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蕊

　　内容摘要：文史关系一直都是传统史学理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史学自古而来便带有文史不分的传统，崇尚“良史莫不共文”，随着史学自身的成熟，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也不断的在变化。史学与文学之间“不尽同而相通”，史学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文学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补充了史学，文史之间的统一性，使得人们既可‘以文读史也可‘以史读文，但这两者作为不同的文化形态，其中又蕴含着差异性。因此重视并准确的把握文史关系对历史研究亦或是文学研究都是有利的。

　　关键词：文史融合 文史不分家 文学派史学

　　史学与文学之间“不尽同而相通”，史学为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文学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补充了史学，文史之间的统一性，使得人们既可‘以文读史也可‘以史读文，但这两者作为不同的文化形态，其中又蕴含着差异性。因此重视并准确的把握文史关系对历史研究亦或是文学研究都是有利的。

　　一.文史关系嬗变

　　有关史学与文学的关系，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常有争议，总的来论，史学虽在一段时间内是由绝对客观性与科学性占发展主流，但文学始终在史学发展中扮演着时显时隐的角色，文学特征在史学的发展中也一直如影随形。而有关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变化，则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再合的过程。在漫长的文史分化历程中，史学与文学因处理历史实在的不同方式，以及史学强化自身学科科学性等需要而被分割开来，直到20世纪中叶，文学与史学才再度趋向大融合。

　　库斯马高亨曾说：“最初没有文学与历史的区分，只有故事和关于过去传说的神话叙事”，由于文学与史学都发端于同一土壤，故而传统史学基本都带有文史不分或者说是文史结合的特点。无论东方亦或是西方的文学作品，都带有了一定的史学色彩，反之亦然。如《论语》中的“文胜质则史”即文饰胜过质朴就会显得虚浮，其中“史”译为虚浮不实，也可指词藻过于华丽，将史笔作成了华美词章的代名词；《诗经》以独特的文学形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部分历史现实，且又能与其他形式的历史记录互为印证，具有独特的史学价值。梁启超便是将《诗经》认作“中国最初之史”，另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此话也深刻揭示了《诗经》与史学的密切关系；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以特洛伊战争等历史事实为依据，结合神话传说，反映了当时希腊社会及希腊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也具有史书的价值。传统史学时期，人们普遍将文与史合并去进行讨论研究，可以说史学在微末时期与文学是同体共生的。

　　“文史不分”的传统一直伴随着史学的成长，李剑鸣先生言：“文史不分最初并不是史家的自觉选择，而是史学发轫期的自然特征，到了18、19世纪，才出现了一些有意追求文学性的史家”，“文学派”史学便是之一。文学派史学出现于19世纪的英国，代表人物有爱德华、麦考莱、卡莱尔等人，文学派史学可以让更多人去认识历史了解历史，吉本在其自传中写到：“历史书是读者最广泛的一种著作，因为它可以适应吸收能力最强的人，也可以适应吸收能力最弱的人。”这与当今史学适应范围现状有着显著的区别。当然，文学派史学也因此得到对应的弊端，即历史的真实性程度占比。许多文学派史学作品，更注重的不是史而是文，对史料运用缺乏严谨态度，注重用生动叙事和华丽文辞去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描述，易出现以辞害意的影响，另外文学派史学也更易受到当时所处时代的宗教、政治等外部影响。这里以马考莱的《英国史》为例，马考莱称历史学乃是哲学和诗意的综合，“历史，在它的圆满理想的境界，至少是一种诗与哲学的合成品”，其将个性与个人情感穿插于叙述中，力图以丰富的想象力将读者带入历史中。这种写作方法在效果上无疑是成功的，将《英国史》“写得胜过少妇们梳妆台上的时髦小说”，但马考莱所带有的疏于考订，缺乏历史批判等文学派史学通病，使得其著作又在史学真实性上有所缺失。另外马考莱认为写史不在于对过去的事情作论断，而在于拿过去的事实支持现在的主张，显然是受到了当时时代的政治影响，其带着个人的政党偏见和成见撰写历史，他关心的不是历史真相而是艺术和社会影响，如在描述贫民生活时，马考莱任意选择有利史料以偏概全以美化现实，在工厂雇佣童工问题上认为十七世纪那种雇佣童工的做法，在当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现在被禁止了，这显然与现在的认知与事实相悖。

