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雪晴

　　（武汉理工大学 汉语言文学系，湖北 武汉 430063）

　　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进士，四十四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深得康熙信任与赏识，康熙赞他：“谨慎清勤，始终一节，学问渊博。朕知之最真，知朕亦无过光地者。”

　　《音韵阐微》（以下简称《阐微》）是清代一部代表性的官修韵书，由康熙皇帝下旨，着李光地、王兰生二人编撰，康熙五十四年（1715）至雍正四年（1726）修撰完成。由于李光地在距韵书开编仅三年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病逝，他本人也因各种原因饱受众多学者的诟病。从清代全祖望开始，不断有人对李光地抱有鄙夷的态度，认为他并无真才实学，仅仅是会逢迎皇帝罢了。今人张舜徽也以一句“光地迎会主意，恒有其所以自固之道”来解释李光地一生受到康熙重用的原因。因此，一般认为李光地没有多高的学术水平，在音韵学上也所知不多，只是因善猜圣意而讨康熙皇帝喜欢，位高权重，编撰《阐微》只是枉有空名，如罗常培在谈论《音韵阐微》一书的作者时认为：“关于它的著者，李光地的名头虽然比王兰生的大，论起他们的功绩，王兰生却比李光地的多。”

　　事实上，李光地深谙律吕、音韵之学，造诣非浅。李光地与清初大儒音韵训诂名家顾炎武、清代“历算第一名家”梅文鼎二人交好，且其音韵学知识直接受学于顾炎武，继承了顾炎武的古音学理论。张民权在《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一书中如是说：“李光地对朱熹理学笃信不疑，然而在著《诗所》时还是摒弃了叶音说而采用了顾炎武古音说，以‘古音某’注音。”据张民权考察，李光地与顾炎武第一次见面是在康熙十年，李氏《榕村全集》卷三十三有“顾宁人小传”，记载了二人那次见面的谈话内容。顾炎武的古音学说对李光地启发很大，以致后来李氏涉及到音韵学的著作、书信、文章等都能看到顾氏学说的影子。顾炎武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去世，是时《音学五书》还未刻成。之后，《音学五书》流落民间书商之手，李光地花重金赎回《音学五书》版刻。可见，顾氏音韵学思想得以流传，进而改变清代古音学研究的历史，形成乾嘉之学的学术高峰，李光地有很大的功劳。

一、李光地对王兰生的影响

王兰生（1680～1737），字振声，一字信芳，号坦斋，本一介布衣，在直隶交河跟着父亲王席珍过着躬耕田亩的清贫生活。但他“生而颖异，风度端凝，好学问，始就外傅读小学，即麤通大意，进反必依于书。家贫，夜读每以香火代烛。”王兰生遇见李光地时，年方弱冠，李授其易学、音韵等知识。直至9年后（康熙四十四年，1705），王兰生才得以进京助李光地修《朱子全书》。又过了七年，经李光地引荐，王兰生被康熙召见于武英殿，自此才正式开始他在翰林院的修书生涯。但此时王兰生只是生员，是县学诸生，也称秀才。五十二年（1713）入直内廷后，康熙就曾下旨赐生员王兰生、监生梅毂成与举人一体会试。五十四年（1715），王兰生奉旨随李光地编撰《音韵阐微》。六十年（1721）会试，王兰生承蒙圣眷，破格殿试，中辛丑科二甲第一名。

　　王兰生的易学、音韵、律吕等学问是李光地启蒙教授的。据罗常培考察，王兰生因应童子试时，背诵朱熹的《易本义》和《小学》一字不漏，被李光地赏识，之后李还把自己的易学、吕律、韵学知识传授给他。而其本人又正直忠厚，做学问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因此其他武英殿翻书诸臣对他的学问功底也十分佩服。王兰生擅长的是音韵律吕之学，凡是涉及该方面知识的书籍编撰，都会有王兰生参与。《交河集》卷一“传略”有载：“于古今音韵乐律诸书以及外域之谱，无不讲习讨论，洞悉源流，始能传不传之绝学而擅长一代也……凡有音韵律吕门目者，各馆臣皆请旨命公会同纂修，盖服其学之专且精也如此。”可以说，李光地对王兰生是有知遇之恩的。王兰生是《阐微》的实际编撰者，但在编撰之初，韵书体例、内容的拟定，王兰生都需要事先和李光地反复商榷。《交河集》卷一“恩荣备载”有如下记载：“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年公三十九岁）二月二十九日：诚亲王、十六阿哥传旨着王兰生将所纂的韵书送与大学士李光地仔细看阅过，具折启奏，钦此。”李光地是于康熙五十七年病逝的，这里“所纂的韵书”应该是一份初拟韵书的样稿，其凡例还没有完全拟定，所以仍然需要先交给李光地看阅，同时还要征求康熙的意见。因此，虽然王兰生是《阐微》编撰的完成者，但《阐微》这部清初官方韵书的基本形式和内容，是有李光地的指导意见在其中的。

