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福建漳州 363000）
“十九世纪新加坡华族人口中的福建帮是操厦门语音系的漳州府、泉州府和永春州的福建人为代表。业缘属于商人阶级。在莱佛士建立新加坡的蓝图里，商人阶级凌驾于工、农阶级之上。……福建帮是于道光七年（1827）建立漳泉公塚恒山亭于石叻律，作为福建帮的总机构。1840年又建天福宫于华商汇集的直落亚逸街，奉祀天妃、观世音等神祇。福建帮总机构也由恒山亭迁移至天福宫。直到1960年，福建会馆才成立，初附设在天福宫里。”[1]林孝胜将1819年新加坡开埠以后福建帮结社的主线整理得十分清楚，恒山亭与天福宫相继构成了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主要的精神信仰中心与管理机构。对于清嘉庆二十四年才开埠的新加坡，在南洋闯荡已久的闽南人早有准备，尤其是马六甲、槟榔屿等地的漳、泉籍土生华人，闻风而动，携带着大笔资财进入新加坡，凭借着先前与西方殖民者多年打交道的经验，一开始就在新加坡站稳了脚步，联合源源不断南来的中国原乡商人、船主，成为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中坚力量，构建了以原乡民间信仰为核心的相对稳固的福建帮社会生活，而恒山亭与天福宫正由此应运而生，体现出了独异于南洋其他华人社会的建构特点。
一、恒山亭：新加坡开埠初期的福建帮
恒山亭自创建始，位置变动不大，如张夏帏先生之描述：在甘榜峇鲁区石叻路旁的小丘上，有间，规模不甚大的庙宇，石叻学校就在庙的附近，此山丘早期称为恒山，山坡的古庙即是恒山亭。[2]
恒山亭现存最早的碑刻铭文为清道光八年（1828）“漳郡浦邑东山上营社大董事薛佛记敬立”的“福弥春秌”匾，兼有对联一副“恒德掭伯权恩流异域/山灵镇公位化被中华”，后人多依此断定恒山亭至少在1828年已经存在。另一佐证是，1827年5月20日福建帮以陈送为首呈函给驻扎官请政府制止注辇人在福建公冢挖土，联名的还有颜栋、林全、张亚满、杨皂及蔡鸭。[3]
道光十年（1830）以薛佛记为首的华人鸠众在恒山之麓创建大型庙亭——恒山亭，主祀福德正神，并留有碑刻《恒山亭碑》，很好地记述了恒山亭创建的初衷及其历史由来。
夫叻州者包络山川，控引武垄，商贾于兹千仓万箱，是皆地之钟灵，水之毓秀者也，爰有人众之盛如此。然而托足异国，昔人所悲，犹未旋返莫可以期，存则荣归，没则旅瘗。眼见恒山之左，叠叠佳城，累累坵墟，或家乡远阻，吊祭不到；或单行只影，精魄何依？饮露餐风，诚无已时，每值禁烟令节，一滴之到夫谁与主？令人不胜感慨系之矣。是以会同人效文正公之妙举，建亭于恒山之麓，以备逐年祭祀，少表寸诚。……
大董事：薛佛记 陈送观 高福元 瑞茂号 振源号
总 理：高修词 张续观 周正春 陈篆观
……
峕道光十年岁次庚寅蒲月日 薛文舟勒石[4]
据林孝胜考证，恒山亭的建筑费由99 位漳泉善士仁翁（大部分是来新发展的马六甲漳泉商人）合捐5200 西班牙元。[5]其中不乏有像陈送、陈笃生这样刚从中国原乡下南洋打拼，最后在新加坡功成名就的漳泉原乡人。毫无疑问，新加坡的马六甲漳泉商人是以大董事薛佛记为代表，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创设了恒山亭。薛佛记晚年回到其出生地马六甲担任青云亭主，从他对马六甲第二任华人甲必丹李为经的推崇，可见李为经在马六甲的一系列义举对其影响颇大，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李为经为马六甲华人购置了三宝井山坟地，并且与马六甲首任甲必丹郑芳扬一起创设了马六甲青云亭。马六甲华人除了称颂李为经担任甲必丹的功绩，还极力赞颂其“捐金置地，泽及幽冥”[6]，薛佛记担任青云亭主时，干脆将李为经的禄位配入青云亭祭祀，并自捐己金为之置办后续的祭祀产业，并称颂李为经“方其少，既有超世之高才；及其壮，又有避世之远见。……道德齐礼，慈祥恺恻。”[7]薛佛记在新加坡创建恒山亭，正是以前辈李为经的丰功伟绩为榜样，而身体力行之。甚至连此次创建恒山亭后所立的《恒山亭碑记》的内容，也与乾隆六十年（1795）马六甲甲必丹大蔡士章在前任甲必丹李为经所置办的三宝井山上创设宝山亭时所立的碑记内容，如出一辙，择要赘录如下，以供比较：
