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惠茹

　　（闽南师范大学 闽南文化研究中心，福建 漳州 363000）

　　戴氏是明清时期长泰县的望族，明代有“戴氏簪笏之盛，为武安第一”之赞誉。武安即长泰县古称。事实上，明代戴氏科举、仕宦之盛不仅长泰县无一家族可相媲美，还可以说闻名全省，甚至对明代政治也有一定影响。可惜的是，目前尚未对戴氏家族系统梳理的成果，故本文尝试探讨其家族的科举与仕宦。

一、明代以前长泰戴氏家族概况

长泰县戴氏家族的历史详载于其族谱。据相关史料记载，明代戴氏至少有两次修谱：一次是明初戴同吉主持修撰，“仅自高祖而下，至其子笃，凡六世”，杨荣曾为其作序。该族谱今无存。一次是崇祯十六年戴实华修。可惜该谱今亦未见，具体内容不详。1996年，长泰戴氏再次修《长泰戴氏族谱》（以下简称“新谱”），较详细地记载了戴氏的起源与流布。

　　据新谱记载，戴氏原籍山东青州府诸城县，南北朝时有戴惇官拜武威将军、豫州刺史、刑部尚书，遂落籍河南；其子伯岳隋朝时为润州太守，伯岳子元理袭父职，于唐高宗总章二年（669）随玉钤卫将军陈政戍闽贼，漳州创建，遂因家寓居，故长泰戴氏以伯岳为始祖。后几经迁徙，至第十七世法台公明宪约于北宋庆历至宣和间入赘长泰彰化里。然而明初戴同吉修族谱时就说，只知“戴氏望出谯国，其后有居闽之武安者，莫究厥始”了，而且“荐更兵燹、薄蚀残缺之余，远者漫弗可稽”，因而只录其高祖以下至其子六世，杨荣认同其做法，称“戴氏斯谱于其不可知者，宁阙而不录，不敢妄自援引”，而“不敢援贵显，强不知以厚诬其祖也，其用心亦至矣哉”。相比之下，新修族谱虽然记载了南北朝以降戴氏的完整世系，仕宦者还有较详细的生卒年月、出身、婚配、主要任官经历等。然而对照方志，新族谱所载戴氏宋代的进士、官员多查无其人，或者有其人然实际活动年代与族谱所载生卒时间相去甚远，因此不排除新谱记载有附会或不确之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新谱所载宋元之际戴氏兄弟的迁徙情况大致可信。

　　据新谱记载，大约南宋末年或元初，戴智方长子世臣（1243～1339，新作第二十二世）居彰化里，次子宰臣（1273～1332）则分居钦化里；世臣三子又分居于彰化里的不同村落，真泰居下寮，真荣居古仓，真华居戴墘。这与杨荣所作族谱序中提到的戴同吉曾祖戴显（按新谱的世系，戴显应当即世臣孙戴荣成）约于元中叶“由戴巷徒古仓”的记载相一致，而在此之前戴氏已是“族属蕃盛，所居之巷邑人以姓目之”。由此可以推定，南宋末年或元初，戴氏人口规模已相当大，可谓当地大族。不过，戴氏科举之兴盛与发达，则要等到明代以后。

二、明清戴氏家族的科举成就

明代戴氏家族的首位科举中式者为戴世臣的五世孙、古仓房（今古农村古仓社）的戴同吉。他于永乐元年（1403）由福建乡试中式，次年联捷成进士。万历二十八年（1600），古仓戴氏分支在过了近200年才又出了一名举人，即戴同吉六世孙戴榜，之后其胞弟戴相于万历四十年（1612）考中举人，天启二年（1622）成进士。其家族科举中式情况如下：

　　戴同吉，永乐元年举人、二年进士（新谱作第二十七世）；

　　戴榜，同吉六世孙，万历二十八年举人；戴相，榜胞弟，万历四十年举人、天启二年进士（第三十三世）。

　　相比之下，由戴墘迁至侍郎坂（旧名儒棠坂，今古农村侍郎坂社）的戴氏分支的科举成就要辉煌得多。侍郎坂戴氏的首位中式者戴昀，为戴世臣六世孙，较戴同吉低了一个辈份，于成化十年（1474）考中举人。其家族科举中式具体如下：