二、李光地的韵书编撰观

李光地在韵书编撰上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韵书的作用在于明韵，因此，在接到康熙皇帝编修韵书的旨意之后，他本打算编一部纯粹反映时音特点的韵书。同时，这部韵书要在编排体例上打破传统韵书“部多首东，等多首见”的格局，以单元音、零声母为枢纽去组合排列所有音节，具有积极的创新精神。

　　首先，随时谐俗的历史音变观。李光地清楚地认识到，语音是随着时间地域的不同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然所据者皆今日同文之音也，考之唐宋闲则已别，稽之于古则又殊，盖是编之意存乎明韵而已，非随时则不通，非谐俗则不悟。”李光地认为韵书的作用在于“明韵”，而“明韵”则要依据“今日同文之音”。今日同文，即当时通用的时音、官话音。因此，他主张编一部“随时谐俗”的韵书。

　　其次，改变传统韵书格局。传统韵书“部多首东，等多首见”，即“东韵”总是排在韵部首位，“见母”总是排在声母的首位。李光地主张以“支微齐鱼虞歌麻”七韵为首，每韵之字从“影喻”开始。在《榕村韵书略例》中，李光地提到“惟国朝十二字头之书，但以篇首五字，使舌齿唇展转相切，而万国声音备焉。盖于韵部以麻、支、微、齐、歌、鱼、虞为首，于字母以影、喻为首，独得天地之元声，故可以齐万籁之不齐，而有伦有要也。从来为此学者，部多首东，等多首见，盖失其本矣。”他从康熙赞赏的国书十二字头（满文字母）的编排中得到启示，对传统韵书中“部多首东，等多首见”的编排体例提出质疑。他在韵部编排上十分赞赏邵雍《皇极经世》以歌韵首列，在声母韵部编排上十分赞赏辞曲家以影母字收声的做法。

　　从现代音韵学的角度来分析，李光地提出的这种编排体例是有道理的。歌韵只有一个单元音[a]，现代语音学称之为舌面前不圆唇低元音，元音在咽腔（喉）到口腔的通道中受阻碍很小，古人感到发音部位接近于喉；影，是喉音零声母[ ]，也是通道上阻碍最小的，古人感觉是喉音。单元音与零声母相拼，就是“音素直拼”，比冗余成份很多的传统反切在拼切便利方面优化多了。李光地赞成邵雍、词曲家基于时音运用简易的韵书编排模式，按“啊[a]、噢[o]、呃[e]、衣（唹）[i]、呜[u]”五大主元音为序，各元音先与零声母（影）相拼，再依次与其它声母相拼。这种编排体例思想，也正是《阐微》合声反切原则的思想雏形。

　　由此可以看出，李光地对韵书编撰的基本态度，是主张超越传统，标新立异。虽然其中不乏对国书字头的溢美，但他确实看到了满文国书十二字头的音素直接拼合优化于传统的韵书反切。李光地处于明末清初思想变革的潮流之中，深受明末大儒顾炎武、梅文鼎等人的影响，视野开阔，时有新意与创见，这是学术思想进步的体现。后来这些想法虽然受到康熙政治主张的抑制，在韵书形式上未能得到全新的体现，但他想突出的时音内容实际上已暗含进《阐微》的时音系统中去了。

三、李光地对《阐微》的影响

（一）《阐微》的编排体例

　　

　　然而，从后来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光地对自己提倡的这种打破传统格局的编排体例有所动摇。在每韵中声母排列顺序上，李光地在《榕村韵书略例》中是这样说的：“从来为此学者，部多首东，等多首见，盖失其本矣。”而在《覆发阅韵谱式样札子》中则换了一种考虑：“则或且仍等韵先见溪群疑，或遂先之以影喻晓匣，似乎两可。”这背后的原因，我们不难探究。《阐微》是一部御定编撰的韵书，因此李光地是不可能不考虑康熙皇帝的想法的。康熙是大一统华夏帝国的君王，但无论如何是摆脱不了外来满清统治者这一身份的。他时刻都在为得到以儒家文化为正统的汉民族的承认而努力。在政权稳定之初，康熙亲自部署编修的大型著作就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代表儒家经学精髓的小学类典籍更是重中之重。因此，在官修韵书《阐微》的编撰方案上，康熙也是坚持形式上沿用正统韵书的传统音系框架的，即《切韵》-《广韵》系韵书“部首东，等首见”的编排格局。