滨海而城环廓而市者，甲州也。东北数峰，……三宝山也。山之中，叠叠佳城，累累坵墟，因我唐人远志贸易羁旅，营谋未遂，陨丧厥躯，骸骨难归，尽瘗于斯。噫嘻，英豪俊杰魄欤？脂粉裙钗魂欤？值禁烟令节，片褚不挂，杯酒无供，令人感慨坠泪。……然少立祀坛，逐年致祭，常为风雨所阻，不能表尽存诚，可为美矣未尽善也。今我甲必丹大蔡公，荣任为政，视民如伤，泽被群黎，恩荣枯骨，全故老之善举，造百世之鸿勋。义举首倡，爰诸位捐金，建造祀坛于三宝山下，此可谓尽美尽善。[8]
由此可见，薛佛记正是深受马六甲先贤的影响，而创设了恒山亭，并担任了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的领袖。
道光丙申年（1836），恒山亭针对新加坡华人社会日益发展变化的实情，立下《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涉及恒山亭里里外外的规范与管理，以严整的规章制度来进行有效管理，择要如下。
第一条，清明祭祀……众议，敬神既毕免用请客之礼，……。第二条，中元普渡，……不可白昼致祭，实于幽明不便。第三条，中秋佳节，头家炉主……祀神，既徹可将福物收在炉主之家，邀请众头家同享神歆之福，所捐缘金，开费之外有存银员，概交本亭和尚收为备办红烟老叶茶等件以供炉主全年祭祀及待客不时之需。……和尚……本塚之坟墓，宜早晚照顾巡查，免被禽兽毁坏。如有不遵者，或礼罚，或革出，皆从公议，绝不宽情。第四条，凡清明节、中元普渡、中秋佳节，一概不许闲人在亭内或亭外左右私设宝场，以乱规模。倘有不遵者，请褒黎大狗嗎礁来，挪交褒黎责罚，又不许本亭和尚设卖鸦片烟，并不需要在本亭边左右卖鸦片烟馆。如有妄行不遵者，被众查知，将和尚革出，将烟馆拆毁，绝不容恕。第五条，恒山亭之香资，和尚于每月朔望日落坡捐化。而逐年唐船、暹船、安南船及外州郡之板船、双层船等平安抵叻者，公议唐船凡漳泉者每只捐香资宋银四大员，其船中人客募化多寡随其发心；如暹船、安南船及外州郡之板船、双层船暨各号等船，不论船之大小，但论船属漳泉者，议定每只船捐香资宋银二员。若属本坡之船，每年香资捐化一次。倘有船主不尊者，若遇其船中头目、伙计或有身故者，公议不许附葬于本塚山，着本亭和尚阻止。如漳泉人等身故要附葬于本塚山者，务必对值年炉主处取单，带交与本亭和尚为凭，如无取单为凭，亦着和尚阻止。
以上所议规约务宜凛遵毋怠毋忽
道光岁次丙申腊月谷旦 董事总理会仝炉主及漳泉诸商众等 公白[9]
此规约除了整顿日常亭务，确保恒山亭的场地、祭祀、香资等有序运行之外，最重要是把捐献香资与能否附葬该塚山挂钩起来。对于如何处理身后事，都是海外各华人帮群首要考虑之事。恒山亭首要是解决新加坡在地的华人的丧葬问题，此塚山本是他们创设的；其次则为来往新加坡的漳泉船商水手解决此难题，但是责任与义务是对等的，既然这些时刻流动而非定居新加坡的漳泉船商水手想要附葬恒山亭塚山，自然需要在平时捐金赞助以积攒功德。有意思的是，该规约最后落款为“董事总理会仝炉主及漳泉诸商众等公白”，也可明显看出其时新加坡在地华人社会与流动的漳泉诸商之间的身份区别，漳泉诸商众在恒山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从另一方面而言，新加坡因为开埠晚，英国殖民者又实行自由商业港的政策，使得有备而来的大量华人做好了定居发展的准备，尤其是马六甲等处的土生华人，这与明末遗民举家迁往会安或马六甲等处定居的情况，实为殊途同归，比较容易促成华人社会在当地的成型与发展。外加新加坡种植业等各行业的蓬勃发展，也为后续的华人留居新加坡提供了比较稳定的留居条件。而恒山亭又像马六甲华人社会的青云亭一样，扮演着新加坡早期华人社会精神信仰中心与管理机构的角色。