　　若论19世纪，我们还应关注到随着自然科学精神而诞生的客观主义史学。其强调对原始材料的运用，严格文史界限，要求排除史学家的主观可能性，从而做到客观公正的如实直书。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过分的讲究宏大叙事，迷信纯客观叙述，将文学与史学分割的越来越远，限制了史学的发展。至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出现，文史结合、回归叙事的趋向才日益发展，但又出現了新的弊端。

　　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将史学又重新打入了文学阵营，认为史学与文学更接近而非科学。在文史关系的问题上，后现代主义史学与文学派史学的观点是不同的，文学派主张文史联合，侧重史实的可读性与叙事性；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史学家对史料的取舍，对史实的描述都带有了史学家个人情感，否认史学的客观性，认为史学与文学一样都是想象与创作的产物，甚至还有学者认为历史是一种诗性的比喻。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在史学与文学的差异问题上，认为史学家在描述历史时，需要时刻提醒自己那些过去的事情是确实存在的，并且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在对历史进行描述时，会出现“创造性时刻”，但这种创造性绝不能滑进未知的领域，这就是历史写作与文学写作的区别之一。有关 “文史不分家”的说法，史景迁指出如将“文”理解为文学，便是指一种判断或是对待文字的方式；若将其理解为小说，则是指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就要撇清与真实的关系。后现代主义者便是以个别史学中存在的文学性等同于小说，来对史学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进行抨击的。

　　新文化史的出现使得史学研究有了新发展，呈现出开放性与跨学科性的特征。这一史观认同文学对现实的再现方式，在许多层面也逐渐与文学有更多的一致性，不再纠结文学与史学的虚构与真实问题，反而认为这两者是在不断的在交织与协作中，共同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再现。有关史学与文学的关系，中国现当代史家也进行过探讨研究，这里择选几家代表为例。梁启超先生是较早关注文史关系的学者之一，他强调我们应注意文学作品所蕴含的史学价值，认为不仅是六经可为史料，文赋、笔记、小说都可为史料，因为“做小说者无论驰其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也就是说即使是进行小说的创作，也会在描述中涉及到作者所生活的环境与时代；钱穆先生更重视文学修养对史学之作用，“诸位要学历史，首先宜注重文学”；顾颉刚则重视对文学作品的科学分析，比如旧小说中就包含了可靠的社会史料；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出发点，对文史关系做了深入的论述，强调了文史之间所存在的贯通性，认为其既相通又有严格的区分；郭沫若多结合自己的历史剧创作来探讨文史关系，认为历史研究既要有抽象思维也要有形象思维，既要尊重史学，以此为基础对历史进行艺术化加工，又要重视文学的独立性与艺术性；翦伯赞先生认为文学作品中有着较之史部诸史更为丰富真实的史料，因文学作品的主观意识没有保存史料这一功利性目的的存在而有独特的真实性；范文澜先生则论述了文字语言对传播历史知识的重要性。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文史关系的论述，主要集中于文学作品可以弥补史料，史学可以借助于文学性创作等方面。

　　近兩年，文学界出现一种现象，即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历史化是指将文学类文本如小说、诗歌、戏剧放置在特定历史时期某一领域中，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工作，即将其历史语境化，这很符合文史不分家的传统；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反对，反对原因有二，一是认为这种现象是社会历史批评的回归，二是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对文学性的背叛。但不可否认的是，文学历史化已经成为当前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趋势之一。

　　二.文史分家与文史不分家

　　钱钟书先生曾说：“史家追叙真人真事……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是指史家研究对象与文学的研究对象其实是具有相通性的。文史互证，只是两者相通的表层特征，文史相通的深层契合点应是文学和历史两者都是人类进行自我认识的方式，所以历史才会具有文学性，文学也才能对历史进行表达。学者龙应台指出文学能让人看清“白杨树的倒影”，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文学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还有白杨树的倒影存在；史学则能使人明了自己所处的位置，他认为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预测未来。我们常言一个不知道自己来路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出路的民族，这就必然要求我们找准历史的方位，而要找准历史的方位，我们就得回头去认识过去。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也很难进行完全的复原，但不论多难，对于过去的路都要有所认识，至少有一个追求。