　　在领悟康熙“不遽变古”的立场之后，李光地的观点就似乎完全转变了：“今反切取声虽以影喻为重，至于每韵中列母应否仍先以见溪群疑，存不轻变古之意。”并且，提出韵书正文体例“仍依一东二冬之旧”，只是在凡例中可以将国书的优点展现出来。这再一次暗示，康熙的意见就是要不轻变古，即不轻易改变传统韵书的编排体例，以显示自己是正统的传承者。因此，《阐微》最终展现出来的大体面貌，仍然是按“平上去入”四声统领全书，四声之下分韵，承用《五音集韵》和《古今韵会举要》格局，仿《佩文韵府》分韵，按三十六字母“牙、舌、唇、齿、喉、半舌、半齿”的顺序列声母，始“见”终“日”，与《切韵指南》一致。

　　（二）《阐微》的合声反切法

　　《阐微》的“合声”反切，是吸收满文“合声”的音素直拼优点来改良传统反切的。虽然有顺从康熙皇帝的意思在里面，但康熙只是提供了一个想法，具体的操作方案还是需要李光地来考虑的。他将满文的合声之法与传统韵书的三十六字母、三十韵部具体结合起来，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反切改良的初步方案。

　　合声切法的优点在于从听感上二字合为一音，更为流畅，即“皆两声合成一声，不用寻其等母韵部便可晓然”。在李光地的《翻切法》和《覆发阅王兰生所纂韵书札子》中，他明确提出了“合声切法”概念，并且提出具体实施合声切法的理想方案：反切上字取“支微齐鱼虞歌麻”七个首摄韵部中字；反切下字皆取喉音影喻中字，若影喻有音无字，则可“取旁近之声代之”。旁近之声，这里指的是邻近韵中的零声母字。“阿、厄、衣、窝、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五个元音a、e、i、o、u。以七韵中这五个单元音为核心，前加介音、后加韵尾，就能够生出“一切”音。以此为选零声母下字的基准，无字者变通借用邻近韵字。这就是后来《阐微》的“合声”。若不能按照理想的方案挑选反切上下字，则上字从上、去、入中借字，下字从晓母、疑母中借字。这就是后来《阐微》的“协用、借用”的变通内容之一。李光地构想很具体，构想了借邻近的声调、声母、韵母的候选方案，以补“合声”之不足。尽管《阐微》反切改良的结果与当初的这些乐观预计距离较大，但这些设计在《阐微》中实施的成果还是显著的。

　　（三）《阐微》“音虽从时，部伍仍旧”的音系表现方式。江阳合流、知照合流、非敷合流在近代已经完成，李光地看到元明韵书中已反映出了这些音变情况，但形式上仍保留传统模式。在编撰《阐微》之前，李光地有编一部反映时音韵书的打算，此意在《榕村韵书略例》中已经表露出来。但或许李氏还未来得及着手著书，御定纂辑韵书的旨意就发下了。李氏是小心谨慎之人，于公于私自己似乎都没有再另编一部韵书的必要。他尽量地在御定编撰的韵书中，展现自己的学术主张，但又不能更改康熙保留传统以示正统的圣意。因此，形式上保留传统而暗地展现时音，就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李光地认为元明韵书有合二为一的，但还是“音虽从时，部伍仍旧”为好，兼顾了各方面的要求。

　　（四）关于《阐微》反切的编排体例。“今应否兼存古人反切，其后则以合声正之，其有音无字不可合者，则借傍近之声代之。”李氏主张先列《广韵》《集韵》即古人之韵，然后列新创的合声反切。同时，提倡要固定用韵，缩小反切用字的范围，不应似“古人杂用诸韵”。

　　（五）《阐微》四呼格局与传统韵书的融合。“等韵书分列四等者，以声有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呼，凡同此四呼之中者其音皆可通用，此三代秦汉之古音也。……今似应存而不废，以见一韵之中读法不同而皆相叶，则古音亦因可想而得矣。是否相合。乞圣裁。”按介音分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四呼，是近代韵图合并中古两呼四等而作的韵母分类，最能体现近代音系的韵母特点。李光地极力主张使用四呼格局，但又怕康熙不同意，就尽量变通，说四呼是古已有之，今当“存而不废”。李光地坚持用四呼的方法来分列韵母，是对传统韵书很大的改革。康熙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同意。后来《阐微》的做法还是新旧兼顾的，先按旧韵书体例分韵（含等呼）列字，然后再在降格按语中说明“以上多少字属于某呼”以体现时音的四呼。