道光二十六年（1846）恒山亭塚山已满，福建帮群重开新塚山势在必行，而主事人薛佛记已经回到其出生地马六甲担任青云亭主。虽然马六甲与新加坡近在咫尺，但毕竟还是有空间隔阂，但薛佛记依然集众将此事处理好，并发了布告，即《恒山亭重开新塚布告事碑》。次年，薛佛记在马六甲过世，并归葬在该处，神主牌被供奉在青云亭里，和他许多为马六甲华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前贤一样受到了空前礼遇。
窃谓塚山之建，盖系仁人恻隐之心，欲俾死者所赖以安也。今观夫恒山旧塚，因山地狭隘，历年久远，是故坟堆累累，叠成鱼鳞，东西界限之内，别无罅隙可寻，仁人君子一经触目，宁不中心忉怛哉。爰是公议再建一山，地名柑仔园，涓此十月十二日吉辰，预备牲牷祷告山灵：厥后凡系福建人，倘有不测，可从而葬焉，务依旧塚规例，仍向恒山亭炉主给字，然后举行。兹已各事完竣，合应具白布告。本亭公议：凡有葬新塚山，定限每穴二长二尺四方为度，不得多占公司之地。[10]
此碑文反映出了三方面的重要信息，一是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迅速，人口激增，身故者亦增多，又历年久远，导致恒山亭塚山不敷使用，因此不得不重开新塚地，并且还特地规定了新墓地的使用尺寸，防止多占多用，以延长塚地的使用寿命。其二，布告里只字不提购置新塚山的费用与具体操作，其理由不外是恒山亭原来购置的塚山比较大，原来只开辟了恒山亭旧塚山那一部分，新开辟的柑仔园也是原有塚山的一部分；如若不然，则是恒山亭香资积蓄较多，因此通过公议将此香资划出部分资金，重新购置了柑仔园新塚山，故不需要向众人鸠金劝助。其三，恒山亭开设柑仔园新塚地，依然按照中国原乡的习俗，先选择良辰吉日，准备祭品祭祀柑仔园的土地公、山神等所谓的“山灵”，如此才能心安理得使用新塚山。
薛佛记这一番义举，在其后人身上得到了继承与发扬。光绪五年（1879），其子薛茂元担任恒山亭大董事，倡修恒山亭及新塚地路径，并捐金八百元，为此次重修捐金最多者，立有《重修恒山亭碑记》，同时还回顾了恒山亭创设的历史。
恒山亭者，为妥塚山诸幽魂而作也。道光十年，文舟薛公董其事暨同志诸公筹赀创建于星嘉坡旧塚山之麓，去坡三里许，枕山面海，虎踞龙蟠；右则新山雾列，左则荒塚星罗，虽非山水形胜之区，颇负灵秀钟毓之异，祀福德正神于亭中，复募僧以奉香火。自是以来，闽之商旅是邦者，弥觉富有日新，而祈祷斯亭者，亦见熙攘辐辏，信乎地之灵人斯杰也。迄今四十余载矣，日徵月迈，雨蚀风残，山川如故，庙宇改容。幸茂元君为文舟公令嗣，有志修葺，遂以重新义举，商于诸君，佥曰善善。乃相与捐金諏吉，革故鼎新，规模概依旧制，气象不减当年。又见新塚路径崎岖，往来甚苦，不惜浩工巨费，修筑坦平以便行者。是役也，喜文舟公之有众贤子，而又喜诸君之有善心焉。愿后世登此亭者，顾名思义，景仰前徽，传斯亭日新又新，恒久不已！则当年名斯亭之深意，庶乎得矣。[11]
二、天福宫：新加坡开埠发展变化中的福建帮
“雄踞直落亚逸街的‘天福宫’，是新加坡一座历史悠久的大丛林，也是福建会馆的前身。……根据Major James low 的报告：天福宫的建筑工程，从1839 年兴建到1842 年尚未成功，已经耗去宋银（西班牙银）三十千，……所有的建筑材料，据说全是从中国搬运来的。”“天福宫虽然在1842年年底（道光廿二年）才落成，然而据说在这之前，即1810年的嘉庆十年，已有人在天福宫的原址设坛奉祀了。1821年，天福宫的原址，已发展为一间小土庙。”[12]此为柯林木梳理的天福宫建造及之前的历史。新加坡开埠后，发展日新月异，天福宫妈祖香火也日益兴盛。而此时福建帮群的信仰与管理中心尚以薛佛记为首倡建的恒山亭那边。