　　戴昀，成化十年举人（第二十八世）；

　　戴时宗，昀子，正德八年举人、九年进士（第二十九世）；

　　戴廷朴，昀曾孙，万历十六年举人；戴廷采，时宗孙，万历二十二年举人（第三十一世）；

　　戴燿，昀玄孙，隆庆元年举人、二年进士；戴燝，时宗曾孙，万历十年举人、十四年进士；戴熺，爝弟、昀玄孙，万历二十五年举人、三十五年进士；戴爝，昀玄孙孙，万历三十四年举人；戴烨，时宗曾孙，万历三十七年举人、四十七年进士；戴绅，廷朴子，天启七年举人、崇祯元年进士（第三十二世）；

　　戴壎，燿子，万历四十年举人、四十四年进士；戴玑，昀五世孙，崇祯三年举人、清顺治六年进士；戴实华，昀五世孙，崇祯十二年举人；戴绍琦，绅子，清顺治十七年举人（第三十三世）；

　　戴铼，贞元六世孙，康熙三十二年举人（第三十四世）；

　　戴大集，熺曾孙，康熙二十三年举人、三十二年进士；戴大用，时宗六世孙，康熙四十四年举人；戴潢，玑孙，雍正元年恩科举人（第三十五世）；

　　戴文标，贞元八世孙，乾隆三十五年恩科举人（第三十六世）。

　　另新谱记载，第三十三世（元辈）戴作材为清顺治三年丙戌科举人，第三十四世（亨辈）戴游龙为康熙十九年举人、戴爱庐为乡进士，然诸志举人名录皆查无此三人，当为新谱误载，故不计入。此外，新谱还记载戴氏有大量的贡生、生员，因人数太多，且无法一一确认，故不作统计。

　　综上，明清时期长泰县戴氏先后有九代人考取举人或进士，前后持续了370多年，共培育出11名进士、11名举人，其科举之发达令人叹为观止。仅明代而言，长泰县全部的37名进士中，戴姓就占了9人，另有6名举人（不包括入清后考中进士的戴玑），且皆为戴世臣裔孙。清代戴世臣裔孙中，虽然也出了5名举人，但进士仅2人，且乾隆三十五年（1770）以后再无人中式，远远不及明代的盛况。

　　值得一提的是，戴昀及其在明代的直系后裔先后有五代人中式，产生了7名进士及6名举人（戴玑入清后才考中进士，故计为明代举人）。按“以首位考取举人功名者为起点的直系五代亲属及其同父兄弟中，至少出现举人、进士各一名或三名举人的家族”作为科举家族的标准，则戴昀家族的举人、进士规模居明代全省科举家族第六位，为漳州府首位，仅次于莆田林洪家族、黄寿生家族、方良永家族，以及闽县林元美家族、建安杨荣家族，这对明代科举居全省中等水平的漳州府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三、明清戴氏家族的仕宦概况及其影响

以上罗列的明清戴氏的11名举人及11名进士中，戴廷朴、戴廷采、戴爝、戴大集、戴潢未仕而卒，戴绅归奉老母，戴实华“绝外中二十余年，不仕”，戴榜、戴大用、戴文标未有仕宦记载。综之，明清戴氏家族的举人、进士中确定未仕者达7人，未有仕宦记载者3人，这三人极可能也未曾入仕。也就是说，曾踏入仕途的戴氏举人、进士很可能只有12人，仅为全部举人、进士数的一半多一些。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寿命太短，未仕而亡；一是明清换代，时代动荡，不愿为宦。不过，除了举人、进士外，戴氏家族事实上还有不少为宦者，以下将新谱所载戴昀直系后裔非举人、进士为官者摘录如下：