　　历史研究以客观存在为基础，虽然在研究某些暂时缺乏史料的问题时，也会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存在，但这种推测不是虚构，也不是幻想，而是有一定史实为基础的有理推测，如果不是有理的推测，那么就不再是历史研究，而是历史小说。文学创作在某一程度上也是真实反映了社会的历史面貌，虽然文学必不可少地会存在夸张的手法，但这种夸张大部分也来源于生活，而不是凭空捏造。当然，文学与史学肯定是不同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侧重点不同，文学真实中充满着作者的个人感情，对一首古诗进行鉴赏就能分析诗人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可见古诗中蕴含有诗人个人的浓厚情感。而史学创作，虽也不可避免会存在个人的看法，但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历史工作者，会不断地提醒自己注意史学的客观性，努力减少或去除这种个人情感，这就反映了文学创作与史学创作的差异性。“文史分家”是学术发展专门化系统化的必然现象，史学与文学有着各自的专业规范和治学路径，因此对待文与史的关系，史学研究者须自觉培养“文史分家”的意识，自觉的去审视文学作品、史学作品中真实与虚幻的存在，正如“尽信书不如无书”，正如米切尔所言：“我们读自传就和读小说一样，都是在想象中进入他人的生活，从而探索世界和我们自己。我们轻易相信自转的真实性的幻象，这是自传有别于小说之处……”，对史籍、传记等史料中的文学性成分保持警惕，提高历史研究者个人的甄别能力有利于史学的科学性发展。

　　文史之间虽说细论之仍具有严格的学科界限，文学创作源于生活，但仍以虚构想象为出发点，注重个性，多采用想象、夸张等手法抒发个人强烈情感；而史学研究则以实际为本，最大限度的摒弃个人情感，去接近、还原历史事实，其中所采用的解释、描写、引申都须根据经过严格证实的史料，以确保所研究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准确性。但这些界限并不妨碍学科之间的交融汇通。“文史分家”并不意味分割，不意味着去排斥其他学科。文史的分家是建立在“文史不分家”的基础之上的，文学与史学在融合中相互借鉴，在再现现实和历史实在方面具有根本的统一性。文学与史学有着复杂的交叉情况，史学与文学“不尽同而可相通”，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包含着可以印证史实的历史资料，对文学作品中的资料进行挑选验证，并以此来补充史料，也是治史的一条路径，如陈寅恪的“以诗证史”；又如《诗经》可以促进西周至春秋的历史研究。文学有独特的历史认识和反映能力，恩格斯曾说他从《人间喜剧》中所学到的东西甚至比从历史学家那里学到的更多，这侧面说明了文学对史学研究所起的作用不应轻视，因此史学家不能完全游离于文学之外，在历史研究中应当重视运用文学性史料，培养良好的文学修养，这些都是有助于提升史家个人的史学修养和史学作品质量的。

　　文史不分家的治史传统则提醒我们要坚持史学自身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去吸纳、融通文学的优点，将有益于史学的发展。有关史学对文学的借鉴，首先是方法借用，即在史学叙事上参考文学语言之艺术，准确把握一词一句，对词句进行最为合适的布局；其二是情感借用，即运用文学形象思维之艺术，确保史学作品真实性的前提下，提高可读性；其三是人文关怀共同主题下不同视角的借用，此可以心理史学为参考。历史文学就是文史不分家的典型代表，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精神文明的建设、文学艺术的盛开，历史文学的创作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平台，大量的历史小说、历史电视被创作出来，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也使得更多的人了解祖国的历史。但这其中也有不足之处需要历史学家们去补充去完善，因为进行历史创作的部分人并没有丰富的史学基础，对历史一知半解，有时就利用碎片的历史存在进行随意的历史加工，这种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出现，使得对历史不了解的人误以为这就是真实的历史。这不能指责人民群众的知识面，因为大多数严谨的史学作品、历史著作的受众面都是小于文学作品的，而将历史蕴含在文学中进行宣传，则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背后的内涵，实为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的便利渠道。这就需要历史学家们利用自身的史学素质完善历史创作市场，积极参与历史文学创作，对此历史学家们应当正确对待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不可片面的否认历史文学的创作意义与价值。

　　文学与史学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程度的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正如汉斯所言：“文学与历史学曾经同样是“文坛”的组成部分……文学作为一种手法，也融入了历史学当中，成为历史学的一种手法。”借鉴文学研究工具与方法去进行历史治学，拓宽史学研究的治学路径、扩大史学观察世界的视角，在“文史分家”中推动“文史不分家”，促进历史学与文学共同科学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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