但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新加坡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新加坡的华人人口在1821 年为1159 人，到1836 年，也就是道光丙申年恒山亭颁布《恒山亭重议规约五条》之时，华人人口高达13749 人，约为总人口29984 人的41%[13]。“随着人口激增，贸易的兴盛，社会问题，日渐复杂，以‘慎终追远’为主要目的的恒山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了。”[14]1839年薛佛记回马六甲担任青云亭主，陈笃生一跃成为大董事，鸠众创建天福宫，立有《建立天福宫碑记》，可以一探究竟。新加坡天福宫崇祀圣母神像，我唐人所共建也。自嘉庆二十三年，英使斯临，新辟是地，相其山川，度其形势，谓可为善贾聚集之区。剪荆除棘，开通道途，疏达港汊，于是舟樯云集，梯航毕臻，贸迁化居，日新月盛，数年间，遂成一大都会。我唐人由内地帆海而来，经商兹土，惟赖圣母慈航，利涉大川，得以安居乐业，物阜民康，皆神庥之保护也。我唐人食德思报，公议于新嘉坡以南直隶亚翼之地，创建天福宫，背戌面辰，为崇祀圣母庙宇。遂佥举总理董事劝捐，随缘乐助，集腋成裘，共襄盛事，卜日幸筑，鸠工疕材，于道光廿年造成。宫殿巍峨，蔚为壮观，即以中殿祀圣母神像，特表尊崇，于殿之东堂祀关圣帝君，于殿之西堂祀保生大帝，复以殿之后寝堂祀观音大士，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规模宏敞，栋宇聿新，神人以和，众庶悦豫。颜其额曰天福宫者，盖谓神灵默佑如天之福也。共庆落成，爰勒贞石，誌其创始之由，并将捐题姓氏列于碑阴，以垂永久，俾后之好义者的所考稽，以广其祀于无穷焉。[15]
陈笃生作为第一代马六甲土生华人，相对于薛佛记而言，似乎帮群的意识较为淡薄，更关注新加坡整个华人社会整体利益，且看他于1844年创建向新加坡所有人开放的陈笃生医院时所立碑刻《陈笃生医院缘起》，即可知道陈笃生的胸襟。
大凡守望相助，里井原有同情，而疾病相持，吾人宁无夙愿？矧叻州者西南乃极，瘴疠频生，所以疮伤痍疾之人，尤为狼藉，既无衣食以御其饥寒，复无户牖以蔽其风雨，人生况瘁之遭莫踰于此，能不目击心伤哉！前国王树德推恩，经有猪傌之设以为病室。今盛典已不再矣！而道路匍匐，较昔日而愈甚焉。余自营商贾以来，私心窃念欲有所事于孤苦之人，而有志未举。幸际新嘉坡、槟榔屿、马六甲三州俄文姑呢峇抵騧、示珍康申喳脂临莅，胞与为怀，痌病廑念，嘱余构屋以绍前徽，余因夙有此心，是以直任不辞，另寻淑地无杂嚣尘，俾斯人得所棲息，此一役也。虽曰亟命使然，而实不负于余之素志云尔。[16]
天福宫的创建在新加坡影响巨大，尤其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组织迎接从福建原乡运送过来的妈祖神像的仪式过程，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迎神庙会的行列约有三分之一英里长，伴随惯常的铜锣和各种形态以及大小不一五光十色的彩旗。……迎神队伍中最大特色是一些五岁到八岁的小女孩子，穿着各式各样鞑靼戏服和中国戏服，几个人一群地高坐在装饰得很华丽的阁台上让大家抬着走。……那女神正身是安置在用黄色绸缎和黑皱纱装饰得很漂亮雅观的有华盖神轿椅，神轿当中由人们扛运着，神轿的周围由一些穿着同一颜色的古装袍的华人卫队围绕护卫着。……在市区里，华人早就依照他们所喜爱的形式建造了一座非常精美壮观寺庙即[天福宫]来接纳这尊女神雕像了。华人把女神称为天上圣母或称妈祖婆……[17]
新加坡华人社会中福建帮群的人口与财力都是最为雄厚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福建帮群创建天福宫可谓顺应时势，厚积薄发，天上圣母神像与天福宫的所有建筑材料都从中国原乡运送而来，外加能够组织如此庞大的迎神赛会，由此可见一斑。从此，天福宫与恒山亭分管着福建帮群生与死的两大问题，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