　　第二十九世：戴增宗以贡生任知县，迁滨州府通判；励宗以贡生任知县，卒于官；

　　第三十世：戴泱以贡生为训导；戴泽为县丞；戴钟纳授漳州卫指挥佥事，带俸管事；戴淳，知县，清廉得民，有去思碑；

　　第三十一世：戴朝士，以贡元任叙州府经历；戴庭杰，隆庆时任湖北襄阳府经历；戴庭槐，以恩贡授知县；戴庭以贡生任乐清训导；

　　第三十三世：戴其升，任汶川令；戴堿（新谱误作“戴城”），以父戴燝在蜀川功恩荫授，授詹事府录事，长户部广西清吏司员外郎；

　　第三十四世：戴道钟，其父戴塘以祖戴燿功加荫，道钟又袭荫补官，授都察院佥校，加翰林五经博士；戴祥金，其父戴城以祖戴燿宫加荫，早逝，祥金袭荫，始授通政司经历，升户部主事，历员外郎，补广西浔州知府；

　　第三十五世，戴大渊，州同知；戴法，以拔贡任龙溪学博，后有平台功，累官成都府通判；戴澥，以贡生授训导；

　　第三十六世：戴秉魁，雍正四年武举人，官都司佥事；由此可见，明清两代戴氏家族从政者数量并不少。

　　从官阶来看，明清戴氏家族中从三品以上官员仅三人，即戴燿（明代正二品）、戴熺（明代从二品）、戴燝（明代正三品），其余皆低于从三品。显然，明清戴氏家族以中低阶官员、教官为主，高阶官员较少。不过，这三个高阶官员在明代历史上却影响都较大。以下依次述之。

　　戴燿（1453～1628），字德辉，一字凤岐，隆庆元年（1567）福建乡试中式，次年联捷进士。戴燿初授新建知县，擢户部主事，出为江西右参政，升江西按察使，再升云南右布政，转左，改陕西。万历二十二年（1594），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广西；二十六年（1598）四月，以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同年八月，以原官改总督两广军务兼理粮饷，带管盐法巡抚广东地方。此后，他就一直在两广任职。从万历二十二年任广西巡抚至三十六年（1608）被罢为民止，戴燿抚两广地区长达十五年之久，在两广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总督任上前后共十一年，对两广及周边的越南相关事务影响之大可想而知。明代两广地方骚乱不断，抚臣历来有主抚与主剿两种不同的观点，戴燿主张以剿为主。万历二十四年四月，戴燿即向兵部上奏，说“猺浪二贼聚众倡乱，酌议调兵”；二十六年七月，他又向朝廷参奏，将对“猺贼纠党倡乱”的广西副使林廷陛、推官江中南等人戴罪剿贼，指挥朱庆元、巡按御史史提问候事平定夺。戴燿剿乱的强硬态度得到朝廷的认可，遂有当年八月两广总督之任命。很快，万历二十九年（1603）戴燿就因平广西府江徭民叛乱再升为右都御史。三十年（1604）七月，平息广西东兰州韦文灿“劫印逞凶据州”之事，同月庚午再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仍旧总督”；十月又以平黎功增秩，辞不允。三十二年（1606），平湖南、贵州交界“皮林剿苗功”，升俸一级。对于税监为害一方之事，戴燿也很重视。万历三十三年，广东税监李凤横行，与潮州府推官姚会嘉结怨，会嘉求去，戴燿与时为广东巡按御使的邑人林秉汉上奏其事，可惜不报。同年二月，京察，戴燿等部院长官循故例乞罢；三月，吏科河南道给事中以考察拾遗论劾，说其“不职，宜罢”，结果仍供职；六月，论广东锦囊南澳钦州等处擒斩倭奴功，再升为总兵官。其时广西思明州叛乱头目被擒后地方无人管理，戴燿主张降府为州，未允；而其余诸建议皆从之，其中最有意义的提议是“建学较以广风教，谓学较之设乃用夏变夷之意，该府应设教授一员，量设廪生六名，寄附太平府者悉归本学，嗣后续增，其统属、营缮、祭祀、廪饩之用，悉如所议，则斯文可以渐兴，风俗可以渐化”。三十六年二月，因剿禄州夷官韦达礼论功加太子少保；四月，戴燿以三十五年十二月安南翁富等犯钦州而自劾“疆场失守之罪”；五月，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郑振先上神宗十二大罪，有“巡抚失事，祖宗之法亟重，陈用宾抚云南、戴燿抚两广，丧师失地，辅臣以贿赂之，多乡亲之好票，本止于夺俸”，意指戴燿督军丧地，应重惩。此前又有吏科右给事中翁宪祥劾戴燿“积垢多年，弹章盈几，宜亟赐罢斥，不报”，故当年六月戴燿被停职。此后，戴燿戴功立罪，其所谋划多得到朝廷认可，也取得不错成效。然而对他的弹劾不再只是“老迈卑庸不足弹压”，而是直指其守钦州误军失地在先，谎报军功在后，对其弹劾、劝归的人越来越多，势不可挡。此后，戴燿被罢免，再无起用。

