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一六年二月号的《书城》上读到了诗人杨炼评论另一位诗人阿尔丁夫-翼人及其作品的文章《相逢在历史哀歌的岸边》，生出许久未有的美与怅，也沉在诗作、诗人和文学传统的互文中，回味瞬息时来的迷惘的浪涛。

　　在这篇美丽的散文中，我们熟悉的诗人杨炼藉着对另一位诗人的代表作的阅读与思考，展示了他们这一代文学心灵的精神状态。文章不长，但诗人的强有力的思考像十指之间的光芒和水流一样倾泻着。

　　杨炼用“哀歌”来定义翼人的《沉船》：“因为这个源出西方的诗歌形式，其实深切吻合了我们的中国经验，或者说，没有什么中国经验，有的只是诗歌的经验。”这是绝妙的散文化的诗歌语言！但我们的结论是：这其实就是“现代中国的诗歌经验”！因为，“哀歌”让我们想起维吉尔、但丁和里尔克；而在古典中国的诗学传统中，我们所能找到的是陶渊明、刘梦得和李义山。前者是满涨的和白描的，以“纪念碑性”与繁复的雕刻使人动容；后者中的“挽歌”传统则是高度抒情性的隐喻与静穆，被唤起的感受来自于语句之外的巨大遐想与文本背后的阐释传统。

　　那么，我们何以在杨炼这一代人所追寻的“哀歌”传统中，读出与从文学形式来看截然不同的中国古典挽歌相通的情感？我想，是因为我们的“中国经验”。而这种情感在杨炼和翼人的作品中，竟是深深地依赖于在情感体验上与之很少关联的西方文学传统与观念结构（甚至是其中的古典成分），我想，这是因为“现代中国的诗歌经验”。前现代的因素被来自于西方的现代形式吸纳了，但这一过程没有创造出一种可以与古典中国的诗学传统真正接续的话语系统，因而在后现代因素弥漫的当代，毕竟枯萎和乏力了。

　　现代汉语可以创造出惊人的丰富的诗歌意象，也可以从感性经验最深处逼近和再现它所产生的时代，但当其需要更为有力地批判和反思这个时代，以及更为深邃和透彻地超越它时，却势不能穿鲁缟。这一代人无比鲜活与动人的生活经历与生存价值，在整体上还没有用中国古典诗学的心灵过滤过，所以，尽管可以在瞬间意象和语言技术上唤起这种传统，但这意象与技术却不能使诗歌与真正完满的中国经验“相逢”。

　　—伍维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