“由浮动人口到定居社会，天福宫的兴建，是新加坡都市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它位置在人口密集的直落亚逸街，介在商业区域住宅区之间，是漳、泉人聚居的地带。”[18]陈笃生因应“唐人”的实际需要，在市区繁华地倡建天福宫，崇祀妈祖、关帝、保生大帝与观音大士，甚至连于“唐人会馆议事之所”都规划在内，可见早已胸有成竹。如此兼顾了土生华人与漳泉诸商众各自的需要，而实际上二者的神明信仰体系是一致的，只不过各自有所侧重而已：譬如，马六甲土生华人的青云亭主祀观音大士，祔祀保生大帝、天后与关帝，这是他们的神明信仰传统；而漳泉诸商走船跑马，崇祀天后娘娘，对家乡医神保生大帝亦崇奉有加，对于清廷极力推崇的关帝信仰，乃至被敕封为“山西夫子”、与“孔夫子”并驾齐驱的关帝爷，更是亦步亦趋地加以信奉，对于观音菩萨的信奉也就更不陌生了。陈笃生更多考虑兼顾的是新加坡“唐人”社会整体需要。天福宫建立碑文中的“唐人”指代新加坡华人的表述，迥异于恒山亭碑文中的“漳泉诸商众”“福建人”指代福建帮群的表述，由此可知陈笃生之用意。
当然，陈笃生为首的天福宫主事者胸怀新加坡整个华人社会，并不意味着天福宫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精神信仰中心与管理机构。新加坡甫一开埠，莱佛士就对华人社会实行华人治华、分帮管理，商人至上的策略，莱佛士对此认识很清楚：“要把华人的甘榜建立在适当的基础上，就必须注意这个特殊民族的地缘性和其他特性。大家都知道，某一省份的人比别一省份的人较常吵架，而不同省份的人们之间，又经常发生不断的争执与骚扰，同时亦必须把定居者和行商区别开来……。对于后者，特别对那些从厦门来的行商应倍加注意，由于他们在商业上的重要性，值得考虑是否适宜在欧人与苏丹居处外的军营西边，划出一块单独地段分配给他们作为旅新时居住。”[19]而实际上，对于有备而来的各个华人方言帮，福建人与潮州人无论在人数，还是财富上并没有存在长期的压倒性优势，广府人与客家人人数虽然少一些，财力亦比较薄弱，但在充满致富机会的新加坡，也曾涌现胡亚基这样的商业巨子，他们亦不甘人后，外加他们所从事的手工业、服务业等职业具有很强的结社精神，财力不够，人数来凑。而各大方言群也确实存在着彼此竞争的关系，外加秘密会社的作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福建与潮州等帮群之间摩擦不断，乃至大打出手就对此下了鲜明的注脚。新加坡在这方面迥异于马六甲华人社会漳泉人长时间一枝独大的情态。而新加坡恒山亭与天福宫的领导权也确实一直掌控薛佛记与陈笃生等漳泉人手里，这也自然而然地给天福宫划上了福建帮群的色彩，信仰上可能还存在突破帮群的空间，但在管理上，各大帮群就很难取信于天福宫的主事人能够不偏不倚地处理华人内部事务。天福宫成立之后，十九世纪后半期信众陆续向天福宫敬献了二十几块匾额、七副对联，除了几块署名缺失的匾额，其他的都是福建各邑信众，无一是广惠肇、嘉应丰永大琼等帮群的信众，由此可见一斑。
三、结语
1819 年新加坡开埠后，有备而来的华人并非只有福建帮，还有潮州帮、客家帮、广府帮等。他们都早早在新加坡建立以原乡民间信仰为核心内容的社会生活，迥异于南洋早期华人社会草创时期的艰辛与简陋。福建帮先后创建恒山亭与天福宫，解决日常死生的重大命题，一方面体现了福建帮那些英属海峡土生华人有备而来的优势与担当，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下南洋的闽南人善于适应、勇于拼搏的奋斗精神，同时还反映出福建帮精英分子因应生存大环境的变化，展现出了超越方言帮群，关照“唐人”社会整体，乃至关照整个新加坡全体民众的胸襟，开启了他们家国情怀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序幕。注释：
