印出版，化身千百，以飨读者。纽顿爱读旧目录，不无夸张地说“旧目录这玩意儿实在叫人血脉贲张”，不仅藏有诸多英伦、美国旧书店所编售书目录，也藏有诸多重要拍卖会的藏书目录，其中包括一七八五年约翰逊藏书拍卖目录以及小鲍斯威尔藏品拍卖会目录。他在为约翰逊藏书目录撰写的题记中写道：“吾辈藏书，皆终将难免步此后尘。故人耗尽光阴、金钱，以及精力—死而后已。趁故人新坟未干之际，其遗嘱执行人依嘱将一度隶属故人之书籍径付敲槌拍卖。处置故人藏书，自然亦该如同处置他的‘遗体一般恭敬虔诚，差可符应故人藏书风貌也。”（纽顿《拍卖场风云》，陈建铭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这份编制精审的拍卖目录，保留了“故人藏书风貌”和众多纽顿题跋，使我们在多年以后还能一一覆按其藏，不知对纽顿藏书感兴趣的人读来是否也有“血脉贲张”之感呢？

　　三

　　综观本书以及纽顿的著述，不难发现其藏书有三个重点，一以兰姆、哈代、狄更斯、笛福、雪莱、济慈等英国文学名家的初版本、关联本为主，二以约翰逊博士及其友人为中心的一系列文献为主，三是稍显逊色的与美国学有关的文献。当我们谈论纽顿的时候，很容易仅仅把他当作一个藏书家，事实上他酷爱英语文学，也是一个出色的文体家。他的心中始终炽腾着拥有著名英语文学家首版书的欲望，一再强调收藏珍本的人应首先潜心研究文学，在此基础上去追索那些富有人情味的好书。他说：“英文文学何等博大精深！选择以首版书进入藏书堂奥就像跨上一匹名驹。英文文学其源之远，其流之长，其广亦无边也。我们拥有举世最伟大的诗歌、戏剧和小说；至于散文，我们的成就也仅次于蒙田。何其灿烂辉煌、多姿多彩！”（纽顿《搜书之道》）其藏书室位于费城市郊戴尔斯福德郡的橡树丘，在他看来，枝繁叶茂的橡树恰是英语语言文学的象征。因此，他对雪莱、济慈、狄更斯、哈代、兰姆、特罗洛普、威廉·布莱克、笛福等人的作品十分熟悉，对约翰逊、哥尔斯密、鲍斯威尔的交往圈子更是了如指掌，他们的名言警句常是信手拈来。即便缠绵病榻之际，依然一边开玩笑，一边还是要谈论文学。所以，纽顿的《藏书之乐》问世后一炮走红，为书话写作适时地开出了新风气，就绝非偶然了。

　　本书中最昂贵的藏品，当属花费了纽顿六万两千五百元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卡里斯福特伯爵旧藏本，品相上好。然而纽顿最令人称道的则是与约翰逊有关的收藏，历时四五十载，简直无所不包，世所罕有。让我们以此为例，谈谈纽顿的收藏。首先来听一听他的夫子自道吧。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纽顿委托安德森艺廊举办了那次著名的“落难藏书家书籍拍卖会”，写过一篇《写在开拍之前》，披露了其约翰逊收藏之一斑：“此回交付拍卖的书籍，除了其中极少数的例外，都是复本—但这批书并非我所有的复本。我拿了两部《约翰逊博士词典》出来拍卖，可是我的家里还摆着四部。我拿出一部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而书架上还有另外三部。《拉塞拉斯》我拿出两部，我还有五部。我打算卖掉四部‘卡罗尔本，而我的手上少说也还有四五部，其中包括两部签赠本。”（《搜书之道》附录《落难藏书家书籍拍卖会目录序文》）至于更详细的情况，则可以参见本书第二册第三七五号至四七四号拍品，许多藏品后面都附录了纽顿亲撰的说明。第三七九号拍品是约翰逊拉丁文诗歌《认识你自己》（Know Thyself）手稿，后有纽顿一九四○年六月十三日的一段说明：

　　在我看来，这首《认识你自己》的拉丁诗稿（其标题是希腊文）乃鄙人约翰逊收藏中最饶有意趣而令人唏嘘的藏品之一。这件藏品几乎无人知晓，如果鄙人推测不错的话，仅见于托尔博伊斯（Talboys）和惠勒（Wheeler）一八二五年六月于牛津出版的约翰逊著作集中，鄙人恰好购得其中的一册大开本。

　　这段文字写于去世前三个月，是纽顿最后写下的少数文字之一，对这份手稿的偏爱洋溢其中。还有一些手稿则与购书价格以及收藏轶事有关。比如第二册第四一三号藏品，作者购买时花了不到三十七美元，当时大家都取笑它，但是多年以后另一个本子已经价值一千八百美元了；再如第四一六号藏品，则是Rothschild勋爵的赠品。这些对于考索当时的书价变动和藏家交游都是有价值的材料。除了众多的手稿、书札和关联本，藏品中还有一件约翰逊用过的银茶壶呢，纽顿曾用它招待过很多橡树丘的客人。