　　戴燝（1563～1627），字亨融，万历十年（1582）乡试中式，十四年（1586）成进士。戴燝初授行人，升南御史，巡上江并理漕务，改兖州按察佥事，寻转贵州学政。在学政任上，戴燝与诸生讨论，改其文风，拔名士，登第显列者众，又上疏请增加生员名额。无奈，他不能讨好权贵，改任四川边地松潘参议。到任后，戴燝勤于政事，“躬历诸要害，缮甲兵，修城堡，严斥堠，以恩信结之，夷类欵服”，因而升为按察司副使，移镇成都。结果，时适逢永宁宣抚司奢崇明起乱，围成都城月余，戴燝“食不离城楼中，擐甲枕戈，抚劳士卒，守御不懈，贼解围去”，论功就地升按察使。戴燝长年勤政，四川边陲事多，最终卒于任上，卒后赠奉常，并荫一子入监读书。

　　戴熺（1578～？），字亨晦，万历二十五年（1597）乡试中式第89名，三十五年（1607）殿试三甲第七年。戴熺初授大理寺评事，决狱平允，转户部郎中，出守广东端州。端州为包拯任官之地，戴燝“新其祠宇，辑其奏议若干卷，授之梓曰：吾师也”。他处处以包拯后为师，为民解忧，其秋端议处水灾，“时制府以两粤方多乱叵测，戒无动，熺力请援，乃躬自登城，编木为筏，下令活一人者赉一金，又焚香吁天,向水肃拜，水逡巡退,遂行视被淹室庐,赈匮乏,招流徙,埋浮殍,民皆曰‘孝肃复生耶！’”戴爆廉洁奉公，其以考绩为最迁琼州府兵备兼督学政，捕获航海走私贸易的巨船，价值巨万，他却丝毫不为所动，而是忧虑“朝廷方苦乏饷，何不以此佐之，尽籍其数，上之台，一毫无所取”。在山西时也有惠政，后又任官粤右，“值岁饥民变，熺捐私槖、倡发富人粟赈之”，其时“同官相继罢去，熺独绾四篆，力瘁致疾”，三司慰留，结果卒于任上，粤人为其立祠祭祀。

　　除高阶官员外，戴氏家族的中低阶官员大多能恪守其职，体恤民情，多有惠政。如戴时宗，正德九年（1514）进士，官最高为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却颇有政绩。时宗以敢言闻名，任吏部主事时与群臣谏武宗南巡，“廷杖，罚跪三日”；后升大理少卿，不羽附张璁，晋右佥都御史，“会边警告急，特旨改提督蓟州军务，星驰赴镇，事平，奏革黄花镇镇守内臣。未几，罢归，台臣交荐，起抚郧襄，值旱蝗相继，大发仓庾赈之，全活二十余万人，增筑郧阳镇城，以平竹溪、金川盗功，赐金币，转左佥都御史”，《福建通志》有传。戴时宗最终因其子戴湖“抑夺乡人田产，为怨家所奏，有旨令回籍听勘”，后褫职闲住，但其事功不可没。此外，戴氏家族清代还出了几位武官，也为地方安定与国家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结语

明清以来戴氏家族科举与仕宦十分发达，不仅成为其时漳州府科举发达的标志性符号，还为后人留下了富贵的历史财富。如长泰县武安镇“祖孙执法”牌坊即为戴时宗祖孙而立，“秋水鱼龙”牌坊为包括戴燝在内的多位举人、进士而建；武安镇的陶然园为戴时宗祠堂改建；陈巷镇侍郎坂村现存有明代修建的戴弘亮（号遯菴）的享堂，该墓规制甚大，保存完好，石制神道坊亦基本完好，上书“大明冠带太老遯菴戴公神道”，目前已改造成戴氏宗祠。这些都成为我们认识那段历史的重要实物凭证。