[1]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裔》，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第30～31页。
[2]张夏帏：《开埠初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恒山亭》，林孝胜、张夏帏等合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第41页。
[3]转引柯林木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2～113页。
[4]丁荷生、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8页。
[5]柯林木主编：《新加坡华人通史》（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2～113页，114页。
[6]傅吾康、陈铁凡：《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2年，第223页。
[7]傅吾康、陈铁凡：《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2年，第248页。
[8]傅吾康、陈铁凡：《马来西亚华文铭刻萃编》（第一卷），吉隆坡：马来亚大学出版部，1982年，第271页。
[9]丁荷生、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0页。
[10]丁荷生、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1页。
[11]丁荷生、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3页。
[12]柯木林：《古香古色的天福宫》，林孝胜、张夏帏等合著：《石叻古迹》，新加坡：南洋学会，1975年，第49页。
[13]宋旺相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叶书德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5年，第18页。
[14]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第9页。
[15]丁荷生、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3页。
[16]丁荷生、许源泰：《新加坡华文铭刻汇编（1819-19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2页。
[17]宋旺相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叶书德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5年，第42～43页。
[18]陈荆和、陈育崧编著：《新加坡华文碑铭集录》“绪言”，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第9页。
[19]转引宋旺相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叶书德译，新加坡：中华总商会，2015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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