　　另外还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与约翰逊相关的人物，诸如皮奥齐夫人、鲍斯威尔、哥尔斯密等人的藏品。在纽顿的诸多书话中，写约翰逊“红颜知己”皮奥齐夫人的《半路才女》（A Light-Blue Stocking）是我特别偏爱的一篇，多取材于纽顿私藏约翰逊与皮奥齐夫人往来书信以及后者手稿。拍卖目录第三册第五十六号至六十八号拍品，皆与皮奥齐夫人有关，而且可与约翰逊书信相互印证。纽顿尚著有长文《鲍斯威尔其人其书》，是为此君正名之作，目录第一册第二○六号至二三四号藏品皆与之有关。纽顿在第二一九号藏品识语中高度评价了鲍斯威尔，称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传记作家，也是一个思虑深远的编者。关于哥尔斯密的藏品在纽顿收藏中没有占据显要位置，但是目录中也有近四十件。正是这些相互关联的卓越藏品，为纽顿复原他最热爱的十八世纪文学、艺术风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

　　最后，让我们谈谈西方私家藏书与拍卖之间的关系。

　　西方私家藏书及其目录的编订，与东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拍卖制度很早就被引入到书籍买卖中。研究表明，在一五九九年至一六七○年之间，荷兰大概已经举办过上千次拍卖会，目前所知的尚有六百五十多份书籍拍卖目录，其中荷兰收藏家埃尔德·冈德收藏的一五九九年的拍卖会印刷目录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拍卖目录。（参见郑鑫尧编著《世界拍卖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而英国的第一份印刷拍卖目录则迟至一六七六年方才出现，由一个叫威廉·库珀（William Cooper）的小书商印制，爱德华·米林顿（Edward Millington）则是另一位比较重要的早期拍卖商，最著名的当属著有《约翰·邓顿不堪回首的一生》一书的邓顿（John A. Dunton，1659-1733）。关于一六七六至一七○○年间英格兰书籍拍卖的具体情况，曾在索斯比拍卖行担任过主笔的约翰·劳勒（John Lawler）写了一本《十七世纪英格兰书籍拍卖会》（Book Auctions in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676-1700] ），首次较为细致地梳理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书籍拍卖萌芽期的历史。劳勒的这本书还追溯了书籍拍卖制度的起源以及发展过程，指出书籍竞拍制度是由荷兰的埃尔索维尔（The Elzevirs）家族传入欧洲，后世英文拍卖图录多以埃尔索维尔家族的拍卖图录为模版制成，可以说这个家族乃是书籍拍賣界的“开山祖师”。友人钱飞飞女史的研究（未刊稿）表明，该书较为完整地保留了英格兰地区的早期拍卖价格以及库珀、米林顿的拍卖图册前言，罗列了二人以及同一时期其他书商的拍卖列表，这些都是不易复得的佳史料。书籍拍卖制度引入到英格兰受到了普遍的赞誉，但是也有一两位热爱读书和藏书的名流后悔将书散尽。其中一位是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曾在日记中说通过拍卖散尽藏书令人难以接受，“散书之痛，好比切肤之痛”。除了部分藏书人担忧、后悔之外，书籍拍卖制度也因为早期部分拍卖者的不诚实行为受到大众质疑，甚至有些拍卖者会雇人去抬高价格。这与纽顿对书籍拍卖的态度截然不同。

　　简要回顾书籍拍卖的历史，可以看到西方很早就借助拍卖这一二级市场运作形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书籍价值、价格评估体系，逐步确立了古书珍本在经济、精神及文化传递诸方面的公共认同。相反， 我们的古书买卖则一直发生在书商和藏书家之间，属于一级市场的模式。这种方式固然增加了很多意外之喜，却一直未能建立良好的古书公开定价制度，每当动乱之时，古书都会遭受重大厄难，甚至按斤称两以售。所以，我国的藏书目录以私家编制为主，而西方私人藏书的目录则以拍卖目录为主 。许多伟大的个人收藏最终都以拍卖目录的形式呈现，本书当然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这本目录作序的奥斯古德、温特罗德、波特莱三人，皆为纽顿生前好友，皆曾是橡树丘的座上宾，并在那里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其序言对于了解纽顿其人以及本书自然不无裨益。尤其是普林斯顿大学英语文学名誉教授查尔斯·格罗夫纳·奥斯古德，与纽顿交情深厚，也是约翰逊的超级粉丝，纽顿那帧著名的圣殿门藏书票即由此君拟就草图。借用奥斯古德序言所引约翰逊博士的一句话来说，我们确信一定会有人将这本目录视作一个伟大收藏的精心描述，并从中获益匪浅。

　　克里斯坦·高斯（Christian Gauss）曾说：对纽顿来说，一本书就是一个人，而纽顿的藏书就是纽顿其人；纽顿的收藏与写作只是他生命的不同侧面，他留给世界的最佳作品就是他自己。这话听起来像谀辞，但却是实在话，因为藏书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