　　（六）精简字样的原则。“韵书所收字样必须烦简得中，以便学者考究。……臣下中有博涉经史，兼晓六书本末者，公同采摭，使之备而不冗，约而不漏……。”韵书的收字应“备而不冗，约而不漏”，是为了方便使用。这是从实际运用的角度来考虑的。《阐微》最终收17366个字头，相较于《广韵》26194字以及《集韵》53525字，减少了很多。

　　以上几点涉及韵书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包括韵部、韵部内部声母、合声反切和传统反切的排列顺序等问题，还包括合声反切的具体实施方案以及选择收录汉字的范围。最重要的是提出了“音虽从时，部伍仍旧”的音系展现方式，这就定了《阐微》韵书框架与时音内容兼顾的基调，从编撰宗旨上确定了《阐微》是古今两种音系并存的面貌。这些重要决策是与李光地的意见分不开的。

四、小 结

前贤对李光地的关注，多在其为官政绩和理学研究上，而忽视了他在音韵学方面的造诣。他的主要音韵学著作有：《等韵便览》《榕村韵书》《韵笺》（今不传，《榕村集》 卷十一收 《韵笺序》）。《等韵便览》是介绍等韵学的入门之书。《榕村韵书》是承平水韵系统的应用性韵书，陈寿祺《安溪李文贞公全书总序》中有载李光地作“韵书五卷”，查阅资料后发现，这里的“韵书五卷”指的应是《榕村韵书》。至于《韵笺》，罗常培认为，《韵笺序》中所述体例与今存《榕村韵书》相同。且《榕村韵书略例》提到其成书主旨在改良等韵以趋时谐俗，与今存《榕村韵书》所呈现出来的实际内容大相径庭。因此，今存《榕村韵书》实为《韵笺》，而《榕村韵书略例》所提《榕村韵书》应为另一部书，此书或亡佚或未成书。李新魁、麦耘也同意这一观点。

　　通过这些著作和我们查阅的文献来看，李光地在音韵学上是确有功力的。他从顾炎武学习，在古韵分部上有自己的实践与心得，多处评上古、中古用韵的得失。他对于历史音变、方音差异都有一定的涉猎并有自己的看法。对于等韵的了解也是有一定的深度，由此而拓展，对语音构成原理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他能够辨析韵母中主元音、介音、韵尾之间的差别与关系，从满文字母中得到启发，提出用“阿a、厄e、衣i、窝o、乌u”五个主元音来统领韵母系统，以利改进拼切方法。他对近代音变中零声母扩大化、浊音清化、四呼分立、[-m]韵尾消变、入声消失、平分阴阳等重大音变规律都有观察、描写和解释，有不少精到的论述。

　　因此，就《阐微》的编撰来说，康熙是发起者和初步构想者，王兰生是实际编撰者，而李光地是体例、框架、编撰规则乃至操作细则的具体设计与审定者。李光地是王兰生的音韵学老师，且不说王兰生的音韵学知识是他教授的，就《阐微》成书中的框架、凡例、按语、反切改良细则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无一不在李光地早前的论述中讨论过、涉及过，《阐微》显示出新见和成绩的那些部分，无不是他深思熟虑、权衡斟酌的结果。李光地的闽语方言基础、扎实的音韵学知识积累、敏锐的观察力和清晰的归纳能力、敢于探索创新的勇气、善于处理复杂难题的变通能力，都是《阐微》这样一部传统框架含时音系统的复杂韵书编撰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因为他的努力，才能够使康熙的编撰宗旨变成可操作的整体原则与具体细则，让学生王兰生可以依照实施而取得成功。

　　注释：

　　[1]（民国）赵尔巽撰:《清史稿》列传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50页。

　　[2]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84页。

　　[3]罗常培：《王兰生与〈音韵阐微〉》，《学术季刊》1943年1期；又载《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75～404页。

　　[4]张民权：《清代前期古音学研究》上，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第68页。

　　[5]张民权：《李光地与〈音学五书〉》，《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

　　[6]（清）王兰生《交河集》卷一，道光十六年刻本。

　　[7]罗常培：《王兰生与〈音韵阐微〉》，《学术季刊》1943年1期；又载《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75～404页。

　　[8]《榕村韵书畧例》，（清）李光地：《榕村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4册。

　　[9][10][11][13][14][15]（清）李光地：《覆发阅王兰生所纂韵书札子》，《榕村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4册。

　　[12]《翻切法》，（清）李光地：《榕村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4册。

　　[16]罗常培：《〈榕村韵书〉正名》，《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35～539页。

　　[17]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2～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