　　注释：

　　[1]（明）张燮著，陈正统主编：《张燮集》第三册《群玉楼集》卷五十五，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53页。另，长泰县唐时称武安场。

　　[2][5]（明）杨荣：《杨文敏集》卷十五《戴氏族谱序》。

　　[3]黄仲琴《明两广总督戴耀传》（《岭南学报》1935第4卷）文末参考书籍之一即戴实华崇祯十六年修的《武安戴氏家谱》。

　　[4][12][13][14][15][16]长泰戴氏族谱编委会：《长泰戴氏族谱》第一册，1996年，第213～221页，第230～231页，第241页，第243页，第234页，第226～244页。

　　[6]长泰戴氏族谱编委会：《长泰戴氏族谱》第一册，1996年，第222页。

　　[7]（明）杨荣：《戴氏族谱》，《杨文敏集》卷十五。该序中并未指明戴显迁徙至古仓的时间，不过戴显为戴同吉曾祖，同吉为永乐二年（1404）进士，假设其年方20即考中进士，以一代为20年计，则戴显1344年约20岁，此时正值元中叶。

　　[8]据乾隆《长泰县志》卷8载：“戴榜，彰信里人，同吉五世孙，由选贡顺天中式”，然据《长泰戴氏族谱》（1996年）“古仓社真荣公后裔之世系”载，戴相、戴榜为戴同吉六世孙（第264～265）。

　　[9]长泰戴氏族谱编委会：《长泰戴氏族谱》第一册，1996年，第234～237页。

　　[10]参见蔡惠茹：《明代福建科举家族的规模、代数构成及空间分布》，《中国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11]此为笔者逐一考证、统计明代全省各科举家族举人、进士数量后得出的结果。

　　[17]光绪《漳州府志》卷29《人物二·戴燿》，第1287页。

　　[18]《明神宗实录》卷278“万历二十二年十月辛亥”条。

　　[19]《明神宗实录》卷321“万历二十六年四月庚申”条。

　　[20]《明神宗实录》卷325“万历二十六年八月丙辰”条。

　　[21]《明神宗实录》卷296“万历二十四年四月辛丑”条。

　　[22]《明神宗实录》卷324“万历二十六年七月丙午”条。

　　[23]《明神宗实录》卷358“万历二十九年四月庚午”条。

　　[24]《明神宗实录》卷374万历三十年七月 甲寅、庚午条。

　　[25]《明神宗实录》卷377“万历三十年十月甲申”条。

　　[26]《明神宗实录》卷397“万历三十二年六月庚辰”条。

　　[27]《明神宗实录》卷405“万历三十三年正月壬辰”条。

　　[28]《明神宗实录》卷407“万历三十三年三月辛巳”条。

　　[29]《明神宗实录》卷411“万历三十三年六月戊申”条。

　　[30]《明神宗实录》卷415“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壬申”条。

　　[31]《明神宗实录》卷443“万历三十六年二月己巳”条。

　　[32]《明神宗实录》卷445“万历三十六年四月”甲寅条。

　　[33]《明神宗实录》卷446“万历三十六年五月丙戌”条。

　　[34]《明神宗实录》卷447万历三十六年六月癸未条、甲子条。

　　[35]《明神宗实录》卷417“万历三十四年正月癸巳”条。

　　[36]刘涛：《明代东南文坛名家戴燝年谱》，《闽台文化研究》2018年第1期。

　　[37]光绪《漳州府志》卷29《人物二·戴燝》，第1288页。

　　[38]据姜亚莎主编：《中国科举录汇编》之《万历三十五年进士登科录》第244页。戴燝中进士时“年三十”，故其当生于1578年，卒年不详。

　　[39]光绪《漳州府志》卷29《人物二·戴燝》，第1288～1289页。

　　[40]乾隆《福建通志》卷46《人物·戴时宗》。

　　[41]《明世宗实录》卷295“嘉靖二十四年闰正月甲申”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